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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保山在中国西南的西南，已经挨着缅甸了。然而，我小时候很长时间里都以为保山在中国的中心。我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看的都是北京的，北京刮风，我便以为我们那儿要刮风；北京下雨，我也以为我们那儿要下雨。也不知道错了多少次，我才忽然惊醒，保山和北京离着几千里，北京的风雨，轻易是到不了保山的。忽然从中心的迷梦里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非但不在中心，而且是在边缘的边缘。
一直在这边缘又边缘的地方生长到19岁，通过高考，我去往2500公里外的上海。说实话，这并非计划中的事。高考前是计划考去北京的，然而，报志愿时才发现，那一年，我心仪的那所北京高校没到云南录取中文专业，而我心心念念要读的就是中文。没办法，换所学校吧，就这么稀里糊涂到了复旦大学。两个月后，到了外滩，望着陆家嘴林立的高楼，眼皮底下奔涌的黄浦江，熟悉的旋律不禁浮现心头，“浪奔浪涌，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人世的苍茫。想起来，几年前有个老乡就说过让我考到上海。莫非这是所谓的“命运”？
我其实是不相信“命运”一说的。“命运”在我们的语境里，似乎是一条早已画定好的线，上升下降曲折跌宕，无论你努力也好怠惰也罢，最后都是一声慨叹：“这就是命啊！”然而也有人想改变“命运”，消极的是找算命先生算命，看看未来是吉是凶，看看如何趋吉避凶。积极的呢，自然是只能靠自己。岂能将一己之命运拱手托付他人？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命运”，并非这个可以由算命先生或自己加以“改变”的命运。我想说的“命运”，指一切已然发生的、指向特定方向的不可更易的事情。于我来说，出生长大于云南，學习就业于上海，这就是我的“命运”。还有一个命运，那就是大三那年，我渐渐不怎么写诗了，而是趴在电脑面前敲击键盘写小说。一篇小说写出来了，很快有了第二篇、第三篇，然后，发表了……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写作将成为我此生的“命运”。
写作至今，10年有余，我常常问自己：你写了些什么呢？这些东西真值得写吗？你把它们写好了吗？答案是什么，我也不能确定。这几个问题最简单的是第一个吧，就连这，我也是看了别人的文章才意识到的：我小说里的人物，往往生活在云南或上海，或者同时生活在云南或上海。这些人物当然不是我，却有着我强烈的个人投影。
这其实不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将人物限定在一个具体的地方，也不喜欢当下很流行的地域书写，无论那地域是实有的还是虚构的。我只想写人，普遍的人，并借由对这个人的书写，去书写全人类。哪怕我只写了一个人，我也执意使上书写全人类的力量。然而，这真的可能吗？
我渐渐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我得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我今年35岁，云南，上海，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各自占据了我生命的一半时光。这两个地方对我意味着什么？云南有高山大河自然百态，上海有高楼大道科学科技；云南有众多民族，上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上千万移民；云南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上海有多种时尚潮流……几十年来中国的巨变人所共见，如果把云南和上海当作我的两只眼睛，我相信，在对比中更能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化的细微之处。
变化了的，又岂止是外在的物质？更有内在的心灵。所谓相由心生，反过来，外在的物质也是可以影响内在心灵的。怎么影响呢？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生命是什么？人是什么？一个时代是怎样的？这个时代的人性是怎样的？以极大的热情去探究、呈现、质疑、理解这些……这正是众多写作者的“命运”。
生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用中文这种古老的语言写作，这是我的命运，也蕴藏着我全部的未来。
一直在这边缘又边缘的地方生长到19岁，通过高考，我去往2500公里外的上海。说实话，这并非计划中的事。高考前是计划考去北京的，然而，报志愿时才发现，那一年，我心仪的那所北京高校没到云南录取中文专业，而我心心念念要读的就是中文。没办法，换所学校吧，就这么稀里糊涂到了复旦大学。两个月后，到了外滩，望着陆家嘴林立的高楼，眼皮底下奔涌的黄浦江，熟悉的旋律不禁浮现心头，“浪奔浪涌，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人世的苍茫。想起来，几年前有个老乡就说过让我考到上海。莫非这是所谓的“命运”？
我其实是不相信“命运”一说的。“命运”在我们的语境里，似乎是一条早已画定好的线，上升下降曲折跌宕，无论你努力也好怠惰也罢，最后都是一声慨叹：“这就是命啊！”然而也有人想改变“命运”，消极的是找算命先生算命，看看未来是吉是凶，看看如何趋吉避凶。积极的呢，自然是只能靠自己。岂能将一己之命运拱手托付他人？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命运”，并非这个可以由算命先生或自己加以“改变”的命运。我想说的“命运”，指一切已然发生的、指向特定方向的不可更易的事情。于我来说，出生长大于云南，學习就业于上海，这就是我的“命运”。还有一个命运，那就是大三那年，我渐渐不怎么写诗了，而是趴在电脑面前敲击键盘写小说。一篇小说写出来了，很快有了第二篇、第三篇，然后，发表了……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写作将成为我此生的“命运”。
写作至今，10年有余，我常常问自己：你写了些什么呢？这些东西真值得写吗？你把它们写好了吗？答案是什么，我也不能确定。这几个问题最简单的是第一个吧，就连这，我也是看了别人的文章才意识到的：我小说里的人物，往往生活在云南或上海，或者同时生活在云南或上海。这些人物当然不是我，却有着我强烈的个人投影。
这其实不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将人物限定在一个具体的地方，也不喜欢当下很流行的地域书写，无论那地域是实有的还是虚构的。我只想写人，普遍的人，并借由对这个人的书写，去书写全人类。哪怕我只写了一个人，我也执意使上书写全人类的力量。然而，这真的可能吗？
我渐渐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我得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我今年35岁，云南，上海，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各自占据了我生命的一半时光。这两个地方对我意味着什么？云南有高山大河自然百态，上海有高楼大道科学科技；云南有众多民族，上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上千万移民；云南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上海有多种时尚潮流……几十年来中国的巨变人所共见，如果把云南和上海当作我的两只眼睛，我相信，在对比中更能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化的细微之处。
变化了的，又岂止是外在的物质？更有内在的心灵。所谓相由心生，反过来，外在的物质也是可以影响内在心灵的。怎么影响呢？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生命是什么？人是什么？一个时代是怎样的？这个时代的人性是怎样的？以极大的热情去探究、呈现、质疑、理解这些……这正是众多写作者的“命运”。
生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用中文这种古老的语言写作，这是我的命运，也蕴藏着我全部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