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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康日新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随后，有关部门向中核集团的局级以上干部通报了这一情况。中核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8月4日，康日新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的中核集团总部办公室被带走。次日，此消息即见诸各媒体，速度之快，显示出高层查处康日新的决心。一年以后，2010年10月18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日新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康日新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2010年11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康日新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康犯受贿罪，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66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
北京市月坛南街三里河，在耀眼的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狭长胡同。胡同深处有一座大门，门口站着戒备森严的武警，里面隐藏着一个静谧的院落。这个至今依然有些神秘的地方，就是曾经的国家核工业部，如今的中核集团。在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序列里，中核排名第一，人称“头号央企”。
由于在中国核工业发展方面的关键地位，曾经担任中核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被称为中国“核掌门”的康日新，也曾是122家央企的“一把手”中，唯一一名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
康日新于1953年8月在“中国煤都”山西省大同市的农村出生并长大，“自他以上，三代为农”。父亲是当地的生产队长，也是早年的军人。他曾当过食堂管理员、教师、快递员、车间主任，1975年9月在山西大同县水利局杨庄电灌站工作时，被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反应堆工程专业学习，从此开始了与核电打交道的岁月。
1978年9月-1996年12月，历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1996年12月～1999年6月，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6月～2003年9月，任中核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003年9月，任中核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官至正部级。
对于康日新的能力，业界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足以胜任一家核电央企领导人的职务，只是距离中央委员的要求，似乎还有一些差距；也有人认为通常需要学习5年的反应堆工程专业他只学了3年，专业基础不够扎实，日后的升迁，主要得益于党政工作的娴熟。
康日新曾将自己的核电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原子能科学院18年的科学研究；泰山第三核电站7年的董事长、总经理任职；中核集团的党组书记、总经理任职。在第三阶段，他的职业生涯进入顶峰。
二
康日新的落马令核电业界感到震惊。中核集团多位内部人士称，此前没有听到任何相关传闻。另有人则称，2009年7月10日前后，康日新的一次出国计划未获批准，或许是已被有关部门关注的信号。
中国是一个能源需求到了要命的国家，核电站的特点是建造投资巨大，但运行成本及环境污染极低。目前的核电工业格局中，除中核集团外，还有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中广核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电投集团)均具有核电开发资质。其中，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是传统的“双寡头”，中电投则是新涉足者。在此之外，中国大唐、中国华能等传统电力企业，也曾对进入核电领域雄心勃勃。不过，中核集团始终是中国核电业的老大。
中核集团直接参与了很多核电建设项目，还在规划中国核电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第一座核电站——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秦山镇双龙岗的秦山核电站，可追溯到1991年12月15日，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成功并网发电，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建设了4个核电站、11个核电机组、共900万千瓦／时的核电总装机容量，另有20多个正在建设或规划中。中国原计划2020年时核电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时，而现在正考虑将这一目标提高一倍，达到8600万千瓦／时。
2008年，中核集团公司铀产量400吨。康日新曾表示，将力争到2020年把国内铀产量提高到每年2000吨，以支持国家大规模的核能扩张计划。就在2009年7月20日，中核集团还与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照此协议，国家开发银行将向中核集团提供融资额度1000亿元人民币，从而使得中核集团累计获得国内8家银行高达4500亿元的意向性授信额度。
三
2009年7月6日，在“全球智库峰会”上，康还作为主持人，与参会的嘉宾相聊甚欢。会上，他精神状态很好，对媒体记者表示，中国的核电和铀资源，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没有嘉宾所谈的那么“简单”。康日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当年的7月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核集团与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开发核电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并致辞。仪式结束后他还接受了媒体专访。
接近权威部门的人士称，一般情况下，部级单位里的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由不同人担任，以便多少能有些制约作用。但一旦成为“两委”委员，驻单位里的纪检组长就难以对其形成制约。像康日新案件，肯定是中央高层掌握了大量证据并慎重拍板决定的。其“严重违纪”涉及的总额达到了上亿元资金，对他的审查工作由中纪委纪检监察一室负责处理。
据称，康日新此次涉案主要问题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经营、业务承揽、职务升迁、就业安排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共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为660万余元。
康挪用公司18亿元炒股，因为涉及到2009年违规炒股，亏得太厉害，账面上已经无法掩盖了。再有就是浙江三门、广东阳江机组招标，原先确定的美国公司，揭锅时竞变成了法国公司，个中原委，不言自明。除此，康还可能在其他一些核电工程中涉嫌腐败。
在中核集团，康日新拥有较高的权威，甚至给人们留下了独断专行、搞一言堂的印象，他的一些决策尽管存有争议，但无法被阻止。
一位核电设备制造企业高层说，在一些核电重大项目的招投标上，尽管制度设计得极为严密，但在操作过程中，“人”的作用仍然非同一般。
四
康日新曾多次表示对自己的能力和清廉相当有信心：“我可以大胆地讲，我在重大决策上没有什么闪失。”“我这一辈子都在为核事业做奉献，如果我退休时，大家评价说，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我就很欣慰了。”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对上述这些话语人们是多么的熟悉啊!2009年，中 国省(部)级高官已有15人密集落马。其涉及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足以刷新改革开放30余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纪录。
据统计，中国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大约是2400多个，厅(局)级干部5万左右，县、处级干部50万左右。每年平均有10名左右的部级官员落马，而基于这一原因处理的局级以上干部年均400名左右，处级干部要达上千，人。这些案件无不暴露了官场中清一色的权钱、权色、裙带等政治生态环境中盘根错节的关系。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成为中共十七大后的流行语，但由于制度缺陷及监管漏洞，20多年来，虽然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贪腐行为却与日俱增，前腐后继愈演愈烈。
此前，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因受贿近2亿元，其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亿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着实令人震惊。
其实，中国核电系统仅因招标而落马的高层已不乏先例，其中级别较高者包括在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招标中向外方泄密的原中技公司总裁蒋新生、原中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沈如刚。
2004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为浙江三门核电一期、广东岭澳核电二期工程，共计4台机组进行第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进行全球招标。其中，最有实力的竞标者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法国阿海珐集团和俄罗斯核电建筑公司(AsE)。在ASE中途出局之后，这场牵动着国际核电巨头的竞标演化成了“双龙会”。
2006年12月，时任国发改委主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马凯(2008年起，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与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共同宣布，美国西屋公司最终击败法国阿海珐集团，为这场耗时两年多、涉及1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核电合同竞标战画上了句号。西屋公司持有的就是AP1000，被称为三代技术。但第二年年中，阿海珐集团也获得了广东省台山市腰古核电项目两台机组的订单。
2007年年底，蒋新生被中纪委“双规”。随后，中广核集团涉案20余人，其中多人被移交司法机关，10余人离职或被开除党籍、调离相关职位。涉案最深的原中广核副总经理沈如刚最终也被判刑。
这场轰动核电系统的震荡，仅仅过去才一年多，康日新就又在老问题上翻船，难道蒋新生、沈如刚的落马对他没有警示?回答自然是否定的。那么，中国核电系统的高层缘何又会“前腐后继”呢?
早在150年以前，马克思曾经典地强调：“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康日新的落马又一次验证了这段话的准确性，是巨大的利益令其忘乎所以。
中国核电技术引进背后的“阴霾”似乎依然悬在这个行业之上，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一
北京市月坛南街三里河，在耀眼的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狭长胡同。胡同深处有一座大门，门口站着戒备森严的武警，里面隐藏着一个静谧的院落。这个至今依然有些神秘的地方，就是曾经的国家核工业部，如今的中核集团。在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序列里，中核排名第一，人称“头号央企”。
由于在中国核工业发展方面的关键地位，曾经担任中核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被称为中国“核掌门”的康日新，也曾是122家央企的“一把手”中，唯一一名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
康日新于1953年8月在“中国煤都”山西省大同市的农村出生并长大，“自他以上，三代为农”。父亲是当地的生产队长，也是早年的军人。他曾当过食堂管理员、教师、快递员、车间主任，1975年9月在山西大同县水利局杨庄电灌站工作时，被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反应堆工程专业学习，从此开始了与核电打交道的岁月。
1978年9月-1996年12月，历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1996年12月～1999年6月，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6月～2003年9月，任中核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003年9月，任中核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官至正部级。
对于康日新的能力，业界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足以胜任一家核电央企领导人的职务，只是距离中央委员的要求，似乎还有一些差距；也有人认为通常需要学习5年的反应堆工程专业他只学了3年，专业基础不够扎实，日后的升迁，主要得益于党政工作的娴熟。
康日新曾将自己的核电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原子能科学院18年的科学研究；泰山第三核电站7年的董事长、总经理任职；中核集团的党组书记、总经理任职。在第三阶段，他的职业生涯进入顶峰。
二
康日新的落马令核电业界感到震惊。中核集团多位内部人士称，此前没有听到任何相关传闻。另有人则称，2009年7月10日前后，康日新的一次出国计划未获批准，或许是已被有关部门关注的信号。
中国是一个能源需求到了要命的国家，核电站的特点是建造投资巨大，但运行成本及环境污染极低。目前的核电工业格局中，除中核集团外，还有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中广核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电投集团)均具有核电开发资质。其中，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是传统的“双寡头”，中电投则是新涉足者。在此之外，中国大唐、中国华能等传统电力企业，也曾对进入核电领域雄心勃勃。不过，中核集团始终是中国核电业的老大。
中核集团直接参与了很多核电建设项目，还在规划中国核电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第一座核电站——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秦山镇双龙岗的秦山核电站，可追溯到1991年12月15日，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成功并网发电，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建设了4个核电站、11个核电机组、共900万千瓦／时的核电总装机容量，另有20多个正在建设或规划中。中国原计划2020年时核电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时，而现在正考虑将这一目标提高一倍，达到8600万千瓦／时。
2008年，中核集团公司铀产量400吨。康日新曾表示，将力争到2020年把国内铀产量提高到每年2000吨，以支持国家大规模的核能扩张计划。就在2009年7月20日，中核集团还与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照此协议，国家开发银行将向中核集团提供融资额度1000亿元人民币，从而使得中核集团累计获得国内8家银行高达4500亿元的意向性授信额度。
三
2009年7月6日，在“全球智库峰会”上，康还作为主持人，与参会的嘉宾相聊甚欢。会上，他精神状态很好，对媒体记者表示，中国的核电和铀资源，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没有嘉宾所谈的那么“简单”。康日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当年的7月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核集团与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开发核电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并致辞。仪式结束后他还接受了媒体专访。
接近权威部门的人士称，一般情况下，部级单位里的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由不同人担任，以便多少能有些制约作用。但一旦成为“两委”委员，驻单位里的纪检组长就难以对其形成制约。像康日新案件，肯定是中央高层掌握了大量证据并慎重拍板决定的。其“严重违纪”涉及的总额达到了上亿元资金，对他的审查工作由中纪委纪检监察一室负责处理。
据称，康日新此次涉案主要问题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经营、业务承揽、职务升迁、就业安排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共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为660万余元。
康挪用公司18亿元炒股，因为涉及到2009年违规炒股，亏得太厉害，账面上已经无法掩盖了。再有就是浙江三门、广东阳江机组招标，原先确定的美国公司，揭锅时竞变成了法国公司，个中原委，不言自明。除此，康还可能在其他一些核电工程中涉嫌腐败。
在中核集团，康日新拥有较高的权威，甚至给人们留下了独断专行、搞一言堂的印象，他的一些决策尽管存有争议，但无法被阻止。
一位核电设备制造企业高层说，在一些核电重大项目的招投标上，尽管制度设计得极为严密，但在操作过程中，“人”的作用仍然非同一般。
四
康日新曾多次表示对自己的能力和清廉相当有信心：“我可以大胆地讲，我在重大决策上没有什么闪失。”“我这一辈子都在为核事业做奉献，如果我退休时，大家评价说，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我就很欣慰了。”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对上述这些话语人们是多么的熟悉啊!2009年，中 国省(部)级高官已有15人密集落马。其涉及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足以刷新改革开放30余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纪录。
据统计，中国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大约是2400多个，厅(局)级干部5万左右，县、处级干部50万左右。每年平均有10名左右的部级官员落马，而基于这一原因处理的局级以上干部年均400名左右，处级干部要达上千，人。这些案件无不暴露了官场中清一色的权钱、权色、裙带等政治生态环境中盘根错节的关系。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成为中共十七大后的流行语，但由于制度缺陷及监管漏洞，20多年来，虽然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贪腐行为却与日俱增，前腐后继愈演愈烈。
此前，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因受贿近2亿元，其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亿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着实令人震惊。
其实，中国核电系统仅因招标而落马的高层已不乏先例，其中级别较高者包括在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招标中向外方泄密的原中技公司总裁蒋新生、原中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沈如刚。
2004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为浙江三门核电一期、广东岭澳核电二期工程，共计4台机组进行第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进行全球招标。其中，最有实力的竞标者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法国阿海珐集团和俄罗斯核电建筑公司(AsE)。在ASE中途出局之后，这场牵动着国际核电巨头的竞标演化成了“双龙会”。
2006年12月，时任国发改委主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马凯(2008年起，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与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共同宣布，美国西屋公司最终击败法国阿海珐集团，为这场耗时两年多、涉及1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核电合同竞标战画上了句号。西屋公司持有的就是AP1000，被称为三代技术。但第二年年中，阿海珐集团也获得了广东省台山市腰古核电项目两台机组的订单。
2007年年底，蒋新生被中纪委“双规”。随后，中广核集团涉案20余人，其中多人被移交司法机关，10余人离职或被开除党籍、调离相关职位。涉案最深的原中广核副总经理沈如刚最终也被判刑。
这场轰动核电系统的震荡，仅仅过去才一年多，康日新就又在老问题上翻船，难道蒋新生、沈如刚的落马对他没有警示?回答自然是否定的。那么，中国核电系统的高层缘何又会“前腐后继”呢?
早在150年以前，马克思曾经典地强调：“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康日新的落马又一次验证了这段话的准确性，是巨大的利益令其忘乎所以。
中国核电技术引进背后的“阴霾”似乎依然悬在这个行业之上，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