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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大人膝下：
前几天接到四号手谕，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常自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事之才，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已改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启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即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
昨胜先妹妹来函云陈宅有北迁之举，不知事可实否？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前虽函促达泉大哥，彼对儿无正式答复，可怪！
这是任弼时1921年5月赴莫斯科学习追求革命真理前在上海写给父亲任裕道的信。
1920年，年仅16岁的任弼时加入了由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首批推荐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为留苏俄做准备。1921年5月4日，父亲任裕道从长沙来信，劝任弼时“谋事上海”，从长计议。任弼时接信后“捧读之余，泪随之下”。尽管他非常体贴父母，理解此时此刻父亲的矛盾心情，但决心已下，岂能因儿女情长而改变行动计划，他“连夜不安”，终于在启程之日，饱含真情地写下这封家书，语多劝慰，并表述自己的抱负和决心。信中寄寓了他对事业、对父母、对未婚妻的无限情怀。
父子情深
1904年4月30日，已过而立之年的教师任裕道迎来了他的儿子任弼时。任弼时启蒙甚早，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他习字诵诗、篆刻绘画，并且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历史，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5岁，任弼时便跟随父亲在湖南省公立作民小学寄宿课读，7岁又随父亲辗转任氏族学序贤小学就读。1915年夏天，任弼时初小毕业时，恰逢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设高小部招收新生，父亲写信给长沙的亲戚问明情况后，决定让任弼时去投考。任弼时在父亲的带领下，徒步去长沙投考。被录取后，年仅11岁的任弼时便离开了家乡，告别了父母和妹妹，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身为教师的任裕道十分关心儿子的学习和成长，对任弼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任弼时深爱他的父亲，所以在赴莫斯科前的信中说：“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
此前，任弼时一直在求学。从湘阴到长沙，从长沙到上海，父亲为儿子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即将赴莫斯科，任弼时百感交集，作为父母唯一的男孩子，无法帮助父亲的歉疚，令他 “连夜不安”。他在信中说：“常年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同时，为了消除父母对儿子远行的担忧，他在信中说：“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以改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启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父子情深，可见一斑。
拳拳抱负
尽管任弼时非常体贴父母，理解父亲的矛盾心情，但好男儿志在四方，抉择中他坚守了自己的志向。为安慰双亲，任弼时化离别之苦为动力，向父亲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在信中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吾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之希望与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段话强烈地表达了任弼时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和救亡图存的远大抱负。20世纪初的中国风起云涌，国家内忧外患，社会极端不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7岁的任弼时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谋求自立又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道路。他自觉地将“造成大福家世界”作为自己的宏愿和对中国社会应尽的责任，堪称时代的典范。他同当时毛泽东吟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周恩来发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同属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救国救民的呼声。
1924年7月下旬，任弼时结束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习生活，准备回国。临行前夕，他拜谒了列宁墓。在红场上，堂兄任作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决定了！”20岁的任弼时回答得简短而坚毅。
此前和此后，任弼时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为之奋斗了30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代革命领袖。
1925年，任弼时担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7日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至1929年他曾两度被捕入狱，遭受了各种酷刑，因此落下病根。1931年，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11月，他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长征中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作坚决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他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1940年3月回国后，他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46年后，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初，他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逝世时年仅46岁。他为了当初的抱负和决心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伉俪情深
任弼时在这封家书中除了父母以外，他最为惦记的是自己青梅竹马的未婚妻陈琮英。信中说“仪芳读书之事，乃儿为终身之谋”，由此说明了任弼时对陈琮英读书的重视。
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婚姻始缘于父母之命。1897年，任裕道的原配妻子陈氏不幸病故。不久，任裕道续娶了朱宜，他与前妻感情很好。续弦时，任家与陈家相约，下一代人一定与陈家再续姻亲。1904年，任弼时一出生就与年长两岁的陈氏侄女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从此，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陈琮英自幼丧母，从小即随兄嫂生活，12岁便进入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任弼时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读书的3年中，任弼时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心地善良的陈琮英常常用织袜子得到的微薄收入接济任弼时。
1920年8月，任弼时前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俄学习前的准备。这一年，陈琮英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她明知任弼时此行难料归期，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他的选择：“你放心地去吧！家里有我照料。”说罢，递上两双她亲手织的棉纱袜子。从此，两人一别6年。在此期间，陈琮英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有所提高。1924年8月，任弼时回国之后在上海工作，当时上海的一些年轻知识女性，对刚从苏联回国的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任弼时，产生了爱慕之心。对此，任弼时毫不动心，思念的仍是曾经同苦共难的未婚妻陈琮英。1926年3月，党组织决定接陈琮英来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由于从小营养不良，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陈琮英的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一点也没长高。一位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大学教授，另一位却是没有正式进过学堂门的织袜女工，两人因为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结合在了一起。
从此，陈琮英开始了新的人生，跟随任弼时踏上了艰辛、漫长的革命征程，成为任弼时的左膀右臂，两人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几十年烽火连绵的战争岁月。如果说任弼时最初接受这个婚姻是源于对任裕道的孝心，那么发展这桩婚姻的基础却是任弼时的真诚和陈琮英的执著。
任弼时1921年5月的这封家书话语不多，但情真意切，将自己的追求和对亲人的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是一封寄寓满腔真情的家书，更是一封充溢青年学子激情昂扬的爱国情结的家书。
前几天接到四号手谕，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常自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事之才，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已改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启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即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
昨胜先妹妹来函云陈宅有北迁之举，不知事可实否？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前虽函促达泉大哥，彼对儿无正式答复，可怪！
这是任弼时1921年5月赴莫斯科学习追求革命真理前在上海写给父亲任裕道的信。
1920年，年仅16岁的任弼时加入了由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首批推荐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为留苏俄做准备。1921年5月4日，父亲任裕道从长沙来信，劝任弼时“谋事上海”，从长计议。任弼时接信后“捧读之余，泪随之下”。尽管他非常体贴父母，理解此时此刻父亲的矛盾心情，但决心已下，岂能因儿女情长而改变行动计划，他“连夜不安”，终于在启程之日，饱含真情地写下这封家书，语多劝慰，并表述自己的抱负和决心。信中寄寓了他对事业、对父母、对未婚妻的无限情怀。
父子情深
1904年4月30日，已过而立之年的教师任裕道迎来了他的儿子任弼时。任弼时启蒙甚早，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他习字诵诗、篆刻绘画，并且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历史，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5岁，任弼时便跟随父亲在湖南省公立作民小学寄宿课读，7岁又随父亲辗转任氏族学序贤小学就读。1915年夏天，任弼时初小毕业时，恰逢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设高小部招收新生，父亲写信给长沙的亲戚问明情况后，决定让任弼时去投考。任弼时在父亲的带领下，徒步去长沙投考。被录取后，年仅11岁的任弼时便离开了家乡，告别了父母和妹妹，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身为教师的任裕道十分关心儿子的学习和成长，对任弼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任弼时深爱他的父亲，所以在赴莫斯科前的信中说：“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
此前，任弼时一直在求学。从湘阴到长沙，从长沙到上海，父亲为儿子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即将赴莫斯科，任弼时百感交集，作为父母唯一的男孩子，无法帮助父亲的歉疚，令他 “连夜不安”。他在信中说：“常年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同时，为了消除父母对儿子远行的担忧，他在信中说：“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以改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启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父子情深，可见一斑。
拳拳抱负
尽管任弼时非常体贴父母，理解父亲的矛盾心情，但好男儿志在四方，抉择中他坚守了自己的志向。为安慰双亲，任弼时化离别之苦为动力，向父亲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在信中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吾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之希望与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段话强烈地表达了任弼时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和救亡图存的远大抱负。20世纪初的中国风起云涌，国家内忧外患，社会极端不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7岁的任弼时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谋求自立又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道路。他自觉地将“造成大福家世界”作为自己的宏愿和对中国社会应尽的责任，堪称时代的典范。他同当时毛泽东吟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周恩来发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同属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救国救民的呼声。
1924年7月下旬，任弼时结束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习生活，准备回国。临行前夕，他拜谒了列宁墓。在红场上，堂兄任作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决定了！”20岁的任弼时回答得简短而坚毅。
此前和此后，任弼时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为之奋斗了30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代革命领袖。
1925年，任弼时担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7日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至1929年他曾两度被捕入狱，遭受了各种酷刑，因此落下病根。1931年，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11月，他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长征中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作坚决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他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1940年3月回国后，他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46年后，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初，他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逝世时年仅46岁。他为了当初的抱负和决心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伉俪情深
任弼时在这封家书中除了父母以外，他最为惦记的是自己青梅竹马的未婚妻陈琮英。信中说“仪芳读书之事，乃儿为终身之谋”，由此说明了任弼时对陈琮英读书的重视。
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婚姻始缘于父母之命。1897年，任裕道的原配妻子陈氏不幸病故。不久，任裕道续娶了朱宜，他与前妻感情很好。续弦时，任家与陈家相约，下一代人一定与陈家再续姻亲。1904年，任弼时一出生就与年长两岁的陈氏侄女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从此，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陈琮英自幼丧母，从小即随兄嫂生活，12岁便进入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任弼时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读书的3年中，任弼时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心地善良的陈琮英常常用织袜子得到的微薄收入接济任弼时。
1920年8月，任弼时前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俄学习前的准备。这一年，陈琮英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她明知任弼时此行难料归期，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他的选择：“你放心地去吧！家里有我照料。”说罢，递上两双她亲手织的棉纱袜子。从此，两人一别6年。在此期间，陈琮英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有所提高。1924年8月，任弼时回国之后在上海工作，当时上海的一些年轻知识女性，对刚从苏联回国的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任弼时，产生了爱慕之心。对此，任弼时毫不动心，思念的仍是曾经同苦共难的未婚妻陈琮英。1926年3月，党组织决定接陈琮英来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由于从小营养不良，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陈琮英的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一点也没长高。一位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大学教授，另一位却是没有正式进过学堂门的织袜女工，两人因为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结合在了一起。
从此，陈琮英开始了新的人生，跟随任弼时踏上了艰辛、漫长的革命征程，成为任弼时的左膀右臂，两人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几十年烽火连绵的战争岁月。如果说任弼时最初接受这个婚姻是源于对任裕道的孝心，那么发展这桩婚姻的基础却是任弼时的真诚和陈琮英的执著。
任弼时1921年5月的这封家书话语不多，但情真意切，将自己的追求和对亲人的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是一封寄寓满腔真情的家书，更是一封充溢青年学子激情昂扬的爱国情结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