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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群体的代表人物，是一生清贫廉正的地方官吏，在政治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国家面临严重“积贫积弱”的危机之时，苏轼主张对国家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其各项措施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利民，体现了鲜明的民本主义色彩。这一民本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儒家思想、家庭背景与社会阅历所产生的影响。古往今来，学界对苏轼有着诸多评价，但对苏轼法律思想具有历史创造性与民主时代性的观点已达成共识。鉴于现阶段对苏轼法律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匮乏，因此本文旨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法律思想的渊源作进一步的理论探析。
关键词：苏轼;以民为本;儒家思想
苏轼生活于北宋中后期，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实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基本政策，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在面对国家内外交困的这一紧迫局势下，经儒家思想与家庭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苏轼以民为本的法律思想。
根据现有史料所提炼出来的苏轼法律思想比较浅薄。目前尚未有专门研究苏轼法律思想的著作，但我们仍可初步认定其法律思想之根本莫过于以民为本。
因此，本文主要从苏轼的生平经历与生活社会状况出发对其民本法律思想的渊源进行研究，以期对该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原因作出适当合理的说明。
一、苏轼的生平概述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是当时眉州州治的所在地，被誉为“文化之邦”。苏氏家族在当地是颇有名声的书香门第，上自祖父苏序，下至其弟苏辙，都是饱读儒家经典与古代仁人志士传记的儒家知识分子。正是基于家庭文化的熏陶与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苏轼的民本思想逐渐形成，并融贯于法律思想之中。其伯父苏涣济世安民、清廉干练的为官理念更是深刻地影响了苏轼的政治立场。
苏轼自22岁中进士步入仕途，为官40余载，经历了两次“在朝——外任——贬谪”的过程，可谓是一生宦海沉浮。但他在得意之时没有迷失自我，失落之际也未放弃自己。种种际遇促使苏轼积极地探索纷扰尘世间的人生真谛，领悟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身为地方官，苏轼更进一步地靠近人民，切身实地地体会到民生疾苦，并留下了大量反映人民贫苦生活的诗篇。在儒家积极入世观的影响下，苏轼始终秉持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他认为百姓苦难的来源主要在于官府的暴敛与剥削，并在“乌台诗案”中亲身体验了宋代刑法制度的残酷。基于自身的遭遇与对百姓疾苦的同情，激烈的政治斗争与严酷的刑罚，使他不得不重视法律的作用，力图缓解社会压力。这便是苏轼一生都坚持以民为本的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因。
二、苏轼生活的社会状况
北宋中后期在经历全盛期之后逐渐走向滑坡，其政治经济每况愈下，最终沦落到积贫积弱、内外兼忧的境地。
从政治上看，宋太祖赵匡胤夺取政权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首先，实行“守内虚外、重内轻外”、“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以强君主一身”[1]的基本国策。宋太宗赵匡义也认同“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2]因此着重强调国内政治经济的治理，忽视国防、军队建设。历史证明了这一指导思想的错误：宋朝战事频频失利，无奈之下开始变本加厉的搜刮民脂民膏，以作为换取边境和平的交易条件，积聚了社会阶级矛盾。其次，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造成的“三冗”局面，是宋朝制度弊端的另一大根源所在。第一，中央完全控制地方，皇帝独权。官员习于安逸，官僚生活优渥，助长了官僚阶层的奢靡之风，各级官员更加怠于朝政;且“恩荫”制度导致官员人数大量增加，加剧了冗官的形成。第二，军队实行统调分离政策，统兵将帅无独立指挥权，造成了“兵将分离”、战斗力下降的僵局;皇帝为巩固中央势力，禁军数量激增。颓势之甚，是冗兵养成的根本原因。第三，兵、吏队伍的壮大，亦给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导致了冗费的形成。最后，宋王朝推行“重文轻武”政策，使得国家更加重视仕人的出身与资历。因此，内有“三冗”，外有强敌，致使宋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
受政治举措的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从农业上看，古代经济主体均以农耕为核心，围绕土地所有制展开。宋以前，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宋伊始，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时代不复存在，开始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承认大地主合法存在与土地自由买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3]。一方面，一部分农民开始拥有自己的土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掀起了官员、富豪等权贵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的狂潮，导致部分农民对占有土地望而却步，陷入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困境。长期以往，贫民与富豪阶级之间的矛盾危机愈发深重。其次，从税制上看，税是古代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宋时基层赋税主要实行“民户定税”政策，根据民户物产多寡和物力高低进行征繳，并采取乡里催缴的手段。但却带来“乡典”收受贿赂、以权谋私，帮助富豪大户隐瞒田地、逃避沉重税赋的结果;而部分农民携土地依附大地主成为佃农，部分农民因捱不住沉重的赋压“匿比舍而称逃亡”，国家财政收入也因此遭受严重打击。如此一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趋势更加明显。
正值北宋政治、经济沧桑之际，救国救民的文化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在崇儒政策的推动下，苏轼民本法律思想更加深刻，其作为儒学的受益者与宣扬者，始终秉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因此，苏轼在浓烈的救世情怀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立法、刑罚、治吏与经济等法律方面的主张，其法律思想无处不体现利民宗旨，并以此开始了一场“救时行道”、挽救宋王朝积贫积弱态势的法律实践运动。
从《苏东坡传》[4]一书中我们可知苏轼不管是拔擢还是贬谪，只要对民有利，他就会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处理问题。这种精神不管在哪一时期都是难能可贵的，对今天的民主政策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每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其特定时期的社会背景基础之上的，苏轼的政治法律思想同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苏轼作为文坛巨匠，文学成就斐然，其精神、事迹以及独特的法律思想同样对促进新时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对研究其法律思想的渊源更是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赖正和：《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19页.
[3]（宋）袁采：《袁氏世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4]林语堂：《苏东坡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简介：张娟（1997-），女，汉族，湖南益阳人，湘潭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史。
关键词：苏轼;以民为本;儒家思想
苏轼生活于北宋中后期，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实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基本政策，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在面对国家内外交困的这一紧迫局势下，经儒家思想与家庭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苏轼以民为本的法律思想。
根据现有史料所提炼出来的苏轼法律思想比较浅薄。目前尚未有专门研究苏轼法律思想的著作，但我们仍可初步认定其法律思想之根本莫过于以民为本。
因此，本文主要从苏轼的生平经历与生活社会状况出发对其民本法律思想的渊源进行研究，以期对该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原因作出适当合理的说明。
一、苏轼的生平概述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是当时眉州州治的所在地，被誉为“文化之邦”。苏氏家族在当地是颇有名声的书香门第，上自祖父苏序，下至其弟苏辙，都是饱读儒家经典与古代仁人志士传记的儒家知识分子。正是基于家庭文化的熏陶与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苏轼的民本思想逐渐形成，并融贯于法律思想之中。其伯父苏涣济世安民、清廉干练的为官理念更是深刻地影响了苏轼的政治立场。
苏轼自22岁中进士步入仕途，为官40余载，经历了两次“在朝——外任——贬谪”的过程，可谓是一生宦海沉浮。但他在得意之时没有迷失自我，失落之际也未放弃自己。种种际遇促使苏轼积极地探索纷扰尘世间的人生真谛，领悟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身为地方官，苏轼更进一步地靠近人民，切身实地地体会到民生疾苦，并留下了大量反映人民贫苦生活的诗篇。在儒家积极入世观的影响下，苏轼始终秉持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他认为百姓苦难的来源主要在于官府的暴敛与剥削，并在“乌台诗案”中亲身体验了宋代刑法制度的残酷。基于自身的遭遇与对百姓疾苦的同情，激烈的政治斗争与严酷的刑罚，使他不得不重视法律的作用，力图缓解社会压力。这便是苏轼一生都坚持以民为本的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因。
二、苏轼生活的社会状况
北宋中后期在经历全盛期之后逐渐走向滑坡，其政治经济每况愈下，最终沦落到积贫积弱、内外兼忧的境地。
从政治上看，宋太祖赵匡胤夺取政权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首先，实行“守内虚外、重内轻外”、“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以强君主一身”[1]的基本国策。宋太宗赵匡义也认同“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2]因此着重强调国内政治经济的治理，忽视国防、军队建设。历史证明了这一指导思想的错误：宋朝战事频频失利，无奈之下开始变本加厉的搜刮民脂民膏，以作为换取边境和平的交易条件，积聚了社会阶级矛盾。其次，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造成的“三冗”局面，是宋朝制度弊端的另一大根源所在。第一，中央完全控制地方，皇帝独权。官员习于安逸，官僚生活优渥，助长了官僚阶层的奢靡之风，各级官员更加怠于朝政;且“恩荫”制度导致官员人数大量增加，加剧了冗官的形成。第二，军队实行统调分离政策，统兵将帅无独立指挥权，造成了“兵将分离”、战斗力下降的僵局;皇帝为巩固中央势力，禁军数量激增。颓势之甚，是冗兵养成的根本原因。第三，兵、吏队伍的壮大，亦给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导致了冗费的形成。最后，宋王朝推行“重文轻武”政策，使得国家更加重视仕人的出身与资历。因此，内有“三冗”，外有强敌，致使宋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
受政治举措的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从农业上看，古代经济主体均以农耕为核心，围绕土地所有制展开。宋以前，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宋伊始，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时代不复存在，开始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承认大地主合法存在与土地自由买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3]。一方面，一部分农民开始拥有自己的土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掀起了官员、富豪等权贵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的狂潮，导致部分农民对占有土地望而却步，陷入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困境。长期以往，贫民与富豪阶级之间的矛盾危机愈发深重。其次，从税制上看，税是古代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宋时基层赋税主要实行“民户定税”政策，根据民户物产多寡和物力高低进行征繳，并采取乡里催缴的手段。但却带来“乡典”收受贿赂、以权谋私，帮助富豪大户隐瞒田地、逃避沉重税赋的结果;而部分农民携土地依附大地主成为佃农，部分农民因捱不住沉重的赋压“匿比舍而称逃亡”，国家财政收入也因此遭受严重打击。如此一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趋势更加明显。
正值北宋政治、经济沧桑之际，救国救民的文化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在崇儒政策的推动下，苏轼民本法律思想更加深刻，其作为儒学的受益者与宣扬者，始终秉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因此，苏轼在浓烈的救世情怀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立法、刑罚、治吏与经济等法律方面的主张，其法律思想无处不体现利民宗旨，并以此开始了一场“救时行道”、挽救宋王朝积贫积弱态势的法律实践运动。
从《苏东坡传》[4]一书中我们可知苏轼不管是拔擢还是贬谪，只要对民有利，他就会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处理问题。这种精神不管在哪一时期都是难能可贵的，对今天的民主政策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每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其特定时期的社会背景基础之上的，苏轼的政治法律思想同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苏轼作为文坛巨匠，文学成就斐然，其精神、事迹以及独特的法律思想同样对促进新时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对研究其法律思想的渊源更是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赖正和：《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19页.
[3]（宋）袁采：《袁氏世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4]林语堂：《苏东坡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简介：张娟（1997-），女，汉族，湖南益阳人，湘潭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