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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中国现今最流行的公共话语之一。具体是指新闻媒介代表公众(公民)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的监督。在传统上，“舆论监督”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因为它实际上是媒体监督，英语类似的表述有watchdog role of the media，直译为“媒体的看门狗(监察)作用”。舆论监督是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实质即所代行的主要是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权利中的表达权利和政治权利中的反对权利，所维护的则是所有的公民权利。由于有了互联网，舆论监督有可能变得名副其实。
社会转型与舆论监督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执政党对社会各个方而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权。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成长显然属于“速进”型。在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就后而，也积淀了工业化国家过去在转型期间遇到的普遍问题，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政治和经济腐败蔓延，以及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诸如极左意识形态的终结与真空、人口超饱和、地区发展失衡、民族问题、作为社会稳定因素的道德力量(包括宗教)的缺失、作为后发国家又一次受到了信息社会的挑战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向现代化的社会过渡，伴随而来的不仅仅是GDP的快速增长，还有大量贪污腐败现象，基尼指数(Gini index)达到了危险的0.45以上。如今人们公认的一大原因就是缺少监督的权力。学界普遍认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的政治混乱可能中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舆论监督的三种形式
主流国家新闻事业在宪政体制、尤其是在新闻法和信息自由(政府信息公开)法的保护下，所从事的舆论监督的具体形式通常有以下三种：
(1)大众传媒在第一时间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进行海量的客观报道，力求使权力的运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透明化、阳光化。这是一种看似隐性、实则常规的舆论监督形式。
(2)大众传媒以特殊的新闻文体和节目类型——调查性报道——深入揭露重要腐败案例和现象。
(3)大众传媒以新闻评论——社论、个人时评的形式，针对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所作的抨击和谴责。
中国媒体的专业化转型
中同媒体已由专一国家包养的“喉舌”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由宣传体制转变为宣传与新闻并存的体制。由意见(评论)取向的新闻事业逐渐转向信息(新闻)取向的新闻事业。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事实和意见分离正在成为共识。报告文学、通讯等报道文体走向衰落，调查性报道等深度报道和特稿兴起。作为评论文体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写作走向衰落，价值和观点多元的时评空前繁荣。
公民社会与传媒
在信息时代，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我们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f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可以清晰地解释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托马斯·雅诺斯基指出，社会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重叠的部分：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公民社会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共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一种有活力的和相互作出反应的公开对话空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与俄罗斯这样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传媒的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一方面扩大了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空间，增加了从事黑幕揭发类报道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对传媒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加上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和法治精神的缺失，有可能出现传媒的“双重封建化”，即传媒成为政府和市场拉拢或打压的双重对象。或者传媒卷入党派政治，充当党同伐异的工具。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凸显了社会转轨的意义和复杂性，尤其是大众传媒如何充当社会转轨的守望者。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公民社会的初步发展
中国当代的公民社会，主要是伴随三十年来市场领域的成长而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出现了脱离原来体制的个人，他们往往具有文艺才能或经商能力，依靠新出现的发展机会和个人奋斗成为“自由人”(作家、演员、企业家、律师等)。接着出现了少数具有私人性质的团体。在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上，公民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得以发展。民间组织主要为社会团体和非企业单位。四川地震使民间组织浮出水面为更多人所了解。
观察分析近年来的诸多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众参与基本皆具有“媒体驱动”的鲜明特点。换言之，当前的公众参与可视之为“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所谓“媒体驱动”，意指媒体不仅是公众参与的必要条件；而且媒体所担负的功能不只于沟通。因为若无大众传媒以连续的报道和评论进行介入，某一“事情”难以成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公共“事件”；若无大众传媒的关注、呈现、传播及加温，某一“话题”将难以成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公共“议题”。
中国业已形成了种类齐全、数量庞大、硬件先进、覆盖全境和辐射国际的媒体格局，客观上为公众参与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媒介技术条件。从省市党报体系中派生出来的都市报夺走了党报、甚至晚报的市场份额。由于国家推进“四级办广播电视”政策，早先的广播和日后的电视已经大面积覆盖全国城乡。但是，传统的大众传播之于公众参与有一大缺点：它本质上是一种从传播者到受众的单向传播，由媒体“代表”公众来监督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运作；公众通过报刊和广电媒体从事的政治和社会事务参与非常有限。不过，以互动性等优势为特征的互联网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前，人气最高的门户网站多数是民营企业。网络媒体在公众参与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与日俱增。
近年来，互联网与政治发展结合所造就的网络政治，更改变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概而言之，商业化前提的新闻体制改革、信息时代的技术支持以及传播本义的逐渐回归，中国传媒公共领域开始得以生成，并且总体上趋向不断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都市报和时政刊物的评论版面，与互联网交相辉映，吸引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他们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进行理性和批判性的审视，极大推进和活跃了公众参与。如果说都市报日益多元的言论建构了众多都市媒体公共领域，那么网络论坛和博客则成为无数匿名的和实名的精英、草根纵横捭阖的疆域。其中，驰骋于报刊和网络两界的时评人往往是最积极的公民参与者。他们以言论对政府的施政形成制约。
民生新闻及其变种公共新闻的出现有一定积极意义，毕竟让电视新闻走向了民间。但是其行不远，因为它是市场驱动型的，而不是公共利益取向的。其中似乎有那么点曝光和监督，但是监督对象不是权力和资本，而经常是混饭谋生的社会底层。越往后走，煽情主义的色彩越重。
舆论监督的前景
中国的舆论监督承载着公众的巨大利益和高度期待。从新闻职业理念来说，监督权贵、为民请命、捍卫社会公正从来都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最高行政权力和现代巨无霸企业的商业权力的滥用，必然损害某个社会、甚至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新闻界承载着整个社会、尤其是可能被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的高度期待。
近年来的诸多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众参与基本皆具有“媒体驱动”的鲜明特点。换言之，当前的公众参与可视之为“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
社会转型与舆论监督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执政党对社会各个方而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权。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成长显然属于“速进”型。在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就后而，也积淀了工业化国家过去在转型期间遇到的普遍问题，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政治和经济腐败蔓延，以及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诸如极左意识形态的终结与真空、人口超饱和、地区发展失衡、民族问题、作为社会稳定因素的道德力量(包括宗教)的缺失、作为后发国家又一次受到了信息社会的挑战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向现代化的社会过渡，伴随而来的不仅仅是GDP的快速增长，还有大量贪污腐败现象，基尼指数(Gini index)达到了危险的0.45以上。如今人们公认的一大原因就是缺少监督的权力。学界普遍认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的政治混乱可能中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舆论监督的三种形式
主流国家新闻事业在宪政体制、尤其是在新闻法和信息自由(政府信息公开)法的保护下，所从事的舆论监督的具体形式通常有以下三种：
(1)大众传媒在第一时间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进行海量的客观报道，力求使权力的运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透明化、阳光化。这是一种看似隐性、实则常规的舆论监督形式。
(2)大众传媒以特殊的新闻文体和节目类型——调查性报道——深入揭露重要腐败案例和现象。
(3)大众传媒以新闻评论——社论、个人时评的形式，针对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所作的抨击和谴责。
中国媒体的专业化转型
中同媒体已由专一国家包养的“喉舌”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由宣传体制转变为宣传与新闻并存的体制。由意见(评论)取向的新闻事业逐渐转向信息(新闻)取向的新闻事业。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事实和意见分离正在成为共识。报告文学、通讯等报道文体走向衰落，调查性报道等深度报道和特稿兴起。作为评论文体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写作走向衰落，价值和观点多元的时评空前繁荣。
公民社会与传媒
在信息时代，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我们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f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可以清晰地解释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托马斯·雅诺斯基指出，社会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重叠的部分：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公民社会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共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一种有活力的和相互作出反应的公开对话空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与俄罗斯这样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传媒的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一方面扩大了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空间，增加了从事黑幕揭发类报道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对传媒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加上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和法治精神的缺失，有可能出现传媒的“双重封建化”，即传媒成为政府和市场拉拢或打压的双重对象。或者传媒卷入党派政治，充当党同伐异的工具。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凸显了社会转轨的意义和复杂性，尤其是大众传媒如何充当社会转轨的守望者。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公民社会的初步发展
中国当代的公民社会，主要是伴随三十年来市场领域的成长而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出现了脱离原来体制的个人，他们往往具有文艺才能或经商能力，依靠新出现的发展机会和个人奋斗成为“自由人”(作家、演员、企业家、律师等)。接着出现了少数具有私人性质的团体。在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上，公民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得以发展。民间组织主要为社会团体和非企业单位。四川地震使民间组织浮出水面为更多人所了解。
观察分析近年来的诸多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众参与基本皆具有“媒体驱动”的鲜明特点。换言之，当前的公众参与可视之为“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所谓“媒体驱动”，意指媒体不仅是公众参与的必要条件；而且媒体所担负的功能不只于沟通。因为若无大众传媒以连续的报道和评论进行介入，某一“事情”难以成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公共“事件”；若无大众传媒的关注、呈现、传播及加温，某一“话题”将难以成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公共“议题”。
中国业已形成了种类齐全、数量庞大、硬件先进、覆盖全境和辐射国际的媒体格局，客观上为公众参与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媒介技术条件。从省市党报体系中派生出来的都市报夺走了党报、甚至晚报的市场份额。由于国家推进“四级办广播电视”政策，早先的广播和日后的电视已经大面积覆盖全国城乡。但是，传统的大众传播之于公众参与有一大缺点：它本质上是一种从传播者到受众的单向传播，由媒体“代表”公众来监督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运作；公众通过报刊和广电媒体从事的政治和社会事务参与非常有限。不过，以互动性等优势为特征的互联网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前，人气最高的门户网站多数是民营企业。网络媒体在公众参与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与日俱增。
近年来，互联网与政治发展结合所造就的网络政治，更改变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概而言之，商业化前提的新闻体制改革、信息时代的技术支持以及传播本义的逐渐回归，中国传媒公共领域开始得以生成，并且总体上趋向不断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都市报和时政刊物的评论版面，与互联网交相辉映，吸引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他们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进行理性和批判性的审视，极大推进和活跃了公众参与。如果说都市报日益多元的言论建构了众多都市媒体公共领域，那么网络论坛和博客则成为无数匿名的和实名的精英、草根纵横捭阖的疆域。其中，驰骋于报刊和网络两界的时评人往往是最积极的公民参与者。他们以言论对政府的施政形成制约。
民生新闻及其变种公共新闻的出现有一定积极意义，毕竟让电视新闻走向了民间。但是其行不远，因为它是市场驱动型的，而不是公共利益取向的。其中似乎有那么点曝光和监督，但是监督对象不是权力和资本，而经常是混饭谋生的社会底层。越往后走，煽情主义的色彩越重。
舆论监督的前景
中国的舆论监督承载着公众的巨大利益和高度期待。从新闻职业理念来说，监督权贵、为民请命、捍卫社会公正从来都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最高行政权力和现代巨无霸企业的商业权力的滥用，必然损害某个社会、甚至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新闻界承载着整个社会、尤其是可能被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的高度期待。
近年来的诸多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众参与基本皆具有“媒体驱动”的鲜明特点。换言之，当前的公众参与可视之为“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