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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以来，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主管部门对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在媒介融合和“新常态”背景下，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出现许多争议和困惑，甚至陷入误区，本文提出要将最高领导人的要求落到实处，需要厘清几个关键概念，处理好几组核心关系和矛盾，避免分歧和误区。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常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
我国传统的大学新闻传播教育是以人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等大专院校为蓝本，主要为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培养记者、编辑、主持人等专业性传播人才的职业性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讲究专业对口，以进入体制内媒体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随著媒体市场化进程加速，我国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同欧美大学相关学科的深入交流，从学术范式到教学模式深受其影响。同时，互联网技术革命逐渐动摇了传统媒体的生存根基，也造成了我国舆论场的分裂，对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带来了巨大隐患，党的十八以来，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主管部门对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改革开放后前所未有。
一、互联网传播技术驱动媒介产业大变革大融合
进入2l世纪，新浪、搜狐为代表的门户网站给报纸、电视以及杂志等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媒体经营自2005年起便遭遇拐点，报纸、杂志两大平面媒体的广告收入开始陷入下滑趋势。2002年的博客，2009年的微博，2011年的微信，标志着自媒体从萌芽到兴盛。尤其是微博，彻底改变了中国舆论场的力量对比。2012年8月，微信推出公众平台。微信将人们固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使用者能接触的信息往往是身边好友的分享。2012年3月，今日头条创立，标志着算法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纷纷入驻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有条件的开发自己的app客户端，“两微一端”成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标志。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两个舆论场”的观点：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伴随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到来，传统媒体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主流媒体”对舆论场的控制优势进一步削弱，2008年到2012年间，全国仅邮政报刊亭就被拆了1万多个，最近几年，上海、北京多家著名纸媒停业，大批记者、编辑辞职，传统媒体离职潮甚至由纸媒延伸到央视等媒体。从舆论影响力和吸纳人才就业两方面看，最初边缘化的网络新媒体如今事实上成为了主流媒体。
二、“新常态”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传媒行业和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要求
2014年，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在工作中“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文化传媒产业是经济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面临大变局。不易控制的互联网传播对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构成的威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连续对新闻传播行业和新闻传播教育提出要求。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尤其提出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强调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2016年12月8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三、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的几点思考
最高领导人深谋远虑为中国的传媒产业和新闻传播教育定了调，要将最高领导人的要求落到实处，需要厘清几个概念，处理好几种关系和矛盾，避免分歧和误区。
1.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时批判吸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源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并且两者还在发展变化中。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在阶级的社会里，新闻媒体总是或明或暗地扮演某个阶级、阶层、党派、集团的喉舌。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党性原则要求我国的新闻宣传和新闻教育工作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反权威精神。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而这种理念在实践中常常陷入理想和现实的悖论，比如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各媒体显示出特别明显的党派倾向，并不能做到平衡和公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种职业规范，它在个体层面上强调媒体人应该独立思考、遵守专业精神和职业规范，应该为我们所借鉴。 2.必须厘清“正面报道”、“负面报道”、“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报道”这些关键概念，理解我们的媒体为什么要以“正面宣传为主”。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来自于西方新闻理论，学者张威认为“正面报道”有这样几个特点：报道焦点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积极部分或光明一面；基调是提倡和鼓励的；倡导某种现象或观念，以保持一定的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强调“平衡”，“和睦”和“稳定”。“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或倡导，而在于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以使公众瞩目、警醒和震惊。在政治上，它往往站在与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批评后者的政策：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
在中国新闻传播语境里，“批评性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新闻舆论监督”）可以替换使用。新闻传播法专家魏永征认为“新闻舆论监督”，就是指新闻媒介的批评性报道，包括：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对党纪政纪执行情况的监督，对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监督，对社会丑恶现象、不道德行为和不良风气的揭露和批评等。是党和政府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重要措施。这两者和“负面报道”在内涵上有本质区别。
“负面报道”是西方新闻学所推崇，在实践中占主流地位的报道类型，而我国媒体在党领导下多年以来一直实行“以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国情使然，由不同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当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党领导下的媒介“以正面宣传为主”和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互相深化，并不构成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3.超越“体制外”和“体制内”传媒人才的二元对立思维，培养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闻传播人才。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大专院校的新闻传播学院或传媒学院人才培养逐渐转为以市场为导向，实施产学研结合，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传媒人才，许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强调“工具理性”，以技能培养为重，忽视政治和思想的“价值理性”教育。这种将“体制外”（市场）传媒人才和“体制内”（党媒）传媒人才对立划分的教育思路造成了很多问题，使新闻传播教育陷入了误区。
无论是市场类媒体公司还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媒体，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究政治导向。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中，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以此“价值理性”统领市场的“工具理性”。
4.要在融合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媒体业务课程和新媒体业务课程关系。
融媒体、全媒体或跨媒体是当下传媒业界和学界最时髦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都指向了如何处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关系。全面、融合和跨界是未来媒体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确定目标。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业务的课程必须融入互联网思维。另外，也不能生出传统媒体无用论思想，毕竟传统媒体还在我们的舆论宣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在新闻传播教育中一味地追逐新媒体新技術，导致人机传播能力加强同时，面对面人际互动传播能力弱化，而这正是作为网络原生族的90后大学生所欠缺的。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常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
我国传统的大学新闻传播教育是以人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等大专院校为蓝本，主要为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培养记者、编辑、主持人等专业性传播人才的职业性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讲究专业对口，以进入体制内媒体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随著媒体市场化进程加速，我国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同欧美大学相关学科的深入交流，从学术范式到教学模式深受其影响。同时，互联网技术革命逐渐动摇了传统媒体的生存根基，也造成了我国舆论场的分裂，对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带来了巨大隐患，党的十八以来，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主管部门对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改革开放后前所未有。
一、互联网传播技术驱动媒介产业大变革大融合
进入2l世纪，新浪、搜狐为代表的门户网站给报纸、电视以及杂志等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媒体经营自2005年起便遭遇拐点，报纸、杂志两大平面媒体的广告收入开始陷入下滑趋势。2002年的博客，2009年的微博，2011年的微信，标志着自媒体从萌芽到兴盛。尤其是微博，彻底改变了中国舆论场的力量对比。2012年8月，微信推出公众平台。微信将人们固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使用者能接触的信息往往是身边好友的分享。2012年3月，今日头条创立，标志着算法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纷纷入驻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有条件的开发自己的app客户端，“两微一端”成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标志。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两个舆论场”的观点：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伴随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到来，传统媒体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主流媒体”对舆论场的控制优势进一步削弱，2008年到2012年间，全国仅邮政报刊亭就被拆了1万多个，最近几年，上海、北京多家著名纸媒停业，大批记者、编辑辞职，传统媒体离职潮甚至由纸媒延伸到央视等媒体。从舆论影响力和吸纳人才就业两方面看，最初边缘化的网络新媒体如今事实上成为了主流媒体。
二、“新常态”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传媒行业和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要求
2014年，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在工作中“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文化传媒产业是经济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面临大变局。不易控制的互联网传播对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构成的威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连续对新闻传播行业和新闻传播教育提出要求。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尤其提出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强调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2016年12月8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三、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的几点思考
最高领导人深谋远虑为中国的传媒产业和新闻传播教育定了调，要将最高领导人的要求落到实处，需要厘清几个概念，处理好几种关系和矛盾，避免分歧和误区。
1.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时批判吸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源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并且两者还在发展变化中。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在阶级的社会里，新闻媒体总是或明或暗地扮演某个阶级、阶层、党派、集团的喉舌。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党性原则要求我国的新闻宣传和新闻教育工作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反权威精神。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而这种理念在实践中常常陷入理想和现实的悖论，比如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各媒体显示出特别明显的党派倾向，并不能做到平衡和公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种职业规范，它在个体层面上强调媒体人应该独立思考、遵守专业精神和职业规范，应该为我们所借鉴。 2.必须厘清“正面报道”、“负面报道”、“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报道”这些关键概念，理解我们的媒体为什么要以“正面宣传为主”。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来自于西方新闻理论，学者张威认为“正面报道”有这样几个特点：报道焦点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积极部分或光明一面；基调是提倡和鼓励的；倡导某种现象或观念，以保持一定的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强调“平衡”，“和睦”和“稳定”。“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或倡导，而在于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以使公众瞩目、警醒和震惊。在政治上，它往往站在与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批评后者的政策：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
在中国新闻传播语境里，“批评性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新闻舆论监督”）可以替换使用。新闻传播法专家魏永征认为“新闻舆论监督”，就是指新闻媒介的批评性报道，包括：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对党纪政纪执行情况的监督，对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监督，对社会丑恶现象、不道德行为和不良风气的揭露和批评等。是党和政府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重要措施。这两者和“负面报道”在内涵上有本质区别。
“负面报道”是西方新闻学所推崇，在实践中占主流地位的报道类型，而我国媒体在党领导下多年以来一直实行“以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国情使然，由不同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当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党领导下的媒介“以正面宣传为主”和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互相深化，并不构成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3.超越“体制外”和“体制内”传媒人才的二元对立思维，培养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闻传播人才。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大专院校的新闻传播学院或传媒学院人才培养逐渐转为以市场为导向，实施产学研结合，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传媒人才，许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强调“工具理性”，以技能培养为重，忽视政治和思想的“价值理性”教育。这种将“体制外”（市场）传媒人才和“体制内”（党媒）传媒人才对立划分的教育思路造成了很多问题，使新闻传播教育陷入了误区。
无论是市场类媒体公司还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媒体，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究政治导向。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中，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以此“价值理性”统领市场的“工具理性”。
4.要在融合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媒体业务课程和新媒体业务课程关系。
融媒体、全媒体或跨媒体是当下传媒业界和学界最时髦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都指向了如何处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关系。全面、融合和跨界是未来媒体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确定目标。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业务的课程必须融入互联网思维。另外，也不能生出传统媒体无用论思想，毕竟传统媒体还在我们的舆论宣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在新闻传播教育中一味地追逐新媒体新技術，导致人机传播能力加强同时，面对面人际互动传播能力弱化，而这正是作为网络原生族的90后大学生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