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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
关于国民党发动的第i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当年多次判断其起因主要是蒋介石相信日军即将进攻苏联。对于毛的这一判断，迄今，相关论著或者完全回避，不予论及，或者语焉不详，不能把问题说透。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没有弄懂日苏与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二，没有从蒋介石那里找出相关的证据。本文将着重提出并回答这两个问题。关于此次反共高潮的结束，通常判定为7月中下旬，从现象上看，这一论点可以成立。其实，接下来还制定了多个肃清或制裁陕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制订、删改与放弃，本文亦将予以研究。简言之，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纠纷，其发生与终结，都是蒋介石基于国际战略动向的观察而做出的选择。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蒋的战略视野及其对于多种战略关系的联系与权衡。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作者 邓 野)
“清流”与《申报》
《申报》议政，是一种商业需要，目的在于赢得政府官员读者群；“清流”看《申报》，是一种政府需要，目的在于能够跟上官场上的洋务话题。体制内外的两种言路互动互利，实现双赢：《申报》获得了稳定的订户；而官员扩大了消息装道，充实了洋务新知。但《申报》最终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舆论，官员也没有突破传统的为政理念。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作者 王维江)
日本国家意志对细菌战的隐匿
有关731部队的历史直到现在还被掩盖着。日本政府、军部以及731部队，明知违反国际法，仍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并在中国战场使用，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许多有关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战争结束后，日本唯恐责任追究到天皇，举国掩盖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犯罪真相，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终战后美国调查时以提供研究数据为条件和日本达成交易，使日本政府免遭战犯的起诉，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的罪行。这从保存在美国的记录中可以证实。
(摘自《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作者 近藤昭二)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上海战略地位的思考
透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与太平天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上海因为_人平天国的兴起而加速了城市繁荣和近代化的步伐；太平天国因为未尽全力进攻上海、占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外武装势力积聚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在上海问题上，太平天国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忽略了上海的经济地位，二是忽略了上海的战略地位。上海士绅一直视太平天国为劲敌，而太平天国领袖视上海为弹丸之地。中外武装势力从不被太平天国重视的上海“由下而上”逆向开始发力，兵锋直指江浙。曾国藩的湘军由上而下，李鸿章的淮军由下而上，太平天国在上下两股力量特别是来自上海力量的夹击下终于败亡。
(摘自《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作者 华 强)
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国际战略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关键作用。分析的重点包括这个国际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对第三国的政策；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最初，日本在国际战略上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以期将战争限定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单独解决。但是，它的实际行为同它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一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在深陷困境之后，面对欧洲局势变化，在对“东亚新秩序”的执著情结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期待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决策层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向。随之，它不仅拒绝退出中国，且进一步结盟德意，刻意通过南进收一举多得之效，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职官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刻背景。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作者 鹿锡俊)
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
秋瑾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她的革命家形象是通过多种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而建构起来的。秋瑾案引起的广泛社会舆论，促成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的褒扬与各种民间的尤其是政府的纪念活动，使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获得了政治权威合法化保证；学术界的学术研究为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从小说、戏曲、话剧到电影与电视有关秋瑾的各种文艺形象的塑造，使秋瑾的女性革命家形象逐渐获得民众与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所有建构秋瑾革命家形象的诸历史因素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她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离不开作为“半边天”的女性。秋瑾有幸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代表近代中国革命女性的、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人物。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作者 李细珠)
地方精英与上海抗战——以“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为例
“一·二八”事变期间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是以上海金融工商界领袖人物为主组成的一个地方精英组织，它在战时全面地承担起了支援前线、稳定后方的任务，“补助政府之所未及”，从而以民间团体的身份履行了政府的部分职能。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能够成功地进行战时动员，与上海市民意识的觉醒和地方自治的传统息息相关。
(摘自《史林》2007年第4期 作者 白华山)
朱培德与抗战准备(1931—1937)
朱培德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幕僚长，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对日态度经历了由避战到迎战的转变，促成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彰显，另一方面则是他有着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朱培德积极参与了多项国防规划与建设，筹划军队整理与加强训练，他的努力成为抗战准备的一部分。朱培德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思想变化与行为相当典型，可为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代表。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 作者 肖如平 陈红民)
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
1979年3月英国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代表英国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的“发难”，第一次将中英两国政府“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公开化。而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正面回应，初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九七”前途问题“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开始逐步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的历史进程。
(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 作者 齐鹏飞)
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
抗战后期，中共曾努力争取享有美国对华租借军事物资(简称美援)的分配权。1942年5月，中共改变以往对美援可能助长蒋介石摩擦政策的担心，提出分享美援。至1945年夏，争取美援工作经历4个时期：1942年5月至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为展开时期；1944年7月至1944年10月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为高潮时期；1944年10月至1945年4月赫尔利称美国禁止给中共武器援助，为挫折时期；1945年4月至1945年8月15日朱德要求美方停止对国民政府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为观望并最终放弃阶段。几经波折，终因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利益的逐渐缺失等原因，致中共争取美援失败。在此过程中，中共逐渐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作者 刘中刚 孟俭红)
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
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外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了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华，华人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外人进行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迫使外人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此后的检疫和救治过程中，华人精英一丝不苟，普通民众主动配合，不但让外人刮目相看，也使华人增加了参与租界政治的信心。联系事态的连锁反应和发展，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作者 胡 成)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史。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摘自《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作者 王晓秋)
关于国民党发动的第i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当年多次判断其起因主要是蒋介石相信日军即将进攻苏联。对于毛的这一判断，迄今，相关论著或者完全回避，不予论及，或者语焉不详，不能把问题说透。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没有弄懂日苏与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二，没有从蒋介石那里找出相关的证据。本文将着重提出并回答这两个问题。关于此次反共高潮的结束，通常判定为7月中下旬，从现象上看，这一论点可以成立。其实，接下来还制定了多个肃清或制裁陕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制订、删改与放弃，本文亦将予以研究。简言之，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纠纷，其发生与终结，都是蒋介石基于国际战略动向的观察而做出的选择。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蒋的战略视野及其对于多种战略关系的联系与权衡。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作者 邓 野)
“清流”与《申报》
《申报》议政，是一种商业需要，目的在于赢得政府官员读者群；“清流”看《申报》，是一种政府需要，目的在于能够跟上官场上的洋务话题。体制内外的两种言路互动互利，实现双赢：《申报》获得了稳定的订户；而官员扩大了消息装道，充实了洋务新知。但《申报》最终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舆论，官员也没有突破传统的为政理念。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作者 王维江)
日本国家意志对细菌战的隐匿
有关731部队的历史直到现在还被掩盖着。日本政府、军部以及731部队，明知违反国际法，仍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并在中国战场使用，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许多有关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战争结束后，日本唯恐责任追究到天皇，举国掩盖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犯罪真相，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终战后美国调查时以提供研究数据为条件和日本达成交易，使日本政府免遭战犯的起诉，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的罪行。这从保存在美国的记录中可以证实。
(摘自《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作者 近藤昭二)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上海战略地位的思考
透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与太平天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上海因为_人平天国的兴起而加速了城市繁荣和近代化的步伐；太平天国因为未尽全力进攻上海、占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外武装势力积聚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在上海问题上，太平天国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忽略了上海的经济地位，二是忽略了上海的战略地位。上海士绅一直视太平天国为劲敌，而太平天国领袖视上海为弹丸之地。中外武装势力从不被太平天国重视的上海“由下而上”逆向开始发力，兵锋直指江浙。曾国藩的湘军由上而下，李鸿章的淮军由下而上，太平天国在上下两股力量特别是来自上海力量的夹击下终于败亡。
(摘自《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作者 华 强)
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国际战略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关键作用。分析的重点包括这个国际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对第三国的政策；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最初，日本在国际战略上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以期将战争限定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单独解决。但是，它的实际行为同它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一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在深陷困境之后，面对欧洲局势变化，在对“东亚新秩序”的执著情结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期待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决策层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向。随之，它不仅拒绝退出中国，且进一步结盟德意，刻意通过南进收一举多得之效，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职官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刻背景。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作者 鹿锡俊)
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
秋瑾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她的革命家形象是通过多种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而建构起来的。秋瑾案引起的广泛社会舆论，促成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的褒扬与各种民间的尤其是政府的纪念活动，使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获得了政治权威合法化保证；学术界的学术研究为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从小说、戏曲、话剧到电影与电视有关秋瑾的各种文艺形象的塑造，使秋瑾的女性革命家形象逐渐获得民众与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所有建构秋瑾革命家形象的诸历史因素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她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离不开作为“半边天”的女性。秋瑾有幸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代表近代中国革命女性的、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人物。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作者 李细珠)
地方精英与上海抗战——以“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为例
“一·二八”事变期间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是以上海金融工商界领袖人物为主组成的一个地方精英组织，它在战时全面地承担起了支援前线、稳定后方的任务，“补助政府之所未及”，从而以民间团体的身份履行了政府的部分职能。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能够成功地进行战时动员，与上海市民意识的觉醒和地方自治的传统息息相关。
(摘自《史林》2007年第4期 作者 白华山)
朱培德与抗战准备(1931—1937)
朱培德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幕僚长，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对日态度经历了由避战到迎战的转变，促成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彰显，另一方面则是他有着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朱培德积极参与了多项国防规划与建设，筹划军队整理与加强训练，他的努力成为抗战准备的一部分。朱培德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思想变化与行为相当典型，可为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代表。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 作者 肖如平 陈红民)
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
1979年3月英国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代表英国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的“发难”，第一次将中英两国政府“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公开化。而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正面回应，初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九七”前途问题“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开始逐步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的历史进程。
(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 作者 齐鹏飞)
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
抗战后期，中共曾努力争取享有美国对华租借军事物资(简称美援)的分配权。1942年5月，中共改变以往对美援可能助长蒋介石摩擦政策的担心，提出分享美援。至1945年夏，争取美援工作经历4个时期：1942年5月至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为展开时期；1944年7月至1944年10月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为高潮时期；1944年10月至1945年4月赫尔利称美国禁止给中共武器援助，为挫折时期；1945年4月至1945年8月15日朱德要求美方停止对国民政府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为观望并最终放弃阶段。几经波折，终因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利益的逐渐缺失等原因，致中共争取美援失败。在此过程中，中共逐渐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作者 刘中刚 孟俭红)
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
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外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了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华，华人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外人进行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迫使外人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此后的检疫和救治过程中，华人精英一丝不苟，普通民众主动配合，不但让外人刮目相看，也使华人增加了参与租界政治的信心。联系事态的连锁反应和发展，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作者 胡 成)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史。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摘自《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作者 王晓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