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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隆前，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中著名的常德保卫战参加者。那个战役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战友们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一片片地倒下。这一幕刻在他的心头，抹之不去，磨之不灭。
正是这样，在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当他看到天上掠过的各种飞机，地上驶过的各类导弹拖车，还有涂上海水色的舰用武器时，不由得热泪盈眶，从心底涌出一句话：祖国真正强大了！
18岁那年，被抓了壮丁
1927年，符隆前出生在泸溪县洗溪镇峒头寨村一个苗家。符隆前兄弟姐妹4个，两男两女，他排行第三。那个时候，符隆前家里只有一亩薄田，为生计所迫，全家人起早贪黑，租耕田地，上山砍柴卖到墟场换取油盐钱，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尽管家里这样穷，父亲还是让符隆前读了4年私塾，使他成了家里识文断字的人。
1941年5月，符隆前18岁了。这时抗日战争打了4年，大片国土沦丧，大西南成为大后方，自然是最重要的兵源地了。尽管与“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所谓标准并不相符，符隆前还是被抓了壮丁。
打仗意味着牺牲，何况是与武器精良的日本军队打仗？因此，在农村许多地方，青年们首先是躲壮丁，如果被抓了壮丁也会想方设法逃掉。为防止壮丁们逃跑，开拔的路上，接兵部队的人总是把壮丁们看得死死的。符隆前就受到了这种折磨：1天只给吃1餐饭，1餐12两（老秤），没有菜，更没有油。符隆前的感觉就是“脑壳重，脚发软，饿得慌，就是有机会逃跑，也跑不动啊”。
就这样，符隆前他们先是步行到了沅陵，再由沅陵乘船顺流而下，从洞庭湖转入湘江，到了长沙。这一路耗费了个把月的日子。
第三次长沙会战，见证牺牲和胜利
来到长沙，符隆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被编入作战部队。大概是因为符隆前“识文断字”的缘故，他被编入国民党七十三军七十七师二二九团炮兵连，担任弹药手。回忆起部队的装备，符隆前真是辛酸：全团所谓的重武器就在炮兵连，全部家当就是4门八二迫击炮。他记得，行军得挑着炮弹走，1个弹药箱装2发，1发7.5公斤，一次挑2箱。
符隆前一进入这支部队，就遇上第三次长沙会战。七十三军担负的任务就是与第十军“固守长沙，在橘子洲、岳麓山并沿湘江西岸警备，待各部队到达第二次攻击目标时即行反击”。因此，在符隆前的记忆中，他们的炮兵阵地设在岳麓山。
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到1942年1月3日，由于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一些守军的阵地被彻底被毁，可守军转移阵地后继续抵抗。“日军进攻湘雅医院、留芳岭也未得逾越半步。攻击浏阳门、小吴门的日军，尽管施放毒气弹、燃烧弹，亦不能得逞。”反之，“攻击长沙各处日军伤亡惨重，仍不能占领长沙。乘夜偷袭第十九标（今东风路省人民体育场）的日军2000余人，被守军五六八团全歼”。
4日凌晨3时，日军为攻占长沙而拼死一搏，守军顽强抵抗，日军寸步难进。4时，日军第三师团7000余人攻入陶家冲、修械所阵地，守军反击收复修械所。激战至天亮，日机狂轰滥炸，阵地全部被毁，守军伤亡巨大。日军乘机发动进攻，守备的预十师连后勤人员也加入作战。城北日军第六师团5000余人从4日拂晓开始猛攻南华女校，直至下午2时也无法攻占。
担任湘江西岸守备的七十三军受到的攻击没有河东部队那样的猛烈，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符隆前记得，一个送饭的士兵挑着担子去给岳麓山上阵地的战友送饭。哪知道上面的士兵全阵亡了，他一急，把阵地上的炮点上轰击起来。这一幕刻在他的心头，以至赴京受阅前于长沙作短暂停留时，当记者问起他70多年前的战事时，他仍清晰地记起了那一幕，回答说：湘江边牺牲了许多人，他们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符隆前还记得，一部分日军突入长沙城后，以为真的胜利了，日军指挥官向天皇报捷，却没有想到是进入了薛岳设计的“天炉”里，结果成为笑柄。
至此时，中国军队按预定部署，攻击前进到达各预定的地点集结，将进攻长沙之敌包围起来。日军此时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几乎弹尽粮绝。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为避免全军覆灭的下场，只得下令撤退。哪知，第九战区的部队不仅“粘”住了他们，而且一路从东边的平浏地区杀出，一路从湘潭、醴陵地区插入，另一路早就将他们经岳阳退湖北的路堵死了，而西边则有湘江阻隔，更何况早就布有防守的重兵。经过苦战，日军好不容易才退出湘北，却丢下一大片一大片尸体和一大堆一大堆装备。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大胜而结束。
保卫石门，“整个连队只剩下我们3个人”
在抗战战事中，符隆前印象最深的是常德会战中的石门保卫战。那一仗，七十三军几乎全军覆没，他所在的连队也只剩下包括他在内的3人。
那是1943年11月，日军调集约10万兵力，分3路进攻常德。因对敌情判断及作战计划的失误，常德守军在会战初始即被敌军“奇袭、切断、包围”，蒙受巨大牺牲。而奉命守备石门的七十三军，在这年夏季的鄂西战役中已遭日军重创，他们是在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的情况下，在汪之斌军长率领下赶往石门城的。
汪之斌军长匆匆率部来到石门城后，大吃一惊：这个湘西防务的中枢，居然没有像样的防御工事，军委会电令中的“国防工事”，只是一条20多公里的散兵壕。而此时友军四十四军逃过澧水，更使石门城侧翼依托尽失，成为无险可守的绝境。汪之斌军长只好命令抢挖野战工事，背对澧水布防，以暂五师坚守石门城，七十七师与十五师则在外围展开，阻击野战。
这时，尾随七十三军而来的日军十三师团与三师团，在强大的空援下猛攻石门。这是日军的两个甲种师团，步兵联队、野战炮联队加起来一共8个联队，兵力合起来最起码在6万人以上，更有精良的装备。七十三军虽然也有3万余人，却基本上是步兵，实力自然落在下风。这也就是符隆前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所说的“以一当百”的由来——阵地被日军炮火摧毁了，大部分官兵也在炮火中牺牲了，剩下几个活着的面对日军上百、甚至几百人的集团冲锋，只能以躯相拼。 七十七师与十五师虽然勉力抵抗，但难挽狂澜，战线被日军打得千疮百孔。七十七师位于十八节桠的师指挥所被日军突入。七十七师特务连拼死力搏，二三一团连长赵绪伦见状，亲率全连冲锋，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杀入敌阵白刃拼杀，全连官兵壮烈牺牲。但这些英雄壮举，并没能挽救七十三军。
11月14日，日军对石门发动总攻，除正面强攻外，还以一部经原四十四军的防线越过澧水，截断了七十三军的退路，石门右翼被突破，战况危急。此时，军令部下令，准许七十三军突围。汪之斌军长在接到军委会准许后撤的电令后，即召集所属师长，部署放弃石门事宜。但部队正与日军激战中，转进不易。暂五师师长彭士量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接下掩护全军撤退的任务。15日，石门沦陷。
14日晚间，汪之斌军长率部开始渡过澧水撤出石门，留下暂五师掩护全军渡河。但此时日军已经绕攻到石门后方，七十三军在涉水突围时遭到日军截击，军与各师的联络均告中断。七十七师先头团渡河后遭日军包围夹击，损失惨重，李镇亚团长重伤；二二九团为断后部队，大部分牺牲。七十三军在渡河中一片混乱，建制全散，两个师均失去掌握，各自夺路突围。汪之斌军长率军部退到慈利后，开始收容部队。
15日黄昏，暂编第五师最后撤出石门，日军已在澧水对岸严阵以待。暂五师在渡河时立遭围攻，师部被截击，部队大乱。彭士量师长亲自指挥残部，奋力冲突，在南岩门口被敌机扫射命中，壮烈殉职。暂五师在撤退中伤亡殆尽。
石门陷落等于在澧水上开放了渡口，日军可以由此直驱常德，也就有了日后的常德保卫战。
符隆前回忆说，石门保卫战，七十三军是匆匆应战，而日军是有备而来，他们用飞机炸，大炮轰，步兵冲，七十三军3万多人死伤2万多，6个正副师长有5个战死在阵地上。
“整个连队只剩下我们3个人。”回忆起当年抗战牺牲的战友们，符隆前一度哽咽。
符隆前女儿符恩秀告诉记者：“我父亲这么多年来，每次只要看到有关常德保卫战的电影或电视时，都会泪流满面。”
躲在“榨子”里，逃得性命
符隆前3个人之所以在日机轰炸中逃得性命，全靠一个“榨子”（农村土法榨油的简单机械）。当时，天气很冷，寒风像刀子一样，给养也跟不上，他一整天滴水未进。刚进入地名叫牛角尖的阵地，日军40余架飞机就前来轮番轰炸。符隆前和两个战友躲进榨坊，就像枯饼和木砧，挤进“榨子”的木槽中。只听得外面一片轰隆隆、轰隆隆的爆炸声，灰尘、硝烟弥漫，直刺眼鼻。轰炸结束后，他和战友爬了出来，榨坊已是面目全非：炸飞的石头砸毁了榨坊的瓦片、椽皮、横条，一片狼藉。他们来到阵地上，只见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炮兵连的其他人已全部阵亡。符隆前和两个战友互相打量，个个篷头垢面，满身都是油渣，很难认得出来。
更严峻的是，石门已被日军占领，他们随时可能碰上日军。符隆前只好钻进牛角尖山的一处竹林。果然，日军辎重部队和骑兵队从竹林底下穿行而过。他不敢轻易下山，实在饿得不行了，就趁着夜色刨地里农民的红薯充饥。农历十一月的红薯又硬又冷，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咽不下去也得啃，就靠这红薯，他得以坚持了7天。这时，日军大部队进攻常德去了，附近没有日本兵，他也就敢下山找大部队去了。
得意之作，活捉了两个日本兵
虽然在石门战败了，符隆前在此战之后却有一得意之作——活捉两个日本兵。
符隆前下山后，在牛角街找到了部队。当时，二二九团有个名叫帅略的步兵营长，骁勇善战，在战斗中7次负伤，有一次肠子都被打断了。但每次治好伤后，他又归队打仗。大家敬佩他，夸他命大，叫他“帅大”。符隆前回到部队后，就跟随“帅大”负责死守牛角山进山通道。
那天，天刚蒙蒙亮，符隆前突然发现不远处两个日本兵鬼鬼祟祟地扛着装备，往山上走来。符隆前决心诱敌深入，乘其不备，一举拿下。一番耐心等待，敌人慢慢进入埋伏圈，符隆前等人提起木棒，纵身一跃，跳出树林，双手挥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痛击日本兵头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晕在地，不省人事。大家用绑腿绳把两个日本兵牢牢捆绑起来，带到山上，关了起来。
不过，这两个日本兵最终没逃一死，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也就血肉模糊了。
抗战胜利了，被喜庆的鞭炮的硝烟熏得睁不开眼
石门保卫战中，3万多人的七十三军被打得只剩下9000多人。这之后，七十三军退到桃源重新整编。整编后，驻大庸（现在的张家界）。后来炮兵团长赖国建晋升，新来团长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周登宇。周登宇当了团长3个月后，晋升为少将处长，调到军司令部。他看到符隆前等人年轻，身体好，就选了他们几个人跟着到了军部，当他的警卫。
1945年，日本投降时，符隆前跟着周登宇处长来到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后去湖北武汉接受日军投降。符隆前说，到了武汉，他们看到了好多的日本人。有一次，他们几个人碰到了日军。日军大约有一个排，看见他们来了，立正、敬礼，然后竖着大拇指大声对他们说“中国人大大的”。符隆前觉得奇怪：往日在战场上穷凶极恶的日本人为何这么有礼数了？为什么往日中国老百姓不称他们“太君”就被视为不尊的日本人，现在反夸中国军人“大大的”？他想通了：中国人打了胜仗，日本人战败了。这就是日本人，在强者面前低头，在弱者面前昂首。
他还记得，当时整个武汉城，一片鞭炮声，特别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到武汉接受日本投降时，老百姓在街道上拉起欢迎横幅，道路两旁鞭炮此起彼伏，符隆前被鞭炮硝烟熏得睁不开眼。也有市民看到日本人，就想用刀子杀了他们，以泄8年心头之恨。
符隆前这时懂得了“保家卫国”4个字沉甸甸的分量，比一般人更能体会到这4个字的丰富内涵。
“九旬老人福星照，参加阅兵到京城”
1947年，部队整编，符隆前退伍，回到家乡泸溪县洗溪镇峒头寨村务农。
1949年，符隆前参加支前，守卫能滩吊桥，让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顺利过桥入川，解放大西南。 解放后，符隆前在家十分勤劳，曾经担任基层干部，任过大队长，并从1962年起任生产队长直到1982年责任制分田到户，深受群众拥戴。
符隆前的女儿符恩秀说：“父亲身体好，挖地种菜，砍柴喂鸡，洗衣做饭，样样能干。”孩子们隔三岔五，送点肉类蛋类回家。闲时，老人爱与村里人打打牌，也爱看书，前年就到吉首买回了两大本山歌集子。村里年年开展的“七月八”苗族节日活动，他都如约参加。唱山歌既是老人的最爱，也是他的特长。这次采访，让他谈将要赴京受阅的感受，老人用山歌唱道：“抗战老兵住苗寨，猛然天降大喜讯。九旬老人福星照，参加阅兵到京城。”
峒头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苗族居多，民风古朴。符隆前深得村民的爱戴和敬重。枞菌香了，柑橘红了，笋子冒尖了，村民上山采摘回来，不管有多劳累，总是要分些给老人。
一位40多岁的村民说：“凡是村里盘好事，都请老人到场喝喜酒……村里有些矛盾纠纷，他一出场，就能调停好。”“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
一位大嫂告诉记者：“多亏了隆前伯伯，我们家以前闹矛盾，差不多要散了，都是他多次出面，劝和好的。我的小女儿，没得老人带，农忙时节，都是隆前伯伯老两口帮忙带，太感谢他老人家了。”
这几年，符隆前在抗战中的事迹逐渐为人们熟悉起来，这使大家对他增加了一份敬意。洗溪镇的干部经常来看望他。这两年春节，洗溪镇干部还带着慰问金给他拜年。
2015年8月15日，笔者第一次采访他之前，他收到了赴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纪念活动的邀请书。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符隆前甚至一度不敢相信。“真是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能去天安门参加阅兵仪式。”符隆前反复对亲人们说。
8月19日，他在女儿符恩秀的陪同下，从泸溪白沙启程到长沙，20日抵达北京。
在北京期间，极少“出门”的符隆前看到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以及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设施，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
特别是在阅兵仪式上，五花八门的新式武器，简直让符隆前目不暇接，异常兴奋。相比70年前他们打日本鬼子时候的武器，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他不由得感慨：“中国真的强大了！”在他看来，70年前，我们国家就是因为科技落后，武器不如日本鬼子的先进，只能凭血气之勇，与敌人以身相拼，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别的国家就是想侵略我们，也得顾忌我们手里的硬家伙。”
“一枚枚纪念章，一份份战友情”
符隆前的这次北京之行可谓收获颇多。国家给他发放了慰问金、生活用品，还颁发了5枚纪念勋章。
从北京回家的一路上，符隆前将这些纪念章别在胸前，一直舍不得解下。
更为珍贵的是，北京之行，符隆前还收获了一份份由战友生发的感情、战友情。
在长沙，一位前国民党七十三军老兵的女儿在宾馆四处打听他，她父亲2014年以99岁的高寿去世。这位老兵的女儿也恰好同车到京，一路上把符隆前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
在北京，符隆前还遇见了一位怀化籍的老战友，两个人就经常到酒店附近的树下乘凉，怀念以前的抗战岁月。回湘时，两人一直并排坐着回到长沙。
对于符隆前来说，北京之行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他生命中最为闪光的部分。
正是这样，在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当他看到天上掠过的各种飞机，地上驶过的各类导弹拖车，还有涂上海水色的舰用武器时，不由得热泪盈眶，从心底涌出一句话：祖国真正强大了！
18岁那年，被抓了壮丁
1927年，符隆前出生在泸溪县洗溪镇峒头寨村一个苗家。符隆前兄弟姐妹4个，两男两女，他排行第三。那个时候，符隆前家里只有一亩薄田，为生计所迫，全家人起早贪黑，租耕田地，上山砍柴卖到墟场换取油盐钱，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尽管家里这样穷，父亲还是让符隆前读了4年私塾，使他成了家里识文断字的人。
1941年5月，符隆前18岁了。这时抗日战争打了4年，大片国土沦丧，大西南成为大后方，自然是最重要的兵源地了。尽管与“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所谓标准并不相符，符隆前还是被抓了壮丁。
打仗意味着牺牲，何况是与武器精良的日本军队打仗？因此，在农村许多地方，青年们首先是躲壮丁，如果被抓了壮丁也会想方设法逃掉。为防止壮丁们逃跑，开拔的路上，接兵部队的人总是把壮丁们看得死死的。符隆前就受到了这种折磨：1天只给吃1餐饭，1餐12两（老秤），没有菜，更没有油。符隆前的感觉就是“脑壳重，脚发软，饿得慌，就是有机会逃跑，也跑不动啊”。
就这样，符隆前他们先是步行到了沅陵，再由沅陵乘船顺流而下，从洞庭湖转入湘江，到了长沙。这一路耗费了个把月的日子。
第三次长沙会战，见证牺牲和胜利
来到长沙，符隆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被编入作战部队。大概是因为符隆前“识文断字”的缘故，他被编入国民党七十三军七十七师二二九团炮兵连，担任弹药手。回忆起部队的装备，符隆前真是辛酸：全团所谓的重武器就在炮兵连，全部家当就是4门八二迫击炮。他记得，行军得挑着炮弹走，1个弹药箱装2发，1发7.5公斤，一次挑2箱。
符隆前一进入这支部队，就遇上第三次长沙会战。七十三军担负的任务就是与第十军“固守长沙，在橘子洲、岳麓山并沿湘江西岸警备，待各部队到达第二次攻击目标时即行反击”。因此，在符隆前的记忆中，他们的炮兵阵地设在岳麓山。
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到1942年1月3日，由于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一些守军的阵地被彻底被毁，可守军转移阵地后继续抵抗。“日军进攻湘雅医院、留芳岭也未得逾越半步。攻击浏阳门、小吴门的日军，尽管施放毒气弹、燃烧弹，亦不能得逞。”反之，“攻击长沙各处日军伤亡惨重，仍不能占领长沙。乘夜偷袭第十九标（今东风路省人民体育场）的日军2000余人，被守军五六八团全歼”。
4日凌晨3时，日军为攻占长沙而拼死一搏，守军顽强抵抗，日军寸步难进。4时，日军第三师团7000余人攻入陶家冲、修械所阵地，守军反击收复修械所。激战至天亮，日机狂轰滥炸，阵地全部被毁，守军伤亡巨大。日军乘机发动进攻，守备的预十师连后勤人员也加入作战。城北日军第六师团5000余人从4日拂晓开始猛攻南华女校，直至下午2时也无法攻占。
担任湘江西岸守备的七十三军受到的攻击没有河东部队那样的猛烈，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符隆前记得，一个送饭的士兵挑着担子去给岳麓山上阵地的战友送饭。哪知道上面的士兵全阵亡了，他一急，把阵地上的炮点上轰击起来。这一幕刻在他的心头，以至赴京受阅前于长沙作短暂停留时，当记者问起他70多年前的战事时，他仍清晰地记起了那一幕，回答说：湘江边牺牲了许多人，他们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符隆前还记得，一部分日军突入长沙城后，以为真的胜利了，日军指挥官向天皇报捷，却没有想到是进入了薛岳设计的“天炉”里，结果成为笑柄。
至此时，中国军队按预定部署，攻击前进到达各预定的地点集结，将进攻长沙之敌包围起来。日军此时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几乎弹尽粮绝。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为避免全军覆灭的下场，只得下令撤退。哪知，第九战区的部队不仅“粘”住了他们，而且一路从东边的平浏地区杀出，一路从湘潭、醴陵地区插入，另一路早就将他们经岳阳退湖北的路堵死了，而西边则有湘江阻隔，更何况早就布有防守的重兵。经过苦战，日军好不容易才退出湘北，却丢下一大片一大片尸体和一大堆一大堆装备。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大胜而结束。
保卫石门，“整个连队只剩下我们3个人”
在抗战战事中，符隆前印象最深的是常德会战中的石门保卫战。那一仗，七十三军几乎全军覆没，他所在的连队也只剩下包括他在内的3人。
那是1943年11月，日军调集约10万兵力，分3路进攻常德。因对敌情判断及作战计划的失误，常德守军在会战初始即被敌军“奇袭、切断、包围”，蒙受巨大牺牲。而奉命守备石门的七十三军，在这年夏季的鄂西战役中已遭日军重创，他们是在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的情况下，在汪之斌军长率领下赶往石门城的。
汪之斌军长匆匆率部来到石门城后，大吃一惊：这个湘西防务的中枢，居然没有像样的防御工事，军委会电令中的“国防工事”，只是一条20多公里的散兵壕。而此时友军四十四军逃过澧水，更使石门城侧翼依托尽失，成为无险可守的绝境。汪之斌军长只好命令抢挖野战工事，背对澧水布防，以暂五师坚守石门城，七十七师与十五师则在外围展开，阻击野战。
这时，尾随七十三军而来的日军十三师团与三师团，在强大的空援下猛攻石门。这是日军的两个甲种师团，步兵联队、野战炮联队加起来一共8个联队，兵力合起来最起码在6万人以上，更有精良的装备。七十三军虽然也有3万余人，却基本上是步兵，实力自然落在下风。这也就是符隆前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所说的“以一当百”的由来——阵地被日军炮火摧毁了，大部分官兵也在炮火中牺牲了，剩下几个活着的面对日军上百、甚至几百人的集团冲锋，只能以躯相拼。 七十七师与十五师虽然勉力抵抗，但难挽狂澜，战线被日军打得千疮百孔。七十七师位于十八节桠的师指挥所被日军突入。七十七师特务连拼死力搏，二三一团连长赵绪伦见状，亲率全连冲锋，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杀入敌阵白刃拼杀，全连官兵壮烈牺牲。但这些英雄壮举，并没能挽救七十三军。
11月14日，日军对石门发动总攻，除正面强攻外，还以一部经原四十四军的防线越过澧水，截断了七十三军的退路，石门右翼被突破，战况危急。此时，军令部下令，准许七十三军突围。汪之斌军长在接到军委会准许后撤的电令后，即召集所属师长，部署放弃石门事宜。但部队正与日军激战中，转进不易。暂五师师长彭士量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接下掩护全军撤退的任务。15日，石门沦陷。
14日晚间，汪之斌军长率部开始渡过澧水撤出石门，留下暂五师掩护全军渡河。但此时日军已经绕攻到石门后方，七十三军在涉水突围时遭到日军截击，军与各师的联络均告中断。七十七师先头团渡河后遭日军包围夹击，损失惨重，李镇亚团长重伤；二二九团为断后部队，大部分牺牲。七十三军在渡河中一片混乱，建制全散，两个师均失去掌握，各自夺路突围。汪之斌军长率军部退到慈利后，开始收容部队。
15日黄昏，暂编第五师最后撤出石门，日军已在澧水对岸严阵以待。暂五师在渡河时立遭围攻，师部被截击，部队大乱。彭士量师长亲自指挥残部，奋力冲突，在南岩门口被敌机扫射命中，壮烈殉职。暂五师在撤退中伤亡殆尽。
石门陷落等于在澧水上开放了渡口，日军可以由此直驱常德，也就有了日后的常德保卫战。
符隆前回忆说，石门保卫战，七十三军是匆匆应战，而日军是有备而来，他们用飞机炸，大炮轰，步兵冲，七十三军3万多人死伤2万多，6个正副师长有5个战死在阵地上。
“整个连队只剩下我们3个人。”回忆起当年抗战牺牲的战友们，符隆前一度哽咽。
符隆前女儿符恩秀告诉记者：“我父亲这么多年来，每次只要看到有关常德保卫战的电影或电视时，都会泪流满面。”
躲在“榨子”里，逃得性命
符隆前3个人之所以在日机轰炸中逃得性命，全靠一个“榨子”（农村土法榨油的简单机械）。当时，天气很冷，寒风像刀子一样，给养也跟不上，他一整天滴水未进。刚进入地名叫牛角尖的阵地，日军40余架飞机就前来轮番轰炸。符隆前和两个战友躲进榨坊，就像枯饼和木砧，挤进“榨子”的木槽中。只听得外面一片轰隆隆、轰隆隆的爆炸声，灰尘、硝烟弥漫，直刺眼鼻。轰炸结束后，他和战友爬了出来，榨坊已是面目全非：炸飞的石头砸毁了榨坊的瓦片、椽皮、横条，一片狼藉。他们来到阵地上，只见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炮兵连的其他人已全部阵亡。符隆前和两个战友互相打量，个个篷头垢面，满身都是油渣，很难认得出来。
更严峻的是，石门已被日军占领，他们随时可能碰上日军。符隆前只好钻进牛角尖山的一处竹林。果然，日军辎重部队和骑兵队从竹林底下穿行而过。他不敢轻易下山，实在饿得不行了，就趁着夜色刨地里农民的红薯充饥。农历十一月的红薯又硬又冷，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咽不下去也得啃，就靠这红薯，他得以坚持了7天。这时，日军大部队进攻常德去了，附近没有日本兵，他也就敢下山找大部队去了。
得意之作，活捉了两个日本兵
虽然在石门战败了，符隆前在此战之后却有一得意之作——活捉两个日本兵。
符隆前下山后，在牛角街找到了部队。当时，二二九团有个名叫帅略的步兵营长，骁勇善战，在战斗中7次负伤，有一次肠子都被打断了。但每次治好伤后，他又归队打仗。大家敬佩他，夸他命大，叫他“帅大”。符隆前回到部队后，就跟随“帅大”负责死守牛角山进山通道。
那天，天刚蒙蒙亮，符隆前突然发现不远处两个日本兵鬼鬼祟祟地扛着装备，往山上走来。符隆前决心诱敌深入，乘其不备，一举拿下。一番耐心等待，敌人慢慢进入埋伏圈，符隆前等人提起木棒，纵身一跃，跳出树林，双手挥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痛击日本兵头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晕在地，不省人事。大家用绑腿绳把两个日本兵牢牢捆绑起来，带到山上，关了起来。
不过，这两个日本兵最终没逃一死，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也就血肉模糊了。
抗战胜利了，被喜庆的鞭炮的硝烟熏得睁不开眼
石门保卫战中，3万多人的七十三军被打得只剩下9000多人。这之后，七十三军退到桃源重新整编。整编后，驻大庸（现在的张家界）。后来炮兵团长赖国建晋升，新来团长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周登宇。周登宇当了团长3个月后，晋升为少将处长，调到军司令部。他看到符隆前等人年轻，身体好，就选了他们几个人跟着到了军部，当他的警卫。
1945年，日本投降时，符隆前跟着周登宇处长来到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后去湖北武汉接受日军投降。符隆前说，到了武汉，他们看到了好多的日本人。有一次，他们几个人碰到了日军。日军大约有一个排，看见他们来了，立正、敬礼，然后竖着大拇指大声对他们说“中国人大大的”。符隆前觉得奇怪：往日在战场上穷凶极恶的日本人为何这么有礼数了？为什么往日中国老百姓不称他们“太君”就被视为不尊的日本人，现在反夸中国军人“大大的”？他想通了：中国人打了胜仗，日本人战败了。这就是日本人，在强者面前低头，在弱者面前昂首。
他还记得，当时整个武汉城，一片鞭炮声，特别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到武汉接受日本投降时，老百姓在街道上拉起欢迎横幅，道路两旁鞭炮此起彼伏，符隆前被鞭炮硝烟熏得睁不开眼。也有市民看到日本人，就想用刀子杀了他们，以泄8年心头之恨。
符隆前这时懂得了“保家卫国”4个字沉甸甸的分量，比一般人更能体会到这4个字的丰富内涵。
“九旬老人福星照，参加阅兵到京城”
1947年，部队整编，符隆前退伍，回到家乡泸溪县洗溪镇峒头寨村务农。
1949年，符隆前参加支前，守卫能滩吊桥，让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顺利过桥入川，解放大西南。 解放后，符隆前在家十分勤劳，曾经担任基层干部，任过大队长，并从1962年起任生产队长直到1982年责任制分田到户，深受群众拥戴。
符隆前的女儿符恩秀说：“父亲身体好，挖地种菜，砍柴喂鸡，洗衣做饭，样样能干。”孩子们隔三岔五，送点肉类蛋类回家。闲时，老人爱与村里人打打牌，也爱看书，前年就到吉首买回了两大本山歌集子。村里年年开展的“七月八”苗族节日活动，他都如约参加。唱山歌既是老人的最爱，也是他的特长。这次采访，让他谈将要赴京受阅的感受，老人用山歌唱道：“抗战老兵住苗寨，猛然天降大喜讯。九旬老人福星照，参加阅兵到京城。”
峒头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苗族居多，民风古朴。符隆前深得村民的爱戴和敬重。枞菌香了，柑橘红了，笋子冒尖了，村民上山采摘回来，不管有多劳累，总是要分些给老人。
一位40多岁的村民说：“凡是村里盘好事，都请老人到场喝喜酒……村里有些矛盾纠纷，他一出场，就能调停好。”“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
一位大嫂告诉记者：“多亏了隆前伯伯，我们家以前闹矛盾，差不多要散了，都是他多次出面，劝和好的。我的小女儿，没得老人带，农忙时节，都是隆前伯伯老两口帮忙带，太感谢他老人家了。”
这几年，符隆前在抗战中的事迹逐渐为人们熟悉起来，这使大家对他增加了一份敬意。洗溪镇的干部经常来看望他。这两年春节，洗溪镇干部还带着慰问金给他拜年。
2015年8月15日，笔者第一次采访他之前，他收到了赴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纪念活动的邀请书。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符隆前甚至一度不敢相信。“真是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能去天安门参加阅兵仪式。”符隆前反复对亲人们说。
8月19日，他在女儿符恩秀的陪同下，从泸溪白沙启程到长沙，20日抵达北京。
在北京期间，极少“出门”的符隆前看到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以及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设施，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
特别是在阅兵仪式上，五花八门的新式武器，简直让符隆前目不暇接，异常兴奋。相比70年前他们打日本鬼子时候的武器，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他不由得感慨：“中国真的强大了！”在他看来，70年前，我们国家就是因为科技落后，武器不如日本鬼子的先进，只能凭血气之勇，与敌人以身相拼，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别的国家就是想侵略我们，也得顾忌我们手里的硬家伙。”
“一枚枚纪念章，一份份战友情”
符隆前的这次北京之行可谓收获颇多。国家给他发放了慰问金、生活用品，还颁发了5枚纪念勋章。
从北京回家的一路上，符隆前将这些纪念章别在胸前，一直舍不得解下。
更为珍贵的是，北京之行，符隆前还收获了一份份由战友生发的感情、战友情。
在长沙，一位前国民党七十三军老兵的女儿在宾馆四处打听他，她父亲2014年以99岁的高寿去世。这位老兵的女儿也恰好同车到京，一路上把符隆前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
在北京，符隆前还遇见了一位怀化籍的老战友，两个人就经常到酒店附近的树下乘凉，怀念以前的抗战岁月。回湘时，两人一直并排坐着回到长沙。
对于符隆前来说，北京之行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他生命中最为闪光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