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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九三阅兵”受阅老兵滕周权，虽然已白发苍苍，但眼不花、耳不聋。说起抗战，老人话语间满是精气神。他自豪地说：“我是远征军的坦克兵。”
滕周权的家在张家界慈利县江垭镇三双村。当年，滕周权从这里走出去，因为这个世界太不安宁——日寇的侵略使这个山沟无法放下一张书桌；他回到这里，因为日寇投降了，一切回归安宁。
宪兵团不能上前线，他想逃跑
1940年，15岁的滕周权在慈利中学读书。这一年，澧水河边的放马洲迫降了1架中国飞机，3架日本战机开始盘旋轰炸。在湖南慈利县中学念书的滕周权跟着老师躲进了羊角山。这让他深刻地感受到，要抗日报国，就要上战场。
恰好宪兵部队来慈利招兵，他便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就这样，滕周权和10多个慈利兵一起来到四川万县。
在万县，滕周权等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每天上午学主科，包括侦察学要领等内容；下午学副科，也就是队列、下操之类的训练。毕业后，滕周权被分配到宪兵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任务就是在涪宁出勤务。这个时期，他又学了一些特务知识，也就是帮会那一套，青帮、红帮的都学了些，因为破案时要用到这些知识。
滕周权当兵的目的是抗日救国，而宪兵只是维护军纪，并不出去作战，眼看日军越来越疯狂，滕周权也越来越无法在宪兵队安下心来。可他又担心自己一旦逃跑，是不是会像那些逃跑的战友一样被抓回来，接着被枪毙？尽管逃跑危险，但他还是不想当宪兵，一心想跑掉。
真是天遂人愿！1942年，他在街上看到一张布告，上面说是招一批学生兵，出国学机械、开坦克。他兴奋极了，毅然报名参加，成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一员。
来到印度兰姆迦，当上坦克兵
滕周权与其他20多个学生兵一起坐飞机到昆明，之后转机到孟加拉湾，再坐火车到中国远征军印度战车培训基地兰姆迦参加炮兵训练。
“我们这些学生军在印度受训，学习无线电技术、驾驶装甲车、射击等技术，教官是美国的。那时，我们都知道，前线急需用人，我们要赶紧学好本领上战场！”滕周权回忆说。
“1942年到1944年，我在驻印军战车六营一连，是坦克射击手。每台车上有4个人，其中1个车长、1个射击手、1个驾驶员、1个无线电通讯员，每个人都要熟悉射击、驾驶、通讯等技术。”滕周权还告诉笔者，他开的坦克的引擎与飞机是一样的，操作都很复杂。“我是开轻型坦克的，操纵杆这样弄。”滕周权摇晃着身子，用手比划，关于开坦克的每个细节他都记得十分清楚。
滕周权说，当时滇缅反法西斯战场有英美联军。在那段时间，滕周权学会了“good morning（早上好）”“good afternoon（下午好）”“we are good friends（我们是好朋友）”等简单英语，如今这些英文滕周权还能脱口而出。回忆起抗战的经历，滕周权一口气说了近两个小时，耳聪目明的他能清楚说出战友名字、抗战地点，能把与英军、美军说“we are good friends”的场景说得活灵活现。
训练期间，滕周权发现了两个奇怪现象：第一，印度人穿衣服全部没有衣领和袖子。后来他才知道，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没有自己的领袖。他和战友们深深体会到了亡国的悲哀，为此他们自创了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词就是“不赶走野心狼，印度做榜样”。第二，“英国佬、美国佬怕死，把炮弹拉到离前线还有1公里的地方就掉头回去了。”滕周权至今还抱怨英、美军人作战配合不给力。
中国战车部队扬威缅北
滕周权这批学生军在印度学习坦克业务6个月毕业后，正赶上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开始。滕周权被分到了中国驻印军战车第六营第一连。
1944年初，缅北反攻战役正式拉开序幕。原来，1943年10月，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中国驻印军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中国昆明-印度利多）和敷设输油管。中国驻印军计划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连通滇缅公路。
不过，中国驻印军战车部队投入反攻的并不是滕周权他们，而是驻印坦克第一营。3月3日，这个营在胡康河谷穿越原始森林，迂回敌后，于3月8日直扑瓦鲁班，一举攻入日军精锐的十八师团的司令部，摧毁其指挥机构，使大部队得以迅速进入胡康河谷（缅语为“魔鬼居住的地方”，汉语惯称“野人山”），扭转了当年缅北战场战局。
同年夏，新成立的战车团又配合中国远征军发起孟拱河谷战役。这次战事，是中国远征军发动的胡康河谷作战之继续，其目标就是进攻以加迈为核心的日军第十八师团阵地。这一次战役，滕周权所在的战车营参加了。这次战事比胡康河谷战事更加激烈。日军明白自己的坦克不如中国战车部队所装备的美国谢尔曼坦克，便出“奇招”与中国战车部队相抗。其主要手段包括：身缠手榴弹用“肉弹勇士”炸中国坦克的发动机，用山炮抵近速射反击，等等。同时，日军将他们的95式轻型坦克放在两道厚土工事墙之间横向移动用于打击中国战车。这种95式坦克的火炮虽然口径小，但炮管长，初速高，有一定的穿甲能力，确实给中国战车部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并不能抵挡中国战车部队前进的势头。
6月16日，中国远征军攻破加迈。6月25日，中国远征军彻底扫清孟拱河谷。日军紧急调集原计划增援密支那的五十三师团“安”部队，救援垂危的第十八师团，才勉强将师团长田中新一救了出来，但1.2万多人的参战部队，只剩了不到1700余人。孟拱河谷的战斗，不但在正面打开了日军的防线，而且有力地配合了郑洞国将军指挥的迂回部队。8月3日，郑洞国部攻克日军在缅北的防御中心——缅北重镇密支那。
此后，中国军队一路挥师东进，势如破竹。10月，远征军再次发动总攻，目标指向回国的大门——八莫。在前行到八莫门户贵街的时候，中日战车部队再次发生战斗。不过，这次参战的日军战车部队，却不是主动求战，而是夺路逃走，因为日军的94式“袖珍坦克”，根本不是中国军队装备的谢尔曼坦克的对手。结果，日军战车部队损失惨重，勉强突围者进入八莫协助防守。在对阵中，日军坦克竟有被中国军队卡车顶翻而俘获的例子。 中国远征军以李鸿部猛攻八莫，经一个月激战，全歼八莫守军，残存日军战车没有油料，全部成为中国军队的战利品。此后，直到芒友会师，远征军打通回国通道，日军装甲部队再也不敢也再没有足够兵力来与中国远征军战车部队交战了。缅甸的战车会战，是中国装甲部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战，也是一个扬眉吐气的篇章。
仗打到哪里，公墓就修到哪里
孟拱河谷战役大获全胜后，滕周权和战友们一起，又参与了攻打八莫、密支那、腊戌等战斗。那一段岁月，他们将“冲开滇缅交通”“恢复祖国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4句口号铭记于心，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参战，每天都有战友战死在阵地。
抗战史上，10万余中国远征军将士入缅对日作战，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歌，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每一场战斗都是惨烈的。滕周权说：“那时，死了多少人没法数，每次上战场大家都已抱着必死的决心，都会留下遗书。如果第二天要在这里打仗，先修好公墓。因为每次战役后，都会有很多战友牺牲。”
他说：“我不怕死，上战场就不能怕死，越怕死死得越快！每次上战场，我都把生死全忘了。作为军人，打仗就要打出个名堂来！即便死了，也死得光荣，是为了国家！”“每天都有战友战死在阵地上，我们一路打，坟墓就一路堆起来，从野人山、八莫、密支那、腊戌，到处是埋着战友的墓堆，每个墓堆都埋了很多人，上面竖着一块牌子，写上牺牲士兵的名字。”
滕周权至今都会唱那首《战车兵之歌》。他说，中国驻印军战车第六营的战友们，那时每天早晚都要高唱一曲，唱完以后还要高喊口号：“冲开滇缅交通！”“收复祖国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缅甸腊戌，子弹击中了肚子
历史的硝烟中，孟拱河谷、密支那、八莫等战役惨烈的程度令人唏嘘。他与战友们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刻进了民族的记忆。
滕周权告诉笔者：“我当年到缅甸才17岁，战友们都叫我小鬼，我不服气，心理暗暗发誓一定要多打几个鬼子给大家看看。当时，我一心想着为家乡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的父老乡亲报仇，每次上战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但每次都没死，幸运地回来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作战发生在腊戌战场。1945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方侦察机发现了日军装甲车，上级让我们出击。我知道，这一仗非常凶险，上战场前，我心里又紧张又激动，我和战友说：‘我们不怕死，怕死就不要上战场，要加油歼敌，誓死保卫祖国。’”滕周权说。
“我们对好手表上的时间，绑上粗皮带，就上了战车，开往前线。在一片树林中，我们发现了日军战车，我们先向敌方开炮以试探虚实，接着日军装甲车也向我们开炮，我发现他们的装甲车射程不如我们的战车远，我立即瞄准目标向敌人再次开炮，在我们的炮击中，日军最终在装甲车上插白旗投降。”滕周权说。
笔者注意到滕周权在讲述中，好多处提到上车“绑上粗皮带”这个细节，便问他坦克兵与粗皮带的关系。他回答说，是为防止伤亡。坦克兵上战场必须在腰里扎一个很宽的牛皮带。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说是要不是这块防护皮带，在攻打腊戌的时候，他“可能就完蛋了”。那次，下了战场后，他回来后解开牛皮带，腹部的血一下就涌了出来，皮带被打穿了。之后，他被送往后方基地的美国空军医院治疗。滕周权住院治疗期间，美军一直调查滕周权负伤的原因，但始终没找到。直到他出院后自己检查坦克，才发现是日军的炮弹把坦克的油表部位打穿了，一块油表玻璃击穿了他的防护皮带。要不是防护皮带，他可能当时就会牺牲在车里。
在医院里，滕周权和美国女护士来了一次“亲密接触”。他说：“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习惯女护士和女医生，特别是大小便上厕所，我们不习惯女护士来接大小便，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就拿着病床边的痰盂解手。”
滕周权说：“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战役后，中国军队打出了威望。外军打了3个月拿不下来，中国军队调上去，3个星期就拿下来了。印度人看到中国军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还要喊‘顶好’！”说到这里，老人开心地笑了。
带着战友骨灰，踏上回国之路
1945年3月，日军全部撤出缅甸，缅北战事全部结束。
缅北战事结束后，滕周权和战友们获悉国外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想到日军还占据祖国大片国土，人民还处在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便向上级长官请愿，要求回国，支援国内战场，将日军赶出去。
不久，滕周权的心愿实现了——回国为广西前线运送物资。他也是中国战车部队第一批回国的。
回国的路是毛路，战车无法开回来。于是，100个人带着50辆装满战备物资的10轮大卡车，浩浩荡荡行驶在回国的路上。虽然是凯旋之路，可中日两军还在滇缅边境鏖战，因此“炮弹在头上横飞，脚下马路颠簸”。滕周权最要好的战友、四川人罗和穆死在回乡的路上。“我不忍心将他一个人留在他乡，可尸体又带不回，无奈之下，我就把尸体烧了，把骨灰带回家。”滕周权说。后来，他将战友的遗体火化了，写了一封信，将骨灰寄给了罗和穆在四川的妹妹。
车开了两个多月才抵达昆明。他们将车停在飞机场，迎接他们的是震天响的鞭炮，“有个满脸胡须的老人家，把油布掀开一角一看，全是枪炮，真是欢喜得不得了”。
“当时广西还在抗日，我们就把从国外带来的物资，运到广西前线。”滕周权回忆，50辆卡车的货物，他们不间断地运了几个月才运完。
6月开始，他们连续往返于昆明与广西百色之间，日夜抢运武器弹药，支援前线。直到8月，战事才不再那么吃紧。8月16日，滕周权将抢运战备物资的卡车停在贵州一个小镇上去理发。头发理到一半，街上的报童高声喊“号外，号外”，他跑出去买来一份报纸，“一看，唉呀，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有好日子过了”。
战争结束了，滕周权的军旅生涯也画上了句号。几天后，滕周权接到父亲的来信，信里说爷爷因为想念他眼睛都要哭瞎了。他想，日本已经投降，使命也完成了，应该回家看看。于是他请假回家，再没归队。 带着妻儿回到慈利江垭的滕周权，开始了耕田种菜的田园生活。
受阅中，滕周权看到突击车特别激动
虽然后来滕周权的人生有过坎坷，但基本上过得平稳。
近几年，随着“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氛围日渐浓厚，滕周权的抗战事迹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因此，也就有了他的北京受阅之行。
2015年8月中旬，90岁的滕周权接到了赴京受阅的邀请书，他说：“自己做梦都想不到，有生之年能去北京参加阅兵。”
8月20日，滕周权和湖南其他12位抗战老兵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动车。老人说：“从村里到长沙，又来到北京，看到国家现在发展得这么好，国家建设得这么繁荣，我很高兴、很自豪！”
“我没为国家作多大贡献，国家还记得我们，把我们这些抗战老兵看得这么重，我感觉很惭愧。”这，就是一位曾浴血沙场的老兵的心声。
前来看望的解放军首长问他有什么心愿，他回答说：“我能有什么心愿，看到你们来看我，记得我们当年的战斗，我就心满意足了。”
9月2日，滕周权晚上睡得并不踏实。凌晨4时30分，辗转反侧的滕周权发现自己睡不着了。陪同的慈利县江垭镇民政所所长邓扬连劝他再睡一会儿，但滕周权怎么也睡不着了，索性起身，把早已准备好的军装、帽子、皮鞋和勋章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坐等天明。
作为阅兵的第一方阵，老兵方阵在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国宾护卫队的护送下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主席起身致敬，滕周权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泪眼婆娑。滕周权想起了曾经同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战友，有些连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都没有等到。
陆战队两栖突击车方队驶过时，曾当过坦克兵的滕周权激动了：“原来我们打仗的时候坦克只有14.7吨，现在参加阅兵的坦克重量都在38吨以上，甚至还有60吨的坦克，这说明我们国家强大了，不会再遭受别国的欺负。”
“习近平主席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
滕周权在京期间，还享受了另一次荣耀。他说“还记得那天阅兵式结束后，习主席来到我们车前面，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慌忙地站起身说了声‘有’。习主席说不要客气，然后就给我挂上勋章，哎呀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习主席安慰我让我‘不要难过，好好保重身体’！”习近平主席亲自给自己挂勋章，对于90岁的老兵滕周权来说，是多么荣耀的事啊！
带着荣耀，滕周权又回到江垭老家，过起他投身抗战时渴望的那种平静安稳、自得其乐的生活。当地党委、政府对他给予了他关照。据陪他赴京的江垭镇民政所所长邓扬连介绍，老人家现在有养老金、高龄补贴和民政等部门给予的补贴，一年也有个1.8万元左右的收入，儿女们也非常孝顺。老伴去世后，他住在大女儿家，本来可以过得非常清闲，可身板硬朗的他就是闲不下来，仍然干些种菜、捡柴、做饭之类的辅助活。忙完了，他就看书、读报，也看看电视。老人家眼睛特好，看报不需要戴眼镜。
儿女们虽然没怎么发达，可很懂得如何做人。既不太计较得失，也将名利看得很淡。因为滕周权平日常给他们说：“社会是一个洞，把自己看大了，就钻不出这个洞。”
世界长安宁，该多么好啊！
滕周权的家在张家界慈利县江垭镇三双村。当年，滕周权从这里走出去，因为这个世界太不安宁——日寇的侵略使这个山沟无法放下一张书桌；他回到这里，因为日寇投降了，一切回归安宁。
宪兵团不能上前线，他想逃跑
1940年，15岁的滕周权在慈利中学读书。这一年，澧水河边的放马洲迫降了1架中国飞机，3架日本战机开始盘旋轰炸。在湖南慈利县中学念书的滕周权跟着老师躲进了羊角山。这让他深刻地感受到，要抗日报国，就要上战场。
恰好宪兵部队来慈利招兵，他便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就这样，滕周权和10多个慈利兵一起来到四川万县。
在万县，滕周权等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每天上午学主科，包括侦察学要领等内容；下午学副科，也就是队列、下操之类的训练。毕业后，滕周权被分配到宪兵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任务就是在涪宁出勤务。这个时期，他又学了一些特务知识，也就是帮会那一套，青帮、红帮的都学了些，因为破案时要用到这些知识。
滕周权当兵的目的是抗日救国，而宪兵只是维护军纪，并不出去作战，眼看日军越来越疯狂，滕周权也越来越无法在宪兵队安下心来。可他又担心自己一旦逃跑，是不是会像那些逃跑的战友一样被抓回来，接着被枪毙？尽管逃跑危险，但他还是不想当宪兵，一心想跑掉。
真是天遂人愿！1942年，他在街上看到一张布告，上面说是招一批学生兵，出国学机械、开坦克。他兴奋极了，毅然报名参加，成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一员。
来到印度兰姆迦，当上坦克兵
滕周权与其他20多个学生兵一起坐飞机到昆明，之后转机到孟加拉湾，再坐火车到中国远征军印度战车培训基地兰姆迦参加炮兵训练。
“我们这些学生军在印度受训，学习无线电技术、驾驶装甲车、射击等技术，教官是美国的。那时，我们都知道，前线急需用人，我们要赶紧学好本领上战场！”滕周权回忆说。
“1942年到1944年，我在驻印军战车六营一连，是坦克射击手。每台车上有4个人，其中1个车长、1个射击手、1个驾驶员、1个无线电通讯员，每个人都要熟悉射击、驾驶、通讯等技术。”滕周权还告诉笔者，他开的坦克的引擎与飞机是一样的，操作都很复杂。“我是开轻型坦克的，操纵杆这样弄。”滕周权摇晃着身子，用手比划，关于开坦克的每个细节他都记得十分清楚。
滕周权说，当时滇缅反法西斯战场有英美联军。在那段时间，滕周权学会了“good morning（早上好）”“good afternoon（下午好）”“we are good friends（我们是好朋友）”等简单英语，如今这些英文滕周权还能脱口而出。回忆起抗战的经历，滕周权一口气说了近两个小时，耳聪目明的他能清楚说出战友名字、抗战地点，能把与英军、美军说“we are good friends”的场景说得活灵活现。
训练期间，滕周权发现了两个奇怪现象：第一，印度人穿衣服全部没有衣领和袖子。后来他才知道，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没有自己的领袖。他和战友们深深体会到了亡国的悲哀，为此他们自创了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词就是“不赶走野心狼，印度做榜样”。第二，“英国佬、美国佬怕死，把炮弹拉到离前线还有1公里的地方就掉头回去了。”滕周权至今还抱怨英、美军人作战配合不给力。
中国战车部队扬威缅北
滕周权这批学生军在印度学习坦克业务6个月毕业后，正赶上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开始。滕周权被分到了中国驻印军战车第六营第一连。
1944年初，缅北反攻战役正式拉开序幕。原来，1943年10月，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中国驻印军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中国昆明-印度利多）和敷设输油管。中国驻印军计划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连通滇缅公路。
不过，中国驻印军战车部队投入反攻的并不是滕周权他们，而是驻印坦克第一营。3月3日，这个营在胡康河谷穿越原始森林，迂回敌后，于3月8日直扑瓦鲁班，一举攻入日军精锐的十八师团的司令部，摧毁其指挥机构，使大部队得以迅速进入胡康河谷（缅语为“魔鬼居住的地方”，汉语惯称“野人山”），扭转了当年缅北战场战局。
同年夏，新成立的战车团又配合中国远征军发起孟拱河谷战役。这次战事，是中国远征军发动的胡康河谷作战之继续，其目标就是进攻以加迈为核心的日军第十八师团阵地。这一次战役，滕周权所在的战车营参加了。这次战事比胡康河谷战事更加激烈。日军明白自己的坦克不如中国战车部队所装备的美国谢尔曼坦克，便出“奇招”与中国战车部队相抗。其主要手段包括：身缠手榴弹用“肉弹勇士”炸中国坦克的发动机，用山炮抵近速射反击，等等。同时，日军将他们的95式轻型坦克放在两道厚土工事墙之间横向移动用于打击中国战车。这种95式坦克的火炮虽然口径小，但炮管长，初速高，有一定的穿甲能力，确实给中国战车部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并不能抵挡中国战车部队前进的势头。
6月16日，中国远征军攻破加迈。6月25日，中国远征军彻底扫清孟拱河谷。日军紧急调集原计划增援密支那的五十三师团“安”部队，救援垂危的第十八师团，才勉强将师团长田中新一救了出来，但1.2万多人的参战部队，只剩了不到1700余人。孟拱河谷的战斗，不但在正面打开了日军的防线，而且有力地配合了郑洞国将军指挥的迂回部队。8月3日，郑洞国部攻克日军在缅北的防御中心——缅北重镇密支那。
此后，中国军队一路挥师东进，势如破竹。10月，远征军再次发动总攻，目标指向回国的大门——八莫。在前行到八莫门户贵街的时候，中日战车部队再次发生战斗。不过，这次参战的日军战车部队，却不是主动求战，而是夺路逃走，因为日军的94式“袖珍坦克”，根本不是中国军队装备的谢尔曼坦克的对手。结果，日军战车部队损失惨重，勉强突围者进入八莫协助防守。在对阵中，日军坦克竟有被中国军队卡车顶翻而俘获的例子。 中国远征军以李鸿部猛攻八莫，经一个月激战，全歼八莫守军，残存日军战车没有油料，全部成为中国军队的战利品。此后，直到芒友会师，远征军打通回国通道，日军装甲部队再也不敢也再没有足够兵力来与中国远征军战车部队交战了。缅甸的战车会战，是中国装甲部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战，也是一个扬眉吐气的篇章。
仗打到哪里，公墓就修到哪里
孟拱河谷战役大获全胜后，滕周权和战友们一起，又参与了攻打八莫、密支那、腊戌等战斗。那一段岁月，他们将“冲开滇缅交通”“恢复祖国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4句口号铭记于心，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参战，每天都有战友战死在阵地。
抗战史上，10万余中国远征军将士入缅对日作战，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歌，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每一场战斗都是惨烈的。滕周权说：“那时，死了多少人没法数，每次上战场大家都已抱着必死的决心，都会留下遗书。如果第二天要在这里打仗，先修好公墓。因为每次战役后，都会有很多战友牺牲。”
他说：“我不怕死，上战场就不能怕死，越怕死死得越快！每次上战场，我都把生死全忘了。作为军人，打仗就要打出个名堂来！即便死了，也死得光荣，是为了国家！”“每天都有战友战死在阵地上，我们一路打，坟墓就一路堆起来，从野人山、八莫、密支那、腊戌，到处是埋着战友的墓堆，每个墓堆都埋了很多人，上面竖着一块牌子，写上牺牲士兵的名字。”
滕周权至今都会唱那首《战车兵之歌》。他说，中国驻印军战车第六营的战友们，那时每天早晚都要高唱一曲，唱完以后还要高喊口号：“冲开滇缅交通！”“收复祖国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缅甸腊戌，子弹击中了肚子
历史的硝烟中，孟拱河谷、密支那、八莫等战役惨烈的程度令人唏嘘。他与战友们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刻进了民族的记忆。
滕周权告诉笔者：“我当年到缅甸才17岁，战友们都叫我小鬼，我不服气，心理暗暗发誓一定要多打几个鬼子给大家看看。当时，我一心想着为家乡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的父老乡亲报仇，每次上战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但每次都没死，幸运地回来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作战发生在腊戌战场。1945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方侦察机发现了日军装甲车，上级让我们出击。我知道，这一仗非常凶险，上战场前，我心里又紧张又激动，我和战友说：‘我们不怕死，怕死就不要上战场，要加油歼敌，誓死保卫祖国。’”滕周权说。
“我们对好手表上的时间，绑上粗皮带，就上了战车，开往前线。在一片树林中，我们发现了日军战车，我们先向敌方开炮以试探虚实，接着日军装甲车也向我们开炮，我发现他们的装甲车射程不如我们的战车远，我立即瞄准目标向敌人再次开炮，在我们的炮击中，日军最终在装甲车上插白旗投降。”滕周权说。
笔者注意到滕周权在讲述中，好多处提到上车“绑上粗皮带”这个细节，便问他坦克兵与粗皮带的关系。他回答说，是为防止伤亡。坦克兵上战场必须在腰里扎一个很宽的牛皮带。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说是要不是这块防护皮带，在攻打腊戌的时候，他“可能就完蛋了”。那次，下了战场后，他回来后解开牛皮带，腹部的血一下就涌了出来，皮带被打穿了。之后，他被送往后方基地的美国空军医院治疗。滕周权住院治疗期间，美军一直调查滕周权负伤的原因，但始终没找到。直到他出院后自己检查坦克，才发现是日军的炮弹把坦克的油表部位打穿了，一块油表玻璃击穿了他的防护皮带。要不是防护皮带，他可能当时就会牺牲在车里。
在医院里，滕周权和美国女护士来了一次“亲密接触”。他说：“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习惯女护士和女医生，特别是大小便上厕所，我们不习惯女护士来接大小便，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就拿着病床边的痰盂解手。”
滕周权说：“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战役后，中国军队打出了威望。外军打了3个月拿不下来，中国军队调上去，3个星期就拿下来了。印度人看到中国军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还要喊‘顶好’！”说到这里，老人开心地笑了。
带着战友骨灰，踏上回国之路
1945年3月，日军全部撤出缅甸，缅北战事全部结束。
缅北战事结束后，滕周权和战友们获悉国外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想到日军还占据祖国大片国土，人民还处在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便向上级长官请愿，要求回国，支援国内战场，将日军赶出去。
不久，滕周权的心愿实现了——回国为广西前线运送物资。他也是中国战车部队第一批回国的。
回国的路是毛路，战车无法开回来。于是，100个人带着50辆装满战备物资的10轮大卡车，浩浩荡荡行驶在回国的路上。虽然是凯旋之路，可中日两军还在滇缅边境鏖战，因此“炮弹在头上横飞，脚下马路颠簸”。滕周权最要好的战友、四川人罗和穆死在回乡的路上。“我不忍心将他一个人留在他乡，可尸体又带不回，无奈之下，我就把尸体烧了，把骨灰带回家。”滕周权说。后来，他将战友的遗体火化了，写了一封信，将骨灰寄给了罗和穆在四川的妹妹。
车开了两个多月才抵达昆明。他们将车停在飞机场，迎接他们的是震天响的鞭炮，“有个满脸胡须的老人家，把油布掀开一角一看，全是枪炮，真是欢喜得不得了”。
“当时广西还在抗日，我们就把从国外带来的物资，运到广西前线。”滕周权回忆，50辆卡车的货物，他们不间断地运了几个月才运完。
6月开始，他们连续往返于昆明与广西百色之间，日夜抢运武器弹药，支援前线。直到8月，战事才不再那么吃紧。8月16日，滕周权将抢运战备物资的卡车停在贵州一个小镇上去理发。头发理到一半，街上的报童高声喊“号外，号外”，他跑出去买来一份报纸，“一看，唉呀，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有好日子过了”。
战争结束了，滕周权的军旅生涯也画上了句号。几天后，滕周权接到父亲的来信，信里说爷爷因为想念他眼睛都要哭瞎了。他想，日本已经投降，使命也完成了，应该回家看看。于是他请假回家，再没归队。 带着妻儿回到慈利江垭的滕周权，开始了耕田种菜的田园生活。
受阅中，滕周权看到突击车特别激动
虽然后来滕周权的人生有过坎坷，但基本上过得平稳。
近几年，随着“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氛围日渐浓厚，滕周权的抗战事迹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因此，也就有了他的北京受阅之行。
2015年8月中旬，90岁的滕周权接到了赴京受阅的邀请书，他说：“自己做梦都想不到，有生之年能去北京参加阅兵。”
8月20日，滕周权和湖南其他12位抗战老兵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动车。老人说：“从村里到长沙，又来到北京，看到国家现在发展得这么好，国家建设得这么繁荣，我很高兴、很自豪！”
“我没为国家作多大贡献，国家还记得我们，把我们这些抗战老兵看得这么重，我感觉很惭愧。”这，就是一位曾浴血沙场的老兵的心声。
前来看望的解放军首长问他有什么心愿，他回答说：“我能有什么心愿，看到你们来看我，记得我们当年的战斗，我就心满意足了。”
9月2日，滕周权晚上睡得并不踏实。凌晨4时30分，辗转反侧的滕周权发现自己睡不着了。陪同的慈利县江垭镇民政所所长邓扬连劝他再睡一会儿，但滕周权怎么也睡不着了，索性起身，把早已准备好的军装、帽子、皮鞋和勋章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坐等天明。
作为阅兵的第一方阵，老兵方阵在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国宾护卫队的护送下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主席起身致敬，滕周权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泪眼婆娑。滕周权想起了曾经同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战友，有些连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都没有等到。
陆战队两栖突击车方队驶过时，曾当过坦克兵的滕周权激动了：“原来我们打仗的时候坦克只有14.7吨，现在参加阅兵的坦克重量都在38吨以上，甚至还有60吨的坦克，这说明我们国家强大了，不会再遭受别国的欺负。”
“习近平主席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
滕周权在京期间，还享受了另一次荣耀。他说“还记得那天阅兵式结束后，习主席来到我们车前面，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慌忙地站起身说了声‘有’。习主席说不要客气，然后就给我挂上勋章，哎呀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习主席安慰我让我‘不要难过，好好保重身体’！”习近平主席亲自给自己挂勋章，对于90岁的老兵滕周权来说，是多么荣耀的事啊！
带着荣耀，滕周权又回到江垭老家，过起他投身抗战时渴望的那种平静安稳、自得其乐的生活。当地党委、政府对他给予了他关照。据陪他赴京的江垭镇民政所所长邓扬连介绍，老人家现在有养老金、高龄补贴和民政等部门给予的补贴，一年也有个1.8万元左右的收入，儿女们也非常孝顺。老伴去世后，他住在大女儿家，本来可以过得非常清闲，可身板硬朗的他就是闲不下来，仍然干些种菜、捡柴、做饭之类的辅助活。忙完了，他就看书、读报，也看看电视。老人家眼睛特好，看报不需要戴眼镜。
儿女们虽然没怎么发达，可很懂得如何做人。既不太计较得失，也将名利看得很淡。因为滕周权平日常给他们说：“社会是一个洞，把自己看大了，就钻不出这个洞。”
世界长安宁，该多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