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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一直是近代知识分子面对救亡图存与民族振兴时难以避免的困境，他们也曾努力地调适二者的矛盾，融合二者于一体。在20世纪30年代以《独立评论》为阵地开展的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正是这种矛盾的结果。论战中他们提出的新式专制与民治幼稚论反映出双方急于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契合点，以期达到二者有机结合的心态，也反映出他们期盼民族统一与进步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民主，独裁，自由主义，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35-06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紧张关系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民族国家，应对国难，主张民主，追求人权时表现得尤为明显。笔者在此想拟借助对《独立评论》民主与独裁之争的分析，来展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进行政制设计时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选择和妥协的心态，以期展现他们在二者之间寻求共识，化解其紧张关系的努力。
一、争论的源起
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救亡图存的焦虑和振兴中华的追求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他们的心中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他们追求个人自由，思想独立，要求实现民主宪政；另一方面，他们为中国的苦难而倍感焦虑，期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支撑危局，实现民族复兴。这两方面的追求在思想上则分别反映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理路和价值目的之间又存在着紧张关系，前者强调自主性、选择性，后者重视归属、忠诚与团结；前者以自由价值为理念，后者以民族归属感为表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始终解不开的心结。由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于1932年5月的政论性杂志《独立评论》就是他们议论时政的一块阵地，从它创办之初就秉承自由主义的风格，以“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而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关心民瘼，为国家、民族命运担忧。在《独立评论》存在的五年中，曾发了长达近两年的民主与独裁大辩论。它在当时的影响除了引发人们在制度设计上的思考以外，还传播了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以及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诉求。在今天，这次大讨论带给我们的思考更多的则是它所反映出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家内外交困时的思想状况，和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两难抉择。
1928年10月，蒋介石在1927年8月下野以后重新掌权，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党、政、军大权。国民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而此时军阀之间的武力对抗。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却从来没有停息过。这样一个政治未能上轨道的政府如何能肩负起建国的重任?加之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萧条的恶浪波及中国，农民纷纷破产乃至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之极。在这样的局势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有学者对于在北伐之后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党治初期， 自由主义者对于政府之限制讨论、限制个人自由作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一九三。年代的状况似乎使‘国家统一’的目标跃居优位，因而在这时期常有‘独裁或民主孰能使中国强大’的论辩，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同意国民党——在这环境之下，一个极权的甚至专制的政府是正当的(iustified)。以胡适为代表的某些人拒绝此种思考方式并且坚持民主，而其他某些人则逃避此种两难而埋首于学术生涯。
知识分子们既不愿看到军阀抢地盘，又担心中央在利用铲除割据势力之际加强独裁统治；他们既希望国家富强，又害怕中央借建设之名行专制之实；他们既盼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带领人民应对国难，又担心中央会以此为由限制个人自由。他们内心固有的民族主义与他们受到的自由主义训练之间出现了矛盾。
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成为引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独裁大讨论的契机。国民党第19路军高级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组织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对蒋介石，宣布独立。这次事变使“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中国究竟该往何处去?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什么样的中国才能应付日趋严重的国难?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知识分子们。当此之际，蒋廷黻首先在《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上发表文章《革命与专制》，提出了专制建国的主张，指出应当像英俄时期的专制，先建国，再用国来谋幸福。此种专制建国的主张，立即引起胡适等人的反驳，一时间，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便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激烈地展开了。讨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福建事变，第二阶段由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所引起。论战的中心人物都是曾留学欧美的知识精英。争论主要分为三方，一方是以蒋廷黻、丁文江为代表，主张独裁论，他们的支持者有张弘伯、徐道邻等人。另一方主张民主论，扛大旗的是胡适，支持者有胡道维、张熙若等人。第三方称为折中者，其主要代表是陈之迈和张佛泉，其他还有吴景超、萧公权等人。之所以称这一派为折中论者，是因为他们的意见部分接近独裁论，部分接近民主论，他们的价值选择是民主政治，但技术上却取法了独裁论和民主论的某些选择。
二、新式独裁与民主政治的两种设计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端于清末王朝衰败之际，“西夷”的入侵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强烈刺激，亡种灭国的危机促成了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民族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思想状态，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创造与经济繁荣的源泉。人的至高无上的忠诚就应该贡献给国家，因为人的生命只有在国家的存在与国家的兴盛中才有意义”。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西学东渐和立宪运动。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依归，其诉求是本体的，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成为自由主义区别于民族主义的一大特征。其中，独裁论者较多地偏向民族主义，而民主论者则较多地保留了自由主义的色彩。独裁论者基于中国民智来开化、经济不发达、民族不统一而要求以领袖的集权及人格魅力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民主论者希望以尊重个人的权利、自由来塑造一个健全的民族，打造出一个理性、和平的国家。
丁文江是独裁论的核心人物，他明确表示他所主张的独裁是与旧式的专制根本不相容的新式独裁。之所以称为“新式”，其条件是：
第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
第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
第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第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下。
新式独裁的好处在于它能提供秩序、纪律和稳 定，尤其利于制度建设上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当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不发达时，这种带有威权主义性质的方式或许能成为内忧外患中民族的一条出路。但胡适却对新式专制泼了冷水，他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对此，丁文江反驳说：“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因为今日是否有能独裁的人或是党，还是个信仰问题……至于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人不能行使选举权的，是大家应该承认的。”二人的争论涉及中国是否具备民主的条件问题。
民国建立之初，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而此时却有人视开明专制为救国的良方，这除了他们看到它可以高效地完成民族团结，国家振兴外，其原因还是因为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多舛命运。北洋政府时期共和的闹剧，使人们怀疑中国是否具备民主的客观条件，实行民主宪政能否避免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他们认为中国需要领袖来挽救危局而非民主来拯救苍生，开明专制与新式独裁便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时髦起来。
民主论者对于民主政治的界定各不相同，胡适对它的界定很特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狂妄的僻见”，这就是招致众人的批评的“民主幼稚论”。胡适观察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其“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之，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他形象地比喻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
在主张民主论者中，对于胡适的“民主幼稚论”也有表示不赞同的。张熙若认为民主政治应当是最高明的政治制度，其最重要的精神在于它是以“被治者的同意”作为一切政治设施或活动的根据。在民主政治下，对于“同意”和“不同意”都要“以理服人”，“以理服人”比“以力服人”要高人一等了。这就要求一般人民需要有相当的智识，须要有了解普通政治问题的能力。张熙若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是一种幼稚的容易的政治制度，而是需要相当高的政治训练才有实现的可能。惟其如此，民主政治是最值得学的东西。
胡适与张熙若的民主政治的概念之区别在于，前者为民主政治设计了非常低的门槛，而后者则以人民需要相当的智识来提高民主政治的水平。两者均以实用主义出发，在中国的现实面前，以不同的视角选择了同样的路径，即如果民主政治简单如胡适所言，中国可即行民主政治；如果民主政治高明如张熙若所想，实践它便是学习它的最好方式。 从世界趋势看，此时民主政治正在遭遇危机，独裁政治受到追捧，知识分子也对民主政治的信念产生了动摇，蒋廷黻为中国的混乱局势而忧虑，以追求国家统一为目的，提出了新式专制。丁文江自欧洲考察回国后，被俄国、德国、意大利的集权模式所打动，认为独裁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强国之路，他们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设计出新式独裁。胡适、张熙若等人仍然相信民主政治可以救中国，相信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是可以使中国政治上轨道的良方。双方同样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只是在救国的途径上选择了不同的思路。
三、专制建国与民主建国的不同思路
无论是民主论者，独裁论者还是折中论者，他们均心系国家社会，都希望中国能在某种有效的政治制度下渡过难关，建设成一个不受外侮，人民幸福的民族国家。正如独裁论者所强调，现在所争的是建国的过渡方法问题，即在当下国家危如累卵，政治混乱不堪的基础上，以何种政治制度建国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的问题。因此，在此次论战中，专制建国或民主建国成为他们争论的焦点。
专制建国即是独裁的领袖以集权为手段，将动荡的社会改变为秩序稳定、经济发展，人心团结的国家。独裁论者蒋廷黻根据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建国进程，提出了专制建国的主张。他认为“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中国要建国就要像英、法、俄一样先经历一个专制建国的阶段，才能实现谋个人幸福的阶段。通过专制建国阶段使中国从朝代国家成长为民族国家，从而有足够高的物质文明作基础来应对国家的政治变化。
专制建国需要领袖的权威，权威的价值在于可以用一种绝对的权力去压制各种有害国家的因素的滋长，以实现安全和秩序。在动荡、分裂的国家，这种价值的意义尤为重大。但也有它的流弊，即它容易走向恶的一端，从专制到极权，再到暴政，直至摧残民主，侵犯个人权利。这皆因领袖权威一旦缺乏制衡机制，便会走向极致。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深知这种流弊，因此他反对专制建国。他认为英法俄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是全靠君主之力。“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独裁论者想通过一种团结的力量来建国，而其前提是由一个理想的人物或社会精英来独裁，来领导建国。但胡适认为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要使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住脚。“站得住脚”的内涵是指族群个体的人格独立，即有“爱自由过于爱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力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胡适相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胡适由此提出了民主建国论，“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最重要的是民主建国可以使民族中的个体树立权利观念，提高个体人格，“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胡适意图通过培养个人的民主意识，让个人从爱自由和权利开始，然后爱政府和国家，树立起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感，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族国家。胡适努力调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不遗余力地降低民主政治的门槛，让它成为“幼稚园的政治”。
独裁论者对于权威的危险也心知肚明，所以蒋廷黻强调，现在之所以引起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主要是建国的过渡方法问题，他相信中国“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他承认虽然从理想目标看，民主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但从事实上看起来，这种制度目前还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何况中国新知识阶级对于这种古典的代表制度绝无信仰呢?”对于中国建国的过渡阶段，蒋廷黻要求的政治的最低条件就是有一个中央政府。他认为，有了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交通就自然而然地会进步。
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各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途径上，或如蒋廷黻所谓的阶段选择问题，而非对民族国家的价值取向上 的分歧，他们最终的选择还是谋个人福利的国家。不论专制建国还是民主建国，他们均以民族主义的情怀来对待作为个人自由前提的族群归属问题，只是在此基础上，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来实现个人价值而已。前者的路径是专制建国一民族振兴一个人幸福，后者的路径是民主建国→个人自由→民族振兴→个人幸福。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均抱持民主宪政的理想，只是独裁论者以为独裁是建国的有效途径，但同时又想保留通向民主的通道；民主论者以为民主是建国的治病良方，但又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四、寻求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
正当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何者能救中国于国难的争论正在进行时，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主张中央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倡议保障自由，特别提出“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治之必要与可能”。但汪蒋通电不仅没有平息这场争论，反而使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更热烈。这主要是因为大家深知汪蒋通电是二人妥协的结果，并不能掩盖他们政权的独裁性这一事实。所以，面对中国既行的独裁政治，双方的讨论反而达到了另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以丁文江与胡适论争为主，同时有张佛泉、陈之迈、吴景超、陶希圣等人的积极参与。论战的最后，胡适以调和各方矛盾的态度，要求大家在保留各自主张的基础上实现“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呼吁以孙中山所追求的民主宪政为共同“信仰”，以此达成争议各方的共识。
此阶段，丁文江和胡适之间的争辩最为激烈，丁批评胡适的“民主幼稚论”是“不可通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国家，而“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制度”。丁文江深受欧洲政治变化的影响，此时欧洲独裁建国的趋势正处于方兴未艾，颇见成效，这使他相信中国的民族振兴也可以借鉴俄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集权与独裁。丁文江的结论是“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因为“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哪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当国家正遭遇危急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如何改革政制，找到一个救国的途径，才能使国家得以生存成为丁文江对政制设计的前提，在他的心中民族的存在是首要的，能帮助中国度过当下空前难关的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而是以民族主义为内涵的新式独裁。毕竟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是第一位的。
作为丁文江的挚友，胡适针对丁文江的新式独裁进行了反击，他说：“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20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同时，“独裁政治之难学，不光是‘独裁的首领’难得，也不单是专门人才难得，还有那一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最不易得。”他断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在胡适所描绘的“幼稚园政治”的民治国家里，民主似乎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东西。“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此处，胡适未能解答独裁论者或某些民主论者所担忧的关于“阿斗”如何知道怎样画“诺”与“No”的问题，以及当时的中国能否满足实行民主的成本问题。
折中论者吴景超对民主与独裁之争所作的性质上的划分，应当说从理论上化解了丁胡二人的矛盾。吴景超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怎么就可以达到我们愿意要有的政治?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通过吴景超对这次争论问题的梳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独立评论》学人所争论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实际上是建国的技术问题，即以何种途径建国的问题，是民族主义优先还是自由主义优先的选择问题；而他们对民主所包含的自由、平等、权利及个人幸福的一致肯定则是建国的价值问题。
胡适在这场论争的最后，巧妙地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以宪政作为孙中山的遗训相号召，他说：“独裁的政制如果实现，将来必有人抬出中山遗教来做‘护法”救党’的运动。求统一而反致分裂，救国难而反增加国家的危机，古人说的‘欲速则不达’的名言是不可不使我们三思熟虑的。所以，以国家民族的前途计，“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都应该平心静气考虑一条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这个“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就是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宪政。
此后陈之迈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提出“非常时期的政府”的主张，主要强调统制经济、充实国防，类似西方“危机政府”的既有权力集中，又能甄拔人才，还有做事能力、有效率，同时又不牺牲民主政治的政府模式。从理论上看，陈之迈的“非常时期的政府”的主张，多少缓解了两种主义之间的紧张感，让自由主义在国家非常时期时与民族主义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合理妥协，这也是陈之迈作为折中论者努力化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结果。无论是独裁论，民主论和折中论，对于中国政治，虽然他们在基本问题上有分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这就是国家统一和救国强国，以及对于民主宪政的共同追求，这也是争论各方对民族国家的共同价值取向。“他们都是精英分子，都是从精英的角度来思考的。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而分歧是过程的问题”。
《独立评论》的这次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曾波及到全国的其他报刊，包括《大公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及《再生》等。如果说这次论争并末在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但就多个报纸杂志同时讨论一个话题的情形，至少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不容小视。经过1933年底到1935年关于民主与独裁两个回合的激烈论战，“民主论”大体上占得上风，随着欧洲独裁国家所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内政外交问题，独裁的光环逐渐消失，胡适所谓的“政制改革的大路”——民主宪政似乎成了真正的选择。
虽然独裁论者因此后德、意独裁的走向极端而显得不合时宜，但从他们当时的动机看，他们是以民族主义的情怀去寻求一个比民主政治更能应付时局的捷径，而其内心并未放弃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他们与民主论者之间并无原则问题，有的只是民主与救国的轻重缓急问题，或者说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如何协调的问题。当然，协调的过程并不 轻松，正如丁文江曾经反复在心中追问着这样一些问题：“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怀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地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从丁文江内心苦涩的问题及答案里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民主自由仍然是他心中不变的追求和信仰；第二，为民族国家计，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换取国家的独立。丁文江深信，没有族群归属感的自由毫无价值可言。
自由主义学说创始人之一约翰，密尔并不“谴责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以暂时的独裁形式掌握绝对的权力。”这样做是“作为对国家用较温和手段所无法消除的弊病的一剂必要的猛药”。但“一切有权力的人往往容易滥用权力”，所以无论是密尔还是卢梭均认为，这种独裁有时间限制。卢梭指出：“必须把它固定在一个很短的期限之内，绝对不能延长。……当紧急需要过去以后，独裁制不是变成暴君制，就是徒有虚名。”在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经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虽然先后以议会、民主来装点其权力，但无不是打上传统专制的烙印，这正是胡适等民治论者所担忧的地方。胡适深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民初的革命只是形式上改变了国体，实质上专制独裁只要有机会就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在中国专制独裁的土壤中种上民主的种子是胡适的苦苦追求，所以有了“民主幼稚论”。在他的心中，不能容忍“少年中国”再次回到专制独裁的环境中，哪怕是新式独裁或开明专制。此时的国民党已在逐渐强化其一党专制，民主宪政的曙光仍然处于朦胧之中，因此提倡“幼稚园政治”的实际意义，在于“力图引人注目地反对已经存在的国民党危险的专制力量的进一步强化”。胡适所希望的是一个在“现代世界里站得住脚”的国家，只有民主政治才有引领中国达到此目标。而专制与独裁只能将中国引向如旧式独裁那样的“残民以逞”的境地。实际上，在胡适的心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虽然他的政论主要以自由主义为外在表现，但其内心所追求的仍然是与丁文江一样的具有族群归属感的民主自由。总之，《独立评论》学人在此次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反映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下不得不面对不相容的价值与规范的选择，而这些价值与规范恰恰又是与个体生命紧密相关的。为此，他们不得不寻求合理的妥协。虽然，一般看来，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自主性、反思性，以及对选择的尊重，与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归属、忠诚以及团结是相互排斥的，但事实上它们是可以互为补充的。这次民主与独裁之争并非双方对制度构想的终极价值之争，而只是建国过渡方法之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如何相互补充的方法之争。
[作者简介]陈静熔，女，1965年生，湖北罗田县人，重庆大学法学院讲师，在读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民主，独裁，自由主义，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35-06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紧张关系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民族国家，应对国难，主张民主，追求人权时表现得尤为明显。笔者在此想拟借助对《独立评论》民主与独裁之争的分析，来展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进行政制设计时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选择和妥协的心态，以期展现他们在二者之间寻求共识，化解其紧张关系的努力。
一、争论的源起
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救亡图存的焦虑和振兴中华的追求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他们的心中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他们追求个人自由，思想独立，要求实现民主宪政；另一方面，他们为中国的苦难而倍感焦虑，期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支撑危局，实现民族复兴。这两方面的追求在思想上则分别反映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理路和价值目的之间又存在着紧张关系，前者强调自主性、选择性，后者重视归属、忠诚与团结；前者以自由价值为理念，后者以民族归属感为表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始终解不开的心结。由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于1932年5月的政论性杂志《独立评论》就是他们议论时政的一块阵地，从它创办之初就秉承自由主义的风格，以“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而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关心民瘼，为国家、民族命运担忧。在《独立评论》存在的五年中，曾发了长达近两年的民主与独裁大辩论。它在当时的影响除了引发人们在制度设计上的思考以外，还传播了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以及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诉求。在今天，这次大讨论带给我们的思考更多的则是它所反映出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家内外交困时的思想状况，和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两难抉择。
1928年10月，蒋介石在1927年8月下野以后重新掌权，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党、政、军大权。国民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而此时军阀之间的武力对抗。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却从来没有停息过。这样一个政治未能上轨道的政府如何能肩负起建国的重任?加之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萧条的恶浪波及中国，农民纷纷破产乃至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之极。在这样的局势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有学者对于在北伐之后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党治初期， 自由主义者对于政府之限制讨论、限制个人自由作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一九三。年代的状况似乎使‘国家统一’的目标跃居优位，因而在这时期常有‘独裁或民主孰能使中国强大’的论辩，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同意国民党——在这环境之下，一个极权的甚至专制的政府是正当的(iustified)。以胡适为代表的某些人拒绝此种思考方式并且坚持民主，而其他某些人则逃避此种两难而埋首于学术生涯。
知识分子们既不愿看到军阀抢地盘，又担心中央在利用铲除割据势力之际加强独裁统治；他们既希望国家富强，又害怕中央借建设之名行专制之实；他们既盼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带领人民应对国难，又担心中央会以此为由限制个人自由。他们内心固有的民族主义与他们受到的自由主义训练之间出现了矛盾。
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成为引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独裁大讨论的契机。国民党第19路军高级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组织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对蒋介石，宣布独立。这次事变使“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中国究竟该往何处去?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什么样的中国才能应付日趋严重的国难?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知识分子们。当此之际，蒋廷黻首先在《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上发表文章《革命与专制》，提出了专制建国的主张，指出应当像英俄时期的专制，先建国，再用国来谋幸福。此种专制建国的主张，立即引起胡适等人的反驳，一时间，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便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激烈地展开了。讨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福建事变，第二阶段由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所引起。论战的中心人物都是曾留学欧美的知识精英。争论主要分为三方，一方是以蒋廷黻、丁文江为代表，主张独裁论，他们的支持者有张弘伯、徐道邻等人。另一方主张民主论，扛大旗的是胡适，支持者有胡道维、张熙若等人。第三方称为折中者，其主要代表是陈之迈和张佛泉，其他还有吴景超、萧公权等人。之所以称这一派为折中论者，是因为他们的意见部分接近独裁论，部分接近民主论，他们的价值选择是民主政治，但技术上却取法了独裁论和民主论的某些选择。
二、新式独裁与民主政治的两种设计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端于清末王朝衰败之际，“西夷”的入侵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强烈刺激，亡种灭国的危机促成了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民族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思想状态，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创造与经济繁荣的源泉。人的至高无上的忠诚就应该贡献给国家，因为人的生命只有在国家的存在与国家的兴盛中才有意义”。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西学东渐和立宪运动。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依归，其诉求是本体的，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成为自由主义区别于民族主义的一大特征。其中，独裁论者较多地偏向民族主义，而民主论者则较多地保留了自由主义的色彩。独裁论者基于中国民智来开化、经济不发达、民族不统一而要求以领袖的集权及人格魅力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民主论者希望以尊重个人的权利、自由来塑造一个健全的民族，打造出一个理性、和平的国家。
丁文江是独裁论的核心人物，他明确表示他所主张的独裁是与旧式的专制根本不相容的新式独裁。之所以称为“新式”，其条件是：
第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
第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
第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第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下。
新式独裁的好处在于它能提供秩序、纪律和稳 定，尤其利于制度建设上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当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不发达时，这种带有威权主义性质的方式或许能成为内忧外患中民族的一条出路。但胡适却对新式专制泼了冷水，他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对此，丁文江反驳说：“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因为今日是否有能独裁的人或是党，还是个信仰问题……至于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人不能行使选举权的，是大家应该承认的。”二人的争论涉及中国是否具备民主的条件问题。
民国建立之初，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而此时却有人视开明专制为救国的良方，这除了他们看到它可以高效地完成民族团结，国家振兴外，其原因还是因为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多舛命运。北洋政府时期共和的闹剧，使人们怀疑中国是否具备民主的客观条件，实行民主宪政能否避免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他们认为中国需要领袖来挽救危局而非民主来拯救苍生，开明专制与新式独裁便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时髦起来。
民主论者对于民主政治的界定各不相同，胡适对它的界定很特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狂妄的僻见”，这就是招致众人的批评的“民主幼稚论”。胡适观察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其“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之，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他形象地比喻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
在主张民主论者中，对于胡适的“民主幼稚论”也有表示不赞同的。张熙若认为民主政治应当是最高明的政治制度，其最重要的精神在于它是以“被治者的同意”作为一切政治设施或活动的根据。在民主政治下，对于“同意”和“不同意”都要“以理服人”，“以理服人”比“以力服人”要高人一等了。这就要求一般人民需要有相当的智识，须要有了解普通政治问题的能力。张熙若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是一种幼稚的容易的政治制度，而是需要相当高的政治训练才有实现的可能。惟其如此，民主政治是最值得学的东西。
胡适与张熙若的民主政治的概念之区别在于，前者为民主政治设计了非常低的门槛，而后者则以人民需要相当的智识来提高民主政治的水平。两者均以实用主义出发，在中国的现实面前，以不同的视角选择了同样的路径，即如果民主政治简单如胡适所言，中国可即行民主政治；如果民主政治高明如张熙若所想，实践它便是学习它的最好方式。 从世界趋势看，此时民主政治正在遭遇危机，独裁政治受到追捧，知识分子也对民主政治的信念产生了动摇，蒋廷黻为中国的混乱局势而忧虑，以追求国家统一为目的，提出了新式专制。丁文江自欧洲考察回国后，被俄国、德国、意大利的集权模式所打动，认为独裁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强国之路，他们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设计出新式独裁。胡适、张熙若等人仍然相信民主政治可以救中国，相信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是可以使中国政治上轨道的良方。双方同样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只是在救国的途径上选择了不同的思路。
三、专制建国与民主建国的不同思路
无论是民主论者，独裁论者还是折中论者，他们均心系国家社会，都希望中国能在某种有效的政治制度下渡过难关，建设成一个不受外侮，人民幸福的民族国家。正如独裁论者所强调，现在所争的是建国的过渡方法问题，即在当下国家危如累卵，政治混乱不堪的基础上，以何种政治制度建国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的问题。因此，在此次论战中，专制建国或民主建国成为他们争论的焦点。
专制建国即是独裁的领袖以集权为手段，将动荡的社会改变为秩序稳定、经济发展，人心团结的国家。独裁论者蒋廷黻根据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建国进程，提出了专制建国的主张。他认为“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中国要建国就要像英、法、俄一样先经历一个专制建国的阶段，才能实现谋个人幸福的阶段。通过专制建国阶段使中国从朝代国家成长为民族国家，从而有足够高的物质文明作基础来应对国家的政治变化。
专制建国需要领袖的权威，权威的价值在于可以用一种绝对的权力去压制各种有害国家的因素的滋长，以实现安全和秩序。在动荡、分裂的国家，这种价值的意义尤为重大。但也有它的流弊，即它容易走向恶的一端，从专制到极权，再到暴政，直至摧残民主，侵犯个人权利。这皆因领袖权威一旦缺乏制衡机制，便会走向极致。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深知这种流弊，因此他反对专制建国。他认为英法俄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是全靠君主之力。“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独裁论者想通过一种团结的力量来建国，而其前提是由一个理想的人物或社会精英来独裁，来领导建国。但胡适认为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要使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住脚。“站得住脚”的内涵是指族群个体的人格独立，即有“爱自由过于爱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力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胡适相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胡适由此提出了民主建国论，“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最重要的是民主建国可以使民族中的个体树立权利观念，提高个体人格，“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胡适意图通过培养个人的民主意识，让个人从爱自由和权利开始，然后爱政府和国家，树立起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感，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族国家。胡适努力调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不遗余力地降低民主政治的门槛，让它成为“幼稚园的政治”。
独裁论者对于权威的危险也心知肚明，所以蒋廷黻强调，现在之所以引起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主要是建国的过渡方法问题，他相信中国“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他承认虽然从理想目标看，民主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但从事实上看起来，这种制度目前还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何况中国新知识阶级对于这种古典的代表制度绝无信仰呢?”对于中国建国的过渡阶段，蒋廷黻要求的政治的最低条件就是有一个中央政府。他认为，有了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交通就自然而然地会进步。
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各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途径上，或如蒋廷黻所谓的阶段选择问题，而非对民族国家的价值取向上 的分歧，他们最终的选择还是谋个人福利的国家。不论专制建国还是民主建国，他们均以民族主义的情怀来对待作为个人自由前提的族群归属问题，只是在此基础上，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来实现个人价值而已。前者的路径是专制建国一民族振兴一个人幸福，后者的路径是民主建国→个人自由→民族振兴→个人幸福。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均抱持民主宪政的理想，只是独裁论者以为独裁是建国的有效途径，但同时又想保留通向民主的通道；民主论者以为民主是建国的治病良方，但又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四、寻求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
正当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何者能救中国于国难的争论正在进行时，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主张中央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倡议保障自由，特别提出“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治之必要与可能”。但汪蒋通电不仅没有平息这场争论，反而使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更热烈。这主要是因为大家深知汪蒋通电是二人妥协的结果，并不能掩盖他们政权的独裁性这一事实。所以，面对中国既行的独裁政治，双方的讨论反而达到了另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以丁文江与胡适论争为主，同时有张佛泉、陈之迈、吴景超、陶希圣等人的积极参与。论战的最后，胡适以调和各方矛盾的态度，要求大家在保留各自主张的基础上实现“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呼吁以孙中山所追求的民主宪政为共同“信仰”，以此达成争议各方的共识。
此阶段，丁文江和胡适之间的争辩最为激烈，丁批评胡适的“民主幼稚论”是“不可通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国家，而“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制度”。丁文江深受欧洲政治变化的影响，此时欧洲独裁建国的趋势正处于方兴未艾，颇见成效，这使他相信中国的民族振兴也可以借鉴俄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集权与独裁。丁文江的结论是“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因为“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哪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当国家正遭遇危急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如何改革政制，找到一个救国的途径，才能使国家得以生存成为丁文江对政制设计的前提，在他的心中民族的存在是首要的，能帮助中国度过当下空前难关的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而是以民族主义为内涵的新式独裁。毕竟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是第一位的。
作为丁文江的挚友，胡适针对丁文江的新式独裁进行了反击，他说：“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20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同时，“独裁政治之难学，不光是‘独裁的首领’难得，也不单是专门人才难得，还有那一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最不易得。”他断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在胡适所描绘的“幼稚园政治”的民治国家里，民主似乎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东西。“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此处，胡适未能解答独裁论者或某些民主论者所担忧的关于“阿斗”如何知道怎样画“诺”与“No”的问题，以及当时的中国能否满足实行民主的成本问题。
折中论者吴景超对民主与独裁之争所作的性质上的划分，应当说从理论上化解了丁胡二人的矛盾。吴景超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怎么就可以达到我们愿意要有的政治?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通过吴景超对这次争论问题的梳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独立评论》学人所争论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实际上是建国的技术问题，即以何种途径建国的问题，是民族主义优先还是自由主义优先的选择问题；而他们对民主所包含的自由、平等、权利及个人幸福的一致肯定则是建国的价值问题。
胡适在这场论争的最后，巧妙地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以宪政作为孙中山的遗训相号召，他说：“独裁的政制如果实现，将来必有人抬出中山遗教来做‘护法”救党’的运动。求统一而反致分裂，救国难而反增加国家的危机，古人说的‘欲速则不达’的名言是不可不使我们三思熟虑的。所以，以国家民族的前途计，“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都应该平心静气考虑一条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这个“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就是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宪政。
此后陈之迈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提出“非常时期的政府”的主张，主要强调统制经济、充实国防，类似西方“危机政府”的既有权力集中，又能甄拔人才，还有做事能力、有效率，同时又不牺牲民主政治的政府模式。从理论上看，陈之迈的“非常时期的政府”的主张，多少缓解了两种主义之间的紧张感，让自由主义在国家非常时期时与民族主义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合理妥协，这也是陈之迈作为折中论者努力化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结果。无论是独裁论，民主论和折中论，对于中国政治，虽然他们在基本问题上有分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这就是国家统一和救国强国，以及对于民主宪政的共同追求，这也是争论各方对民族国家的共同价值取向。“他们都是精英分子，都是从精英的角度来思考的。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而分歧是过程的问题”。
《独立评论》的这次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曾波及到全国的其他报刊，包括《大公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及《再生》等。如果说这次论争并末在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但就多个报纸杂志同时讨论一个话题的情形，至少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不容小视。经过1933年底到1935年关于民主与独裁两个回合的激烈论战，“民主论”大体上占得上风，随着欧洲独裁国家所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内政外交问题，独裁的光环逐渐消失，胡适所谓的“政制改革的大路”——民主宪政似乎成了真正的选择。
虽然独裁论者因此后德、意独裁的走向极端而显得不合时宜，但从他们当时的动机看，他们是以民族主义的情怀去寻求一个比民主政治更能应付时局的捷径，而其内心并未放弃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他们与民主论者之间并无原则问题，有的只是民主与救国的轻重缓急问题，或者说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如何协调的问题。当然，协调的过程并不 轻松，正如丁文江曾经反复在心中追问着这样一些问题：“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怀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地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从丁文江内心苦涩的问题及答案里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民主自由仍然是他心中不变的追求和信仰；第二，为民族国家计，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换取国家的独立。丁文江深信，没有族群归属感的自由毫无价值可言。
自由主义学说创始人之一约翰，密尔并不“谴责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以暂时的独裁形式掌握绝对的权力。”这样做是“作为对国家用较温和手段所无法消除的弊病的一剂必要的猛药”。但“一切有权力的人往往容易滥用权力”，所以无论是密尔还是卢梭均认为，这种独裁有时间限制。卢梭指出：“必须把它固定在一个很短的期限之内，绝对不能延长。……当紧急需要过去以后，独裁制不是变成暴君制，就是徒有虚名。”在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经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虽然先后以议会、民主来装点其权力，但无不是打上传统专制的烙印，这正是胡适等民治论者所担忧的地方。胡适深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民初的革命只是形式上改变了国体，实质上专制独裁只要有机会就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在中国专制独裁的土壤中种上民主的种子是胡适的苦苦追求，所以有了“民主幼稚论”。在他的心中，不能容忍“少年中国”再次回到专制独裁的环境中，哪怕是新式独裁或开明专制。此时的国民党已在逐渐强化其一党专制，民主宪政的曙光仍然处于朦胧之中，因此提倡“幼稚园政治”的实际意义，在于“力图引人注目地反对已经存在的国民党危险的专制力量的进一步强化”。胡适所希望的是一个在“现代世界里站得住脚”的国家，只有民主政治才有引领中国达到此目标。而专制与独裁只能将中国引向如旧式独裁那样的“残民以逞”的境地。实际上，在胡适的心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虽然他的政论主要以自由主义为外在表现，但其内心所追求的仍然是与丁文江一样的具有族群归属感的民主自由。总之，《独立评论》学人在此次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反映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下不得不面对不相容的价值与规范的选择，而这些价值与规范恰恰又是与个体生命紧密相关的。为此，他们不得不寻求合理的妥协。虽然，一般看来，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自主性、反思性，以及对选择的尊重，与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归属、忠诚以及团结是相互排斥的，但事实上它们是可以互为补充的。这次民主与独裁之争并非双方对制度构想的终极价值之争，而只是建国过渡方法之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如何相互补充的方法之争。
[作者简介]陈静熔，女，1965年生，湖北罗田县人，重庆大学法学院讲师，在读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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