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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剧《沙家浜》中，中共党员阿庆嫂，以开茶馆为掩护，在沙家浜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一天，阿庆嫂在春来茶馆与伪“忠义救国军”的参谋长刁德一相见了。刁德一是本地人，以前没有见过阿庆嫂；对阿庆嫂的真实身份，以及阿庆嫂来沙家浜开茶馆的动机、活动等情况，产生了怀疑，于是“旁敲侧击地将她访”。在这场唇枪舌剑的智斗中，阿庆嫂善于“观眼察色将他防”。使得刁德一，不但没有看出破绽，还不得不佩服“阿庆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说话滴水不漏，使阿庆嫂顺利躲过了劫难，取得了“智斗”的大胜利。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说话滴水不漏”，就是说话很严谨，不出错误，不露破绽；别人听了，揪不住辫子，钻不了空子，打不了棍子。“说话滴水不漏”，是说话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基本要求。说话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求，可供使用的方法、技巧很多。有语言的、逻辑的，也有社会的、心理的。这里说的“加法”，就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语言学方法。
所谓“加法”，就是在某些语词的前面，根据语言环境，巧妙地增加某些语词，使话语说得严谨、周全。1938年10月，幽默大师卓别林写了个讽刺和揭露希特勒的电影剧本《独裁者》。1939年春天，当影片正要开拍的时候，派拉蒙电影公司说：“哈定戴维斯曾经用《独裁者》写过一出闹剧，所以这个名字是他们的财产。”卓别林知道这件事以后，派人去谈判，没有结果。几天后，卓别林又亲自上门去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商谈中，派拉蒙电影公司坚持认为：如果卓别林一定要借用《独裁者》这个名字，那就必须付出25000美元的转让费，否则就要诉诸法律。卓别林一听，灵机一动，非常风趣地说：“那我的影片就叫《大独裁者》吧!你们写的是一般的独裁者，而我写的是大独裁者，这两者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说完扬长而去。见此情景，派拉蒙电影公司的老板目瞪口呆、哑口无言。后来，卓别林还幽默地对朋友说：“我加了个‘大’字，就省下了25000美元，真是一字值万金呀!”
卓别林在“独裁者”的前面，增加了一个“大”字，使表达的内容变得丰富而与人不同。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使语言准确、严密，说话时就别忘了在有关语词的前面加点什么。下面试举几种。
一、加上符合对象属性的语词
事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各自具有不同属性。所谓“加上符合对象属性的语词”，就是在一些表示事物对象的语词前面，增加一些表示其属性的语词，使之与其他对象相互区别。比如在“花”的前面加上“红”，就使“红花”与“黄花”相区别了。有时在说话的时候，如果能够恰当地增加符合对象属性的语词，就能一语中的，滴水不漏。某话剧团曾经演出过一出叫《战犯》的话剧。剧中有这样的对话：
日本女战犯：“我是科学工作者。”
战犯管理所副所长：“不!是战争科学工作者。”
日本女战犯在“科学工作者”前面减去了“战争”一词，就掩盖侵略的属性；而战犯管理所副所长，在“科学工作者”前面加上了一个词——“战争”，就对战犯做出了清晰的区隔，把对象(日本女战犯)的特征和本质，真实而确切地表达出来了。
二、加上与对象相关的数量词
哲学上的“质”“量”关系，告诉我们，事物的“质”(属性)决定事物的“量”，一定的“量”会引起事物的“质”变。因此，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十分谨慎地使用表示对象数量的语词。所谓“加上与对象相关的数量词”，就是给一些表示事物对象的语词，增加一些数量词进行限制或说明，以明确对象的“质”和“量”，而不使话语“走光”、“漏水”，被别人揪住辫子、钻了空子。
《堂·吉诃德》第45章有这样一个故事：桑丘·潘沙在任海岛总督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件。有一个小气鬼拿了一块布，去请一个裁缝做顶帽子。裁缝量了布以后告诉小气鬼說，这块布做一顶帽子足够了。小气鬼听了以后，疑心裁缝会赚了他的布，就问裁缝：“够不够做两顶帽子?”裁缝看透了小气鬼的心思，回答说：“够。”贪心的小气鬼，又问裁缝：“够不够做三顶?”裁缝仍然说够做。就这样，小气鬼添了一顶又一顶，一直添加到了五顶；裁缝还是说可以。至此，小气鬼觉得自己不会吃亏了，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过了几天，小气鬼按照约定的时间来领取帽子。当裁缝拿出这五顶帽子的时候，小气鬼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作茧自缚，上了大当。原来，这五顶帽子只能够套在五个手指头上!争执发生了。小气鬼要求裁缝赔布料，裁缝要小气鬼赔工钱。私了未果，于是，官司打到了海岛总督桑丘·潘沙那里。桑丘·潘沙听过各自的陈述以后，说：“裁缝不准要工钱，小气鬼也不许要布料。做好的五顶帽子全部充公。”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丢帽子五顶!小气鬼为什么上当?裁缝为什么能够钻空子?问题就在小气鬼说的“能不能够做五顶帽子”这句话。小气鬼故意在“帽子”的前面，减去了必要的数量限制，企图通过语言“缩水”，来达到占便宜的目的，结果被裁缝钻了空子，给了他一个哭笑不得的反制裁。如果小气鬼在开始问裁缝的时候，在“帽子”的前面，加上了“60公分”之类的语词，那么，裁缝就钻不了空子，当然，小气鬼自己就达不到占便宜的目的，纠纷也就不会发生了。
三、加上影响对象状况的条件
事物和现象的出现或存在，总是有条件的。若条件改变了，事物或现象的属性，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在一定的语境里，为了严谨，说话就要注意加上表示对象条件的语词。
所谓“加上表示对象条件的语词”，就是给一些事物对象增补一些表示其存在条件的语词，使话语铁板钉钉。
有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说，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有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中国现在还有妓女吗?”周总理说：“有，在中国台湾省。”
“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妙”。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赌、嫖、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打击和整治，社会风气日益好转。对妓女进行的改造，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对西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果周总理答“有”，那记者就会认为：中国打击、整治社会丑恶现象的绩效不佳；如果答“没有”，那记者又会举出台湾存在妓女的事实来进行诘问。记者提问的真实意图是设置圈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制造“两个中国”。周总理先肯定“有”，然后加上“有”妓女的地点条件。这样的回答滴水不漏。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击毁了记者的阴谋，令记者“口口去舌挢，终不敢诘”(方苞：《狱中杂记》)。
“无规矩难以成方圆”。要使语言加法运用得好，还必须要遵守下面的“加法规则”。
增加的语词不能为求华丽喧宾夺主而淡化了表达的主要意义。春秋时期，秦穆公把女儿怀嬴嫁给晋国君的公子重耳。成亲那天，秦穆公给女儿打扮了一番，并办好嫁妆，派了穿着漂亮衣服的伴嫁美女70多人为妾，一同送往晋国。结果，晋国公子没有看中“怀嬴”，而看中了“伴嫁的妾”。
对这件事，韩非子认为，秦穆公是善于嫁妾，而不善于嫁女；因为，妾，穿得太漂亮喧宾夺主了。这个故事对我们正确运用语言加法，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它告诉我们不要把增加的语词当成是“打扮”话语的装饰品。如果把一条简短的信息，埋在毫无意义的、无谓的强化成分之中，或者埋入含糊不清的、不确切的陈述之中，那就会像一个戴了过多珠宝首饰、打扮得过于妖艳的美女那样，被装饰品的华丽，完全遮掩了她的美丽；就会像秦穆公嫁女那样喧宾夺主，使意义表达模糊不清。因此，在使用语言加法时，必须注意精心筛选、必要过滤。
增加的语词所表示的属性、数量、条件等，必须和相关的事物相符，不能过头或不足。20世纪70年代，上海水文工作者研究出初步解决上海地面沉降的办法。有人在汇报时说：“上海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不沉的城市。”周恩来总理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话说过头了，没有留下余地。我们仔细推敲，的确如此。加在“城市”前面的“世界第一座”，姑且不作考证，就是用“不沉”修饰“城市”，根据也不足。幸亏总理指出，后来才没有闹出笑话。
增加的语词不能与其他语词存在矛盾。有人说：“长期以来，由于注意种草种树，这里的风沙灾害基本上根除了。”句中的“基本上”是“大部分，不是全部”的意思，而“根除”是“完全彻底连根刨”的意思。把它们加在一起，显然是矛盾的。
增加的语词不能是重复多余的。若重复多余，就会显得别扭不简洁。有人说：“不小心把脚上的脚趾碰破了。”“脚趾”自然在脚上，在“脚趾”前加个“脚上”实属多余，就像病人已经睡熟，护士却要叫他起来吃安眠药—样可笑。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讲话要滴水不漏，并不是否定讲话的弹性要把话说死、说绝。其实，利用“加法”需要注意分寸感。要把话语控制在一定的度上，有时就需要适当加上一些模糊性的语词——比如“也许、大概”等——这些语词具有弹性，能给说话者留下许多回旋的空间；有时又要尽量减去某些太武断、太极端的语词——比如“所有、一切、仅仅、最、极”等——这些都是表示极端意义的语词，一旦用上，会使所说的话语在程度、数量等方面走向极端，把话说死了反而得不到“滴水不漏”的效果。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说话滴水不漏”，就是说话很严谨，不出错误，不露破绽；别人听了，揪不住辫子，钻不了空子，打不了棍子。“说话滴水不漏”，是说话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基本要求。说话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求，可供使用的方法、技巧很多。有语言的、逻辑的，也有社会的、心理的。这里说的“加法”，就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语言学方法。
所谓“加法”，就是在某些语词的前面，根据语言环境，巧妙地增加某些语词，使话语说得严谨、周全。1938年10月，幽默大师卓别林写了个讽刺和揭露希特勒的电影剧本《独裁者》。1939年春天，当影片正要开拍的时候，派拉蒙电影公司说：“哈定戴维斯曾经用《独裁者》写过一出闹剧，所以这个名字是他们的财产。”卓别林知道这件事以后，派人去谈判，没有结果。几天后，卓别林又亲自上门去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商谈中，派拉蒙电影公司坚持认为：如果卓别林一定要借用《独裁者》这个名字，那就必须付出25000美元的转让费，否则就要诉诸法律。卓别林一听，灵机一动，非常风趣地说：“那我的影片就叫《大独裁者》吧!你们写的是一般的独裁者，而我写的是大独裁者，这两者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说完扬长而去。见此情景，派拉蒙电影公司的老板目瞪口呆、哑口无言。后来，卓别林还幽默地对朋友说：“我加了个‘大’字，就省下了25000美元，真是一字值万金呀!”
卓别林在“独裁者”的前面，增加了一个“大”字，使表达的内容变得丰富而与人不同。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使语言准确、严密，说话时就别忘了在有关语词的前面加点什么。下面试举几种。
一、加上符合对象属性的语词
事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各自具有不同属性。所谓“加上符合对象属性的语词”，就是在一些表示事物对象的语词前面，增加一些表示其属性的语词，使之与其他对象相互区别。比如在“花”的前面加上“红”，就使“红花”与“黄花”相区别了。有时在说话的时候，如果能够恰当地增加符合对象属性的语词，就能一语中的，滴水不漏。某话剧团曾经演出过一出叫《战犯》的话剧。剧中有这样的对话：
日本女战犯：“我是科学工作者。”
战犯管理所副所长：“不!是战争科学工作者。”
日本女战犯在“科学工作者”前面减去了“战争”一词，就掩盖侵略的属性；而战犯管理所副所长，在“科学工作者”前面加上了一个词——“战争”，就对战犯做出了清晰的区隔，把对象(日本女战犯)的特征和本质，真实而确切地表达出来了。
二、加上与对象相关的数量词
哲学上的“质”“量”关系，告诉我们，事物的“质”(属性)决定事物的“量”，一定的“量”会引起事物的“质”变。因此，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十分谨慎地使用表示对象数量的语词。所谓“加上与对象相关的数量词”，就是给一些表示事物对象的语词，增加一些数量词进行限制或说明，以明确对象的“质”和“量”，而不使话语“走光”、“漏水”，被别人揪住辫子、钻了空子。
《堂·吉诃德》第45章有这样一个故事：桑丘·潘沙在任海岛总督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件。有一个小气鬼拿了一块布，去请一个裁缝做顶帽子。裁缝量了布以后告诉小气鬼說，这块布做一顶帽子足够了。小气鬼听了以后，疑心裁缝会赚了他的布，就问裁缝：“够不够做两顶帽子?”裁缝看透了小气鬼的心思，回答说：“够。”贪心的小气鬼，又问裁缝：“够不够做三顶?”裁缝仍然说够做。就这样，小气鬼添了一顶又一顶，一直添加到了五顶；裁缝还是说可以。至此，小气鬼觉得自己不会吃亏了，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过了几天，小气鬼按照约定的时间来领取帽子。当裁缝拿出这五顶帽子的时候，小气鬼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作茧自缚，上了大当。原来，这五顶帽子只能够套在五个手指头上!争执发生了。小气鬼要求裁缝赔布料，裁缝要小气鬼赔工钱。私了未果，于是，官司打到了海岛总督桑丘·潘沙那里。桑丘·潘沙听过各自的陈述以后，说：“裁缝不准要工钱，小气鬼也不许要布料。做好的五顶帽子全部充公。”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丢帽子五顶!小气鬼为什么上当?裁缝为什么能够钻空子?问题就在小气鬼说的“能不能够做五顶帽子”这句话。小气鬼故意在“帽子”的前面，减去了必要的数量限制，企图通过语言“缩水”，来达到占便宜的目的，结果被裁缝钻了空子，给了他一个哭笑不得的反制裁。如果小气鬼在开始问裁缝的时候，在“帽子”的前面，加上了“60公分”之类的语词，那么，裁缝就钻不了空子，当然，小气鬼自己就达不到占便宜的目的，纠纷也就不会发生了。
三、加上影响对象状况的条件
事物和现象的出现或存在，总是有条件的。若条件改变了，事物或现象的属性，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在一定的语境里，为了严谨，说话就要注意加上表示对象条件的语词。
所谓“加上表示对象条件的语词”，就是给一些事物对象增补一些表示其存在条件的语词，使话语铁板钉钉。
有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说，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有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中国现在还有妓女吗?”周总理说：“有，在中国台湾省。”
“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妙”。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赌、嫖、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打击和整治，社会风气日益好转。对妓女进行的改造，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对西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果周总理答“有”，那记者就会认为：中国打击、整治社会丑恶现象的绩效不佳；如果答“没有”，那记者又会举出台湾存在妓女的事实来进行诘问。记者提问的真实意图是设置圈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制造“两个中国”。周总理先肯定“有”，然后加上“有”妓女的地点条件。这样的回答滴水不漏。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击毁了记者的阴谋，令记者“口口去舌挢，终不敢诘”(方苞：《狱中杂记》)。
“无规矩难以成方圆”。要使语言加法运用得好，还必须要遵守下面的“加法规则”。
增加的语词不能为求华丽喧宾夺主而淡化了表达的主要意义。春秋时期，秦穆公把女儿怀嬴嫁给晋国君的公子重耳。成亲那天，秦穆公给女儿打扮了一番，并办好嫁妆，派了穿着漂亮衣服的伴嫁美女70多人为妾，一同送往晋国。结果，晋国公子没有看中“怀嬴”，而看中了“伴嫁的妾”。
对这件事，韩非子认为，秦穆公是善于嫁妾，而不善于嫁女；因为，妾，穿得太漂亮喧宾夺主了。这个故事对我们正确运用语言加法，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它告诉我们不要把增加的语词当成是“打扮”话语的装饰品。如果把一条简短的信息，埋在毫无意义的、无谓的强化成分之中，或者埋入含糊不清的、不确切的陈述之中，那就会像一个戴了过多珠宝首饰、打扮得过于妖艳的美女那样，被装饰品的华丽，完全遮掩了她的美丽；就会像秦穆公嫁女那样喧宾夺主，使意义表达模糊不清。因此，在使用语言加法时，必须注意精心筛选、必要过滤。
增加的语词所表示的属性、数量、条件等，必须和相关的事物相符，不能过头或不足。20世纪70年代，上海水文工作者研究出初步解决上海地面沉降的办法。有人在汇报时说：“上海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不沉的城市。”周恩来总理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话说过头了，没有留下余地。我们仔细推敲，的确如此。加在“城市”前面的“世界第一座”，姑且不作考证，就是用“不沉”修饰“城市”，根据也不足。幸亏总理指出，后来才没有闹出笑话。
增加的语词不能与其他语词存在矛盾。有人说：“长期以来，由于注意种草种树，这里的风沙灾害基本上根除了。”句中的“基本上”是“大部分，不是全部”的意思，而“根除”是“完全彻底连根刨”的意思。把它们加在一起，显然是矛盾的。
增加的语词不能是重复多余的。若重复多余，就会显得别扭不简洁。有人说：“不小心把脚上的脚趾碰破了。”“脚趾”自然在脚上，在“脚趾”前加个“脚上”实属多余，就像病人已经睡熟，护士却要叫他起来吃安眠药—样可笑。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讲话要滴水不漏，并不是否定讲话的弹性要把话说死、说绝。其实，利用“加法”需要注意分寸感。要把话语控制在一定的度上，有时就需要适当加上一些模糊性的语词——比如“也许、大概”等——这些语词具有弹性，能给说话者留下许多回旋的空间；有时又要尽量减去某些太武断、太极端的语词——比如“所有、一切、仅仅、最、极”等——这些都是表示极端意义的语词，一旦用上，会使所说的话语在程度、数量等方面走向极端，把话说死了反而得不到“滴水不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