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与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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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不到三十,像大家一样,从小爹妈就给取好了名字。按照符号学的理论,名字不具实在意义,只是蝼蚁之身的文字标记。此标记的使用,是理由无端(凭什么要用那几个字代表我)、指向含混(天下姓名相同者多矣)、随机派位(只有几十年,还不能专用)的。确实,从小到大,我们的名字,只是社会系统确定身份的方式,显现在身份证、考试卷、保险单、结婚证和死亡书等诸多文本上。反倒是小名、绰号、昵称或法定名字的异版,在种种情态各异的生存环境中,表现了不同而又实在的存在意义、社会特征和文化差异。其数目之多寡和变化之大小,甚至可以说明个体的身份变化、人际范围的大小和人生跌宕起伏的程度。
  因此,审视我们的法定名字之外的称呼变化,大致可以明白我们生活之历练演变,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我姓刘。当学生的时候,除了老师叫我全名外,同学之间的称呼, 无非是“大虫”、“胖子”、“阿昌”、“猪”之类的绰号,很少名姓齐出。但到了毕业教育实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有姓无名了,因为无论是谁,都叫我“小刘”。起初有点不习惯,后来我习惯了,因为其他同事也一样啊。大家都去掉了名,只剩姓,姓前面只有两个可选项:“老”或“小”。同事之间无非两种称呼,非老即小。所以不久我不仅习惯了,而且想通了。我年龄比他们小,个子比他们矮,经验比他们少,叫我小刘,不仅合情,而且合理。而且这么老小一分,还好处多多:比如他们叫我小刘,感觉像长辈拍拍我肩膀,表示关心爱护;我叫他们老刘,感觉是后辈端茶送水,显出我的礼貌:对于我这样刚出校门的“小年轻”,更大的好处是方便,可以省去记别人名字的麻烦,遇见同事,点头哈腰,一律称老,别人叫我,点头哈腰,一律应小,绝对没错,省去许多事端。
  但是,我不久又有些糊涂了,原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呢。比如,那单位前任局长姓吴,是开山领导,而且粗通文墨,论个头儿、论年纪都不算大,但得叫他“吴老”。我们这班小卒还不够级别,当然不能直呼“老吴”,而只能称他“吴局长”,有资格称“老吴”的,是那些与他职位靠近的官。而吴局长自己呢,无论遇见谁,一律以小呼之。办公室的老杨年近花甲,即将退休,吴局长也公然称之为“小杨”。我听之顿觉不妥,不料“小杨”不仅音容不改,笑靥反倒更加灿然。如此观之,“老小”的学问很大,他不仅表明年龄大小,而且指向职位高低、亲疏关系、资历深浅和声望好坏。因此,叫我“小刘”,除了我年纪轻之外,还包含了小职员、小毛毛头、小字辈、小人物等诸多丰富含义。
  这样一想,我又通了。其实这也不是现在的发明,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啊。你看,以前无名的、干粗活的、没什么地位的,不都叫小吗?比如,店里打杂的叫“小二”,回答长官问话称“小民”,奴仆称自己“小的”,碰到大官称“小官”,张生艳遇崔莺莺开场自称:“小生年方二九,尚未婚娶。”至于老呢,主人叫“老爷”,学生称“老师”。连爸爸也叫“老子”,慈禧太后最威风的时候叫“老佛爷”,而且一般人还不敢叫呢。
  想通了并不是表示接受了。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可能确实大了一些,那些学弟们居然在导师面前叫我“老前辈”,让我又好笑又羞愧。而毕业前因为找工作去见一个女同学,多年不见,她交了一个男友,见面介绍说:“小刘你好,这是小王。”我心中一怔,知她不是故意,但不觉意兴索然,觉得很陌生了。毕业后呢,幸为人师,总有一群学生怯生生在身旁“老师、老师”地燕语莺啼,很是受用。不料校长威严地喝了声“小刘老师”,我又像败荷似的蔫下了头,我就不明白校长为什么非在“刘老师”前面加一个“小”字。
  现在来到了新加坡,又不习惯了。刚来的时候,我的同事、尤其我的主任都称我“刘先生”或者“Mr Liu”,很觉有点受宠若惊。心想,毕竟是多元文化融合之地,民主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啊。过了不久,有一天,教华文的另一位老教师突然叫我“小刘”。乍听之下,除了对在新加坡依然有人称我小刘感到奇怪之外,在这异国他乡,这次我再也不是在中国时别人叫我小刘的感觉了,反而倍感亲热,特别亲热。在我的强力要求之下,一些老师终于又以“小刘”叫我了。
  不过总而言之,尚无人称我为“老刘”。我素无官缘,以后若回到中国,除非到半百之年,否则“老刘”之号不易得可想而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免思之怅然。
  
  责任编辑 陈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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