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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然力？
自然力是指在一定的土地上，不同的植物群落从无到有的生物群落演替过程。群落演替是指一个群落被另一个群落所取代的过程，如湿润的森林地区遭受火灾之后，在火烧地上，依次出现多年生草本群落(具有地下茎的)、一次生草本群落、灌丛、森林群落。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自然分布的各类繁殖体（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存在生命生长的条件，这种自然力就存在。
为什么要强调自然力？
这是因为，关注自然力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大部分自然生态系统，从南方的热带雨林，到北方的寒温带针叶林，从东部沿海的滩涂湿地，到内陆的干旱荒漠，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生态系统退化。这些退化大都是由于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资源而造成的。生态系统是上世纪初英国学者坦斯勒提出的，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各种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通过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而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所形成的生态学结构与功能基本单位。如果上述两者任意一个发生问题就会造成生态系统的退化。以中国的草地生态系统为例，我们有草地60亿亩，占据了国土面积的41%，但这些宝贵的草地约90%以上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状态，直接诱发了沙尘暴等严重问题。国家为此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治理，仅沙尘暴治理一项，就投入近600亿元人民币。可是，大量投入的金钱不是用于恢复草原，而是在草原和荒漠上造林。这就过分强调了“人力”，而忽视了顽强的“自然力”。既造成了大量资金浪费，又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因此，科学利用自然力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未来的决策者要认真考虑的事情。
退化生态系统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有关。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力量，生态系统中很多的物种不会消失得这么快，热带雨林也能得以保存，全球变暖也不会提前这么早。人们在庆祝战胜自然，陶醉于“人定胜天”的梦想实现时，自然已经发出了无奈的抑或是愤怒的吼声，沙尘暴的频繁发生便是一个例子。
根据生态学原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地球生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万物唇齿相依、息息相关。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大自然才能造福人类。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以技术为武器、以征服者自居，无休止地与大自然作斗争，无限制地索取自然资源，包括对土地过度开垦，草原过度放牧，森林过度采伐，湖泊、沼泽及湿地过度垦殖与利用，以及开发建设过程中的滥挖滥采、乱堆乱倒等，结果导致了水土流失、洪灾泛滥、河道断流、绿洲消失、沙尘暴肆虐等等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发生。大自然向人类的报复和惩罚，反过来构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休养生息战略的要领是，对脆弱的生态系统进行抢救性保护和强制性“休息”，尽快停止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掠夺性开发，逐步偿还生态“债务”，维护自然生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使人类的经济活动始终约束在自然生态的承载力之内。
如何保障自然力发挥？
实际上，利用自然力恢复，无为而治，或者实施休养生息战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却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多，人的分布几乎遍及了所有的生态系统，将人的压力减少下来是很困难的。自然力恢复的关键是管好人，而管人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又和各级各阶层的人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国家要生态环境，农牧民要吃饭、要发展，他们的孩子要上学，利益要考虑；企业家想赚钱，治理生态退化是国家的事；政府官员要政绩，也想摆脱贫困，从国家工程里“捞钱”；科学家要研究成果，要实现自己的科研价值，也有他的利益。与他的观点和科研思路不一致的时候，可能就不关心，甚至抵制，或者干脆不讲真话。“挑动专家斗专家”就是政府官员看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软肋”而常采用的方法，在一些关键工程的决策上，领导可以选取对自己有利的专家意见。因此，要让自然力发挥实际上是很难的。一是人们意识的高度不够，二是各种利益难以平衡。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人类目前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价值。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人类将地球全部破坏了，环境全部污染了，生态平衡重新建立的时候，最不能适应新的生态平衡的肯定是人类。而在不同国家中，最先受害的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早意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们对自己的环境首先实施严格的保护，尽量不用自己的资源，不牺牲自己的环境。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和人家拼资源。然而，大家都清楚在资源方面我们并没有优势——中国人多，一平均就少得可怜了。拿我们的劣势比人家的优势是非常不明智的。生产一亿条裤子才能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其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
保障自然力发挥以下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以下几点是应该尤其注意的：
第一，坚定不移地把绿色GDP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中。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谋求发展时，既要尊重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又要尊重自然生态规律；既要充分考虑经济与人口增长的需求，又要考虑资源的支撑力以及生态与环境的承载力。同时，应当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把生态的休养生息和恢复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确保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的干部任期只有四年，在任期里，领导所要完成的政绩中，环境肯定是放在“脑后”的，今后必须提到眼前来。否则，就摘掉他的“乌纱帽”。科学技术本身不是生产力，好的措施不被采纳怎么会成生产力？“科学技术加权力才是生产力”，这一条最适合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
第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政策法规去平衡不同区域的利益分配。像中国西部那样为东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水源、能源、洁净的空气以及美好的生态环境的地方，东部企业必须拿出相应的费用来保护西部的生态环境。西部如果也将本身的环境污染了、生态环境牺牲了，那它向国家要钱的资本也没有了。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完善政府生态保护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第三，淡化部门利益，增加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重大工程科学决策的透明度。部门之间互相扯皮，重复上项目，项目考虑的是部门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这既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浪费，又延误了生态治理的大好时机。生态退化最大的问题是土壤的损失，其次是增加了污染物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还是什么样的资源开发途径，部门之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核心问题。因为草原和荒漠上有林业局，因此，国家林业局就把经费下达到其下属的草原和荒漠地区的林业部门去造林。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是“水龙八部”(水利部管地表水；国土部管地下水；农业部管农村用水；建设部管城镇生活用水、工业企业用水和雨水、污水；交通部管水路运输；国家林业局管湿地；国家发改委管水电开发、水价制定；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管防洪抗旱)！结果是谁也管不好，因为都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在作怪。前面提到在干旱区造林就是明显的只重视部门利益而忽视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做法。如果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上述“八龙戏水”的现象就应当停止。
第四，开展生态环境警示教育，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目前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水平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主动参与环保的能力差，“光说不练”的占了大多数。要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引导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就环境保护进行社会监督，使一些不知情的公民变得知情；可以使利益集团的谎言暴露在阳光之下。在这方面，媒体的监督功能功不可没。要建立环境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培育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全面提高公民生态保护意识。
自然力是指在一定的土地上，不同的植物群落从无到有的生物群落演替过程。群落演替是指一个群落被另一个群落所取代的过程，如湿润的森林地区遭受火灾之后，在火烧地上，依次出现多年生草本群落(具有地下茎的)、一次生草本群落、灌丛、森林群落。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自然分布的各类繁殖体（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存在生命生长的条件，这种自然力就存在。
为什么要强调自然力？
这是因为，关注自然力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大部分自然生态系统，从南方的热带雨林，到北方的寒温带针叶林，从东部沿海的滩涂湿地，到内陆的干旱荒漠，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生态系统退化。这些退化大都是由于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资源而造成的。生态系统是上世纪初英国学者坦斯勒提出的，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各种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通过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而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所形成的生态学结构与功能基本单位。如果上述两者任意一个发生问题就会造成生态系统的退化。以中国的草地生态系统为例，我们有草地60亿亩，占据了国土面积的41%，但这些宝贵的草地约90%以上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状态，直接诱发了沙尘暴等严重问题。国家为此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治理，仅沙尘暴治理一项，就投入近600亿元人民币。可是，大量投入的金钱不是用于恢复草原，而是在草原和荒漠上造林。这就过分强调了“人力”，而忽视了顽强的“自然力”。既造成了大量资金浪费，又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因此，科学利用自然力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未来的决策者要认真考虑的事情。
退化生态系统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有关。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力量，生态系统中很多的物种不会消失得这么快，热带雨林也能得以保存，全球变暖也不会提前这么早。人们在庆祝战胜自然，陶醉于“人定胜天”的梦想实现时，自然已经发出了无奈的抑或是愤怒的吼声，沙尘暴的频繁发生便是一个例子。
根据生态学原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地球生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万物唇齿相依、息息相关。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大自然才能造福人类。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以技术为武器、以征服者自居，无休止地与大自然作斗争，无限制地索取自然资源，包括对土地过度开垦，草原过度放牧，森林过度采伐，湖泊、沼泽及湿地过度垦殖与利用，以及开发建设过程中的滥挖滥采、乱堆乱倒等，结果导致了水土流失、洪灾泛滥、河道断流、绿洲消失、沙尘暴肆虐等等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发生。大自然向人类的报复和惩罚，反过来构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休养生息战略的要领是，对脆弱的生态系统进行抢救性保护和强制性“休息”，尽快停止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掠夺性开发，逐步偿还生态“债务”，维护自然生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使人类的经济活动始终约束在自然生态的承载力之内。
如何保障自然力发挥？
实际上，利用自然力恢复，无为而治，或者实施休养生息战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却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多，人的分布几乎遍及了所有的生态系统，将人的压力减少下来是很困难的。自然力恢复的关键是管好人，而管人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又和各级各阶层的人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国家要生态环境，农牧民要吃饭、要发展，他们的孩子要上学，利益要考虑；企业家想赚钱，治理生态退化是国家的事；政府官员要政绩，也想摆脱贫困，从国家工程里“捞钱”；科学家要研究成果，要实现自己的科研价值，也有他的利益。与他的观点和科研思路不一致的时候，可能就不关心，甚至抵制，或者干脆不讲真话。“挑动专家斗专家”就是政府官员看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软肋”而常采用的方法，在一些关键工程的决策上，领导可以选取对自己有利的专家意见。因此，要让自然力发挥实际上是很难的。一是人们意识的高度不够，二是各种利益难以平衡。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人类目前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价值。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人类将地球全部破坏了，环境全部污染了，生态平衡重新建立的时候，最不能适应新的生态平衡的肯定是人类。而在不同国家中，最先受害的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早意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们对自己的环境首先实施严格的保护，尽量不用自己的资源，不牺牲自己的环境。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和人家拼资源。然而，大家都清楚在资源方面我们并没有优势——中国人多，一平均就少得可怜了。拿我们的劣势比人家的优势是非常不明智的。生产一亿条裤子才能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其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
保障自然力发挥以下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以下几点是应该尤其注意的：
第一，坚定不移地把绿色GDP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中。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谋求发展时，既要尊重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又要尊重自然生态规律；既要充分考虑经济与人口增长的需求，又要考虑资源的支撑力以及生态与环境的承载力。同时，应当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把生态的休养生息和恢复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确保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的干部任期只有四年，在任期里，领导所要完成的政绩中，环境肯定是放在“脑后”的，今后必须提到眼前来。否则，就摘掉他的“乌纱帽”。科学技术本身不是生产力，好的措施不被采纳怎么会成生产力？“科学技术加权力才是生产力”，这一条最适合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
第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政策法规去平衡不同区域的利益分配。像中国西部那样为东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水源、能源、洁净的空气以及美好的生态环境的地方，东部企业必须拿出相应的费用来保护西部的生态环境。西部如果也将本身的环境污染了、生态环境牺牲了，那它向国家要钱的资本也没有了。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完善政府生态保护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第三，淡化部门利益，增加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重大工程科学决策的透明度。部门之间互相扯皮，重复上项目，项目考虑的是部门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这既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浪费，又延误了生态治理的大好时机。生态退化最大的问题是土壤的损失，其次是增加了污染物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还是什么样的资源开发途径，部门之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核心问题。因为草原和荒漠上有林业局，因此，国家林业局就把经费下达到其下属的草原和荒漠地区的林业部门去造林。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是“水龙八部”(水利部管地表水；国土部管地下水；农业部管农村用水；建设部管城镇生活用水、工业企业用水和雨水、污水；交通部管水路运输；国家林业局管湿地；国家发改委管水电开发、水价制定；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管防洪抗旱)！结果是谁也管不好，因为都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在作怪。前面提到在干旱区造林就是明显的只重视部门利益而忽视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做法。如果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上述“八龙戏水”的现象就应当停止。
第四，开展生态环境警示教育，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目前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水平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主动参与环保的能力差，“光说不练”的占了大多数。要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引导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就环境保护进行社会监督，使一些不知情的公民变得知情；可以使利益集团的谎言暴露在阳光之下。在这方面，媒体的监督功能功不可没。要建立环境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培育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全面提高公民生态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