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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是我的学生，而且从本科、硕士一直到博士都是我的学生。
我们有共同的家乡，一个位于江苏苏北的小镇。
因此，我对他，早就有着特别的厚望，特别的期待。
20世纪80年代，他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我留校任教，正好担任他们的教育学课程教师。他们那一届学生与我年龄相差不大，课堂上是师生，课后则是朋友，经常一起打球、交流。我的一些书稿，他们也帮助誊抄。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对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关注与关照。
1987年他大学毕业，回家乡工作了，在一所中学教书。过了一段时间，他来信倾诉了他的苦恼：在家乡结婚生子了，小日子也过得不错，但难道自己这一生就要这样平平庸庸地度过吗？
我告诉他，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差不多同时，不到30岁的我破格被评为副教授，成为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不久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告诉他，可以试一试。
于是，他开始备战。专业问题不大，外语却丢得差不多了。他在高中教语文，升学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他的决心更大，起早贪黑抓时间复习准备，最终考取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1995年，他正式成为我的硕士研究生。那几年，我开始主持苏州大学教务处的工作，我对研究生要求比较严格，他们也很勤奋认真。在他读硕士期间，因为他的语文底子好，我们合作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古代十大将领》，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我那时推进苏大教改，倡导文理科融合，带头开设了公选课《大学生与现代社会》。他成为了这门课的助教，并把我的讲课内容录音整理成了《大學生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书，这本书后来也成为全国大学生通识教材。那时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研究”课题，他是研究团队中的重要成员，我们在《心理学报》上合作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后来我们把相关研究成果编辑成一部120万字的著作《中华管理智慧》并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他作为副主编付出了许多辛劳。我写的《守望校园》一书他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他表现出对心理咨询的浓厚兴趣，因此毕业时就被留在苏州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这个中心当初也是我初创的，可以说他从此在心理咨询领域举起了我的旗帜。
1999年，我开始招收教育哲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他又成为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师生关系问题。我一直认为，教师是整个教育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教育的品质，决定孩子的命运。而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尊其师，才能信其道;爱其师，才能乐其课。
这些年来，他一方面在学校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成为国内小有名气的心理咨询师;一方面他还办了一个培训机构，培训了不少心理咨询师，影响了一方土地。他有经营的天分，也有公益的情怀。汶川大地震后，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参与灾后的心理救助工作，还专门为灾区的学校义务培训了数十位心理教师以帮助新教育实验区的留守儿童。他和他的咨询师团队还作为志愿者为昆山工厂爆炸事故（2014年）和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2015年）的灾后援助工作做出了贡献。
2016年，陶新华的《教育中的积极心理学》正式出版，这本书是在他的多年实践和诸多文章以及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在书中，他为教师介绍脑科学的知识，讲如何慧眼识人，如何积极投入，如何播种幸福，如何快乐生活，如何保持心理健康，如何陪伴学生成长，如何增强个人影响力，如何书写生命传奇。
在书中，他分析了教师的常见困惑与对策，如追求完美与追求幸福，纠错教育与长善救失，网络沉迷与沉浸体验，学生早恋与性别认同，离异家庭与替代客体，抑郁情绪与解释风格，考试焦虑与考试意义，心理免疫与身心健康，人际资源与复原力训练等等。
他告诉教师，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两股抗争的力量：积极力量（好奇、幽默、善良等）和消极力量（愤怒、怨恨、自卑等）。这两股力量就像太极中的阴阳两极，此消彼长。所以，作为教师，应该学一点积极心理学的知识，努力给自己注入积极的正能量，做一个幸福完整的人。
我为他的这本书撰写了序言，期待他能够继续努力，把积极心理学的成果更多地运用于新教育的事业，帮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2020年2月4号早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社长李永梅给我发来一个消息：“朱老师您好！看到您在疫情期间的奔忙，尤其是网课，是给老师们在特殊时期的营养。我在想，咱们是否可以约几位作者，每位写一篇面对疫情的教育时论，特别是关于教育伦理的。您觉得如何？”她告诉我，他们出版社紧急组织了一本学生心理防护手册，如果教师这边有一本，就相映成趣了。恰好，那天早晨我完成了给《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面对疫情，教育大有可为》，于是不由分说地就答应了。
面对只有3天的组稿和写作时间，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学生陶新华博士。“打虎要靠亲兄弟，打仗要靠子弟兵。”我的学生大多是心理学的博士，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如今许多人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也比较熟悉。于是，我请新华通过微信群联系大家，数十名学生踊跃报名，当天就开始了写作。新华作为总协调，全天候与每一位作者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作群，24小时轮番上阵。大家非常努力，许多人通宵达旦地工作。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收齐了书稿。通读一遍，质量距离我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于是，我修订了所有的问题标题，调整了书稿结构，对每一章提出了修改建议。新华、李永梅和出版社的杨坤老师，协助我一篇一篇地过堂，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出了最后的书稿。
虽然过去听说过“非典”时的出版速度，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出一本书稿，我自己也难以置信，的确没有把握。感谢互联网，为我们及时沟通、随时联系提供了便利。感谢新华和我的学生们，一声召唤，大家放下所有的事情，倾注心血为一线教师们奉献了这本小书。我很欣慰，在灾难面前，我们新教育人，我和我的学生们没有缺席。
（责任编辑：黄晓夏）
我们有共同的家乡，一个位于江苏苏北的小镇。
因此，我对他，早就有着特别的厚望，特别的期待。
20世纪80年代，他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我留校任教，正好担任他们的教育学课程教师。他们那一届学生与我年龄相差不大，课堂上是师生，课后则是朋友，经常一起打球、交流。我的一些书稿，他们也帮助誊抄。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对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关注与关照。
1987年他大学毕业，回家乡工作了，在一所中学教书。过了一段时间，他来信倾诉了他的苦恼：在家乡结婚生子了，小日子也过得不错，但难道自己这一生就要这样平平庸庸地度过吗？
我告诉他，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差不多同时，不到30岁的我破格被评为副教授，成为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不久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告诉他，可以试一试。
于是，他开始备战。专业问题不大，外语却丢得差不多了。他在高中教语文，升学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他的决心更大，起早贪黑抓时间复习准备，最终考取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1995年，他正式成为我的硕士研究生。那几年，我开始主持苏州大学教务处的工作，我对研究生要求比较严格，他们也很勤奋认真。在他读硕士期间，因为他的语文底子好，我们合作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古代十大将领》，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我那时推进苏大教改，倡导文理科融合，带头开设了公选课《大学生与现代社会》。他成为了这门课的助教，并把我的讲课内容录音整理成了《大學生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书，这本书后来也成为全国大学生通识教材。那时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研究”课题，他是研究团队中的重要成员，我们在《心理学报》上合作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后来我们把相关研究成果编辑成一部120万字的著作《中华管理智慧》并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他作为副主编付出了许多辛劳。我写的《守望校园》一书他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他表现出对心理咨询的浓厚兴趣，因此毕业时就被留在苏州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这个中心当初也是我初创的，可以说他从此在心理咨询领域举起了我的旗帜。
1999年，我开始招收教育哲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他又成为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师生关系问题。我一直认为，教师是整个教育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教育的品质，决定孩子的命运。而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尊其师，才能信其道;爱其师，才能乐其课。
这些年来，他一方面在学校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成为国内小有名气的心理咨询师;一方面他还办了一个培训机构，培训了不少心理咨询师，影响了一方土地。他有经营的天分，也有公益的情怀。汶川大地震后，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参与灾后的心理救助工作，还专门为灾区的学校义务培训了数十位心理教师以帮助新教育实验区的留守儿童。他和他的咨询师团队还作为志愿者为昆山工厂爆炸事故（2014年）和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2015年）的灾后援助工作做出了贡献。
2016年，陶新华的《教育中的积极心理学》正式出版，这本书是在他的多年实践和诸多文章以及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在书中，他为教师介绍脑科学的知识，讲如何慧眼识人，如何积极投入，如何播种幸福，如何快乐生活，如何保持心理健康，如何陪伴学生成长，如何增强个人影响力，如何书写生命传奇。
在书中，他分析了教师的常见困惑与对策，如追求完美与追求幸福，纠错教育与长善救失，网络沉迷与沉浸体验，学生早恋与性别认同，离异家庭与替代客体，抑郁情绪与解释风格，考试焦虑与考试意义，心理免疫与身心健康，人际资源与复原力训练等等。
他告诉教师，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两股抗争的力量：积极力量（好奇、幽默、善良等）和消极力量（愤怒、怨恨、自卑等）。这两股力量就像太极中的阴阳两极，此消彼长。所以，作为教师，应该学一点积极心理学的知识，努力给自己注入积极的正能量，做一个幸福完整的人。
我为他的这本书撰写了序言，期待他能够继续努力，把积极心理学的成果更多地运用于新教育的事业，帮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2020年2月4号早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社长李永梅给我发来一个消息：“朱老师您好！看到您在疫情期间的奔忙，尤其是网课，是给老师们在特殊时期的营养。我在想，咱们是否可以约几位作者，每位写一篇面对疫情的教育时论，特别是关于教育伦理的。您觉得如何？”她告诉我，他们出版社紧急组织了一本学生心理防护手册，如果教师这边有一本，就相映成趣了。恰好，那天早晨我完成了给《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面对疫情，教育大有可为》，于是不由分说地就答应了。
面对只有3天的组稿和写作时间，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学生陶新华博士。“打虎要靠亲兄弟，打仗要靠子弟兵。”我的学生大多是心理学的博士，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如今许多人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也比较熟悉。于是，我请新华通过微信群联系大家，数十名学生踊跃报名，当天就开始了写作。新华作为总协调，全天候与每一位作者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作群，24小时轮番上阵。大家非常努力，许多人通宵达旦地工作。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收齐了书稿。通读一遍，质量距离我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于是，我修订了所有的问题标题，调整了书稿结构，对每一章提出了修改建议。新华、李永梅和出版社的杨坤老师，协助我一篇一篇地过堂，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出了最后的书稿。
虽然过去听说过“非典”时的出版速度，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出一本书稿，我自己也难以置信，的确没有把握。感谢互联网，为我们及时沟通、随时联系提供了便利。感谢新华和我的学生们，一声召唤，大家放下所有的事情，倾注心血为一线教师们奉献了这本小书。我很欣慰，在灾难面前，我们新教育人，我和我的学生们没有缺席。
（责任编辑：黄晓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