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廉伯、子谷、群英、关淑、冰茹：
我乡土改，闻已完成。土改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方面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在这个问题上，在你们来信中和实际行动上没有看到转变或者没有充分计划去转变。从去年到今年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关淑跑到友仁，不回家设法生产；群英的女儿、媳妇，也不在家生产；一些小孩子，不管聪明与否，读书没读书，全想出去依靠人，要正行带去。原因是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看了你们的信，虽然了解你们，但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
早年，我总感觉穿绿长褂子不是出路，曾费了很多神叫廉伯在家作田，廉伯是不大愿意的。记得大革命时期参加一次农民协会，来信说下了决心做农民了，但大革命失败后至今，虽然劳动了几十年，劳动观点尚不浓厚，证据就是不把只能做农业劳动的孩子留在家，却仍想雇长工作田。早年，还费力要淑英群英学会缝纫，都学好了，除群英残废不能作外，淑英竟不动针线，从来不劳动，因此竟成了神经病人。
家里进行生产条件是有的，我家自耕部分完全没有动，田土较集中，子谷田土，虽分得散一点，想也不大坏。阿婆、满婶，大约都分了地，家里的孩子们出外学习的又都由公家供给。这样，耕种的收获，穿吃有余。加上搞些副业，很可以过好生活。提议：廉伯、子谷合成一家，关淑主持屋里的事，廉伯主持田里劳动的事（淑英没有希望，就算了），把阿婆、满婶都接在一起住，轻的劳动，女人老人做，小孩上学回来，要学习劳动，可以作得出那些田，只要收一二个阳春，就可以过好生活。过去你怕好了我，我怕好了你的财利相煎的思想，经过土改之后，应该打消了，不打消也得打消。
群英的女儿、媳妇，应叫她们回去好好作田作土，贺胜坑是好地方。何况群英家有喂猪婆子的一门长处。这是农村需要的，于大家有益的。
冰茹家较困难一些，但冰茹能织布，不要出外找工厂，在家作点山土，一边织布，可以慢慢转好。带着小孩进工厂不可能，工资只能养活一个多人，也许进工厂又要从（重）新学起，年龄大了又不要，不如在乡下勤劳耕织靠得住。
子谷仍专心做他的教育工作。耘平应该回去作田土。应该自己下田下地作活，才能讨到生活。
你们不要再犹豫了。除老、小、残废不能劳动的外，其他都要劳动。不愿意劳动的，政府有法令一条，叫强迫劳动。叫你们向乡政府交出生产计划，定时向政府实报劳动生产情况。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农会也会帮助你们。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由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与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与我来信。
觉 哉
五月廿五日
1951年5月25日，谢觉哉写给儿子谢廉伯和谢子谷、儿媳何关淑、女儿谢群英和谢冰茹的这封信，情真意切，今天读起来仍然感人肺腑，发人深思。
当时在湖南宁乡县沙田乡堆子山南馥冲老家的谢廉伯、谢子谷等人，是谢觉哉与第一位夫人何敦秀的孩子。1927年因马日事变离开长沙后，谢觉哉与家人的联系中断了整整10年。1928年，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上海负责编辑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上海报》，1931年秋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省委秘书长，并主编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1933年又调中央苏区，先任毛泽东秘书，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等职。在此期间，一直未与家人联系，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谢觉哉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方才恢复了与家人的书信联系。在信中，谢觉哉不忘对女子的教育、引导。
新中国成立时，谢觉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孩子们得知父亲在政府做了“大官”，都想去北京看一看，也希望得到一些“照顾”，能够离开乡下，到城里工作。谢觉哉知道孩子们的想法后，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在1950年1月21日写给谢子谷、谢廉伯的信中，他首先表示“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接着又表示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来到北京，“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并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谓“焦官”，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而“周老官”，更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不仅说自己是“焦官”，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
为了引导子女抛弃幻想，在农村老家搞好生产生活，谢觉哉写了1951年5月25日的这封长信，中心思想仍旧是让他们安分守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工作，强调这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方面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进而指出子女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正确的认识，“来信中和实际行动上没有看到转变或者没有充分计划去转变”，“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
有鉴于此，谢觉哉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就在于“劳动观点尚不浓厚”，“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做那种“穿绿长褂子”的人，而且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管小孩子“聪明与否，读书没读书，全想出去依靠人”，而不是将“只能做农业劳动的孩子留在家”。谢觉哉严厉地批评孩子们说：“看了你们的信，虽然了解你们，但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
让人感动的是，谢觉哉在信中还根据每家每户的情况，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一个为子女操心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这包括：让儿子谢廉伯、谢子谷两家合成一家，由何关淑主持屋里的事，谢廉伯主持田里劳动的事，谢子谷仍专心做他的教育工作。要求女儿谢群英叫女儿和媳妇们回家好好作田作土，并发挥喂猪婆子的长处。建议谢冰茹一边在家作点山土，一边织布。由此可见，谢觉哉虽然离家多年，但始终牵挂着家里的情况，对孩子们的状况也比较了解。
在信的最后，谢觉哉对孩子们重申了自食其力的重要性，强调“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农会也会帮助你们”。他还严肃地告诉孩子们：“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由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与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与我来信。”
在谢觉哉的指导和要求下，谢廉伯、谢子谷等人都积极行动起来，并随时向父亲汇报新的思想认识和劳动成绩。对此，谢觉哉心里很高兴。1952年1月1日，他在给谢子谷、谢冰茹的信中说，知道你们的情况，“颇使我安心”。并进一步鼓励他们说，“人总要有上进心，从困难中打开局面，也必然可以打开局面”，更何况，“现在是新的困难，进步中的困难，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观也会跟着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在家书中教育子女，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既严格要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根据实际，出主意，想办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他1952年3月28日致信侄女婿吴岂凡，指出他的来信中“有些话是聪明的，有些则须考虑，如说来京学习机会等”。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是必要的，除日常学习外，还可以有离开工作短时间的学习”，但是“机会必然多，在省或县，而不在北京”。可能是为了照顾亲戚的情绪，谢觉哉在信末不忘补充一句：“要来北京玩玩，决定于你。我们无假期，任何时候都一样。”一方面坚持原则，另一方面不失亲情，或许就是谢觉哉家书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我乡土改，闻已完成。土改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方面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在这个问题上，在你们来信中和实际行动上没有看到转变或者没有充分计划去转变。从去年到今年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关淑跑到友仁，不回家设法生产；群英的女儿、媳妇，也不在家生产；一些小孩子，不管聪明与否，读书没读书，全想出去依靠人，要正行带去。原因是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看了你们的信，虽然了解你们，但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
早年，我总感觉穿绿长褂子不是出路，曾费了很多神叫廉伯在家作田，廉伯是不大愿意的。记得大革命时期参加一次农民协会，来信说下了决心做农民了，但大革命失败后至今，虽然劳动了几十年，劳动观点尚不浓厚，证据就是不把只能做农业劳动的孩子留在家，却仍想雇长工作田。早年，还费力要淑英群英学会缝纫，都学好了，除群英残废不能作外，淑英竟不动针线，从来不劳动，因此竟成了神经病人。
家里进行生产条件是有的，我家自耕部分完全没有动，田土较集中，子谷田土，虽分得散一点，想也不大坏。阿婆、满婶，大约都分了地，家里的孩子们出外学习的又都由公家供给。这样，耕种的收获，穿吃有余。加上搞些副业，很可以过好生活。提议：廉伯、子谷合成一家，关淑主持屋里的事，廉伯主持田里劳动的事（淑英没有希望，就算了），把阿婆、满婶都接在一起住，轻的劳动，女人老人做，小孩上学回来，要学习劳动，可以作得出那些田，只要收一二个阳春，就可以过好生活。过去你怕好了我，我怕好了你的财利相煎的思想，经过土改之后，应该打消了，不打消也得打消。
群英的女儿、媳妇，应叫她们回去好好作田作土，贺胜坑是好地方。何况群英家有喂猪婆子的一门长处。这是农村需要的，于大家有益的。
冰茹家较困难一些，但冰茹能织布，不要出外找工厂，在家作点山土，一边织布，可以慢慢转好。带着小孩进工厂不可能，工资只能养活一个多人，也许进工厂又要从（重）新学起，年龄大了又不要，不如在乡下勤劳耕织靠得住。
子谷仍专心做他的教育工作。耘平应该回去作田土。应该自己下田下地作活，才能讨到生活。
你们不要再犹豫了。除老、小、残废不能劳动的外，其他都要劳动。不愿意劳动的，政府有法令一条，叫强迫劳动。叫你们向乡政府交出生产计划，定时向政府实报劳动生产情况。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农会也会帮助你们。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由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与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与我来信。
觉 哉
五月廿五日
1951年5月25日，谢觉哉写给儿子谢廉伯和谢子谷、儿媳何关淑、女儿谢群英和谢冰茹的这封信，情真意切，今天读起来仍然感人肺腑，发人深思。
当时在湖南宁乡县沙田乡堆子山南馥冲老家的谢廉伯、谢子谷等人，是谢觉哉与第一位夫人何敦秀的孩子。1927年因马日事变离开长沙后，谢觉哉与家人的联系中断了整整10年。1928年，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上海负责编辑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上海报》，1931年秋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省委秘书长，并主编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1933年又调中央苏区，先任毛泽东秘书，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等职。在此期间，一直未与家人联系，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谢觉哉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方才恢复了与家人的书信联系。在信中，谢觉哉不忘对女子的教育、引导。
新中国成立时，谢觉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孩子们得知父亲在政府做了“大官”，都想去北京看一看，也希望得到一些“照顾”，能够离开乡下，到城里工作。谢觉哉知道孩子们的想法后，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在1950年1月21日写给谢子谷、谢廉伯的信中，他首先表示“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接着又表示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来到北京，“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并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谓“焦官”，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而“周老官”，更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不仅说自己是“焦官”，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
为了引导子女抛弃幻想，在农村老家搞好生产生活，谢觉哉写了1951年5月25日的这封长信，中心思想仍旧是让他们安分守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工作，强调这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方面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进而指出子女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正确的认识，“来信中和实际行动上没有看到转变或者没有充分计划去转变”，“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
有鉴于此，谢觉哉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就在于“劳动观点尚不浓厚”，“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做那种“穿绿长褂子”的人，而且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管小孩子“聪明与否，读书没读书，全想出去依靠人”，而不是将“只能做农业劳动的孩子留在家”。谢觉哉严厉地批评孩子们说：“看了你们的信，虽然了解你们，但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
让人感动的是，谢觉哉在信中还根据每家每户的情况，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一个为子女操心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这包括：让儿子谢廉伯、谢子谷两家合成一家，由何关淑主持屋里的事，谢廉伯主持田里劳动的事，谢子谷仍专心做他的教育工作。要求女儿谢群英叫女儿和媳妇们回家好好作田作土，并发挥喂猪婆子的长处。建议谢冰茹一边在家作点山土，一边织布。由此可见，谢觉哉虽然离家多年，但始终牵挂着家里的情况，对孩子们的状况也比较了解。
在信的最后，谢觉哉对孩子们重申了自食其力的重要性，强调“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农会也会帮助你们”。他还严肃地告诉孩子们：“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由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与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与我来信。”
在谢觉哉的指导和要求下，谢廉伯、谢子谷等人都积极行动起来，并随时向父亲汇报新的思想认识和劳动成绩。对此，谢觉哉心里很高兴。1952年1月1日，他在给谢子谷、谢冰茹的信中说，知道你们的情况，“颇使我安心”。并进一步鼓励他们说，“人总要有上进心，从困难中打开局面，也必然可以打开局面”，更何况，“现在是新的困难，进步中的困难，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观也会跟着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在家书中教育子女，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既严格要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根据实际，出主意，想办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他1952年3月28日致信侄女婿吴岂凡，指出他的来信中“有些话是聪明的，有些则须考虑，如说来京学习机会等”。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是必要的，除日常学习外，还可以有离开工作短时间的学习”，但是“机会必然多，在省或县，而不在北京”。可能是为了照顾亲戚的情绪，谢觉哉在信末不忘补充一句：“要来北京玩玩，决定于你。我们无假期，任何时候都一样。”一方面坚持原则，另一方面不失亲情，或许就是谢觉哉家书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