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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岁末，由194个国家、120位网家元首、25000名参会代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走上街头的志愿者参与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协议，在沮丧、失望的气氛之中落幕。时至今日，我们并不能完全从会议的纷扰中沉静下米，清醒地盘点成败得失。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人类赢了，地球输了”。中国是少数露出笑容的国家。与一年前“中国准备好了吗”的提问不同，今天，我们需要回答的是“中国真的赢了吗?”
刚刚过去的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在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的崛起，成为最重要的事件。G2不只是一个概念，在哥本哈根，我们已经看到它真实的身影。中同在国际社会中重要性的凸显，在正面的意义上，是提示我们建立与之相称的大国责任、价值观和领导力。不妨自问，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拯救世界的经济奇迹时，是否意识到这意味着同样分量的环境责任?当我们热衷于整理和输出“中国模式”时，是否能够反省迄今为止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当我们无所畏惧、敢于说“不”时，是否需要警惕民族主义的狭隘意气和膨胀心态?
我们赞同《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支持中国政府为改善地球环境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庄严承诺我们不能无视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将同家之间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博弈理想化；但是，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之际，面向人类未来的整体命运，我们同样不能没有前瞻性和超越性的深层思考，需要能够包容多元文化、多种声音的胸襟和思维，需要宗教般的悲悯心和谦恭心，需要沉潜内敛、大智若愚的中庸之道……总而言之，需要面向未来、破解危局的大勇气、大智慧。
想起当年某些在中国曾风行一时、如雷贯耳的言论，一个著名的比喻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天用以说明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倒是非常合适。我们可以义正辞严地追问环境“原罪”，在“人均”和“总量”的概念上折冲樽俎，但是，日益恶化的地球能允许永无休止的争论吗?当地球人的“泰坦尼克”最终沉没时，是全盘皆输而没有赢家的、需要重温的另一句名言是“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过去，它是指世界革命之类；在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今天的中国是否应当特别重申这样的胸怀和精神境界?这并不是外在于中国现实的过高要求。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和排放总量，今天，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人类真正重要的贡献。就环境危机而言，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全国性的垃圾围城，“填埋还是焚烧”的两难困境，显示我们几乎已无可选择。恶化的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我们只能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用于自救的时间已所剩无几。气候和其他环境议题的紧迫性也大致如此，不过是明天和后天的区别。
人类可以没有童话，但必须有未来。中国政府早已经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扭转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改变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开辟低碳经济、绿色消费和生态文明之路。关键是我们能否以更大的决心去实现这种转型，甚至不惜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损失一些短期利益、降低一点儿发展速度，去争取和创造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社会的未来生存的“诺亚方舟”?这一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广泛的公众参与、信息透明公开和建立各级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这正是中国NGO长期和重要的责任。
刚刚过去的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在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的崛起，成为最重要的事件。G2不只是一个概念，在哥本哈根，我们已经看到它真实的身影。中同在国际社会中重要性的凸显，在正面的意义上，是提示我们建立与之相称的大国责任、价值观和领导力。不妨自问，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拯救世界的经济奇迹时，是否意识到这意味着同样分量的环境责任?当我们热衷于整理和输出“中国模式”时，是否能够反省迄今为止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当我们无所畏惧、敢于说“不”时，是否需要警惕民族主义的狭隘意气和膨胀心态?
我们赞同《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支持中国政府为改善地球环境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庄严承诺我们不能无视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将同家之间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博弈理想化；但是，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之际，面向人类未来的整体命运，我们同样不能没有前瞻性和超越性的深层思考，需要能够包容多元文化、多种声音的胸襟和思维，需要宗教般的悲悯心和谦恭心，需要沉潜内敛、大智若愚的中庸之道……总而言之，需要面向未来、破解危局的大勇气、大智慧。
想起当年某些在中国曾风行一时、如雷贯耳的言论，一个著名的比喻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天用以说明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倒是非常合适。我们可以义正辞严地追问环境“原罪”，在“人均”和“总量”的概念上折冲樽俎，但是，日益恶化的地球能允许永无休止的争论吗?当地球人的“泰坦尼克”最终沉没时，是全盘皆输而没有赢家的、需要重温的另一句名言是“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过去，它是指世界革命之类；在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今天的中国是否应当特别重申这样的胸怀和精神境界?这并不是外在于中国现实的过高要求。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和排放总量，今天，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人类真正重要的贡献。就环境危机而言，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全国性的垃圾围城，“填埋还是焚烧”的两难困境，显示我们几乎已无可选择。恶化的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我们只能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用于自救的时间已所剩无几。气候和其他环境议题的紧迫性也大致如此，不过是明天和后天的区别。
人类可以没有童话，但必须有未来。中国政府早已经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扭转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改变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开辟低碳经济、绿色消费和生态文明之路。关键是我们能否以更大的决心去实现这种转型，甚至不惜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损失一些短期利益、降低一点儿发展速度，去争取和创造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社会的未来生存的“诺亚方舟”?这一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广泛的公众参与、信息透明公开和建立各级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这正是中国NGO长期和重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