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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的菩提树》是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的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力作。在本书中，再现了5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生活层面对人的知觉、人的本能和人的灵魂进行透视和剖析，并给以哲学意味的概括，再一次把创作的疤痕撕裂，痛苦地反思、理智地回顾。运用精神分析和黑色幽默的手段展现了人性沦丧之后的复苏与回归的历程。
关键词：人的本能 精神信仰 痛苦地反思 透视与剖析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2）09（b）-0090-01
《我的菩提树》是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继《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之后的又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力作。在本书中，作家进一步深入地对人的本质进行了艺术探索和精神分析。作家运用了给日记进行注释的独特形式，再现了5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生活层面对人的知觉、人的本能和人的灵魂进行透视和剖析，并给以哲学意味的概括和注释，再一次把创作的疤痕撕裂，痛苦地反思、理智地回顾。短短的“日记”原文加上长长的“注释”，构建了这部20余万字类似自传体和回忆录的小说。就记录历史、记录存在而言，作家为时代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可就文学而言，它也容易引起某种理念上的混乱。中国人不善于作回忆录，也便罢了，麻烦的是还要把作回忆录看成是天大的事情。很多作者的很多话，不敢、不能或不屑放在回忆录里说，就放进小说里、诗歌里、电视剧本里颠三倒四地说出来，为读者制作了更多的迷障和麻烦。就既是文人又是商人的张贤亮来说，完全有资格“回忆”或者“自传”。作家万分真诚地祈祷或者忏悔、注释或者解说了一个悲剧式的时代。
张贤亮先生用他特有的艺术笔法和苦难的人生经历，细致、生动而真实地把在历史的灰暗背景下的不幸者的灵魂重新肢解，从中提取人类本性的、经过分解溶化而又聚合的整体意念。与他前几部作品相比，《我的菩提村》更加真实地折射着那段不幸的历史时期，由于人们自我思维被折断、文明意念被阉割而造成了人的深层心理构建的剥落，人的动物性重新皈依，使人在历史进化的流程中因遭遇回流而迅速且无情地退化，直至使不幸者的思想达到麻木、呆板和模糊的原始情境。这里善良和文明日渐枯萎，凶恶与荒蛮却日益滋生，人们因自尊而痛苦不堪，因人格的残存而倍受折磨，“把污辱人格作为教育人的一种手段”。任何渴望恢复人的本性、尊严及高贵人格的人——对历史太认真的人——都在自己生命进程中用人的思维一大截一大截地裁剪着生命的绳索，然后麻木地死掉，而那些“失去了思维能力，被切断了逻辑思维通道”的不幸者，才有可能在那种荒诞现实和恶梦中生存下来，成为“幸运”者。
在作品中，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动物的人与社会的人、卑微的世俗人观念与崇高的精神信仰的裂变过程。作为“人”的整体，在这荒芜了人性的历史断面点，已经分崩离析，人的道义、伦理及理性几乎被消磨殆尽，使人成为“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活’的躯体”，因为“使人失去正常情感的并不是劳动改造，而是饥饿”，人们在受到饥饿与死亡严重威胁的时候，人性便显得无足轻重，尊严、人格和廉耻荡然无存，人的一切注意力都高度集中在“吃”上。为摆脱饥饿而做最基本、最本能的挣扎，“与生存无关的东西便毫无价值”，在这层面上，作家从头至尾地给我们展现了一群蹒跚在死亡边缘的人们，如何进行一场挽留生命的目不忍睹的挣扎场面。而这些人的行为，令今天的我们无法用正常的目光来审视，也无法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作品中的人物，为我们展示了他们各种心态，他们的灵魂与人性在灾难性的历史和非理性之中被扭曲、被吞噬，最终遭到沦丧，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变得做作、变得虚伪、变得玩世不恭。只要是能够帮助人生存下去的，尤其是可以吃的东西，那些面临崩溃的人们，就会不惜丢掉生命去换取，就像作品中那些“犯人”用自己仅有的一点财物去交换可以添充肚皮的食物。例如，作品中“张贤亮”用一条棉裤在老乡那里换了几麻袋西瓜，又以惊人的“肚量”一次性地吃掉，然后发现世上最美好的事不是别的，而是饱；苏效、苏亮能一边被队长的绳子抽得鲜血直流，一边津津有味地啃食沾有血迹的生玉米；“巴比仑”则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每天喝汤的过程中，“前一勺汤与后一勺汤的间隔，有一万年之久”，更有甚者，那个逃出劳改农场、获得“自由”的犯人，却用二十多穗玉生米把自己撑死在玉米地中。这一切，说明了饥饿在剥夺人的社会性的过程，更比思想侵染与教育更有效。因为人在丧失了“人”的特性以后，饥饿与死亡的恐惧就成了“动物人”最大的威胁。因此，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劳改农场，人们把“吃饭提高到了鬼神都不敢侵犯的神圣地位”，而其他的思想都退到了次要地位，于是他们偷吃糖萝卜、野菜，甚至吃癞蛤蟆、老鼠。尽管如此“1960年7月，死人就和在流水线上作业的产品似的，源源不断地从劳改大院中抬出去”，而在这些产品当中，占有多数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待现实的不幸要比无知识者更认真，他们精神与肉体同时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木刀子”的屠杀，他们同周围世界的情感纽带被割断的痛楚，则是更剧烈，人性丧失的过程也就更加惨痛。
在这场历史与命运强加给那群不幸者的悲剧中，我们会发现当人被还原为动物的时候，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荒唐，怎样不可思议，而恰恰是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却有那么多认真对待历史的人，被命运送过了死亡之线。那颗被考证、推理、解说、破译、训估和被揉进了或多或少的夸张和想象的灵魂，与其说是张贤亮的，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灵魂的一部分。这样，这考证、注释、就成为一件有意义而又十分艰难的事情了。
然而，人毕竟没有完全退化成四足动物，还能够运用自己锈迹斑斑的思维，在经历了生活的荒谬和命运的驱逼之后，总能在挣扎中看到生活所隐现的亮色，或许这也正是张贤亮先生运用精神分析和黑色幽默的手段在《我的菩提树》中所要展现的在人性沦丧之后的复苏与回归的历程，更是对历史严肃而无情控诉。
读过作品，我们不能不感谢作家为我们赠送的这份历史复印件，让我们在悲叹历史的同时，庆幸并热爱自己的生活。
关键词：人的本能 精神信仰 痛苦地反思 透视与剖析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2）09（b）-0090-01
《我的菩提树》是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继《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之后的又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力作。在本书中，作家进一步深入地对人的本质进行了艺术探索和精神分析。作家运用了给日记进行注释的独特形式，再现了5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生活层面对人的知觉、人的本能和人的灵魂进行透视和剖析，并给以哲学意味的概括和注释，再一次把创作的疤痕撕裂，痛苦地反思、理智地回顾。短短的“日记”原文加上长长的“注释”，构建了这部20余万字类似自传体和回忆录的小说。就记录历史、记录存在而言，作家为时代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可就文学而言，它也容易引起某种理念上的混乱。中国人不善于作回忆录，也便罢了，麻烦的是还要把作回忆录看成是天大的事情。很多作者的很多话，不敢、不能或不屑放在回忆录里说，就放进小说里、诗歌里、电视剧本里颠三倒四地说出来，为读者制作了更多的迷障和麻烦。就既是文人又是商人的张贤亮来说，完全有资格“回忆”或者“自传”。作家万分真诚地祈祷或者忏悔、注释或者解说了一个悲剧式的时代。
张贤亮先生用他特有的艺术笔法和苦难的人生经历，细致、生动而真实地把在历史的灰暗背景下的不幸者的灵魂重新肢解，从中提取人类本性的、经过分解溶化而又聚合的整体意念。与他前几部作品相比，《我的菩提村》更加真实地折射着那段不幸的历史时期，由于人们自我思维被折断、文明意念被阉割而造成了人的深层心理构建的剥落，人的动物性重新皈依，使人在历史进化的流程中因遭遇回流而迅速且无情地退化，直至使不幸者的思想达到麻木、呆板和模糊的原始情境。这里善良和文明日渐枯萎，凶恶与荒蛮却日益滋生，人们因自尊而痛苦不堪，因人格的残存而倍受折磨，“把污辱人格作为教育人的一种手段”。任何渴望恢复人的本性、尊严及高贵人格的人——对历史太认真的人——都在自己生命进程中用人的思维一大截一大截地裁剪着生命的绳索，然后麻木地死掉，而那些“失去了思维能力，被切断了逻辑思维通道”的不幸者，才有可能在那种荒诞现实和恶梦中生存下来，成为“幸运”者。
在作品中，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动物的人与社会的人、卑微的世俗人观念与崇高的精神信仰的裂变过程。作为“人”的整体，在这荒芜了人性的历史断面点，已经分崩离析，人的道义、伦理及理性几乎被消磨殆尽，使人成为“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活’的躯体”，因为“使人失去正常情感的并不是劳动改造，而是饥饿”，人们在受到饥饿与死亡严重威胁的时候，人性便显得无足轻重，尊严、人格和廉耻荡然无存，人的一切注意力都高度集中在“吃”上。为摆脱饥饿而做最基本、最本能的挣扎，“与生存无关的东西便毫无价值”，在这层面上，作家从头至尾地给我们展现了一群蹒跚在死亡边缘的人们，如何进行一场挽留生命的目不忍睹的挣扎场面。而这些人的行为，令今天的我们无法用正常的目光来审视，也无法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作品中的人物，为我们展示了他们各种心态，他们的灵魂与人性在灾难性的历史和非理性之中被扭曲、被吞噬，最终遭到沦丧，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变得做作、变得虚伪、变得玩世不恭。只要是能够帮助人生存下去的，尤其是可以吃的东西，那些面临崩溃的人们，就会不惜丢掉生命去换取，就像作品中那些“犯人”用自己仅有的一点财物去交换可以添充肚皮的食物。例如，作品中“张贤亮”用一条棉裤在老乡那里换了几麻袋西瓜，又以惊人的“肚量”一次性地吃掉，然后发现世上最美好的事不是别的，而是饱；苏效、苏亮能一边被队长的绳子抽得鲜血直流，一边津津有味地啃食沾有血迹的生玉米；“巴比仑”则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每天喝汤的过程中，“前一勺汤与后一勺汤的间隔，有一万年之久”，更有甚者，那个逃出劳改农场、获得“自由”的犯人，却用二十多穗玉生米把自己撑死在玉米地中。这一切，说明了饥饿在剥夺人的社会性的过程，更比思想侵染与教育更有效。因为人在丧失了“人”的特性以后，饥饿与死亡的恐惧就成了“动物人”最大的威胁。因此，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劳改农场，人们把“吃饭提高到了鬼神都不敢侵犯的神圣地位”，而其他的思想都退到了次要地位，于是他们偷吃糖萝卜、野菜，甚至吃癞蛤蟆、老鼠。尽管如此“1960年7月，死人就和在流水线上作业的产品似的，源源不断地从劳改大院中抬出去”，而在这些产品当中，占有多数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待现实的不幸要比无知识者更认真，他们精神与肉体同时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木刀子”的屠杀，他们同周围世界的情感纽带被割断的痛楚，则是更剧烈，人性丧失的过程也就更加惨痛。
在这场历史与命运强加给那群不幸者的悲剧中，我们会发现当人被还原为动物的时候，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荒唐，怎样不可思议，而恰恰是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却有那么多认真对待历史的人，被命运送过了死亡之线。那颗被考证、推理、解说、破译、训估和被揉进了或多或少的夸张和想象的灵魂，与其说是张贤亮的，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灵魂的一部分。这样，这考证、注释、就成为一件有意义而又十分艰难的事情了。
然而，人毕竟没有完全退化成四足动物，还能够运用自己锈迹斑斑的思维，在经历了生活的荒谬和命运的驱逼之后，总能在挣扎中看到生活所隐现的亮色，或许这也正是张贤亮先生运用精神分析和黑色幽默的手段在《我的菩提树》中所要展现的在人性沦丧之后的复苏与回归的历程，更是对历史严肃而无情控诉。
读过作品，我们不能不感谢作家为我们赠送的这份历史复印件，让我们在悲叹历史的同时，庆幸并热爱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