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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1896年出生，比毛泽东小3岁。他的下面还有个比毛泽东小12岁的弟弟毛泽覃。三兄弟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不同的。毛泽东17岁外出求学，毛泽覃13岁被大哥接到长沙读书，而毛泽民14岁便辍学在家，帮助父亲种田。他终日辛勤劳作，照料父母，还要为哥哥和弟弟积攒学费。直到1920年父母先后病故后，1921年春在哥哥的动员下，毛泽民才走出了韶山冲，参加了革命。这一年他已经25岁了。所以，就毛家来说，毛泽民是毛氏三兄弟中读书最少、离家最晚、吃苦最多、对家庭奉献最大的。
毛泽民1921年春走出韶山冲，当年10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后湖南支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毛泽民参加革命后，就一直从事党的经济工作，是我党金融、经济工作的主要开拓者。
新疆遭软禁
毛泽民是1937年底离开延安，准备去苏联学习和治病的。1938年2月途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新疆军阀盛世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大弟弟，并且是中共理财专家，就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工作。毛泽民是不愿意的，但不久中央就来了电报，让毛泽民暂留新疆工作。于是毛泽民化名周彬，留在了新疆，被盛世才任命为财政厅长。
当时，苏联、中共和盛世才建立有同盟关系。中共实际上是奉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之命，派遣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帮助盛世才工作的。这100多名中共干部并不受延安领导，而是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领导。他们一到，总领事馆就给他们规定了3条纪律……这就严重地束缚了中共在新人员的手脚，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共中央先后向新疆派驻了3位代表：依次是陈云、邓发、陈潭秋。毛泽民刚到时是邓发担任中共代表，他与朱旦华的婚姻也是邓发牵的线。之后由陈潭秋接替。
盛世才一开始还是很看重这批中共干部的。但他毕竟是个反动军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他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国内蒋介石也掀起了反共高潮，盛世才认为苏联和中共都靠不住了，便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他一方面派人到重庆与蒋介石秘密联系，一方面把中共在新干部都调离重要岗位，并派人严密监视。毛泽民也被调离财政厅，改任民政厅长。
此时，毛泽民敏锐地意识到，盛世才随时都有翻脸的可能，多次打电报给中央，建议及早将一批干部撤到苏联，避免让盛世才一网打尽。但中央迟迟没有回电。等中央也意识到危险并与苏联联系时，苏方却迟迟不予答复，从而错过了脱离险境的最后时机。
1942年9月，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谈，并向盛下达了“肃清中共在新人员”4点指示。两天后，盛世才便以保护为名，将分布在新疆各地的中共人员全部集中到八户梁招待所软禁起来。
毛泽民当即打电话质问盛世才……电话线被掐断。盛世才这时已铁了心投靠蒋介石了，并准备将中共在新主要领导人作为投靠的“见面礼”。
这时，毛泽民早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朱旦华回忆说：“我们开始在八户梁被软禁时，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同、刘西屏等5人开会时吵得很厉害，吵什么听不清楚。但泽民回来对我说：如果早听我的话，不至于如此，现在要准备坐牢和杀头了。毛泽民参加革命后曾两次被捕，都凭借着机智逃脱，但这次他知道不可能了，因为新疆太特殊了……”
软禁期间，大家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步。一天深夜，毛泽民与方志纯在院里相遇，两人有过一次重要谈话。
在闽赣苏区，毛泽民与方志纯曾在一起工作过。1939年下半年，毛泽民到莫斯科汇报工作时，又与方志纯同住一屋，因此彼此非常了解。方志纯是回国途经新疆被盛世才扣押的。方志纯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泽民是很活跃、很健谈的。但这次见到他，却发现他话很少，显得非常沉闷，便问他为什么？”
毛泽民沉默了很久，难过地说：“我说什么好呢？开始到新疆时，我觉得我们这样搞可能有问题，林基路同志也提出过，说我们这样给盛世才抬轿子、吹喇叭行不行？可是，人家说我们是‘左’倾，是‘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严重时，我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和准备对付盛世才的阴谋，是不是可以先撤退一部分领导和干部，可是人家又说我‘怕死’，是‘右倾’。我还怎么说话呢？”
毛泽民突然打住不说了。方志纯知道毛泽民组织观念极强，他是不愿意深谈领导层的分歧，哪怕这已是吐露心曲的最后机会。谈话陷入停顿，两人默默地在院子里走着。
突然，天际中飞过一颗流星，在黑暗的夜幕上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方志纯为了打破尴尬，便开玩笑说：“俗话说，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又一个人走了。”
毛泽民也笑笑说：“星星陨落是自然现象，你这个共产党员怎么还讲迷信呢？”但沉思片刻，他又感慨地说道：“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愿是这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虽然很快陨落，可总能为党为人民贡献一点光亮。”之后，他握着方志纯的手说：“为革命，你家牺牲了志敏和好几个兄弟，我家牺牲了泽覃、嫂嫂和妹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深仇大恨，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先烈。”
最后，毛泽民含着泪，郑重地嘱托方志纯：“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一定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于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是毛泽覃的哥哥！”
这就是烈士留下的最后遗言！毛泽民在最危险的时刻，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儿子，而是党的事业及对事业的坚定信念。毛泽民把毕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而且在他看来，只要能为党和人民贡献一分光和热，哪怕自己的生命像流星一样短暂，也无怨无悔。
壮烈牺牲
不久，毛泽民等5名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家属子女被转押到刘公馆。
1943年2月，5名主要领导被关入陆军第二监狱，他们的家属子女则与其他干部被关入陆军第四监狱。从此朱旦华与毛泽民失去联系。但当时逢年过节，监狱间还可以送东西。1943年端午节，朱旦华收到了毛泽民要高腰皮鞋和腹带的纸条。毛泽民曾做过阑尾手术，因手术不成功，伤口经常发炎甚至流脓，为防止伤口破裂，他专门做了一条腹带。1940年下半年在苏联经过治疗后已经不用了，现在又要，很可能是受刑了。高腰皮鞋也很久不穿了，可能是脚镣磨破了脚踝，要用高腰皮鞋减轻痛苦。 实际情况也正如朱旦华判断的那样。盛世才为给自己的罪行披上合法外衣，捏造了一个共产党人“四一二”暴动假案，并企图让共产党人自己“承认”。在法庭上得不到结果，盛世才便刑讯逼供。刽子手使出了种种酷刑，陈谭秋、毛泽民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却始终拒不承认。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坚贞不屈，另外3个领导人徐梦秋、潘同、刘西屏就先后叛变。这3人也并非等闲之辈。徐梦秋，1923年入党，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打过硬仗恶仗无数，长征过雪山冻坏双腿，最后齐着大腿根进行了截肢；潘同、刘西屏则是西路军师级指挥员，经历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和西路军血与火的考验。但他们在酷刑面前却可耻地败下阵来。
可见酷刑折磨比起战场牺牲，是对人的意志和革命信念更为严峻的考验。战场上牺牲毕竟是瞬间的事，死也死得痛快。而酷刑折磨则是把人放到炼狱中去慢慢煎熬，让你生不如死。没有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为了党的事业甘愿受尽一切苦难的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
在此之前，盛世才的公安处长李英奇使用酷刑“坐实”了许多惊天冤案。他吹嘘说，我有二三十种酷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熬到头的，不等我用完所有酷刑，半道他就得给我招了。但毛泽民和陈潭秋却让李英奇失望了，任凭其用尽了所有酷刑，也决不屈服。解放后，李英奇和其他刽子手全部落网。一个外号叫“杨大头”的就供认说，我刑讯无数，就没见过周彬这么硬的汉子，我们私下称他“周铁汉”。
盛世才一看不能让陈潭秋、毛泽民“认罪”，又退而求其次，说只要你们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免一死。但陈潭秋、毛泽民这两位中共早期党员，决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更深知自己身份的特殊：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已有3人牺牲，4人脱党，3人叛变，仍在党内领导革命斗争的仅剩3人，就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而毛泽民则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弟弟。如果他们脱党，无疑是给敌人提供了重磅炸弹，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任凭敌人一遍遍用刑，他们一次次昏死过去，但醒来后的回答只有4个字：“绝不脱党！”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奉蒋介石之命，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秘密杀害。由于是秘密杀害，直到解放后抓到李英奇及其他刽子手后，才得知他们被杀害时的详情。当时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依次带出牢房，先用闷棍打晕，再用绳子活活勒死，装入麻袋，扔到汽车上，拉到六道湾荒坡草草掩埋了。
1954年，人民政府在乌鲁木齐市南郊建起了革命烈士陵园，烈士遗骸被正式隆重安葬。
其他100多名在押中共人员及家属，直到1946年张治中主政新疆后才得以释放，回到延安。解放后，朱旦华与方志纯组成了新的家庭。
兄弟情深
大家知道，毛泽东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烈士，其中就包括毛泽民、毛泽覃这两个弟弟。毛泽东虽然对两个弟弟都很疼爱，但让人感觉毛泽民与他的关系似乎更为亲密，心贴得更近。
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说过：“我年轻时，火气很大，常在小弟弟泽覃跟前挥拳头，舞棍子。可是，对泽民，我从来没有打过他。”首先是年龄差距，毛泽覃比毛泽东小12岁，在毛泽东眼里就是个娃娃。其次是性格原因。毛泽东、毛泽覃的性格都随父亲，典型的湖南人的刚烈和倔强性格，毛泽覃顶撞之中就难免挨打。而毛泽民只比毛泽东小3岁，性格又随母亲，温和并善解人意。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的警卫员吴吉清曾回忆说：“那时主席受排挤，心情不好，常常几天不与人说话，也没什么人来看他，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泽覃那时也被打成‘邓毛谢古’右倾机会主义。泽覃来主席这里，一声不吭，坐在那生闷气。泽民一周来二三次，都是下午来。谈什么不知道，但有说有笑。还给主席买烟丝来，因为前方缴获来的烟不分给主席。”从中可以看出，毛泽民更善于沟通，并能想方设法为苦闷中的大哥带来片刻的欢愉。
但年龄和性格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毛泽东对大弟弟早年供他读书，心中充满感激。他也由衷地喜欢这个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大弟弟。
例如，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对毛远新谈起他当年在长沙读书时的往事。毛泽东说：“那时，我是穿长衫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到长沙去读书，是你爸爸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在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是你爸爸在家乡任劳任怨，辛勤劳作，照料父母，还为我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
1975年，毛远新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去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临行前，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父亲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是有重大贡献的。他牺牲得也非常英勇。你这次去给他扫墓，也代表我。”又嘱咐毛远新说：“你代我在泽民的坟前放一束花。不要说。”
所谓“不要说”，意思就是个人的事不要惊动地方党委和政府。所以中央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集体扫墓献花后，毛远新又单独去了一次陵园。他在父亲的坟前恭恭敬敬献上一束鲜花，心中默默说道：“爸爸，主席一直在惦念着您，这束花是主席托我代他献给您的。”
接着，毛泽东又向侄子道出了一件埋藏心中近60年的往事。他说：
“当时我和你泽覃叔叔在长沙读书，你父亲时常赤脚挑着米送到长沙，同学们看他一身农民打扮，开始还以为是家里的长工。有一次，你父亲送学费晚了两天，我不高兴了，就说了他。但你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说，直到临走时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多卖点钱，这次是挑到100多里外的集镇才卖了个好价钱，所以来迟了。我听后心里非常难过，感到对不住你父亲，为此惭愧了好几天。他这么辛苦地供我们读书，我却还错怪他……没有你父亲，我哪能到长沙读书哟！”
错怪了大弟弟一次，毛泽东始终都不能原谅自己，一记就是60年，并且直到去世前一年，才向亲人吐露，反映了他对大弟弟的深切怀念与愧疚。他自己说是“为此惭愧了好几天”，实际上是自责了一辈子！
大家知道，毛泽东是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代伟人。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多的时间……伟人有自己的成长轨迹，毛泽东要成为伟人，首先要走出韶山冲，毛泽民就是他走出韶山冲的助力。 毛泽东对大弟弟的怀念，更多地体现在对他后代的关爱和教育上。
就拿毛远新来说，毛泽东在他和母亲朱旦华刚从新疆回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他时，就非常喜欢这个侄子。那天，朱旦华领着5岁的远新向毛泽东的窑洞走去，远远就看见毛泽东已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见到他们母子走近，毛泽东大步向前，俯下身一把抱住了毛远新，大声地说：“这是泽民的儿子！我抱抱，我抱抱。”说着就把他抱了起来。
毛远新在毛泽东怀抱中端详着大伯，一点都不认生。他以前常听母亲和叔叔们有时称大伯为毛主席，有时又称毛泽东，他搞不清楚，于是问道：“大伯，你怎么有毛主席和毛泽东两个名字呢？”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把毛远新高高地举起来。
1951年9月，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在看望毛泽东时，讲了毛远新所在南昌小学的简陋状况，并说孩子还是想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毛泽东满足了毛远新的愿望。
毛远新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的优等生，但毛泽东却从未因此表扬过他。一是认为学习成绩好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二是怕他听多了表扬翘尾巴，所以对他要求格外严格。
毛远新还清楚地记着1964年暑假，毛泽东在北戴河对他的教育。当时，他们都下了水。泡在水中的毛远新说：“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瞪了他一眼，说：“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又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是为多数人服务的。要是你，还不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毛远新说：“我还有希望吧！”毛泽东说：“有希望就好。”以此激励毛远新要像他父亲那样为多数人服务。
1965年，越南战场形势紧张时，毛泽东曾问过毛远新：“如果越南要求派兵支援，你敢不敢去？”毛远新说：“敢去。”毛泽东很高兴，说：“好！我们家就剩下你一个壮丁喽。”
1966年，毛远新大学毕业临下部队前，毛泽东与他谈话时再次提到，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可能升级。一旦美国地面部队越过南北分界线，我们就可能公开参战。毛泽东第二次问他：“你敢不敢到越南去打一仗？”毛远新说：“敢！”毛泽东说：“听说那个B-52可厉害呢，你就不怕？”毛远新说：“不怕！”毛泽东高兴地说：“好！我们家除了你，再没有壮丁可以去打仗喽。我对你是寄予希望的。”
在国家遇到危险时，毛泽东总是让家人冲在最前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夕，他坚决支持爱子毛岸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一个月后就牺牲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而后，当美帝从南面威胁共和国的安全时，他又动员毛家唯一的壮丁毛远新上战场。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将毛远新当亲生儿子一样要求的。
毛泽民1921年春走出韶山冲，当年10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后湖南支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毛泽民参加革命后，就一直从事党的经济工作，是我党金融、经济工作的主要开拓者。
新疆遭软禁
毛泽民是1937年底离开延安，准备去苏联学习和治病的。1938年2月途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新疆军阀盛世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大弟弟，并且是中共理财专家，就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工作。毛泽民是不愿意的，但不久中央就来了电报，让毛泽民暂留新疆工作。于是毛泽民化名周彬，留在了新疆，被盛世才任命为财政厅长。
当时，苏联、中共和盛世才建立有同盟关系。中共实际上是奉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之命，派遣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帮助盛世才工作的。这100多名中共干部并不受延安领导，而是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领导。他们一到，总领事馆就给他们规定了3条纪律……这就严重地束缚了中共在新人员的手脚，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共中央先后向新疆派驻了3位代表：依次是陈云、邓发、陈潭秋。毛泽民刚到时是邓发担任中共代表，他与朱旦华的婚姻也是邓发牵的线。之后由陈潭秋接替。
盛世才一开始还是很看重这批中共干部的。但他毕竟是个反动军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他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国内蒋介石也掀起了反共高潮，盛世才认为苏联和中共都靠不住了，便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他一方面派人到重庆与蒋介石秘密联系，一方面把中共在新干部都调离重要岗位，并派人严密监视。毛泽民也被调离财政厅，改任民政厅长。
此时，毛泽民敏锐地意识到，盛世才随时都有翻脸的可能，多次打电报给中央，建议及早将一批干部撤到苏联，避免让盛世才一网打尽。但中央迟迟没有回电。等中央也意识到危险并与苏联联系时，苏方却迟迟不予答复，从而错过了脱离险境的最后时机。
1942年9月，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谈，并向盛下达了“肃清中共在新人员”4点指示。两天后，盛世才便以保护为名，将分布在新疆各地的中共人员全部集中到八户梁招待所软禁起来。
毛泽民当即打电话质问盛世才……电话线被掐断。盛世才这时已铁了心投靠蒋介石了，并准备将中共在新主要领导人作为投靠的“见面礼”。
这时，毛泽民早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朱旦华回忆说：“我们开始在八户梁被软禁时，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同、刘西屏等5人开会时吵得很厉害，吵什么听不清楚。但泽民回来对我说：如果早听我的话，不至于如此，现在要准备坐牢和杀头了。毛泽民参加革命后曾两次被捕，都凭借着机智逃脱，但这次他知道不可能了，因为新疆太特殊了……”
软禁期间，大家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步。一天深夜，毛泽民与方志纯在院里相遇，两人有过一次重要谈话。
在闽赣苏区，毛泽民与方志纯曾在一起工作过。1939年下半年，毛泽民到莫斯科汇报工作时，又与方志纯同住一屋，因此彼此非常了解。方志纯是回国途经新疆被盛世才扣押的。方志纯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泽民是很活跃、很健谈的。但这次见到他，却发现他话很少，显得非常沉闷，便问他为什么？”
毛泽民沉默了很久，难过地说：“我说什么好呢？开始到新疆时，我觉得我们这样搞可能有问题，林基路同志也提出过，说我们这样给盛世才抬轿子、吹喇叭行不行？可是，人家说我们是‘左’倾，是‘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严重时，我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和准备对付盛世才的阴谋，是不是可以先撤退一部分领导和干部，可是人家又说我‘怕死’，是‘右倾’。我还怎么说话呢？”
毛泽民突然打住不说了。方志纯知道毛泽民组织观念极强，他是不愿意深谈领导层的分歧，哪怕这已是吐露心曲的最后机会。谈话陷入停顿，两人默默地在院子里走着。
突然，天际中飞过一颗流星，在黑暗的夜幕上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方志纯为了打破尴尬，便开玩笑说：“俗话说，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又一个人走了。”
毛泽民也笑笑说：“星星陨落是自然现象，你这个共产党员怎么还讲迷信呢？”但沉思片刻，他又感慨地说道：“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愿是这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虽然很快陨落，可总能为党为人民贡献一点光亮。”之后，他握着方志纯的手说：“为革命，你家牺牲了志敏和好几个兄弟，我家牺牲了泽覃、嫂嫂和妹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深仇大恨，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先烈。”
最后，毛泽民含着泪，郑重地嘱托方志纯：“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一定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于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是毛泽覃的哥哥！”
这就是烈士留下的最后遗言！毛泽民在最危险的时刻，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儿子，而是党的事业及对事业的坚定信念。毛泽民把毕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而且在他看来，只要能为党和人民贡献一分光和热，哪怕自己的生命像流星一样短暂，也无怨无悔。
壮烈牺牲
不久，毛泽民等5名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家属子女被转押到刘公馆。
1943年2月，5名主要领导被关入陆军第二监狱，他们的家属子女则与其他干部被关入陆军第四监狱。从此朱旦华与毛泽民失去联系。但当时逢年过节，监狱间还可以送东西。1943年端午节，朱旦华收到了毛泽民要高腰皮鞋和腹带的纸条。毛泽民曾做过阑尾手术，因手术不成功，伤口经常发炎甚至流脓，为防止伤口破裂，他专门做了一条腹带。1940年下半年在苏联经过治疗后已经不用了，现在又要，很可能是受刑了。高腰皮鞋也很久不穿了，可能是脚镣磨破了脚踝，要用高腰皮鞋减轻痛苦。 实际情况也正如朱旦华判断的那样。盛世才为给自己的罪行披上合法外衣，捏造了一个共产党人“四一二”暴动假案，并企图让共产党人自己“承认”。在法庭上得不到结果，盛世才便刑讯逼供。刽子手使出了种种酷刑，陈谭秋、毛泽民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却始终拒不承认。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坚贞不屈，另外3个领导人徐梦秋、潘同、刘西屏就先后叛变。这3人也并非等闲之辈。徐梦秋，1923年入党，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打过硬仗恶仗无数，长征过雪山冻坏双腿，最后齐着大腿根进行了截肢；潘同、刘西屏则是西路军师级指挥员，经历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和西路军血与火的考验。但他们在酷刑面前却可耻地败下阵来。
可见酷刑折磨比起战场牺牲，是对人的意志和革命信念更为严峻的考验。战场上牺牲毕竟是瞬间的事，死也死得痛快。而酷刑折磨则是把人放到炼狱中去慢慢煎熬，让你生不如死。没有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为了党的事业甘愿受尽一切苦难的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
在此之前，盛世才的公安处长李英奇使用酷刑“坐实”了许多惊天冤案。他吹嘘说，我有二三十种酷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熬到头的，不等我用完所有酷刑，半道他就得给我招了。但毛泽民和陈潭秋却让李英奇失望了，任凭其用尽了所有酷刑，也决不屈服。解放后，李英奇和其他刽子手全部落网。一个外号叫“杨大头”的就供认说，我刑讯无数，就没见过周彬这么硬的汉子，我们私下称他“周铁汉”。
盛世才一看不能让陈潭秋、毛泽民“认罪”，又退而求其次，说只要你们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免一死。但陈潭秋、毛泽民这两位中共早期党员，决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更深知自己身份的特殊：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已有3人牺牲，4人脱党，3人叛变，仍在党内领导革命斗争的仅剩3人，就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而毛泽民则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弟弟。如果他们脱党，无疑是给敌人提供了重磅炸弹，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任凭敌人一遍遍用刑，他们一次次昏死过去，但醒来后的回答只有4个字：“绝不脱党！”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奉蒋介石之命，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秘密杀害。由于是秘密杀害，直到解放后抓到李英奇及其他刽子手后，才得知他们被杀害时的详情。当时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依次带出牢房，先用闷棍打晕，再用绳子活活勒死，装入麻袋，扔到汽车上，拉到六道湾荒坡草草掩埋了。
1954年，人民政府在乌鲁木齐市南郊建起了革命烈士陵园，烈士遗骸被正式隆重安葬。
其他100多名在押中共人员及家属，直到1946年张治中主政新疆后才得以释放，回到延安。解放后，朱旦华与方志纯组成了新的家庭。
兄弟情深
大家知道，毛泽东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烈士，其中就包括毛泽民、毛泽覃这两个弟弟。毛泽东虽然对两个弟弟都很疼爱，但让人感觉毛泽民与他的关系似乎更为亲密，心贴得更近。
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说过：“我年轻时，火气很大，常在小弟弟泽覃跟前挥拳头，舞棍子。可是，对泽民，我从来没有打过他。”首先是年龄差距，毛泽覃比毛泽东小12岁，在毛泽东眼里就是个娃娃。其次是性格原因。毛泽东、毛泽覃的性格都随父亲，典型的湖南人的刚烈和倔强性格，毛泽覃顶撞之中就难免挨打。而毛泽民只比毛泽东小3岁，性格又随母亲，温和并善解人意。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的警卫员吴吉清曾回忆说：“那时主席受排挤，心情不好，常常几天不与人说话，也没什么人来看他，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泽覃那时也被打成‘邓毛谢古’右倾机会主义。泽覃来主席这里，一声不吭，坐在那生闷气。泽民一周来二三次，都是下午来。谈什么不知道，但有说有笑。还给主席买烟丝来，因为前方缴获来的烟不分给主席。”从中可以看出，毛泽民更善于沟通，并能想方设法为苦闷中的大哥带来片刻的欢愉。
但年龄和性格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毛泽东对大弟弟早年供他读书，心中充满感激。他也由衷地喜欢这个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大弟弟。
例如，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对毛远新谈起他当年在长沙读书时的往事。毛泽东说：“那时，我是穿长衫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到长沙去读书，是你爸爸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在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是你爸爸在家乡任劳任怨，辛勤劳作，照料父母，还为我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
1975年，毛远新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去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临行前，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父亲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是有重大贡献的。他牺牲得也非常英勇。你这次去给他扫墓，也代表我。”又嘱咐毛远新说：“你代我在泽民的坟前放一束花。不要说。”
所谓“不要说”，意思就是个人的事不要惊动地方党委和政府。所以中央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集体扫墓献花后，毛远新又单独去了一次陵园。他在父亲的坟前恭恭敬敬献上一束鲜花，心中默默说道：“爸爸，主席一直在惦念着您，这束花是主席托我代他献给您的。”
接着，毛泽东又向侄子道出了一件埋藏心中近60年的往事。他说：
“当时我和你泽覃叔叔在长沙读书，你父亲时常赤脚挑着米送到长沙，同学们看他一身农民打扮，开始还以为是家里的长工。有一次，你父亲送学费晚了两天，我不高兴了，就说了他。但你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说，直到临走时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多卖点钱，这次是挑到100多里外的集镇才卖了个好价钱，所以来迟了。我听后心里非常难过，感到对不住你父亲，为此惭愧了好几天。他这么辛苦地供我们读书，我却还错怪他……没有你父亲，我哪能到长沙读书哟！”
错怪了大弟弟一次，毛泽东始终都不能原谅自己，一记就是60年，并且直到去世前一年，才向亲人吐露，反映了他对大弟弟的深切怀念与愧疚。他自己说是“为此惭愧了好几天”，实际上是自责了一辈子！
大家知道，毛泽东是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代伟人。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多的时间……伟人有自己的成长轨迹，毛泽东要成为伟人，首先要走出韶山冲，毛泽民就是他走出韶山冲的助力。 毛泽东对大弟弟的怀念，更多地体现在对他后代的关爱和教育上。
就拿毛远新来说，毛泽东在他和母亲朱旦华刚从新疆回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他时，就非常喜欢这个侄子。那天，朱旦华领着5岁的远新向毛泽东的窑洞走去，远远就看见毛泽东已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见到他们母子走近，毛泽东大步向前，俯下身一把抱住了毛远新，大声地说：“这是泽民的儿子！我抱抱，我抱抱。”说着就把他抱了起来。
毛远新在毛泽东怀抱中端详着大伯，一点都不认生。他以前常听母亲和叔叔们有时称大伯为毛主席，有时又称毛泽东，他搞不清楚，于是问道：“大伯，你怎么有毛主席和毛泽东两个名字呢？”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把毛远新高高地举起来。
1951年9月，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在看望毛泽东时，讲了毛远新所在南昌小学的简陋状况，并说孩子还是想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毛泽东满足了毛远新的愿望。
毛远新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的优等生，但毛泽东却从未因此表扬过他。一是认为学习成绩好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二是怕他听多了表扬翘尾巴，所以对他要求格外严格。
毛远新还清楚地记着1964年暑假，毛泽东在北戴河对他的教育。当时，他们都下了水。泡在水中的毛远新说：“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瞪了他一眼，说：“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又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是为多数人服务的。要是你，还不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毛远新说：“我还有希望吧！”毛泽东说：“有希望就好。”以此激励毛远新要像他父亲那样为多数人服务。
1965年，越南战场形势紧张时，毛泽东曾问过毛远新：“如果越南要求派兵支援，你敢不敢去？”毛远新说：“敢去。”毛泽东很高兴，说：“好！我们家就剩下你一个壮丁喽。”
1966年，毛远新大学毕业临下部队前，毛泽东与他谈话时再次提到，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可能升级。一旦美国地面部队越过南北分界线，我们就可能公开参战。毛泽东第二次问他：“你敢不敢到越南去打一仗？”毛远新说：“敢！”毛泽东说：“听说那个B-52可厉害呢，你就不怕？”毛远新说：“不怕！”毛泽东高兴地说：“好！我们家除了你，再没有壮丁可以去打仗喽。我对你是寄予希望的。”
在国家遇到危险时，毛泽东总是让家人冲在最前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夕，他坚决支持爱子毛岸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一个月后就牺牲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而后，当美帝从南面威胁共和国的安全时，他又动员毛家唯一的壮丁毛远新上战场。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将毛远新当亲生儿子一样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