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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纪律法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和先锋范例。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十分重视军队建设，注重政治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此时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1927年秋，正值红薯成熟，山上到处种有红薯。罗霄山脉一带山多田少，老百姓一年所收稻谷除去租谷后所剩无几，难以维持生计，只有依靠种植杂粮渡荒。红薯耐旱，不论土地多么贫脊，都可种植。当地流传有“红薯半年粮”的说法，因此当地老百姓在田间地头及山岭种有大量红薯，以备渡荒。当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老百姓的红薯，老百姓对此很有意见。
在起义的队伍中，有工人、农民、小资产者，还有少数游民无产者及部分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成分较为复杂。这给部队带来了某些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游击习气、军阀作风等。此外工农革命军新建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再加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因此，在艰苦的环境中，部队中一些人纪律松弛，作风不正，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战士睡了老百姓的门板不给上好，用了老百姓的稻草不给捆好，行军途中乱摘瓜果乱挖红薯，随意拉夫挑自己应背的行李，打骂百姓、打骂士兵的现象屡有发生，有的打胜仗后将缴获的东西放进私人腰包，如“打开茶陵后，缴获的钱很多，可是，拿的被拿走了，丢的丢掉了，公家并没有得多少，影响很不好”，如此等等，致使部队与地方、士兵与百姓、士兵与士兵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发生了一些纠葛。因此，完善革命纪律，加强纪律教育，消除不良影响，就成了关系到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关系到工农革命军成长壮大的一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为此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偷吃老百姓一个红薯事小，但损害群众利益事大，这关系到革命军队能否得到老百姓的欢迎、支持和拥护，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处理解决好此事。1927年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从江西遂川县转移到荆竹山。在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村边的大路上集合部队，进行动员讲话，并郑重地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也是工农革命军创建后最初提出的纪律。
自从宣布三条纪律后，拿老乡红薯的现象没有了。然而，1928年初，当工农革命军攻进遂川县城时，又出现了新情况，部队将小商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戥子也拿走了。在遂川县草林圩，又有当地的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还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毛泽东也多次找群众谈话，广泛调查研究，针对部队近来在革命活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归纳。1月25日，在遂川李家坪召开全体工农革命军指导员大会时，毛泽东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六项注意颁布后，收到了一定成效，工农革命军遵守纪律、爱护群众的良好风气开始逐渐形成。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虽然反复强调注意军纪，可工农革命军的纪律仍然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1928年3月28日，为策应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毛泽东奉命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从井冈山进入湖南桂东。在四都的东水、西水烧土豪的房子时，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房子。打土豪时，因调查研究不够，曾出现误将老百姓新媳妇的嫁奁当作土豪劣绅的财物准备加以没收。一些老百姓因对工农革命军缺乏了解，一见部队就跑，结果个别农民被当作逃跑的土豪劣绅抓起来，甚至连给挨户团队长做木工的手工业工人也被抓走。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出现抓错人的现象。这些虽说是个别情况，而且一经发现就很快得到了纠正，但仍然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的错觉，引起老百姓的不安，甚至不满。再加上反动政府、土豪劣绅的造谣破坏、胁迫恐吓，当3月30日工农革命军刚到达沙田圩时，这个有百多间店铺的偌大山区小镇，家家关门，户户落锁，居民均躲到乡下或进入深山老林里去了，偶尔见到的都是一些老态龙钟者或未成年小孩。此时，毛泽东心中很不平静，工农革命军从井冈山到湘南，一路上部分干部和战士的违纪事件，已严肃地向中国革命者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必须有严格的革命纪律和长期不懈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支撑。他与张子清认真商量后，决定分头到各处去走一走，找老百姓们扯扯家常，到驻扎在附近村子里的营地看一看，与干部和战士聊一聊。经过与各方面的接触和团部的分析研究，工农革命军决定尽快消除老百姓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误解和疑虑。说干就干，工农革命军全体官兵很快开始组织宣传队，打着红旗，四面出动，写标语，出告示，进山喊话，深入附近的农村进行宣传。另一方面他们还开展访贫问苦，主动帮助年老或有病的农户挑水、浇菜、舂米、扫地，广泛宣传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宗旨，宣传革命军与老百姓是一家人，动员群众回家。通过这些旨在解除群众疑虑的工作，躲到深山里的老百姓陆续回来了，商店门铺一个个打开了，圩上也一天天热闹起来了。与此同时，毛泽东与张子清商量决定，把原公布的三项纪律和六项注意合在一起，正式颁布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4月3日上午，沙田圩后老虎冲的三十六石丘，整整齐齐地站立着第一团全体官兵。身着灰布军装的毛泽东在桂东县委书记陈奇的陪同下，登上临时搭起的土台，习惯地用左手撑起腰开始向大家讲话。他首先总结了建军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革命特点，特别强调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并严厉地批评了前段出现的一些违纪行为和“左”倾盲动的做法。随后就转入当天会议的主题。他说：“现在，我代表中国工农革命军师部，正式颁布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还逐条逐句进行解释，将原来的“三条纪律”改为“三大纪律”，将“三条纪律”中的第二条“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他还反复讲述“无纪不成军”和“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没有人民的支持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要求大家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团结奋进，步调一致地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那天散会后，大家纷纷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本子上或行军布包上，有人还写在墙上。现在，沙田还可以在一些陈年老屋的墙上见到当年工农革命军书写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其他红军口号标语的笔迹。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后，军队官兵严格执行。毛泽东亦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沙田江湾村农民吴步元的儿子吴焱生，在三营游击桂东时参加了工农革命军，后来当了毛泽东的警卫员。这次随部队从井冈山回到沙田，吴步元因家庭困难，不大愿意儿子再离开自己，想把儿子留下来。当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带着警卫员到吴步元家进行访问，与吴步元促膝谈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临走时，还解囊相助。最后吴步元同意了儿子继续跟毛泽东闹革命。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作行动的准则，时时处处都认真贯彻执行。当时，工农革命军的一个班进驻贝溪南边村，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期间，战士们宁愿自己多吃苦、多受累，也不给群众添麻烦。尽管天气寒冷，他们全都集中住在老百姓的厅堂里，地上铺着从老百姓家中借来的门板、稻草，盖的是随身携带的薄棉絮。虽然整天忙碌，睡得很晚，但第二天清早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稻草捆好，把门板上好，把地打扫干净。战士们还挤出时间，为老百姓挑水、劈柴等。该班离开南边村时，见住户郭大洪家里穷，还送给他棉絮和毯子。工农革命军遵纪爱民的行为，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群众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为了保证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贯彻执行，工农革命军还制定了纪律检查制度。部队离开沙田前夕，普遍进行了纪律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纠正。在文昌村，有个老人反映：部队借用他家的一口水缸漏水了。检查组一看，这只水缸的上部有一条细细的裂缝，只在盛满了水以后才渗水，究竟这裂缝是新的还是老的，大家都弄不清楚。虽然如此，班长还是说：“我们借用了，就要负责。”说着便掏出一把铜板数也不数就放到桌上作了赔偿。不久后，“红军纪律真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的歌谣，在桂东的城镇农村广泛地流传开来。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充实和调整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内容又有所充实和调整。1929年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时，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地区（龙南、定南、全南），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统治势力很强，部队来到这里，没有调查了解，还是按照打仗时的习惯到野外解大便，在沟边、村边洗澡，结果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添上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两项。红军到达陕北后，将三大纪律中的“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八项注意”中“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大便找厕所”改为“不虐待俘虏”。
1944年，毛泽东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又重新提出这一纪律。解放战争中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为加强全军纪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10月发布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训令，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偿；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从“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到“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再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虽然文字上有变化，但其核心内涵并没有变，那就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为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加强纪律建设的一个历久弥新的法宝，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利益至上”的群众观点。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第7章15节179条，但基本精神没有改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仍是人民解放军行动的基本纪律原则。
（作者系中共桂东县委书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十分重视军队建设，注重政治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此时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1927年秋，正值红薯成熟，山上到处种有红薯。罗霄山脉一带山多田少，老百姓一年所收稻谷除去租谷后所剩无几，难以维持生计，只有依靠种植杂粮渡荒。红薯耐旱，不论土地多么贫脊，都可种植。当地流传有“红薯半年粮”的说法，因此当地老百姓在田间地头及山岭种有大量红薯，以备渡荒。当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老百姓的红薯，老百姓对此很有意见。
在起义的队伍中，有工人、农民、小资产者，还有少数游民无产者及部分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成分较为复杂。这给部队带来了某些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游击习气、军阀作风等。此外工农革命军新建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再加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因此，在艰苦的环境中，部队中一些人纪律松弛，作风不正，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战士睡了老百姓的门板不给上好，用了老百姓的稻草不给捆好，行军途中乱摘瓜果乱挖红薯，随意拉夫挑自己应背的行李，打骂百姓、打骂士兵的现象屡有发生，有的打胜仗后将缴获的东西放进私人腰包，如“打开茶陵后，缴获的钱很多，可是，拿的被拿走了，丢的丢掉了，公家并没有得多少，影响很不好”，如此等等，致使部队与地方、士兵与百姓、士兵与士兵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发生了一些纠葛。因此，完善革命纪律，加强纪律教育，消除不良影响，就成了关系到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关系到工农革命军成长壮大的一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为此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偷吃老百姓一个红薯事小，但损害群众利益事大，这关系到革命军队能否得到老百姓的欢迎、支持和拥护，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处理解决好此事。1927年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从江西遂川县转移到荆竹山。在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村边的大路上集合部队，进行动员讲话，并郑重地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也是工农革命军创建后最初提出的纪律。
自从宣布三条纪律后，拿老乡红薯的现象没有了。然而，1928年初，当工农革命军攻进遂川县城时，又出现了新情况，部队将小商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戥子也拿走了。在遂川县草林圩，又有当地的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还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毛泽东也多次找群众谈话，广泛调查研究，针对部队近来在革命活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归纳。1月25日，在遂川李家坪召开全体工农革命军指导员大会时，毛泽东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六项注意颁布后，收到了一定成效，工农革命军遵守纪律、爱护群众的良好风气开始逐渐形成。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虽然反复强调注意军纪，可工农革命军的纪律仍然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1928年3月28日，为策应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毛泽东奉命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从井冈山进入湖南桂东。在四都的东水、西水烧土豪的房子时，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房子。打土豪时，因调查研究不够，曾出现误将老百姓新媳妇的嫁奁当作土豪劣绅的财物准备加以没收。一些老百姓因对工农革命军缺乏了解，一见部队就跑，结果个别农民被当作逃跑的土豪劣绅抓起来，甚至连给挨户团队长做木工的手工业工人也被抓走。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出现抓错人的现象。这些虽说是个别情况，而且一经发现就很快得到了纠正，但仍然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的错觉，引起老百姓的不安，甚至不满。再加上反动政府、土豪劣绅的造谣破坏、胁迫恐吓，当3月30日工农革命军刚到达沙田圩时，这个有百多间店铺的偌大山区小镇，家家关门，户户落锁，居民均躲到乡下或进入深山老林里去了，偶尔见到的都是一些老态龙钟者或未成年小孩。此时，毛泽东心中很不平静，工农革命军从井冈山到湘南，一路上部分干部和战士的违纪事件，已严肃地向中国革命者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必须有严格的革命纪律和长期不懈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支撑。他与张子清认真商量后，决定分头到各处去走一走，找老百姓们扯扯家常，到驻扎在附近村子里的营地看一看，与干部和战士聊一聊。经过与各方面的接触和团部的分析研究，工农革命军决定尽快消除老百姓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误解和疑虑。说干就干，工农革命军全体官兵很快开始组织宣传队，打着红旗，四面出动，写标语，出告示，进山喊话，深入附近的农村进行宣传。另一方面他们还开展访贫问苦，主动帮助年老或有病的农户挑水、浇菜、舂米、扫地，广泛宣传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宗旨，宣传革命军与老百姓是一家人，动员群众回家。通过这些旨在解除群众疑虑的工作，躲到深山里的老百姓陆续回来了，商店门铺一个个打开了，圩上也一天天热闹起来了。与此同时，毛泽东与张子清商量决定，把原公布的三项纪律和六项注意合在一起，正式颁布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4月3日上午，沙田圩后老虎冲的三十六石丘，整整齐齐地站立着第一团全体官兵。身着灰布军装的毛泽东在桂东县委书记陈奇的陪同下，登上临时搭起的土台，习惯地用左手撑起腰开始向大家讲话。他首先总结了建军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革命特点，特别强调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并严厉地批评了前段出现的一些违纪行为和“左”倾盲动的做法。随后就转入当天会议的主题。他说：“现在，我代表中国工农革命军师部，正式颁布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还逐条逐句进行解释，将原来的“三条纪律”改为“三大纪律”，将“三条纪律”中的第二条“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他还反复讲述“无纪不成军”和“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没有人民的支持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要求大家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团结奋进，步调一致地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那天散会后，大家纷纷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本子上或行军布包上，有人还写在墙上。现在，沙田还可以在一些陈年老屋的墙上见到当年工农革命军书写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其他红军口号标语的笔迹。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后，军队官兵严格执行。毛泽东亦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沙田江湾村农民吴步元的儿子吴焱生，在三营游击桂东时参加了工农革命军，后来当了毛泽东的警卫员。这次随部队从井冈山回到沙田，吴步元因家庭困难，不大愿意儿子再离开自己，想把儿子留下来。当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带着警卫员到吴步元家进行访问，与吴步元促膝谈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临走时，还解囊相助。最后吴步元同意了儿子继续跟毛泽东闹革命。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作行动的准则，时时处处都认真贯彻执行。当时，工农革命军的一个班进驻贝溪南边村，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期间，战士们宁愿自己多吃苦、多受累，也不给群众添麻烦。尽管天气寒冷，他们全都集中住在老百姓的厅堂里，地上铺着从老百姓家中借来的门板、稻草，盖的是随身携带的薄棉絮。虽然整天忙碌，睡得很晚，但第二天清早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稻草捆好，把门板上好，把地打扫干净。战士们还挤出时间，为老百姓挑水、劈柴等。该班离开南边村时，见住户郭大洪家里穷，还送给他棉絮和毯子。工农革命军遵纪爱民的行为，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群众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为了保证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贯彻执行，工农革命军还制定了纪律检查制度。部队离开沙田前夕，普遍进行了纪律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纠正。在文昌村，有个老人反映：部队借用他家的一口水缸漏水了。检查组一看，这只水缸的上部有一条细细的裂缝，只在盛满了水以后才渗水，究竟这裂缝是新的还是老的，大家都弄不清楚。虽然如此，班长还是说：“我们借用了，就要负责。”说着便掏出一把铜板数也不数就放到桌上作了赔偿。不久后，“红军纪律真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的歌谣，在桂东的城镇农村广泛地流传开来。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充实和调整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内容又有所充实和调整。1929年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时，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地区（龙南、定南、全南），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统治势力很强，部队来到这里，没有调查了解，还是按照打仗时的习惯到野外解大便，在沟边、村边洗澡，结果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添上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两项。红军到达陕北后，将三大纪律中的“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八项注意”中“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大便找厕所”改为“不虐待俘虏”。
1944年，毛泽东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又重新提出这一纪律。解放战争中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为加强全军纪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10月发布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训令，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偿；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从“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到“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再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虽然文字上有变化，但其核心内涵并没有变，那就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为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加强纪律建设的一个历久弥新的法宝，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利益至上”的群众观点。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第7章15节179条，但基本精神没有改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仍是人民解放军行动的基本纪律原则。
（作者系中共桂东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