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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笔百千篇 激浊扬清真健者
交情五十载 知心谈艺更何人
这是一幅1992年秦牧先生去世后，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北师大中文系89岁教授钟敬文先生撰文（该联由钟敬文先生1992年10月17日清晨在家中床上所作），北师大中文系72岁教授郭预衡先生书写的书法。该书法现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字画库。
1992年10月14日，秦牧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享年73岁。秦牧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他的散文极具个人特点：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因事发突然，秦牧的很多朋友都是事后才得知此噩耗。远在北京的钟敬文老先生，也是在秦牧去世的第三天才知道该消息。
那天中午，钟敬文照例坐在北师大校园家中的小书房里，随意翻阅着报纸。这时，其子钟少华匆匆拿着当天的《光明日报》走进书房。他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亲：“秦牧同志逝世了。”听到这消息的钟敬文，当时“脑里像受到一种沉重打击，幾乎要迸射出火星来”。他不敢相信：这位比他年轻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这么突然就走了，而且事先没有任何消息说他病重。
钟敬文拿过报纸，一字一句地看着。白纸黑字，虽不愿承认，但他知道这确实是事实。那一天，钟敬文总是在回忆自己与秦牧的交往。
第二天清晨，钟敬文很早便醒来，他依旧无法从故人离去的悲伤中走出来。为纪念故去的秦牧，钟老在清晨创作了这首24字挽联。该联不仅概括了秦牧文学创作的主旨，而且还反映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他们最早相识于1939年秋，他们的相识，缘于钟敬文偶然的“一次发现”。
那时，钟敬文与陈原、左恭等人在国民政府第七战区负责编辑刊物《新军》杂志，他们利用办刊积极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虽然该刊是一本主要针对当地抗日军官及政工人员的时事杂志（主要刊登时局评论、介绍军事知识技能），但因钟敬文等人喜爱文学，故常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进步诗歌、散文。有一天，钟敬文在江边用茅草搭成的编辑部中审稿。突然，他发现一篇谈论托尔斯泰生平与创作的投稿文章。作者署名为“林觉夫”。钟敬文觉得该稿主题很有意思。他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他越看越喜欢。读完该稿，钟敬文“心里感到一阵痛快，像前人所说的，在空谷里听到足音那样”。他感觉这个叫林觉夫的见解和文字与众不同，“超出一般平庸的境界”。钟敬文很想找到这个投稿者，和他好好交谈一番。根据投稿者“林觉夫”在稿中所留地址，钟敬文知道他离自己应该不远。过了几天，稍有空闲的钟敬文按“林觉夫”所留地址前往拜访。林觉夫其实就是秦牧。秦牧，原名林觉夫，小名阿书，又名林派光、林顽石。
当时，年仅20岁的秦牧正在韶关《中山日报》编辑部担任副刊编辑，他的办公室是搭在江边的一个茅草棚中。
对于那次初见，时隔52年，钟敬文依然记忆犹新：
“他是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黄而稍近黑色的皮肤，躯体偏瘦而修长。他用带着潮州口音的国语和我对谈。谈的自然主要是文艺，但也不免涉及战局和政情。看来他是颇健谈的。我们就这样成为忘年交了。”
对秦牧而言，这次见面更是一生难以忘怀。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居然会主动拜访自己这样一个“刚满二十岁初出茅庐的无名小伙子”，这对年青的秦牧来说，实在是意外惊喜。
对于那次钟敬文的主动到访，秦牧在随后的岁月中一直念念不忘。他认为钟敬文此举不仅是这位文学前辈对后学的一份爱护，更是一种当面的鞭策。在交谈中，钟敬文的鼓励坚定了秦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信心与热情，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所谓“一时激起浪千层，涟漪可以扩展到远方”。
正是在钟敬文的鞭策下，秦牧1941年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此后，秦牧一直勤于笔耕，先后发表、出版了大量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他被喻为广东文坛的“一棵繁花树”。其中，他的散文成就最高，素有“北杨南秦”之称。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每每想起这次见面，秦牧心中对钟敬文先生便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可能钟敬文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次不经意拜访，对于一名年轻人的人生和文学创作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那次在韶关江边茅草屋中的“会晤”，拉开了这两位老人长达半世纪的交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钟敬文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而秦牧则留在广州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一南一北，远隔千里。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钟敬文很快被错划为“右派”。秦牧则因受到领导保护，幸运地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但也被下放到广东揭阳县棋盘农业社参加劳动。
对于自己那些被打为“右派”的朋友，秦牧非常了解。他知道这些人对党、对革命、对新中国是充满着怎样深厚的感情。对于只是因为他们的一篇文章或几句话，便断章取义、大加鞭挞，并把他们划为“右派”，秦牧也是大惑不解。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秦牧冷静地凝视着，思考着。无论外界怎样评价，他对钟敬文这样的“右派”朋友，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本心与真诚。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会尽力去关心这些朋友。秦牧毫不在意这些“右派”朋友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上世纪60年代初，秦牧的一次“主动”到访，同样让钟敬文一生难以忘记。
1962年底，秦牧随以周扬为团长，林默涵、赵沨为团员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古巴访问。在那次访问中，中国文化代表团走遍了古巴的六个省，他们还特地前往了古巴消灭美国雇佣军战场所在地的吉隆滩。1963年初，访问团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秦牧便匆匆前往北师大看望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钟敬文。要知道，在那个特殊时代，众人都唯恐自己与“右派分子”有任何瓜葛。虽然，那时钟敬文已被摘帽，但头顶上却依旧存留着深深的“帽痕”（不许参加“四清”、不许培养研究生等等）。当时，很多学生、亲友对钟敬文都是唯恐避之不及，大都不怎么敢来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可秦牧却毫无顾忌，他完全不在意与这位曾经的“右派”交往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他泰然惠临。在他心中，钟敬文依旧是那个自己极为尊敬的老师，极为尊重的朋友。他一如往昔相信这位老师的人品与文品。 走进老友家中，秦牧像以往一样与钟敬文握手欢谈。交谈中，秦牧的随性与率真让钟敬文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故人的身份已经起了变化”的那种意味。秦牧这种真挚的友情让钟敬文深为感动。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思考的勇气和对朋友的担当，也让钟敬文打心底里欣赏。
秦牧深知钟敬文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对革命有着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治学上，他刻苦认真；在工作中，他一丝不苟。但钟敬文最让秦牧敬佩的是身上那种“不坠青云之志”的品格。在秦牧看来，即使在横逆飞来、历经劫难的时代，钟敬文依旧能保持自己的斗志，从不自怨自艾，更不愿为自己而去麻烦朋友。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秦牧与钟敬文恰恰都是这样对朋友充满情义之人。秦牧身上那种对朋友的真挚与担当，让曾经身处困境的钟敬文同样感受到了温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底秦牧受邀来京参与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因这次在北京停留时间很长，秦牧与钟敬文常有联系。当编辑工作完成后，秦牧回到了广州。
1978年夏，秦牧受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西苑饭店召开的理事会时，他与老友钟敬文再次相遇。这对老友每天都聚一起开会，交谈，很是开心。有一天，钟敬文拿出一本纪念册，希望秦牧题几句话作为纪念。情不自禁的秦牧稍微想了一下，随即在纪念册写下了一首白话诗。
忆当年我廿岁还很年轻，
一只熱情的手叩我柴门。
那之后四十年逝川滚滚，
友谊的琴声总拨个不停。
忘年交长者情令人铭感，
到如今两老头碰杯高吟！
在诗中，秦牧不仅表明他与钟老“认识已经很久很久”，而且还表达了自己对钟敬文先生的深深敬意。对于钟老，秦牧曾有过高度评价：外表看来，钟敬文只是个“恂恂长者”，或者是个“书生型”的人物，但其骨子里是一个性子刚烈之人。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会执着始终。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件“小事”让钟敬文感受到秦牧在学艺上“举亲不避嫌”宝贵的大公无私精神。当时，广东花城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广东现代作家自选集系列丛书，以表彰广东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最初，在准备出版的作家名单上并没有黄药眠和钟敬文的名字。当秦牧得知后，他很快向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既然是出版现代广东作家自选集，如果缺少了黄药眠、钟敬文这两位重要作家，那是很不合适的。经过相关部门研究，秦牧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随后在1983—1989年间，花城出版社编辑部多次来京与钟敬文接洽编集事宜。
正是因为彼此对朋友的真诚与欣赏，使得他们成为了交心的一生知己。
交情五十载 知心谈艺更何人
这是一幅1992年秦牧先生去世后，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北师大中文系89岁教授钟敬文先生撰文（该联由钟敬文先生1992年10月17日清晨在家中床上所作），北师大中文系72岁教授郭预衡先生书写的书法。该书法现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字画库。
1992年10月14日，秦牧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享年73岁。秦牧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他的散文极具个人特点：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因事发突然，秦牧的很多朋友都是事后才得知此噩耗。远在北京的钟敬文老先生，也是在秦牧去世的第三天才知道该消息。
那天中午，钟敬文照例坐在北师大校园家中的小书房里，随意翻阅着报纸。这时，其子钟少华匆匆拿着当天的《光明日报》走进书房。他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亲：“秦牧同志逝世了。”听到这消息的钟敬文，当时“脑里像受到一种沉重打击，幾乎要迸射出火星来”。他不敢相信：这位比他年轻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这么突然就走了，而且事先没有任何消息说他病重。
钟敬文拿过报纸，一字一句地看着。白纸黑字，虽不愿承认，但他知道这确实是事实。那一天，钟敬文总是在回忆自己与秦牧的交往。
第二天清晨，钟敬文很早便醒来，他依旧无法从故人离去的悲伤中走出来。为纪念故去的秦牧，钟老在清晨创作了这首24字挽联。该联不仅概括了秦牧文学创作的主旨，而且还反映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他们最早相识于1939年秋，他们的相识，缘于钟敬文偶然的“一次发现”。
那时，钟敬文与陈原、左恭等人在国民政府第七战区负责编辑刊物《新军》杂志，他们利用办刊积极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虽然该刊是一本主要针对当地抗日军官及政工人员的时事杂志（主要刊登时局评论、介绍军事知识技能），但因钟敬文等人喜爱文学，故常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进步诗歌、散文。有一天，钟敬文在江边用茅草搭成的编辑部中审稿。突然，他发现一篇谈论托尔斯泰生平与创作的投稿文章。作者署名为“林觉夫”。钟敬文觉得该稿主题很有意思。他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他越看越喜欢。读完该稿，钟敬文“心里感到一阵痛快，像前人所说的，在空谷里听到足音那样”。他感觉这个叫林觉夫的见解和文字与众不同，“超出一般平庸的境界”。钟敬文很想找到这个投稿者，和他好好交谈一番。根据投稿者“林觉夫”在稿中所留地址，钟敬文知道他离自己应该不远。过了几天，稍有空闲的钟敬文按“林觉夫”所留地址前往拜访。林觉夫其实就是秦牧。秦牧，原名林觉夫，小名阿书，又名林派光、林顽石。
当时，年仅20岁的秦牧正在韶关《中山日报》编辑部担任副刊编辑，他的办公室是搭在江边的一个茅草棚中。
对于那次初见，时隔52年，钟敬文依然记忆犹新：
“他是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黄而稍近黑色的皮肤，躯体偏瘦而修长。他用带着潮州口音的国语和我对谈。谈的自然主要是文艺，但也不免涉及战局和政情。看来他是颇健谈的。我们就这样成为忘年交了。”
对秦牧而言，这次见面更是一生难以忘怀。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居然会主动拜访自己这样一个“刚满二十岁初出茅庐的无名小伙子”，这对年青的秦牧来说，实在是意外惊喜。
对于那次钟敬文的主动到访，秦牧在随后的岁月中一直念念不忘。他认为钟敬文此举不仅是这位文学前辈对后学的一份爱护，更是一种当面的鞭策。在交谈中，钟敬文的鼓励坚定了秦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信心与热情，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所谓“一时激起浪千层，涟漪可以扩展到远方”。
正是在钟敬文的鞭策下，秦牧1941年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此后，秦牧一直勤于笔耕，先后发表、出版了大量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他被喻为广东文坛的“一棵繁花树”。其中，他的散文成就最高，素有“北杨南秦”之称。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每每想起这次见面，秦牧心中对钟敬文先生便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可能钟敬文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次不经意拜访，对于一名年轻人的人生和文学创作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那次在韶关江边茅草屋中的“会晤”，拉开了这两位老人长达半世纪的交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钟敬文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而秦牧则留在广州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一南一北，远隔千里。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钟敬文很快被错划为“右派”。秦牧则因受到领导保护，幸运地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但也被下放到广东揭阳县棋盘农业社参加劳动。
对于自己那些被打为“右派”的朋友，秦牧非常了解。他知道这些人对党、对革命、对新中国是充满着怎样深厚的感情。对于只是因为他们的一篇文章或几句话，便断章取义、大加鞭挞，并把他们划为“右派”，秦牧也是大惑不解。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秦牧冷静地凝视着，思考着。无论外界怎样评价，他对钟敬文这样的“右派”朋友，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本心与真诚。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会尽力去关心这些朋友。秦牧毫不在意这些“右派”朋友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上世纪60年代初，秦牧的一次“主动”到访，同样让钟敬文一生难以忘记。
1962年底，秦牧随以周扬为团长，林默涵、赵沨为团员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古巴访问。在那次访问中，中国文化代表团走遍了古巴的六个省，他们还特地前往了古巴消灭美国雇佣军战场所在地的吉隆滩。1963年初，访问团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秦牧便匆匆前往北师大看望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钟敬文。要知道，在那个特殊时代，众人都唯恐自己与“右派分子”有任何瓜葛。虽然，那时钟敬文已被摘帽，但头顶上却依旧存留着深深的“帽痕”（不许参加“四清”、不许培养研究生等等）。当时，很多学生、亲友对钟敬文都是唯恐避之不及，大都不怎么敢来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可秦牧却毫无顾忌，他完全不在意与这位曾经的“右派”交往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他泰然惠临。在他心中，钟敬文依旧是那个自己极为尊敬的老师，极为尊重的朋友。他一如往昔相信这位老师的人品与文品。 走进老友家中，秦牧像以往一样与钟敬文握手欢谈。交谈中，秦牧的随性与率真让钟敬文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故人的身份已经起了变化”的那种意味。秦牧这种真挚的友情让钟敬文深为感动。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思考的勇气和对朋友的担当，也让钟敬文打心底里欣赏。
秦牧深知钟敬文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对革命有着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治学上，他刻苦认真；在工作中，他一丝不苟。但钟敬文最让秦牧敬佩的是身上那种“不坠青云之志”的品格。在秦牧看来，即使在横逆飞来、历经劫难的时代，钟敬文依旧能保持自己的斗志，从不自怨自艾，更不愿为自己而去麻烦朋友。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秦牧与钟敬文恰恰都是这样对朋友充满情义之人。秦牧身上那种对朋友的真挚与担当，让曾经身处困境的钟敬文同样感受到了温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底秦牧受邀来京参与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因这次在北京停留时间很长，秦牧与钟敬文常有联系。当编辑工作完成后，秦牧回到了广州。
1978年夏，秦牧受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西苑饭店召开的理事会时，他与老友钟敬文再次相遇。这对老友每天都聚一起开会，交谈，很是开心。有一天，钟敬文拿出一本纪念册，希望秦牧题几句话作为纪念。情不自禁的秦牧稍微想了一下，随即在纪念册写下了一首白话诗。
忆当年我廿岁还很年轻，
一只熱情的手叩我柴门。
那之后四十年逝川滚滚，
友谊的琴声总拨个不停。
忘年交长者情令人铭感，
到如今两老头碰杯高吟！
在诗中，秦牧不仅表明他与钟老“认识已经很久很久”，而且还表达了自己对钟敬文先生的深深敬意。对于钟老，秦牧曾有过高度评价：外表看来，钟敬文只是个“恂恂长者”，或者是个“书生型”的人物，但其骨子里是一个性子刚烈之人。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会执着始终。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件“小事”让钟敬文感受到秦牧在学艺上“举亲不避嫌”宝贵的大公无私精神。当时，广东花城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广东现代作家自选集系列丛书，以表彰广东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最初，在准备出版的作家名单上并没有黄药眠和钟敬文的名字。当秦牧得知后，他很快向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既然是出版现代广东作家自选集，如果缺少了黄药眠、钟敬文这两位重要作家，那是很不合适的。经过相关部门研究，秦牧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随后在1983—1989年间，花城出版社编辑部多次来京与钟敬文接洽编集事宜。
正是因为彼此对朋友的真诚与欣赏，使得他们成为了交心的一生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