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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约访阿城被告“不可能”。那找个人来谈他？第一个就想到杨葵。
杨葵二十多岁就跟阿城相熟，曾經往来频密。两下里差着19岁年纪，那么出了名不好相与的阿城，外人只能猜是命中缘定。其实他们的父辈交集更早，1957年起两个父亲都是右派，都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反正1998年，最终是杨葵成了第一个说动阿城出文集的人。
“挺感慨的。1998年编那套稿子时我30岁，那时跟阿城已经相处很久了，大部分跟他相处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今天我都快50了，人活到这个岁数，也可以讲讲人生这些东西了。人这一生啊，跟有些人、有些书就是解不开，比如阿城。”4月5日下午在丽都广场边上一家咖啡厅，坐户外，有风，慢慢听杨葵说。
他最重要的价值不在文学
“写《棋王》那个人”，即便到今天，最方便用来标志阿城的，依然是这篇1984年4月首发于《上海文学》的小说。
“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一个明星。1985年作家出版社策划‘文学新星丛书’，出的第一本就是他的作品，”杨葵回忆道，“他那几篇小说，即便现在来看，确实写得好。”
上世纪80年代，“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的突然出现，于当日的小说视界完全是破空之势。但他因小说名满天下，于是大多数人对他的所知并不多。
在杨葵看来这是可遗憾的事。“其实如果我们来聊阿城这个人，文学之于他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上世纪整个中国文化热，就知识分子开始谈文化这件事，最早的发轫点，是阿城。”
1985年7月6日，阿城在《文艺报》上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杨葵至今都记着那是在哪个版哪个位置，也就三四千字。“这篇文章是大家真正开始提‘文化’的标志。”
那时杨葵在上大学，正迷哲学、文化这些东西。“我读了非常震撼，等于打开一扇巨大的门。周围当时我交往的老老少少们，也都对那篇文章评价极高。阿城从那个时候就在思考文化是怎么影响我们生活的。后来的文化热，即便不能说他是开山之人，至少他也是一个发轫的特别重要的点。可能大家很少注意到，他其实是以这么一个形象出现的。”
“包括他后来出国，他在《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里谈的所有内容等等，他的所有关注，都是在一个大文化的点上。他从一开始就眼界开阔，从更高的角度在看。他最重要的价值根本不在文学。”
杂糅的古典文人精英趣味
1957年阿城八岁，父亲是电影局局长，因为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一夕之间成为右派。家庭的困厄瞬间就来了，父亲去了渤海边上的劳改农场，专司厕所管理，留在北京的一家人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里。
在学校被边缘化、没有尊严的那些年，还在上小学和初中的阿城常常在琉璃厂一待就是一天。“琉璃厂的画店、旧书铺、古玩店很集中，几乎是免费的博物馆。店里的伙计对我很好，也不是我有什么特殊，老规矩就是那样。我在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那些流浪在琉璃厂的日子在阿城笔下沉静安详。“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燥。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阿城自言“童年震动最大的就是看到了曾经的生活方式”，后来与人聊天，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
紧跟着长大他就插队去了。跟几个相得的同伴，先是山西、内蒙古，后来主要在云南。这样的经历在杨葵看来，也磨难，也造就。“那时候他们干部子弟，很多很有才的人，可以相互激发很多东西。1978年回城他二十八九岁，挺尴尬的年龄。考大学早就超龄了，工作也不知道在哪儿。后来他去世界图书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就到美国去了。”
“他就是杂着来的。接收的时候就很杂，最后也是杂着出来。”故此杨葵觉得用一个标签来说明阿城的源流是件不可能的事。这也影响到阿城风格的形成。
“学识、修养、文字表达，你很难找到这么完备的一个人来谈这些东西。而且阿城又是那种风格，他不会把它写成一部专著，他用闲话闲说的方式、漫谈的口气。他重点不在得出结论，而是要打通一些东西。真正的批评，一两句要害话，说完就完了。比如都写侯孝贤，你不如读一篇阿城跟侯孝贤的聊天文字，其实那就把侯孝贤说得挺透了。你感觉得到话语背后的视野。”在杨葵看来这就是“趣味”，“杂糅的中国古典文人精英的那种趣味”。
“阿城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传承者。”气质上，杨葵认为阿城主要接续的是“唐”。阿城自己在《闲话闲说》中语及唐人气象，用的词是“健朗”。《脱腔》中“答客问”一篇，也曾有这样的表达：“有人说我的文字空灵，我则希望我的文字做到的是饱满、响亮。”
学识文字中留下的性情遗产
“我从小被推到边缘，习惯了不在主流。1984年发了小说之后，公共生活围过来感觉像做贼的被撒网网住了，而且网越收越紧。到了美国才知道，边缘是正常的啊，没人理你是正常的啊。所以在外国我反而心里踏实了。”阿城曾在一个对谈中这样说。
杨葵有个经历。上世纪90年代末有次阿城来北京，送他去酒店的路上，杨葵问阿城：“晚上要不要一块儿吃饭？我跟他们说了你来北京，他们都特别想见你。都是特别好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人。”“他当时在车上眼睛看着窗外，自言自语了一句，大意是一个人想保持点儿个人生活，想自己待会儿，还真不容易。”这么一句话甩出来，搁谁多少都有点儿尴尬。
阿城怪，不好接触，这是出了名的。像是有一股本能。“我探究过他这种本能是怎么来的。”杨葵说。
“从知青时，甚至从小时候，他就不能直抒胸臆，总是要防范一些东西。因为家庭出身。”在他的印象中，阿城会经常说起“家庭出身”。“都这么大岁数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聊这些事儿。”杨葵认为阿城这样，是早年一些情绪的延续。“但他现在呢，第一是不自觉的；第二，我自己认为，实际上也是省得麻烦。现在大家都太喜欢交际往还，如果你是一个随和的人，得有多少时间应付这些事。到时候就自然形成一股流，你就陷在里边。所以可能对他来说现在这样挺好，别人觉得你难打交道，干脆不来找你。”杨葵甚至觉得这种个性在现今是种难得的事。
“往更深了说，这其实是一种修养，我给总结叫‘能一个人待得住’。能不能面对寂寞，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能不能面对无聊。”杨葵说他自己现在已经深有体会，“上了岁数以后，无聊会像海浪一样汹涌而来。到那个时候什么能抵御这种东西？靠恋爱，靠工作，靠名利，都抵挡不住。”
杨葵相信阿城也必然要面对人生的无聊，但他有自得其乐的藏身之处。就像杨葵说的：“有一个东西能抵挡得住，就是文学艺术。你看中国人琴棋书画，都是一个人能忙活的事儿。一个人弹琴，棋可以一个人跟自己下，一个人写字画画，读书你能读到忘我。名利不行，名利里边豁大的一个‘我’字在里边撑着。还有这两年特别红的日本‘工匠精神’，能帮人专注下来。”
《脱腔》中有一篇《海上文存》，阿城写道：“陈存仁先生的学识、文字留给我们，更难得的，我倒觉是他在他的文字中，留给我们的性情遗产。”
嗯，性情遗产。阿城他自己也是。
（选摘自《北京青年报》2016年5月21日，有删改）
杨葵二十多岁就跟阿城相熟，曾經往来频密。两下里差着19岁年纪，那么出了名不好相与的阿城，外人只能猜是命中缘定。其实他们的父辈交集更早，1957年起两个父亲都是右派，都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反正1998年，最终是杨葵成了第一个说动阿城出文集的人。
“挺感慨的。1998年编那套稿子时我30岁，那时跟阿城已经相处很久了，大部分跟他相处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今天我都快50了，人活到这个岁数，也可以讲讲人生这些东西了。人这一生啊，跟有些人、有些书就是解不开，比如阿城。”4月5日下午在丽都广场边上一家咖啡厅，坐户外，有风，慢慢听杨葵说。
他最重要的价值不在文学
“写《棋王》那个人”，即便到今天，最方便用来标志阿城的，依然是这篇1984年4月首发于《上海文学》的小说。
“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一个明星。1985年作家出版社策划‘文学新星丛书’，出的第一本就是他的作品，”杨葵回忆道，“他那几篇小说，即便现在来看，确实写得好。”
上世纪80年代，“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的突然出现，于当日的小说视界完全是破空之势。但他因小说名满天下，于是大多数人对他的所知并不多。
在杨葵看来这是可遗憾的事。“其实如果我们来聊阿城这个人，文学之于他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上世纪整个中国文化热，就知识分子开始谈文化这件事，最早的发轫点，是阿城。”
1985年7月6日，阿城在《文艺报》上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杨葵至今都记着那是在哪个版哪个位置，也就三四千字。“这篇文章是大家真正开始提‘文化’的标志。”
那时杨葵在上大学，正迷哲学、文化这些东西。“我读了非常震撼，等于打开一扇巨大的门。周围当时我交往的老老少少们，也都对那篇文章评价极高。阿城从那个时候就在思考文化是怎么影响我们生活的。后来的文化热，即便不能说他是开山之人，至少他也是一个发轫的特别重要的点。可能大家很少注意到，他其实是以这么一个形象出现的。”
“包括他后来出国，他在《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里谈的所有内容等等，他的所有关注，都是在一个大文化的点上。他从一开始就眼界开阔，从更高的角度在看。他最重要的价值根本不在文学。”
杂糅的古典文人精英趣味
1957年阿城八岁，父亲是电影局局长，因为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一夕之间成为右派。家庭的困厄瞬间就来了，父亲去了渤海边上的劳改农场，专司厕所管理，留在北京的一家人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里。
在学校被边缘化、没有尊严的那些年，还在上小学和初中的阿城常常在琉璃厂一待就是一天。“琉璃厂的画店、旧书铺、古玩店很集中，几乎是免费的博物馆。店里的伙计对我很好，也不是我有什么特殊，老规矩就是那样。我在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那些流浪在琉璃厂的日子在阿城笔下沉静安详。“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燥。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阿城自言“童年震动最大的就是看到了曾经的生活方式”，后来与人聊天，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
紧跟着长大他就插队去了。跟几个相得的同伴，先是山西、内蒙古，后来主要在云南。这样的经历在杨葵看来，也磨难，也造就。“那时候他们干部子弟，很多很有才的人，可以相互激发很多东西。1978年回城他二十八九岁，挺尴尬的年龄。考大学早就超龄了，工作也不知道在哪儿。后来他去世界图书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就到美国去了。”
“他就是杂着来的。接收的时候就很杂，最后也是杂着出来。”故此杨葵觉得用一个标签来说明阿城的源流是件不可能的事。这也影响到阿城风格的形成。
“学识、修养、文字表达，你很难找到这么完备的一个人来谈这些东西。而且阿城又是那种风格，他不会把它写成一部专著，他用闲话闲说的方式、漫谈的口气。他重点不在得出结论，而是要打通一些东西。真正的批评，一两句要害话，说完就完了。比如都写侯孝贤，你不如读一篇阿城跟侯孝贤的聊天文字，其实那就把侯孝贤说得挺透了。你感觉得到话语背后的视野。”在杨葵看来这就是“趣味”，“杂糅的中国古典文人精英的那种趣味”。
“阿城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传承者。”气质上，杨葵认为阿城主要接续的是“唐”。阿城自己在《闲话闲说》中语及唐人气象，用的词是“健朗”。《脱腔》中“答客问”一篇，也曾有这样的表达：“有人说我的文字空灵，我则希望我的文字做到的是饱满、响亮。”
学识文字中留下的性情遗产
“我从小被推到边缘，习惯了不在主流。1984年发了小说之后，公共生活围过来感觉像做贼的被撒网网住了，而且网越收越紧。到了美国才知道，边缘是正常的啊，没人理你是正常的啊。所以在外国我反而心里踏实了。”阿城曾在一个对谈中这样说。
杨葵有个经历。上世纪90年代末有次阿城来北京，送他去酒店的路上，杨葵问阿城：“晚上要不要一块儿吃饭？我跟他们说了你来北京，他们都特别想见你。都是特别好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人。”“他当时在车上眼睛看着窗外，自言自语了一句，大意是一个人想保持点儿个人生活，想自己待会儿，还真不容易。”这么一句话甩出来，搁谁多少都有点儿尴尬。
阿城怪，不好接触，这是出了名的。像是有一股本能。“我探究过他这种本能是怎么来的。”杨葵说。
“从知青时，甚至从小时候，他就不能直抒胸臆，总是要防范一些东西。因为家庭出身。”在他的印象中，阿城会经常说起“家庭出身”。“都这么大岁数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聊这些事儿。”杨葵认为阿城这样，是早年一些情绪的延续。“但他现在呢，第一是不自觉的；第二，我自己认为，实际上也是省得麻烦。现在大家都太喜欢交际往还，如果你是一个随和的人，得有多少时间应付这些事。到时候就自然形成一股流，你就陷在里边。所以可能对他来说现在这样挺好，别人觉得你难打交道，干脆不来找你。”杨葵甚至觉得这种个性在现今是种难得的事。
“往更深了说，这其实是一种修养，我给总结叫‘能一个人待得住’。能不能面对寂寞，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能不能面对无聊。”杨葵说他自己现在已经深有体会，“上了岁数以后，无聊会像海浪一样汹涌而来。到那个时候什么能抵御这种东西？靠恋爱，靠工作，靠名利，都抵挡不住。”
杨葵相信阿城也必然要面对人生的无聊，但他有自得其乐的藏身之处。就像杨葵说的：“有一个东西能抵挡得住，就是文学艺术。你看中国人琴棋书画，都是一个人能忙活的事儿。一个人弹琴，棋可以一个人跟自己下，一个人写字画画，读书你能读到忘我。名利不行，名利里边豁大的一个‘我’字在里边撑着。还有这两年特别红的日本‘工匠精神’，能帮人专注下来。”
《脱腔》中有一篇《海上文存》，阿城写道：“陈存仁先生的学识、文字留给我们，更难得的，我倒觉是他在他的文字中，留给我们的性情遗产。”
嗯，性情遗产。阿城他自己也是。
（选摘自《北京青年报》2016年5月21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