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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历史学，高校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92-04
21世纪之初，“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知识结构与实际运用的脱节，教学实践与培养目标的出入，使得高校历史学专业出现招生和就业的两难困境。于是，不少高校或“知难而退”，或“掉转枪头”。而史学人才库的萎缩又将“史学危机”推向更深处。
在传统历史学的领域之外，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2006年起，以易中天“品三国”领衔的“百家讲坛”节目及其衍生出的图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自此之后，中国图书市场上的“新说历史”“戏说历史”类图书畅销不衰；而以清朝宫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也连连创下收视新高，在史书上都难得一见真容的清朝十代皇帝，无一例外地拥有了“银幕形象”。无数年轻人表达了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巨大兴趣，史学的魅力依然无穷。而同样在我们身边，在如火如荼的城市改造大潮中，大量历史城区和建筑正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关注。不少建筑学家开始从事老城区和老建筑的歷史文化挖掘，各级文保单位开始进行历史遗迹的普查登记，各个社区、企业也着手进行社区史或厂史的编写。一旦该场所被纳入旅游景点或公共历史资源，还存在资源策划、景点导游讲解等工作。然而至少目前，在这些人群中，很少有历史专业工作者的身影。
两相比较很明显，问题不在史学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而在于历史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路过于狭窄。这种困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也曾有，但是，公共历史学的出现拯救了美国高校历史专业，并为美国的史学发展开拓出一片大好前景，很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公共历史学的兴起与社会效应
公共历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因其强调史学的实用性，故又称“应用历史学”。当时，美国历史学和史学工作者双双遭遇发展瓶颈，部分史学工作者发现，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历史，但和历史相关的社会分工领域都由非历史专业人员占据。1978年，美国历史学会的《通讯》指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种历史记载都由非历史专业人员承担，建议政府，应当像雇用统计学家进行数字统计，雇用律师应对诉讼案，雇用计算机专业人员编制计算机程序一样，雇用历史学家来进行与历史有关的各种工作。1986年，公共历史学的两位创始人欧内斯特·梅和理查德·纽斯塔德合著《时间的思考》一书，着重列举了卡特政府在外交事务中所犯的错误，指出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卡特政府仅仅从技术，而没有从历史上考虑问题。一场“走出高校，走向社会”的史学领域大突破拉开了序幕。而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影响下，美国史学界的“人民史学运动”也为公共历史学的开展提供了天地。公共历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科雷将“公共历史学”描述为“帮助历史学家就业和将历史方法应用于学院之外的诸多领域(包括政府、新闻媒体、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的学问”，便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情境。
不同于学院历史学，公共历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能满足客户需要和适应实际操作的公共历史学家，并以他们的工作和不同于学院历史学的方式方法对公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历史教育。试比较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在职业任务、服务范围和知识传播途径上的不同，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公共历史学的特征：
1970年代起，美国高校培养了大量能适应社会需要并受到社会欢迎的公共历史学人才，其工作领域大致分为两类：
(一)历史学知识和方法的衍生领域：
1 政策分析和咨询。公共历史学者受雇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充当政策的计划者、评论家和分析家。由于史学工作者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客户在作决策时，相对客观和现实地看待过去和现在，找到完成任务的最优方法。
2 地方、机构和个人历史撰写。公共历史学者帮助联邦、州、地方、社区和家族撰写历史，尤其是遇到周年庆典和各种节日时。通过撰写这些历史，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自己国家、社区和家族的历史，从而找到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
3 信息收集和管理。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和教育服务处主任劳伦斯·麦克格兰克对历史学家在信息管理中的作用作了很高评价：“以历史为基础的领域，历史学家在信息的获得、控制和利用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历史学家能够创造适当的资料库、校正记录、编辑和出版、监督公共信息、从事应用记录研究和参与文件管理。”尽管档案管理、文件管理、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领域正在走向专业化，历史学者以其过硬的专业素养，仍在信息收集、管理和分析方面占有优势。
4 历史解释。公共历史学家在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的工作，多涉及历史解释，或称导游。历史遗址和博物馆是任何一个国家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场所，与传统课堂历史教学的灌输方式不同，历史学者可以为游客选择不同的历史题材，也可举行各种活动激发游客认识历史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学者与公众“亲密接触”、提高民众公共历史意识的“最佳岗位”。
(二)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互动的领域：
1 历史辩护。历史辩护是利用历史学家的专业技能对公共决策和立法提供诉讼支持和专家鉴定。最初主要用于推动和提高历史学的地位，后来广泛用于各种与法律和历史问题相关的领域，包括公共工程规划、文化资源点开发、各种自然资源所有权、劳资关系等问题的决策和立法。1993年12月，美国迪斯尼公司宣布计划投资6.5亿美元在弗吉尼亚州的马那萨斯战场附近建造占地3000英亩的主题公园。一些历史学家、历史保护主义者通过地区历史分析、文化资源的未来意义、战场的美国精神教育等报告，积极地影响了当局的决策，迫使迪斯尼公司最终取消了这一设想。
2 文化资源管理和历史保护。在美国，文化资源管理和历史保护各有侧重，也在很多场合相互通用，都是指对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这些资源“包括现存的考古、历史和建筑物的遗迹、遗址和建筑结构，同样也包括对国家、州、地方、社区或者人口聚居区有文化价值的所有现象”。在美国公共历史学研究领域中，这是公共历史学者最活跃的舞台。
3 媒体活动。历史和媒体的联合，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拓宽历史学研究成果和历史信息的传播途径。事实上，随着“影视史学”的兴起，许多公共历史学家进入媒体的各种领域，包括流行读物、电视、电影乃至互联网，以丰富多彩的载体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历史信息和观念的传播。
4 商务活动。历史学者在公司中提供的服务包括撰写公司历史(尤其是收集口述历史)、组建公司档案馆、准备公司周年庆典、公司形象设计和宣传、诉讼支持、公司发展计划、提供市场反馈信息。 由于上述工作多超出历史学者的专业训练，对公共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精通专业知识，还应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了解包括法律、文保、传播、管理在内的诸多学科知识。公共历史学，实际上对传统历史学科提出了挑战。在迎接挑战、攻克难关的过程中，美国历史学界朝着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中国高校培养公共
历史学人才“三步走”
事实上，我国历史学界对公共历史学的发展并非毫无感应。早在1985年《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的创刊号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蒋大椿研究员已将历史学科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认为这样划分有利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史学理论研究，对“应用史学”的探讨被搁置起来。而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选题的碎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应用史学”渐渐被史学理论工作者淡忘。直到美国“公共历史学”概念的引入，才让我们又回忆起这个久违的名词。
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出路可以很宽，也可以很窄，完全取决于我们怎样选择史学研究的服务对象，是一味固守在象牙塔内，还是将视野投向丰富的社会领域。21世纪，作为国民经济生产具有文化特性的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的集合体，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史学研究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全新的舞台，史学工作者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公共历史学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当前，构建公共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作为史学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高校应该将培养具备公共历史学素养的历史人才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目标。
首先，高校应调整学科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进行“分流”培养。
在美国，学院历史教育的人才培养是以学科发展为导向，培养下一代学院历史学者。在教学过程中，学院历史学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延续性和准确性，并对学生进行正规的、系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分析方法教育；而公共历史教育，则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适应实际操作的公共历史学人才，不仅使其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更将培养重心转向了解如何使用历史知识和历史方法，强调知识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在美国大多数高校，都设有公共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反观中国，我们的高校历史学科则以培养专业研究人才和师范人才为主，前者属于学院历史教育，后者则隶属公共历史教育。但从培养计划和实际操作来看，中国高校历史专业一味强调历史知识和方法的系统掌握，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很少突出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今天，中国高校要培养公共历史学人才，首先就要调整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培养进行“分流”，从社会需求出发，培养能够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其他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其次，高校应建立“立体型”课程设置和“内外互動型”教学模式。
由于缺乏公共历史教育意识，中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培养史学研究人才服务，通史所占比重较大，而各类专题史往往被纳入选修课，且开设时间相对较迟，影响了公共历史学人才专业知识结构的及时建立。又由于公共历史学一反“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的焦点转向普通人，甚至是很少被人关注的领域，如妇女史、儿童史、劳工史、少数民族史、社区史等，这就要求公共历史工作者具备相应的社会史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加大专题史，特别是社会史相关课程的开设，是实现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培养的第一步。一方面是夯实专业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历史学的应用性较强，在对历史资源进行开发、分析时，必须引入其他学科方法才能达到目的。比如在对文化资源进行管理和历史保护时，不仅要求公共历史学工作者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更要懂得相关的考古、建筑学、博物馆展览、法律、环境学、文物收藏等知识。因此，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科积聚”特色，为学生研习专业外选修课，甚至“第二专业”提供方便。这些选修课和“第二专业”应该包括社会学、新闻学、法学、教育学、建筑学、考古学、文物鉴赏等等。“以通史为地基，以各种专题社会史为梁柱，以跨学科知识为屋瓦”的“立体型”课程设置，保证公共历史学人才具备从事公共历史活动的基本能力。
教学模式的单一呆板是中国高校历史学科的通病，“一言堂”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普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公共历史学作为面向社会、操作性强的历史学，对实践能力的要求相当高，这种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该通过专业教学得以实现。其具体做法是通过模拟情景，设置特定课题，小到一处名人故居的介绍，大到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申请，由学生采用个人或团体合作的方式完成。整个实践过程，包括从课堂到社会，再回归课堂，依靠“内外互动”的教学达到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其中，口述史学的实践应该成为“重中之重”。从方法论来讲，口述历史学是达到公共历史学的重要手段。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曾指出：“公共历史学是有组织性的工作，它为公众提供既准确又富有意义的历史，而口述史学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理想的工具。”目前，我国有部分高校已开设口述史课程，但作为操作价值远高于理论价值的学科，即使不开设专门课程，也可以通过实践教学的“内外互动”得以实现，即课堂内介绍理论、设计课题，课堂外实践操作，课堂内交流总结。从当前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现状来看，围绕身边问题开展口述实践，如进行城区历史的口述访谈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在多元的教学模式下，也应鼓励成果形式的多样化。公共历史学教学的成果可以是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可以是中小型的专题展览和实物展览，可以是声音档案和纪录片，甚至可以是历史影视剧本。只有放宽历史研究服务的领域，允许多种形式的成果出现，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高校应建立人才培养交流平台，主动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
1976年，公共历史学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科雷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设公共历史研究课程，培养历史系毕业生。事实上，美国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同样反对学院教学一种模式。美国公共历史学理事会，一方面通过官方刊物《公共历史学家》、通讯刊物《公共历史学消息》和各类学术会议进行科研和人才培养交流，同时建设了Internet交流网——H-Public。这一网站，任何人只要通过简单注册就可成为会员，一旦成为会员，大量的信息资源就可无偿提供，为公共历史学的普及贡献着力量。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史学界对公共历史学的热情尚不高涨，但其前景已显露端倪。高校历史学科应加强与海外高校的联系，努力获取最新学科信息和人才培养的校际合作机会。同时，国内各大高校，特别是同城高校，应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实践资源等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当然，在校际交流合作之前，高校应首先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主动与当地博物馆、档案馆、文保会、地方史志办公室、社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建立联系，为学生实践提供场所，并通过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实践活动，加深社会对公共历史学的认识和接纳，反过来有利于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就业和发展。
当然，公共历史学能否发展，取决于史学界能否认同其学科价值，并对其发展进行长远规划。同样，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在初创阶段也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的扶持，更需要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社团的参与合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市民社会日益发达的当代中国，公共历史学的蓬勃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简介 姚霏，女，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苏智良，男，1956年生，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社会史、中日关系史。
责任编辑 王公悫
[中图分类]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92-04
21世纪之初，“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知识结构与实际运用的脱节，教学实践与培养目标的出入，使得高校历史学专业出现招生和就业的两难困境。于是，不少高校或“知难而退”，或“掉转枪头”。而史学人才库的萎缩又将“史学危机”推向更深处。
在传统历史学的领域之外，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2006年起，以易中天“品三国”领衔的“百家讲坛”节目及其衍生出的图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自此之后，中国图书市场上的“新说历史”“戏说历史”类图书畅销不衰；而以清朝宫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也连连创下收视新高，在史书上都难得一见真容的清朝十代皇帝，无一例外地拥有了“银幕形象”。无数年轻人表达了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巨大兴趣，史学的魅力依然无穷。而同样在我们身边，在如火如荼的城市改造大潮中，大量历史城区和建筑正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关注。不少建筑学家开始从事老城区和老建筑的歷史文化挖掘，各级文保单位开始进行历史遗迹的普查登记，各个社区、企业也着手进行社区史或厂史的编写。一旦该场所被纳入旅游景点或公共历史资源，还存在资源策划、景点导游讲解等工作。然而至少目前，在这些人群中，很少有历史专业工作者的身影。
两相比较很明显，问题不在史学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而在于历史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路过于狭窄。这种困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也曾有，但是，公共历史学的出现拯救了美国高校历史专业，并为美国的史学发展开拓出一片大好前景，很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公共历史学的兴起与社会效应
公共历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因其强调史学的实用性，故又称“应用历史学”。当时，美国历史学和史学工作者双双遭遇发展瓶颈，部分史学工作者发现，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历史，但和历史相关的社会分工领域都由非历史专业人员占据。1978年，美国历史学会的《通讯》指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种历史记载都由非历史专业人员承担，建议政府，应当像雇用统计学家进行数字统计，雇用律师应对诉讼案，雇用计算机专业人员编制计算机程序一样，雇用历史学家来进行与历史有关的各种工作。1986年，公共历史学的两位创始人欧内斯特·梅和理查德·纽斯塔德合著《时间的思考》一书，着重列举了卡特政府在外交事务中所犯的错误，指出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卡特政府仅仅从技术，而没有从历史上考虑问题。一场“走出高校，走向社会”的史学领域大突破拉开了序幕。而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影响下，美国史学界的“人民史学运动”也为公共历史学的开展提供了天地。公共历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科雷将“公共历史学”描述为“帮助历史学家就业和将历史方法应用于学院之外的诸多领域(包括政府、新闻媒体、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的学问”，便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情境。
不同于学院历史学，公共历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能满足客户需要和适应实际操作的公共历史学家，并以他们的工作和不同于学院历史学的方式方法对公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历史教育。试比较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在职业任务、服务范围和知识传播途径上的不同，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公共历史学的特征：
1970年代起，美国高校培养了大量能适应社会需要并受到社会欢迎的公共历史学人才，其工作领域大致分为两类：
(一)历史学知识和方法的衍生领域：
1 政策分析和咨询。公共历史学者受雇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充当政策的计划者、评论家和分析家。由于史学工作者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客户在作决策时，相对客观和现实地看待过去和现在，找到完成任务的最优方法。
2 地方、机构和个人历史撰写。公共历史学者帮助联邦、州、地方、社区和家族撰写历史，尤其是遇到周年庆典和各种节日时。通过撰写这些历史，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自己国家、社区和家族的历史，从而找到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
3 信息收集和管理。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和教育服务处主任劳伦斯·麦克格兰克对历史学家在信息管理中的作用作了很高评价：“以历史为基础的领域，历史学家在信息的获得、控制和利用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历史学家能够创造适当的资料库、校正记录、编辑和出版、监督公共信息、从事应用记录研究和参与文件管理。”尽管档案管理、文件管理、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领域正在走向专业化，历史学者以其过硬的专业素养，仍在信息收集、管理和分析方面占有优势。
4 历史解释。公共历史学家在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的工作，多涉及历史解释，或称导游。历史遗址和博物馆是任何一个国家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场所，与传统课堂历史教学的灌输方式不同，历史学者可以为游客选择不同的历史题材，也可举行各种活动激发游客认识历史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学者与公众“亲密接触”、提高民众公共历史意识的“最佳岗位”。
(二)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互动的领域：
1 历史辩护。历史辩护是利用历史学家的专业技能对公共决策和立法提供诉讼支持和专家鉴定。最初主要用于推动和提高历史学的地位，后来广泛用于各种与法律和历史问题相关的领域，包括公共工程规划、文化资源点开发、各种自然资源所有权、劳资关系等问题的决策和立法。1993年12月，美国迪斯尼公司宣布计划投资6.5亿美元在弗吉尼亚州的马那萨斯战场附近建造占地3000英亩的主题公园。一些历史学家、历史保护主义者通过地区历史分析、文化资源的未来意义、战场的美国精神教育等报告，积极地影响了当局的决策，迫使迪斯尼公司最终取消了这一设想。
2 文化资源管理和历史保护。在美国，文化资源管理和历史保护各有侧重，也在很多场合相互通用，都是指对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这些资源“包括现存的考古、历史和建筑物的遗迹、遗址和建筑结构，同样也包括对国家、州、地方、社区或者人口聚居区有文化价值的所有现象”。在美国公共历史学研究领域中，这是公共历史学者最活跃的舞台。
3 媒体活动。历史和媒体的联合，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拓宽历史学研究成果和历史信息的传播途径。事实上，随着“影视史学”的兴起，许多公共历史学家进入媒体的各种领域，包括流行读物、电视、电影乃至互联网，以丰富多彩的载体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历史信息和观念的传播。
4 商务活动。历史学者在公司中提供的服务包括撰写公司历史(尤其是收集口述历史)、组建公司档案馆、准备公司周年庆典、公司形象设计和宣传、诉讼支持、公司发展计划、提供市场反馈信息。 由于上述工作多超出历史学者的专业训练，对公共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精通专业知识，还应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了解包括法律、文保、传播、管理在内的诸多学科知识。公共历史学，实际上对传统历史学科提出了挑战。在迎接挑战、攻克难关的过程中，美国历史学界朝着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中国高校培养公共
历史学人才“三步走”
事实上，我国历史学界对公共历史学的发展并非毫无感应。早在1985年《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的创刊号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蒋大椿研究员已将历史学科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认为这样划分有利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史学理论研究，对“应用史学”的探讨被搁置起来。而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选题的碎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应用史学”渐渐被史学理论工作者淡忘。直到美国“公共历史学”概念的引入，才让我们又回忆起这个久违的名词。
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出路可以很宽，也可以很窄，完全取决于我们怎样选择史学研究的服务对象，是一味固守在象牙塔内，还是将视野投向丰富的社会领域。21世纪，作为国民经济生产具有文化特性的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的集合体，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史学研究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全新的舞台，史学工作者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公共历史学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当前，构建公共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作为史学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高校应该将培养具备公共历史学素养的历史人才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目标。
首先，高校应调整学科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进行“分流”培养。
在美国，学院历史教育的人才培养是以学科发展为导向，培养下一代学院历史学者。在教学过程中，学院历史学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延续性和准确性，并对学生进行正规的、系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分析方法教育；而公共历史教育，则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适应实际操作的公共历史学人才，不仅使其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更将培养重心转向了解如何使用历史知识和历史方法，强调知识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在美国大多数高校，都设有公共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反观中国，我们的高校历史学科则以培养专业研究人才和师范人才为主，前者属于学院历史教育，后者则隶属公共历史教育。但从培养计划和实际操作来看，中国高校历史专业一味强调历史知识和方法的系统掌握，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很少突出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今天，中国高校要培养公共历史学人才，首先就要调整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培养进行“分流”，从社会需求出发，培养能够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其他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其次，高校应建立“立体型”课程设置和“内外互動型”教学模式。
由于缺乏公共历史教育意识，中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培养史学研究人才服务，通史所占比重较大，而各类专题史往往被纳入选修课，且开设时间相对较迟，影响了公共历史学人才专业知识结构的及时建立。又由于公共历史学一反“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的焦点转向普通人，甚至是很少被人关注的领域，如妇女史、儿童史、劳工史、少数民族史、社区史等，这就要求公共历史工作者具备相应的社会史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加大专题史，特别是社会史相关课程的开设，是实现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培养的第一步。一方面是夯实专业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历史学的应用性较强，在对历史资源进行开发、分析时，必须引入其他学科方法才能达到目的。比如在对文化资源进行管理和历史保护时，不仅要求公共历史学工作者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更要懂得相关的考古、建筑学、博物馆展览、法律、环境学、文物收藏等知识。因此，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科积聚”特色，为学生研习专业外选修课，甚至“第二专业”提供方便。这些选修课和“第二专业”应该包括社会学、新闻学、法学、教育学、建筑学、考古学、文物鉴赏等等。“以通史为地基，以各种专题社会史为梁柱，以跨学科知识为屋瓦”的“立体型”课程设置，保证公共历史学人才具备从事公共历史活动的基本能力。
教学模式的单一呆板是中国高校历史学科的通病，“一言堂”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普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公共历史学作为面向社会、操作性强的历史学，对实践能力的要求相当高，这种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该通过专业教学得以实现。其具体做法是通过模拟情景，设置特定课题，小到一处名人故居的介绍，大到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申请，由学生采用个人或团体合作的方式完成。整个实践过程，包括从课堂到社会，再回归课堂，依靠“内外互动”的教学达到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其中，口述史学的实践应该成为“重中之重”。从方法论来讲，口述历史学是达到公共历史学的重要手段。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曾指出：“公共历史学是有组织性的工作，它为公众提供既准确又富有意义的历史，而口述史学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理想的工具。”目前，我国有部分高校已开设口述史课程，但作为操作价值远高于理论价值的学科，即使不开设专门课程，也可以通过实践教学的“内外互动”得以实现，即课堂内介绍理论、设计课题，课堂外实践操作，课堂内交流总结。从当前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现状来看，围绕身边问题开展口述实践，如进行城区历史的口述访谈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在多元的教学模式下，也应鼓励成果形式的多样化。公共历史学教学的成果可以是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可以是中小型的专题展览和实物展览，可以是声音档案和纪录片，甚至可以是历史影视剧本。只有放宽历史研究服务的领域，允许多种形式的成果出现，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高校应建立人才培养交流平台，主动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
1976年，公共历史学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科雷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设公共历史研究课程，培养历史系毕业生。事实上，美国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同样反对学院教学一种模式。美国公共历史学理事会，一方面通过官方刊物《公共历史学家》、通讯刊物《公共历史学消息》和各类学术会议进行科研和人才培养交流，同时建设了Internet交流网——H-Public。这一网站，任何人只要通过简单注册就可成为会员，一旦成为会员，大量的信息资源就可无偿提供，为公共历史学的普及贡献着力量。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史学界对公共历史学的热情尚不高涨，但其前景已显露端倪。高校历史学科应加强与海外高校的联系，努力获取最新学科信息和人才培养的校际合作机会。同时，国内各大高校，特别是同城高校，应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实践资源等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当然，在校际交流合作之前，高校应首先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主动与当地博物馆、档案馆、文保会、地方史志办公室、社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建立联系，为学生实践提供场所，并通过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实践活动，加深社会对公共历史学的认识和接纳，反过来有利于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就业和发展。
当然，公共历史学能否发展，取决于史学界能否认同其学科价值，并对其发展进行长远规划。同样，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在初创阶段也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的扶持，更需要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社团的参与合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市民社会日益发达的当代中国，公共历史学的蓬勃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简介 姚霏，女，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苏智良，男，1956年生，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社会史、中日关系史。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