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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高等师范学校，江苏 邳州 221300）
摘 要： 本文从接受理论的视角出发，阐述了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在文本阐释中的地位：译者同时也是原文的读者，作为接受主体，他总是随己之意认知和体味文本客体，从中获得不同的信息，作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将文本中的含蓄部分明确化，未定部分具体化。同时又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的限度，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翻译的忠实。
关键词： 接受理论 文学翻译 译者主体地位 《喜福会》
一.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
接受美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它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理论基础是现象学美学和阐释学美学。姚斯和伊瑟尔理论中所采用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诸如“期待视野”、“效果史”、“未定点”、“具体化”等均是从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理解融合”和茵加登的“具体化”衍化而来的。
文学翻译与一般实用文的翻译不同，除了一般意义的翻译，还涉及极其复杂的审美活动，译者无疑是这种审美活动的主体。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决不会被动地接受原文的信息，而是“不可避免地会仰仗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学识涵养、个性气质、审美理想和欣赏习惯等诸种内在因素对原文进行阅读、阐释和理解，进而内化原文，然后将业已内化了的原文再外化为译文”（转自：王文斌，1999，P94）。
历来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大多只重视作品本身的教育意义、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而把读者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接受美学则强调读者在文学文本阅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认为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意味着对文本的创造。接受美学注意到，文学文本的阅读，绝不只是感知可视的部分，而是读者所储存的经验和想象力的投射。
当然，接受美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为它过于强调读者的作用，而否认批评和认识的客观基础与标准。然而，我们可以从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中获得启示，将文学翻译研究的注意力从完全集中在原文与译文的研究上转移一部分到译者主体上，使文学翻译批评在语言信息的认识中结合译者的综合审美体验，从而对翻译的动态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接受理论下《喜福会》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华裔美国文学是一种跨文化的写作，承载着文化翻译的职能。双文化的小说背景及中英文互文的对话叙述使得华裔美国文学是一种特殊文类，其翻译问题也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是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作家程乃珊于1990年译出了第一个译本。2006年重译了该书。程乃珊的1990年《喜福会》译文基本保持了原作的诙谐和美国式的幽默，展现了中国母亲描述的真实的旧中国及美籍华人的心态和价值观。2006年的重译本，将这些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下我将从译者对原文三个主要语言特征的处理逐一分析。
1.译者对原文中独特的汉语拼音的处理。如
（1） My auntie，who had 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 told him he had no shou，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just like his mother.（ Amy Tan ：1989：31）（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
《喜福会》设定的主要读者为西方文化中的英文读者，为了降低英语单语读者的阅读难度，作者都在这些拼音后面加上英文解释。这就使原文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多语文本。原文中的汉语拼音形式并不是作者随意的添加，而是出于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1）中“shou”对应的汉字为“孝”，译者没有直接译出其意义，而是将其意义分别融入整句话中，中国读者无从感受到原文语句的中国色彩。译者忽视了作者写作的特意安排，不能说是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再看以对话形式出现的拼音，小说中的母亲们在一般性的交谈中是操英语的，但在与女儿亲密交流时往往以汉语表述心声。
2.译者对原文中混杂英语（hybrid English）的处理。受汉语结构和语法的影响，小说中母亲们所讲的英语往往都不符合标准的英语语法，可以看做是按照汉语语言结构的翻译。如：
（2）“Already cooked enough for you. See？ One soup， four dishes. You don’t eat it， only have to throw it away. Wasted！” （Amy Tan ：1989：160） （“都为你们准备好了。看，四菜一汤，你们如果不留下来，吃不了，可浪费了！”）
整句话被作者处理成几个节奏短凑且不合语法的短句，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母亲操着蹩脚英语劝说女儿的急切心情，母爱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特殊的表达方法必然会给英语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经译者回译后，中国读者看到的是母亲自然流畅的汉语，不能算是忠实于原作者的意图。译者应尽力使译语文化和原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与原语文本对源语文化读者相同的效果（廖七一，2001：363）为了再现人物的华裔身份保持原作的精神，译者可保留其固有的语言结构和语调。
3.译者对原文本中中国文化叙述的处理。对此译者相应地进行了回译及意译，如：
（3）The matchmaker bragged about me： “An earth horse for an earth sheep... ” （Amy Tan ：1989：39） （那媒婆不住地向洪太太夸耀着我：“看呀，就好比骏马配上金马鞍，多般配，真个应着门当户对这句话了。”
原句中有三个蕴涵中国文化的关键词：“earth”，“horse”，“sheep”，“earth”指五行中的“土”，“horse”和“sheep”分别指十二生肖中的马与羊，这在英语读者看来，可能不能理解。这里译者将其意译为“骏马配上金马鞍”，忽视了原文作者要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反而对中国读者产生误导。译者这种对文本进行的大胆意译与再创造未能“忠实”于原文，反而牺牲了源语中的文化附载信息。
上文的分析说明，在文化翻译中要“忠实”于原作即忠实地传达原作精神反映作者意图，译者不一定使自己受限于到底是直译还是意译这一传统翻译标准。译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掘和实现文化交流中的各种可能性；译者可以作为两种文化的协调者，更可以作为文字的操纵者，通过介入翻译并运用创造性的方法与策略使原文作者的意图得到传播，进而超越翻译本身。
三、结语
接受美学文论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而且给文学翻译研究带来了异常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传统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翻译是为了读者的阅读，而读者有自己的“期待视野”，为了实现译者和读者“视域融合”，译家需要发挥主体作用，协调原作的语言风格和阅读的审美视角，做到既进入原作的审美视角和原作者所臆想的想象空间，又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视角。
参考文献：
[1]Amy Tan.The Joy Luck Club，New York： Putnam’s，1989.
[2]程乃珊等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4]田青譯.喜福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5]王文斌.文学翻译中的内化和外化[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1）.
[6]于人瑞译.喜福会[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0.
[7]张廷琛编.接受理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摘 要： 本文从接受理论的视角出发，阐述了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在文本阐释中的地位：译者同时也是原文的读者，作为接受主体，他总是随己之意认知和体味文本客体，从中获得不同的信息，作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将文本中的含蓄部分明确化，未定部分具体化。同时又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的限度，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翻译的忠实。
关键词： 接受理论 文学翻译 译者主体地位 《喜福会》
一.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
接受美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它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理论基础是现象学美学和阐释学美学。姚斯和伊瑟尔理论中所采用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诸如“期待视野”、“效果史”、“未定点”、“具体化”等均是从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理解融合”和茵加登的“具体化”衍化而来的。
文学翻译与一般实用文的翻译不同，除了一般意义的翻译，还涉及极其复杂的审美活动，译者无疑是这种审美活动的主体。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决不会被动地接受原文的信息，而是“不可避免地会仰仗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学识涵养、个性气质、审美理想和欣赏习惯等诸种内在因素对原文进行阅读、阐释和理解，进而内化原文，然后将业已内化了的原文再外化为译文”（转自：王文斌，1999，P94）。
历来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大多只重视作品本身的教育意义、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而把读者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接受美学则强调读者在文学文本阅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认为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意味着对文本的创造。接受美学注意到，文学文本的阅读，绝不只是感知可视的部分，而是读者所储存的经验和想象力的投射。
当然，接受美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为它过于强调读者的作用，而否认批评和认识的客观基础与标准。然而，我们可以从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中获得启示，将文学翻译研究的注意力从完全集中在原文与译文的研究上转移一部分到译者主体上，使文学翻译批评在语言信息的认识中结合译者的综合审美体验，从而对翻译的动态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接受理论下《喜福会》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华裔美国文学是一种跨文化的写作，承载着文化翻译的职能。双文化的小说背景及中英文互文的对话叙述使得华裔美国文学是一种特殊文类，其翻译问题也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是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作家程乃珊于1990年译出了第一个译本。2006年重译了该书。程乃珊的1990年《喜福会》译文基本保持了原作的诙谐和美国式的幽默，展现了中国母亲描述的真实的旧中国及美籍华人的心态和价值观。2006年的重译本，将这些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下我将从译者对原文三个主要语言特征的处理逐一分析。
1.译者对原文中独特的汉语拼音的处理。如
（1） My auntie，who had 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 told him he had no shou，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just like his mother.（ Amy Tan ：1989：31）（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
《喜福会》设定的主要读者为西方文化中的英文读者，为了降低英语单语读者的阅读难度，作者都在这些拼音后面加上英文解释。这就使原文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多语文本。原文中的汉语拼音形式并不是作者随意的添加，而是出于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1）中“shou”对应的汉字为“孝”，译者没有直接译出其意义，而是将其意义分别融入整句话中，中国读者无从感受到原文语句的中国色彩。译者忽视了作者写作的特意安排，不能说是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再看以对话形式出现的拼音，小说中的母亲们在一般性的交谈中是操英语的，但在与女儿亲密交流时往往以汉语表述心声。
2.译者对原文中混杂英语（hybrid English）的处理。受汉语结构和语法的影响，小说中母亲们所讲的英语往往都不符合标准的英语语法，可以看做是按照汉语语言结构的翻译。如：
（2）“Already cooked enough for you. See？ One soup， four dishes. You don’t eat it， only have to throw it away. Wasted！” （Amy Tan ：1989：160） （“都为你们准备好了。看，四菜一汤，你们如果不留下来，吃不了，可浪费了！”）
整句话被作者处理成几个节奏短凑且不合语法的短句，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母亲操着蹩脚英语劝说女儿的急切心情，母爱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特殊的表达方法必然会给英语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经译者回译后，中国读者看到的是母亲自然流畅的汉语，不能算是忠实于原作者的意图。译者应尽力使译语文化和原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与原语文本对源语文化读者相同的效果（廖七一，2001：363）为了再现人物的华裔身份保持原作的精神，译者可保留其固有的语言结构和语调。
3.译者对原文本中中国文化叙述的处理。对此译者相应地进行了回译及意译，如：
（3）The matchmaker bragged about me： “An earth horse for an earth sheep... ” （Amy Tan ：1989：39） （那媒婆不住地向洪太太夸耀着我：“看呀，就好比骏马配上金马鞍，多般配，真个应着门当户对这句话了。”
原句中有三个蕴涵中国文化的关键词：“earth”，“horse”，“sheep”，“earth”指五行中的“土”，“horse”和“sheep”分别指十二生肖中的马与羊，这在英语读者看来，可能不能理解。这里译者将其意译为“骏马配上金马鞍”，忽视了原文作者要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反而对中国读者产生误导。译者这种对文本进行的大胆意译与再创造未能“忠实”于原文，反而牺牲了源语中的文化附载信息。
上文的分析说明，在文化翻译中要“忠实”于原作即忠实地传达原作精神反映作者意图，译者不一定使自己受限于到底是直译还是意译这一传统翻译标准。译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掘和实现文化交流中的各种可能性；译者可以作为两种文化的协调者，更可以作为文字的操纵者，通过介入翻译并运用创造性的方法与策略使原文作者的意图得到传播，进而超越翻译本身。
三、结语
接受美学文论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而且给文学翻译研究带来了异常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传统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翻译是为了读者的阅读，而读者有自己的“期待视野”，为了实现译者和读者“视域融合”，译家需要发挥主体作用，协调原作的语言风格和阅读的审美视角，做到既进入原作的审美视角和原作者所臆想的想象空间，又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视角。
参考文献：
[1]Amy Tan.The Joy Luck Club，New York： Putnam’s，1989.
[2]程乃珊等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4]田青譯.喜福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5]王文斌.文学翻译中的内化和外化[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1）.
[6]于人瑞译.喜福会[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0.
[7]张廷琛编.接受理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