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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5日上午，我来到上海市环保局。我要申请的公开信息是：中法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保限期治理决定书》、《治理污染方案》、《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变更申请表》和《排污许可证》。
我必须承认，事先没有做足交通的功课，只知道上海市环保局在大沽路100号，一个环保局独自办公的建筑。当看到大楼下竟然有个可以停车的院子时，喜出望外。要知道，上海停车实在是太难了。门口，竟然有警卫站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安保打扮的中年男人立即走过来，喊道：“这里不许停车，快走！快走！！”我反而停了车，“我当然知道门口不能停，我要停到里面去。我到环保局办事。”“里面更不能停！快点离开，不要影响领导出入！”领导？我拍了下这位老兄的肩膀，说：“喂，老兄，我只是问路而已，不要那么急吗。这里不能停，哪里好停车，可以告诉我吗？”“那里，人民广场。”他顺手一指。此为停车的经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大部分公民在政府机关面前都会遇到的，甚至是在高档公寓前也会遇到，除非你是这栋公寓的主人。
大沽路100号，是高达十几层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大楼，气派漂亮，正门关闭。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人员出入频繁的地方，其实来的人并非很多，而像我这样的人尤其不多。从效率的角度看，进入这个大楼的成本非常高。我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知道的。
穿过一个挂着一个“接待人员进出”的牌子的狭窄的侧门，我先到接待前台，问其中一个人：“请问，申请环保局的信息公开，要怎么做？联系什么人？”
“身份证！”他看也没看我一眼。
我“乖乖”递给他，可是心里有点不爽。不过我知道，这符合一个惯常的程序。他看了一眼，扔了出来。“往右边走，在里面。”
我依言往右边走。看到一个画着箭头的指示牌：“上海市环保局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办公室”。哦？是在一楼。这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环境信息公开申请，是否属于行政许可受理。
拐了两个弯，出现一个窗口，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里面。后来我知道，他姓严。我直接问他：“请问一下，申请环境信息公开，需要如何办理？”
“为什么不在网上申请？”这个问题，被很多人问过。我的回答是：“亲自申请，独家体验。”
他似乎不理解为什么会是“独家体验”，告诉我说，“你要到12楼找魏俊。俊是英俊的俊，是个女同志。”
“那么我怎么去12楼？”
“你要先到接待台去登记。”
我只好返回接待台。“先生，我要到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请问怎么做？”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些不耐烦的口气，也有些质疑的味道。
“你说的那个地方不负责接待。”
“那我不清楚。你要告诉我找谁，我才好联系。”信息公开的法律有了，可是，你要先知道谁负责信息公开的接待，才有可能进一步找他或她去申请信息公开。这是“负责信息公开业务的人的信息不公开”。
无奈之下，我说了：“我找魏俊。”
“你等一下。”他开始打分机。30秒后，“电话没人接。你先在一边等几分钟。”我再次要求他电话联系，还是没有人接。
“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其他人，让他们找下魏俊？”
“那我没有办法。对口的人就是魏俊，别人不负责的。她一天不在，那你也没什么办法。”“谁让你找魏俊的，你可以到刚才去的地方问他怎么联系。或者，你自己打个电话试试。”他被刻板的体制文化所塑造，他的思维方式也被体制化。如他所说：“我只是个接待。”因此，我再次转战到那个小窗子前：上海市环保局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办公室。
严先生似乎很同情我，他告诉了我办公室主任杨春林的直线电话。“为什么负责信息公开的部门不在楼下设办公室？像你们这里一样，随意可以进来咨询？”我问。他没有回答，但是他又告诉我一个电话：“如果231××××打不通，再打2311××××”。
这两个电话我用手机打了数十通，已经丧失了耐心。“是不是下次再来？或者网络提交？”我心里想。但还是再次按下重拨键，竟然通了！手机里面传出一个喑哑的男低音：“哪位？”
“你好！我找一下魏俊，魏俊老师。”我努力让自己的音色更明净清晰。
“你打2311××××”又知道一个新号码，这是魏俊的直线。我立即拨打过去。第一次，没有人接听。第二次，传出一个年轻的女子声音：“我就是魏俊。”天啊！！魏俊，魏俊，真是来之不易。
我还是称呼她魏老师，这是一种尊重。“我来申请环保信息公开。”“你是个人还是公司？你可以在网络上申请的。”“是个人。可是，我已经在楼下快一个小时了，进不去。”“那你把电话给接待人员。”
我赶紧跑到接待台，把手机递给那个中年人，“是魏俊的电话，她让你接听。”
“你让她挂掉，我打分机。谁知道她是不是魏俊，随便找个人接电话，怎么能够听出声音。”他怀疑地看看我。我终于可以上楼了，在逼仄的前厅待了一个小时以后，再次拿出身份证，押在前台，换个电子卡。“滴”的扫描一下，安保人员终于放行。
之后非常顺利。我到了1212室，环保局的办公室，见到了魏俊。她很年轻，戴着副眼睛，感觉很斯文。“其实你可以网上申请的。”她看到我，笑着说。
“我就是很想看看这里，好打破神秘感。”
“你也不嫌累！”另外一个办公人员转过头说，她正在电脑上看一场音乐会，假如我的视力没错的话，因为我看到电脑屏幕上有个指挥家在指挥。
“不但不嫌，而且很高兴来。”我回答。
“我该怎么做？”我问魏俊。
她已经在电脑前打开申请信息的页面，“你什么名字？我来填写电子表格。”动作还很麻利。
我说：“我来自己填写可以吗？会比较快。”我竟然获得了许可。于是我坐在魏俊的办公椅上，在魏俊的电脑里填写申请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一边填写，一边和魏俊聊天。
魏俊严格按照程序办事，不多说一句，也不会格外热情。我填好以后，她按照办公程序，转化为其他部门可以看到的文件，给我打印了一份《收件证明》，为沪环保『2008』第58号。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我总是问她。
“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内给你答复。”她告诉我。
“是给我要求公开的信息吗？还是……”
“不一定。或许给你的答复是其他。不管怎样，你都会收到挂号信，会寄到您填写的地址里。”
“那么，我要问你才能够知道是否给予我合适的答复吗？”
“我这里只是把申请交到其他部门。我这里不负责答复。”
“什么部门呢？”
“你要求公开的信息涉及到好几个部门，具体是由他们负责答复。”
“那么可以告诉我这些部门的联系人和电话吗？我可以直接问他们，现在是否就可以给我一些答案。”
“现在你还问不到。如果你想直接了解情况，你电话我吧，到时候我帮助你联系。”魏俊的回答让我很难深入下去。而我想，也好。一周后，我继续和魏俊联系，看事情会有怎样的发展。我离开环保局办公室，与魏俊礼貌地告别。到了楼下那个蹩脚的接待间，换回我的身份证。我突然想：魏俊是否也走这条路上班呢？答案是否定的。政府公务员有自己的出入口。官员的车直接开到院内的停车场，门卫凭车号确认车主。这个侧门，这个逼仄的接待间，应是专门为公民准备的。
2008年8月4日下午1点钟，接到上海市环保局环境监测部门孙志良的电话。以下为电话记录：
孙：“我是上海环保局环境监测部门的，我姓孙，孙志良。我们已经收到你提交的信息公开要求，请问你的用途是什么？你提的后面的四项我们环保局没有，因此没法提供。”
我说：“既然中法水务公司存在着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整改方案，因此我才提出申请的。”
孙：“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了解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们也没有相应的信息可以提供。”
我问：“那么第一条呢，中法水务公司的环评意见？”
孙：“我们可以提供给你结论部分。”
我说：“我要的是整个环评意见，而非结论。”
孙：“这个不能提供，因为涉及到商业秘密。”
我说：“国家法律规定的信息公开，怎么会有商业秘密呢？而且，这份意见书不仅仅是涉及到政府和企业，也涉及到其他方面，因此这是谁的商业秘密呢？”
孙：“不仅仅是商业秘密，而且还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
我问：“这怎么解释？”
孙：“环评意见书拿到了，随便改一改，不就可以学会了？”我愕然无语。这样的环评意见书，看来真是没有专业水准，因为任何人改一改，就能够剽窃知识产权！
我接着问：“那就是说，不能给我提供全本，基于两个理由，一是涉及商业秘密，二是涉及知识产权，对吗？”
孙：“对的。如果我们给你提供，我们也要得到中法水务公司的同意，我们会和对方联系，如果对方不同意，我们就没法提供给你。”
听起来逻辑很奇怪。我说：“那么请给我书面意见，把这两条原因书面告诉我。”
孙：“这没问题。”他始终很客气，“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咨询。”
我问：“我有没有途径看到全本？”
孙：“有的，你可以到中法水务公司要求看到全本，这也是可以的。”
请问从法律上讲，以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为理由拒绝公开信息，说得通吗？从法律和逻辑上讲，要建设方（中法水务公司）允许才能够向公民公开其环评意见，这说得通吗？以上就是我去申请环境信息公开的经历。可是事情还没完，后面还有故事，而且也颇有戏剧性。情况大致如下：
2008年8月中旬，当我在四川绵阳参与一个灾后重建的项目时，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里面传出甜美的女性声音，原来是中法水务公司的母公司公关部的负责人打来的。显然，环保局的人员把我关于环境申请的要求告诉了中法水务公司，而其母公司立刻派出公关高手，希望化解掉这个“事件”。我自己也顺水推舟，接受了她希望我们拜访中法水务公司的邀请。
中法水务公司是一家从事污水处理业务的公司，地址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化学工业园区。其职能有二：一是免费帮助政府做“没有问题的废水”的监控，二是收费处理一些企业的“有问题的污水”。两类污水都通过地下管道排放到杭州湾海域深处。前一类污水最容易出现问题，因为中法水务公司的职责仅仅是监控，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废水经过中法水务公司的管道汇总后，排放到杭州湾深处海域。假如检测发现废水有污染问题，中法水务公司只负责把问题反映给园区，并无权利关闭阀门以阻止污水的排放。所以这里面其实潜藏着巨大的隐患。
信息公开的申请已经告一段落。我常常想到这次独特的体验，也希望以后我们不要再有类似的体验。从同理心的角度看问题，尽管环境信息公开的条例已经公布，可是环保局还没有从心理上和工作流程上准备好。有些信息它自己根本没有整理存档，它要怎么公开呢？有些是人手、流程的设计还不能匹配，因此我们的申请也处处觉得不便。然而，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不能觉得公民对这些信息的需求存有恶意，政府不能控制信息，使得公众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我必须承认，事先没有做足交通的功课，只知道上海市环保局在大沽路100号，一个环保局独自办公的建筑。当看到大楼下竟然有个可以停车的院子时，喜出望外。要知道，上海停车实在是太难了。门口，竟然有警卫站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安保打扮的中年男人立即走过来，喊道：“这里不许停车，快走！快走！！”我反而停了车，“我当然知道门口不能停，我要停到里面去。我到环保局办事。”“里面更不能停！快点离开，不要影响领导出入！”领导？我拍了下这位老兄的肩膀，说：“喂，老兄，我只是问路而已，不要那么急吗。这里不能停，哪里好停车，可以告诉我吗？”“那里，人民广场。”他顺手一指。此为停车的经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大部分公民在政府机关面前都会遇到的，甚至是在高档公寓前也会遇到，除非你是这栋公寓的主人。
大沽路100号，是高达十几层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大楼，气派漂亮，正门关闭。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人员出入频繁的地方，其实来的人并非很多，而像我这样的人尤其不多。从效率的角度看，进入这个大楼的成本非常高。我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知道的。
穿过一个挂着一个“接待人员进出”的牌子的狭窄的侧门，我先到接待前台，问其中一个人：“请问，申请环保局的信息公开，要怎么做？联系什么人？”
“身份证！”他看也没看我一眼。
我“乖乖”递给他，可是心里有点不爽。不过我知道，这符合一个惯常的程序。他看了一眼，扔了出来。“往右边走，在里面。”
我依言往右边走。看到一个画着箭头的指示牌：“上海市环保局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办公室”。哦？是在一楼。这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环境信息公开申请，是否属于行政许可受理。
拐了两个弯，出现一个窗口，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里面。后来我知道，他姓严。我直接问他：“请问一下，申请环境信息公开，需要如何办理？”
“为什么不在网上申请？”这个问题，被很多人问过。我的回答是：“亲自申请，独家体验。”
他似乎不理解为什么会是“独家体验”，告诉我说，“你要到12楼找魏俊。俊是英俊的俊，是个女同志。”
“那么我怎么去12楼？”
“你要先到接待台去登记。”
我只好返回接待台。“先生，我要到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请问怎么做？”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些不耐烦的口气，也有些质疑的味道。
“你说的那个地方不负责接待。”
“那我不清楚。你要告诉我找谁，我才好联系。”信息公开的法律有了，可是，你要先知道谁负责信息公开的接待，才有可能进一步找他或她去申请信息公开。这是“负责信息公开业务的人的信息不公开”。
无奈之下，我说了：“我找魏俊。”
“你等一下。”他开始打分机。30秒后，“电话没人接。你先在一边等几分钟。”我再次要求他电话联系，还是没有人接。
“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其他人，让他们找下魏俊？”
“那我没有办法。对口的人就是魏俊，别人不负责的。她一天不在，那你也没什么办法。”“谁让你找魏俊的，你可以到刚才去的地方问他怎么联系。或者，你自己打个电话试试。”他被刻板的体制文化所塑造，他的思维方式也被体制化。如他所说：“我只是个接待。”因此，我再次转战到那个小窗子前：上海市环保局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办公室。
严先生似乎很同情我，他告诉了我办公室主任杨春林的直线电话。“为什么负责信息公开的部门不在楼下设办公室？像你们这里一样，随意可以进来咨询？”我问。他没有回答，但是他又告诉我一个电话：“如果231××××打不通，再打2311××××”。
这两个电话我用手机打了数十通，已经丧失了耐心。“是不是下次再来？或者网络提交？”我心里想。但还是再次按下重拨键，竟然通了！手机里面传出一个喑哑的男低音：“哪位？”
“你好！我找一下魏俊，魏俊老师。”我努力让自己的音色更明净清晰。
“你打2311××××”又知道一个新号码，这是魏俊的直线。我立即拨打过去。第一次，没有人接听。第二次，传出一个年轻的女子声音：“我就是魏俊。”天啊！！魏俊，魏俊，真是来之不易。
我还是称呼她魏老师，这是一种尊重。“我来申请环保信息公开。”“你是个人还是公司？你可以在网络上申请的。”“是个人。可是，我已经在楼下快一个小时了，进不去。”“那你把电话给接待人员。”
我赶紧跑到接待台，把手机递给那个中年人，“是魏俊的电话，她让你接听。”
“你让她挂掉，我打分机。谁知道她是不是魏俊，随便找个人接电话，怎么能够听出声音。”他怀疑地看看我。我终于可以上楼了，在逼仄的前厅待了一个小时以后，再次拿出身份证，押在前台，换个电子卡。“滴”的扫描一下，安保人员终于放行。
之后非常顺利。我到了1212室，环保局的办公室，见到了魏俊。她很年轻，戴着副眼睛，感觉很斯文。“其实你可以网上申请的。”她看到我，笑着说。
“我就是很想看看这里，好打破神秘感。”
“你也不嫌累！”另外一个办公人员转过头说，她正在电脑上看一场音乐会，假如我的视力没错的话，因为我看到电脑屏幕上有个指挥家在指挥。
“不但不嫌，而且很高兴来。”我回答。
“我该怎么做？”我问魏俊。
她已经在电脑前打开申请信息的页面，“你什么名字？我来填写电子表格。”动作还很麻利。
我说：“我来自己填写可以吗？会比较快。”我竟然获得了许可。于是我坐在魏俊的办公椅上，在魏俊的电脑里填写申请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一边填写，一边和魏俊聊天。
魏俊严格按照程序办事，不多说一句，也不会格外热情。我填好以后，她按照办公程序，转化为其他部门可以看到的文件，给我打印了一份《收件证明》，为沪环保『2008』第58号。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我总是问她。
“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内给你答复。”她告诉我。
“是给我要求公开的信息吗？还是……”
“不一定。或许给你的答复是其他。不管怎样，你都会收到挂号信，会寄到您填写的地址里。”
“那么，我要问你才能够知道是否给予我合适的答复吗？”
“我这里只是把申请交到其他部门。我这里不负责答复。”
“什么部门呢？”
“你要求公开的信息涉及到好几个部门，具体是由他们负责答复。”
“那么可以告诉我这些部门的联系人和电话吗？我可以直接问他们，现在是否就可以给我一些答案。”
“现在你还问不到。如果你想直接了解情况，你电话我吧，到时候我帮助你联系。”魏俊的回答让我很难深入下去。而我想，也好。一周后，我继续和魏俊联系，看事情会有怎样的发展。我离开环保局办公室，与魏俊礼貌地告别。到了楼下那个蹩脚的接待间，换回我的身份证。我突然想：魏俊是否也走这条路上班呢？答案是否定的。政府公务员有自己的出入口。官员的车直接开到院内的停车场，门卫凭车号确认车主。这个侧门，这个逼仄的接待间，应是专门为公民准备的。
2008年8月4日下午1点钟，接到上海市环保局环境监测部门孙志良的电话。以下为电话记录：
孙：“我是上海环保局环境监测部门的，我姓孙，孙志良。我们已经收到你提交的信息公开要求，请问你的用途是什么？你提的后面的四项我们环保局没有，因此没法提供。”
我说：“既然中法水务公司存在着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整改方案，因此我才提出申请的。”
孙：“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了解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们也没有相应的信息可以提供。”
我问：“那么第一条呢，中法水务公司的环评意见？”
孙：“我们可以提供给你结论部分。”
我说：“我要的是整个环评意见，而非结论。”
孙：“这个不能提供，因为涉及到商业秘密。”
我说：“国家法律规定的信息公开，怎么会有商业秘密呢？而且，这份意见书不仅仅是涉及到政府和企业，也涉及到其他方面，因此这是谁的商业秘密呢？”
孙：“不仅仅是商业秘密，而且还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
我问：“这怎么解释？”
孙：“环评意见书拿到了，随便改一改，不就可以学会了？”我愕然无语。这样的环评意见书，看来真是没有专业水准，因为任何人改一改，就能够剽窃知识产权！
我接着问：“那就是说，不能给我提供全本，基于两个理由，一是涉及商业秘密，二是涉及知识产权，对吗？”
孙：“对的。如果我们给你提供，我们也要得到中法水务公司的同意，我们会和对方联系，如果对方不同意，我们就没法提供给你。”
听起来逻辑很奇怪。我说：“那么请给我书面意见，把这两条原因书面告诉我。”
孙：“这没问题。”他始终很客气，“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咨询。”
我问：“我有没有途径看到全本？”
孙：“有的，你可以到中法水务公司要求看到全本，这也是可以的。”
请问从法律上讲，以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为理由拒绝公开信息，说得通吗？从法律和逻辑上讲，要建设方（中法水务公司）允许才能够向公民公开其环评意见，这说得通吗？以上就是我去申请环境信息公开的经历。可是事情还没完，后面还有故事，而且也颇有戏剧性。情况大致如下：
2008年8月中旬，当我在四川绵阳参与一个灾后重建的项目时，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里面传出甜美的女性声音，原来是中法水务公司的母公司公关部的负责人打来的。显然，环保局的人员把我关于环境申请的要求告诉了中法水务公司，而其母公司立刻派出公关高手，希望化解掉这个“事件”。我自己也顺水推舟，接受了她希望我们拜访中法水务公司的邀请。
中法水务公司是一家从事污水处理业务的公司，地址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化学工业园区。其职能有二：一是免费帮助政府做“没有问题的废水”的监控，二是收费处理一些企业的“有问题的污水”。两类污水都通过地下管道排放到杭州湾海域深处。前一类污水最容易出现问题，因为中法水务公司的职责仅仅是监控，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废水经过中法水务公司的管道汇总后，排放到杭州湾深处海域。假如检测发现废水有污染问题，中法水务公司只负责把问题反映给园区，并无权利关闭阀门以阻止污水的排放。所以这里面其实潜藏着巨大的隐患。
信息公开的申请已经告一段落。我常常想到这次独特的体验，也希望以后我们不要再有类似的体验。从同理心的角度看问题，尽管环境信息公开的条例已经公布，可是环保局还没有从心理上和工作流程上准备好。有些信息它自己根本没有整理存档，它要怎么公开呢？有些是人手、流程的设计还不能匹配，因此我们的申请也处处觉得不便。然而，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不能觉得公民对这些信息的需求存有恶意，政府不能控制信息，使得公众的利益得不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