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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1927年到1933年，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评价，由最初指责其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到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经历了一个由基本否定到充分肯定的过程。红军由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副力”到“动力”“主力”地位的提升，是南昌起义被确定为“红军纪念日”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共中央也希望借节日仪式来激发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自豪感，鼓舞苏区民众从军的热情。
关键词 南昌起义，军事投机，红军纪念日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4-0049-06
1927年国民党武力反共之后，中国共产党用三大起义进行回击。嗣后，中共中央对三大起义作出了评价：广州起义评价最高，认为这是“退兵时的一战”，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会有莫大的历史意义”，还具有“国际意义”，①并在翌年中共六大上正式决定将“广州暴动日（12月11日）为一个固定的纪念日”；②秋收起义虽然也被指责有“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的错误，却是唯一被认为没有完全失败的起义；最早发动的南昌起义，不仅被认为失败了，还被指责为“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③可谓评价最低。但是数年之后，广州暴动日逐渐淡忘，南昌起义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作为建军节一直到今天都被隆重地加以纪念。“军事投机”与“红军纪念日”之判可谓霄壤之别。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发生如此大的转变，这一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南昌起义本身评价的认识，同时对于理解中共早期关于红军作用地位的认识变化，也不无裨益。
一、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早期评价的
变化过程
发动南昌起义及南下广东的策略，自始至终都是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中共中央一直要求沿途省份密切配合。1927年8月4日，中共中央告知广东省委，“贺龙、叶挺军队已在八月一日早在南昌发动”，要求“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④8月9日，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中，强调“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并希望湘省“集全力发动本省暴动便是给南昌暴动以根本上的有力的响应”。⑤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充分肯定南昌起义的贺龙、叶挺的军队正“力争革命的继续发展，力争没收大地主，歼灭一切豪绅军阀，力争耕者有其田，工人有饭吃，力争真正民权的实现，力争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建立，以推翻一切新旧军阀的残暴督窃的叛徒政府。”⑥8月22日，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起义部队入粤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①9月21日，广东省委即向各县发了《目前暴动策略应注意的十件事》的紧急指示，号召各地立即举行武装起义，通过发动潮汕铁路工人罢工，配合起义部队打下潮州和汕头。在整个起义部队南下过程中，中共中央给予高度关注，各地特别是广东省委做了大量的配合工作，中央对于南昌起义及南下广东的行动都是肯定的，未见有任何负面评价的文字。
起义部队在9月30日汤坑之战失利后，不得不退出汕头，10月2日，起义领导机关在流沙开会，通过了收集武装人员、向海陆丰撤退、今后作长期的斗争等决策，这被视为南昌起义的失败。10月12日，中共中央认为失败的主因是“一开始即没有坚决的处置敌人，一直到夺取潮汕，处处予敌人以聚集军力合而谋我的机会”，此时中央由于情况“未能完全明了”，并没有对南昌起义进行定性分析。②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认为起义部队“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没有“鼓起土地革命之高潮，与农民暴动打成一片”，结论是“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③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十三通告，对南昌起义作出正式评价。这次评价与南方局、广东省委大体相同，略微不同之处在于，把南昌起义决策与指导分开，认为决策是正确的，“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新纪元”，但是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而“一切错误的总错误”是“叶贺军队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前敌指导，只知道军队是主力，‘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根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把南昌起义定性为一次“投机的行动”。④李立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直指南昌起义，“所谓工农军的暴动，不过是变相的军事投机”。⑤1927年11月9—10日，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因袭着军事投机的遗毒，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决心，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并对参与指导的前委同志进行了严厉的纪律处分，谭平山开除党籍，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前委全体同志予以警告。⑥至此，中央对于南昌起义的总结告一段落，南昌起义也最终贴上了“军事投机”的标签。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对南昌起义进行了评价，认为：“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暴动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⑦这次评价有两个特点：一是首先肯定南昌起义的决策是对的，但对其到底有什么意义则没有明确说明；二是对于指导机关的错误，并没有提所谓的“军事投机”，只是指出一些策略上的问题。所以，中共六大对于南昌起义的评价总体比较平淡，既没有充分认识和肯定南昌起义的重要意义，也没有过多指责前委指导的错误。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军事投机”帽子的摘下，却为后来充分肯定南昌起义的军事意义埋下伏笔。 在六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央并没有对南昌起义作出新的评价。直到1933年6月23日，中央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中，指出“今年‘八一反战日’适为红军成立纪念。应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救星”，⑧从而把南昌起义与红军成立纪念联系起来。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充分肯定南昌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①7月11日，中央政府“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②随后，苏区军民进行了盛大的“八一”庆祝活动。
从这一系列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来看，有几点突出的变化：一是从批评土地革命不坚决，到强调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的开始”，充分肯定南昌起义的政治意义；二是从批评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到把八月一日确立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视为“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充分肯定了南昌起义的军事意义；三是从对前委全体同志予以警告，到授予奖章给“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可视为对南昌起义指导机关错误处分的平反。此后，关于南昌起义政治军事意义的评价，基本沿袭了这些看法，只有表述上不尽相同罢了。
二、南昌起义缘何指责为“军事投机”
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无论是中共中央的通告决议，还是广东省委的报告，都把南昌起义视为一次“军事投机”的运动。为什么这样一场得到共产国际认可、中共中央批准，轰轰烈烈的暴动最后会被贴上“军事投机”的标签？
在中共党内，“军事投机”这个术语最早出自于陈独秀。1923年12月，陈独秀在《前锋》杂志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文中认为：“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③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这个概念，是在1927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其中第三款规定：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实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的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④从中可知，所谓军事投机，是指暴动没有发动起农民力量，而单纯依靠军队与土匪。
然而，不到一个月，“军事投机”内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9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不要等待南昌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暴动，并称：“我们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不能等待‘得力农军的帮助’，换言之，便是不要等待直接的军事力量，否则便是军事投机。”⑤此前甚至还号召过鄂北特委“那怕只剩一支枪也要参加”暴动，⑥否则就是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军事投机”的内涵也从不能过于依靠军事力量，演变成暴动需不需要准备武装的问题。
各地党组织为了不被指责为“军事投机”，“怕盲动不敢说武装，怕军事投机连准备武装都反对”，⑦不管有没有武装力量支持，强行推动暴动，一度出现了“无动不暴”“玩弄暴动”的局面，城市里“甚至于一次罢工，打杀一两个工贼，亦都称之谓暴动”，⑧在农村中则“以为捉了人家一只鸡，烧了一所房子，或没收了豪绅的财产，都是暴动”。⑨然而，强行暴动的结果，如毛泽东所言：“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⑩没有军事力量支撑的暴动根本无法取得胜利，对失败之后暴动进行归责时，“军事投机”又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当时湖南秋收暴动、鄂北暴动、鄂南暴动、广东农民暴动的指导机关，都被指责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这也正是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表现。{11}
南昌起义失败之时，正值“左”倾盲动错误发展之际，扣上“军事投机”帽子也算是大环境使然。具体到南昌起义“军事投机”的依据，主要是“只知道军队是主力”，“不信任群众，不认识发动群众”，“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①客观而言，这些指责并非没有道理。比如，暴动的主体是军队，没有工农军的参加，更无革命群众的参与；南下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后改为“五十亩”，根本没法实行，宣传动员民众的工作也基本没有；打着“左派国民党”的旗号，没有提苏维埃，没有建立工农政权，等等。从大量南昌起义参与者的回忆来看，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南昌起义与其他各地暴动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央决定南昌暴动之时，对于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以及苏维埃的旗号都还没有正式提出来。虽然土地革命的口号，中共在南昌起义之前已经提出来，但对于如何处理地主土地的政策，却是在8月3日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提出来的，即“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②其中还没有提到没收土地的问题，直到八七会议才提出：“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③至于苏维埃的旗号，9月19日中共中央才根据斯大林“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的指示，④宣布“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不用“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现在的任务是“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⑤
此时的南昌起义部队还在南下途中，根本不知道中央的新政策。据全程参加南昌起义的李立三回忆：“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我们到汀州看见上海的《申报》才知道。”⑥9月23日，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还在询问“叶贺军队不知已达到什么地方？”⑦张国焘也不无委屈地向中央辩解道：“至于我主张仍然用国民政府名义和主张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土地等，那‘八七’以前的中央的确有同样的原则的主张，只可惜我们在山中走了两个月，与世间隔离。”⑧可见，南下途中，中央与起义部队并没有联系上。 既然南昌起义前委并不知道中央的新精神，执行的仍然是当时起义时中央确定的政策，似不应给予过多地指责，扣上“军事投机”的帽子更属不当。但是，曾被寄予“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的南昌起义的失利，多少令中央感到很失望，失败的责任需要有人来承担，扣下“军事投机”这样不需要过多解释，概念含糊不清的帽子，在当时“左”倾盲动氛围下，再正常不过了。只不过这顶帽子一扣，使得本具有重大意义的南昌起义的光芒在很长一段时期被遮蔽。后来，邓中夏在反思一度被广东省委扣上“军事投机”帽子的广州起义时指出：“其在暴动开始时，以为群众重视武器，指导机关重视军事行动，便也是军事投机，这简直不知道武装群众的军事行动在暴动开始时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军事投机’一辞在中国党中随处乱用，遗害无穷。”⑨
三、南昌起义定为“红军纪念日”的原因
1933年8月，苏区军民进行了空前盛大的阅兵、宣誓、授章等仪式典礼来庆祝南昌起义六周年。为何时隔六年之后，南昌起义又被隆重地纪念？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与我党对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地位作用的认识直接相关。“八七”会议之后，党的总体政策是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对于暴动的依靠力量，中央认为“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①在当时中央看来，红军是从工农武装中产生，建立的时机则是在群众暴动胜利夺取政权之后。这在中央一系列指示中都有明确反映。1927年8月29日，中央常委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出：“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②10月24日，中央发布第十三号通告，指出：“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这种暴动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③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明确：“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④
然而，没有军力支持的暴动，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随着各地暴动的失利，中央对红军的组建时机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1928年5月的《军事工作大纲》中，中共中央指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寻〔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⑤1928年10月间，当得知朱毛红军的存在以及井冈山的斗争情况时，中央专门致信加以肯定，认为：“红军的创立，在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有可能而且必要。这一任务的完成，可以成为湖南革命高潮到来的一个动力。”⑥这表明中央已不再坚持此前暴动成功再建立红军的策略，同时军队作用从“副力”到“动力”的变化，说明中央已经把红军的建立视为暴动成功的重要条件，因为“副力”可有可无，“动力”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随着各地红军的迅速发展，及对各根据地党和政权建设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中央对红军的看法进一步改变。在1929年6月底7月初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红军是“革命的先锋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发布的《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提出：“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威。”⑦中央特意把8月1日的赤色国际日与南昌暴动联系起来，这也表明随着红军作用的提高，南昌暴动的地位也开始出现变化。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明确：“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乘的而不是相消的。”⑧换言之，在中央看来，红军不再是“副力”，也不仅仅是“动力”，而与工农武装一样同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力”。
1930年之后，随着红军作战方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特别是当白区工作相继陷入困境，及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搬到中央苏区后，中央对红军的作用愈加重视，强调“一定要使红军成为国内战争的主要力量”，⑨“苏区中武装组织的主力是工农红军”，⑩“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救星”。{11}由于红军地位和作用的迅速提升，红军的成立纪念也就提到议事日程，视为红军来源的南昌起义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军纪念日。1933年7月12日，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此时已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总政委的周恩来署名发布《关于今年八一运动中心任务的训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动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经过了六年来反帝、反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斗争，它已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从小的分散的、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所产生的游击队与部分的白军士兵暴动，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推翻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所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实有非常伟大的意义。”{12}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南昌起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关系，诠释了南昌起义作为“红军纪念日”的根本原因。
此外，把南昌起义定为红军纪念日，还有现实因素的考量。1933年7月前后，正是苏区军民备战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央对于严峻的形势有着清醒认识：“新的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残酷与剧烈的战争”，号召“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短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①要在短时间内扩大一倍以上的红军，显然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民众动员，而以重大的节日纪念来进行社会动员，这既是节日仪式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也是中央进行动员的常用方式，仅在1933年，就已经通过三八节、红五月、五卅运动八周年等纪念活动来推动动员工作。
因此，把南昌起义定为红军纪念日，打造苏区历史上最为盛大的典礼仪式，这既是对红军地位作用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为扩大红军而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中共中央希望以此来激发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自豪感，鼓舞苏区民众从军的热情。这在当时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关于南昌起义纪念的指示和宣传口号中都有清晰的反映，如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纪念工农红军纪念日！赤卫军少先队整师整团的加入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的卖国！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给红军纪念日的赠品——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的口号之下，中央局要求“江西、福建、闽赣，三省委必须以完成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的动员为自己的重要任务”。②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纪念自己成立的节日。中革军委在瑞金南郊竹马岗隆重举行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成立大会，朱德在简短的讲话后，亲自为工人师授旗。四天后，“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跑马场”正式成立，周恩来亲自为这支年轻的部队授予军旗。由两位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主持红军成立纪念，亲自为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授旗，历史就以这样一种具有象征寓意的方式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作者简介】龙心刚，男，1978年生，江西吉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海军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陈仕平，男，1970年生，福建古田人，海军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 南昌起义，军事投机，红军纪念日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4-0049-06
1927年国民党武力反共之后，中国共产党用三大起义进行回击。嗣后，中共中央对三大起义作出了评价：广州起义评价最高，认为这是“退兵时的一战”，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会有莫大的历史意义”，还具有“国际意义”，①并在翌年中共六大上正式决定将“广州暴动日（12月11日）为一个固定的纪念日”；②秋收起义虽然也被指责有“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的错误，却是唯一被认为没有完全失败的起义；最早发动的南昌起义，不仅被认为失败了，还被指责为“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③可谓评价最低。但是数年之后，广州暴动日逐渐淡忘，南昌起义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作为建军节一直到今天都被隆重地加以纪念。“军事投机”与“红军纪念日”之判可谓霄壤之别。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发生如此大的转变，这一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南昌起义本身评价的认识，同时对于理解中共早期关于红军作用地位的认识变化，也不无裨益。
一、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早期评价的
变化过程
发动南昌起义及南下广东的策略，自始至终都是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中共中央一直要求沿途省份密切配合。1927年8月4日，中共中央告知广东省委，“贺龙、叶挺军队已在八月一日早在南昌发动”，要求“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④8月9日，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中，强调“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并希望湘省“集全力发动本省暴动便是给南昌暴动以根本上的有力的响应”。⑤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充分肯定南昌起义的贺龙、叶挺的军队正“力争革命的继续发展，力争没收大地主，歼灭一切豪绅军阀，力争耕者有其田，工人有饭吃，力争真正民权的实现，力争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建立，以推翻一切新旧军阀的残暴督窃的叛徒政府。”⑥8月22日，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起义部队入粤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①9月21日，广东省委即向各县发了《目前暴动策略应注意的十件事》的紧急指示，号召各地立即举行武装起义，通过发动潮汕铁路工人罢工，配合起义部队打下潮州和汕头。在整个起义部队南下过程中，中共中央给予高度关注，各地特别是广东省委做了大量的配合工作，中央对于南昌起义及南下广东的行动都是肯定的，未见有任何负面评价的文字。
起义部队在9月30日汤坑之战失利后，不得不退出汕头，10月2日，起义领导机关在流沙开会，通过了收集武装人员、向海陆丰撤退、今后作长期的斗争等决策，这被视为南昌起义的失败。10月12日，中共中央认为失败的主因是“一开始即没有坚决的处置敌人，一直到夺取潮汕，处处予敌人以聚集军力合而谋我的机会”，此时中央由于情况“未能完全明了”，并没有对南昌起义进行定性分析。②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认为起义部队“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没有“鼓起土地革命之高潮，与农民暴动打成一片”，结论是“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③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十三通告，对南昌起义作出正式评价。这次评价与南方局、广东省委大体相同，略微不同之处在于，把南昌起义决策与指导分开，认为决策是正确的，“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新纪元”，但是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而“一切错误的总错误”是“叶贺军队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前敌指导，只知道军队是主力，‘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根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把南昌起义定性为一次“投机的行动”。④李立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直指南昌起义，“所谓工农军的暴动，不过是变相的军事投机”。⑤1927年11月9—10日，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因袭着军事投机的遗毒，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决心，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并对参与指导的前委同志进行了严厉的纪律处分，谭平山开除党籍，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前委全体同志予以警告。⑥至此，中央对于南昌起义的总结告一段落，南昌起义也最终贴上了“军事投机”的标签。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对南昌起义进行了评价，认为：“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暴动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⑦这次评价有两个特点：一是首先肯定南昌起义的决策是对的，但对其到底有什么意义则没有明确说明；二是对于指导机关的错误，并没有提所谓的“军事投机”，只是指出一些策略上的问题。所以，中共六大对于南昌起义的评价总体比较平淡，既没有充分认识和肯定南昌起义的重要意义，也没有过多指责前委指导的错误。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军事投机”帽子的摘下，却为后来充分肯定南昌起义的军事意义埋下伏笔。 在六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央并没有对南昌起义作出新的评价。直到1933年6月23日，中央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中，指出“今年‘八一反战日’适为红军成立纪念。应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救星”，⑧从而把南昌起义与红军成立纪念联系起来。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充分肯定南昌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①7月11日，中央政府“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②随后，苏区军民进行了盛大的“八一”庆祝活动。
从这一系列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来看，有几点突出的变化：一是从批评土地革命不坚决，到强调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的开始”，充分肯定南昌起义的政治意义；二是从批评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到把八月一日确立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视为“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充分肯定了南昌起义的军事意义；三是从对前委全体同志予以警告，到授予奖章给“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可视为对南昌起义指导机关错误处分的平反。此后，关于南昌起义政治军事意义的评价，基本沿袭了这些看法，只有表述上不尽相同罢了。
二、南昌起义缘何指责为“军事投机”
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无论是中共中央的通告决议，还是广东省委的报告，都把南昌起义视为一次“军事投机”的运动。为什么这样一场得到共产国际认可、中共中央批准，轰轰烈烈的暴动最后会被贴上“军事投机”的标签？
在中共党内，“军事投机”这个术语最早出自于陈独秀。1923年12月，陈独秀在《前锋》杂志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文中认为：“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③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这个概念，是在1927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其中第三款规定：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实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的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④从中可知，所谓军事投机，是指暴动没有发动起农民力量，而单纯依靠军队与土匪。
然而，不到一个月，“军事投机”内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9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不要等待南昌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暴动，并称：“我们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不能等待‘得力农军的帮助’，换言之，便是不要等待直接的军事力量，否则便是军事投机。”⑤此前甚至还号召过鄂北特委“那怕只剩一支枪也要参加”暴动，⑥否则就是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军事投机”的内涵也从不能过于依靠军事力量，演变成暴动需不需要准备武装的问题。
各地党组织为了不被指责为“军事投机”，“怕盲动不敢说武装，怕军事投机连准备武装都反对”，⑦不管有没有武装力量支持，强行推动暴动，一度出现了“无动不暴”“玩弄暴动”的局面，城市里“甚至于一次罢工，打杀一两个工贼，亦都称之谓暴动”，⑧在农村中则“以为捉了人家一只鸡，烧了一所房子，或没收了豪绅的财产，都是暴动”。⑨然而，强行暴动的结果，如毛泽东所言：“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⑩没有军事力量支撑的暴动根本无法取得胜利，对失败之后暴动进行归责时，“军事投机”又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当时湖南秋收暴动、鄂北暴动、鄂南暴动、广东农民暴动的指导机关，都被指责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这也正是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表现。{11}
南昌起义失败之时，正值“左”倾盲动错误发展之际，扣上“军事投机”帽子也算是大环境使然。具体到南昌起义“军事投机”的依据，主要是“只知道军队是主力”，“不信任群众，不认识发动群众”，“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①客观而言，这些指责并非没有道理。比如，暴动的主体是军队，没有工农军的参加，更无革命群众的参与；南下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后改为“五十亩”，根本没法实行，宣传动员民众的工作也基本没有；打着“左派国民党”的旗号，没有提苏维埃，没有建立工农政权，等等。从大量南昌起义参与者的回忆来看，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南昌起义与其他各地暴动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央决定南昌暴动之时，对于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以及苏维埃的旗号都还没有正式提出来。虽然土地革命的口号，中共在南昌起义之前已经提出来，但对于如何处理地主土地的政策，却是在8月3日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提出来的，即“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②其中还没有提到没收土地的问题，直到八七会议才提出：“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③至于苏维埃的旗号，9月19日中共中央才根据斯大林“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的指示，④宣布“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不用“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现在的任务是“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⑤
此时的南昌起义部队还在南下途中，根本不知道中央的新政策。据全程参加南昌起义的李立三回忆：“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我们到汀州看见上海的《申报》才知道。”⑥9月23日，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还在询问“叶贺军队不知已达到什么地方？”⑦张国焘也不无委屈地向中央辩解道：“至于我主张仍然用国民政府名义和主张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土地等，那‘八七’以前的中央的确有同样的原则的主张，只可惜我们在山中走了两个月，与世间隔离。”⑧可见，南下途中，中央与起义部队并没有联系上。 既然南昌起义前委并不知道中央的新精神，执行的仍然是当时起义时中央确定的政策，似不应给予过多地指责，扣上“军事投机”的帽子更属不当。但是，曾被寄予“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的南昌起义的失利，多少令中央感到很失望，失败的责任需要有人来承担，扣下“军事投机”这样不需要过多解释，概念含糊不清的帽子，在当时“左”倾盲动氛围下，再正常不过了。只不过这顶帽子一扣，使得本具有重大意义的南昌起义的光芒在很长一段时期被遮蔽。后来，邓中夏在反思一度被广东省委扣上“军事投机”帽子的广州起义时指出：“其在暴动开始时，以为群众重视武器，指导机关重视军事行动，便也是军事投机，这简直不知道武装群众的军事行动在暴动开始时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军事投机’一辞在中国党中随处乱用，遗害无穷。”⑨
三、南昌起义定为“红军纪念日”的原因
1933年8月，苏区军民进行了空前盛大的阅兵、宣誓、授章等仪式典礼来庆祝南昌起义六周年。为何时隔六年之后，南昌起义又被隆重地纪念？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与我党对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地位作用的认识直接相关。“八七”会议之后，党的总体政策是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对于暴动的依靠力量，中央认为“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①在当时中央看来，红军是从工农武装中产生，建立的时机则是在群众暴动胜利夺取政权之后。这在中央一系列指示中都有明确反映。1927年8月29日，中央常委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出：“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②10月24日，中央发布第十三号通告，指出：“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这种暴动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③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明确：“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④
然而，没有军力支持的暴动，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随着各地暴动的失利，中央对红军的组建时机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1928年5月的《军事工作大纲》中，中共中央指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寻〔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⑤1928年10月间，当得知朱毛红军的存在以及井冈山的斗争情况时，中央专门致信加以肯定，认为：“红军的创立，在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有可能而且必要。这一任务的完成，可以成为湖南革命高潮到来的一个动力。”⑥这表明中央已不再坚持此前暴动成功再建立红军的策略，同时军队作用从“副力”到“动力”的变化，说明中央已经把红军的建立视为暴动成功的重要条件，因为“副力”可有可无，“动力”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随着各地红军的迅速发展，及对各根据地党和政权建设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中央对红军的看法进一步改变。在1929年6月底7月初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红军是“革命的先锋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发布的《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提出：“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威。”⑦中央特意把8月1日的赤色国际日与南昌暴动联系起来，这也表明随着红军作用的提高，南昌暴动的地位也开始出现变化。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明确：“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乘的而不是相消的。”⑧换言之，在中央看来，红军不再是“副力”，也不仅仅是“动力”，而与工农武装一样同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力”。
1930年之后，随着红军作战方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特别是当白区工作相继陷入困境，及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搬到中央苏区后，中央对红军的作用愈加重视，强调“一定要使红军成为国内战争的主要力量”，⑨“苏区中武装组织的主力是工农红军”，⑩“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救星”。{11}由于红军地位和作用的迅速提升，红军的成立纪念也就提到议事日程，视为红军来源的南昌起义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军纪念日。1933年7月12日，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此时已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总政委的周恩来署名发布《关于今年八一运动中心任务的训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动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经过了六年来反帝、反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斗争，它已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从小的分散的、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所产生的游击队与部分的白军士兵暴动，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推翻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所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实有非常伟大的意义。”{12}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南昌起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关系，诠释了南昌起义作为“红军纪念日”的根本原因。
此外，把南昌起义定为红军纪念日，还有现实因素的考量。1933年7月前后，正是苏区军民备战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央对于严峻的形势有着清醒认识：“新的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残酷与剧烈的战争”，号召“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短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①要在短时间内扩大一倍以上的红军，显然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民众动员，而以重大的节日纪念来进行社会动员，这既是节日仪式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也是中央进行动员的常用方式，仅在1933年，就已经通过三八节、红五月、五卅运动八周年等纪念活动来推动动员工作。
因此，把南昌起义定为红军纪念日，打造苏区历史上最为盛大的典礼仪式，这既是对红军地位作用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为扩大红军而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中共中央希望以此来激发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自豪感，鼓舞苏区民众从军的热情。这在当时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关于南昌起义纪念的指示和宣传口号中都有清晰的反映，如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纪念工农红军纪念日！赤卫军少先队整师整团的加入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的卖国！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给红军纪念日的赠品——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的口号之下，中央局要求“江西、福建、闽赣，三省委必须以完成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的动员为自己的重要任务”。②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纪念自己成立的节日。中革军委在瑞金南郊竹马岗隆重举行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成立大会，朱德在简短的讲话后，亲自为工人师授旗。四天后，“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跑马场”正式成立，周恩来亲自为这支年轻的部队授予军旗。由两位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主持红军成立纪念，亲自为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授旗，历史就以这样一种具有象征寓意的方式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作者简介】龙心刚，男，1978年生，江西吉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海军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陈仕平，男，1970年生，福建古田人，海军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