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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基于当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现状，结合党的十九大新思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未来文化传播新战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文化传播 文化自信 机遇与挑战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携手世界各国，着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至此以后，“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拉开帷幕，它不仅促进了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同时也为各国间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艺术交流等各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高度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未来的世界，是不同文化和文明并存的世界，我国文化传播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充分推动文化传播、加快文化建设、彰显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是值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文化对外传播现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不断敞开国门，逐渐走上与世界接轨的脚步。“一带一路”倡议更是高度重视文化传播与交流，这不但为各国贸易往来等各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文化背景支持，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第一，影视、音乐、文学传播；第二，体育的跨文化传播；第三，教育的跨文化传播。
影视、音乐、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起源最早，历来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清代末年，由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翻译机构，着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优秀著作，为我国文化传播与交流拉开了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文化传播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开始走向海外（王文娟，2011）。2016年，中国电影海外销售收入高达38.25亿元人民币，实现了连续四年的快速增长（刘浩东，2016）。与此同时，中外合拍的电影数量也有了大量上升。在文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优秀书籍、学术论文被翻译成各国语言走向世界。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标志着中国文学获得世界的承认、认可、欣赏和表扬。这些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能够反映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体育文化传播向来被誉为国际交流的“第一媒介”。近几十年来，中国积极地参加并举办奥运会、残运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作为东道主，更是取得了51枚金牌的好成绩，成为了首次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为中国成功的塑造了朝气蓬勃、健康积极的国家形象。
相比起前两类文化传播形式而言，教育的跨文化传播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跨文化教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本土化”传播，即在不同国家成立孔子学院，面向当地居民传播中华文化。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基础和保障，而孔子学院的设立能较好地实现民间交流，从而达成民心相通（汪灵灵，2016）。截止2016年底，孔子学院已在全球范围内设立513所分院和1073和学堂，注册总人数超过210万人。中方也推出了不同版本的汉语教材，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经过数年发展，孔子学院口碑良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日益加深，孔子学院得到更多的认同。二是面向中国境内的留学生队伍，为他们教授汉语和中华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高校间合作进一步加深，来华留学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来华留学生人数突破44万，较之前有大幅提升，中国已成为最大的亚洲留学国家。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2016年沿线64国在华留学生超过20万人，同比增幅达13.6%，高于各国平均增速。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文化传播带来的新机遇
在过去的五年，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不断深入人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的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要使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党中央对增强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沿线国家间将大力开展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和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等工作，为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为世界各国讲述有深厚历史底蕴而又与时代同步的中国故事。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文化传播开辟了新航线。此前，中国主要的文化贸易输出国是欧洲、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逆差严重。虽说文化传播量与日俱增，但这些发达国家本身文化产业的水平较高，排外性较强，自身文化输出水平较高，这给我国的文化传播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不能构建高效的文化交融体系。“一带一路”倡議贯穿亚欧非大陆，包括东盟、西亚、南亚等范围内的64个国家，沿线国家占全球总面积的38%，占全球总人口的62%，占全球GDP总量的31%（吴舒钰，2017）。这些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西亚国家，之前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较少，因此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的传播有巨大潜力，中国文化贸易面临新的历史契机。
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
文化通常可以反映出各国人民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会养成不同的价值观、文化取向、兴趣爱好等。例如，受儒家思想所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来提倡“以和为贵”的，大家致力于共同维护社会和谐，以集体主义为主导；而在大部分欧美国家，则是强调社会是个体的集合，以个人主义为主导。这些文化差异由来已久，形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无形的屏障。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衍生出文化的跨国交流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了与文化交融相对应的文化排斥反应（吴莹等，2014）。文化排斥反应主要是指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对外来文化表现出的一系列排斥行为，并产生本能的厌恶情绪。同时，人们倾向于用自己所属的文化体系作为评价其他文化体系的参照标准。这种文化排斥反应是跨文化传播中难以突破的制约。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且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异较大，以往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必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果。 除了主观上存在的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之外，不同的语言背景也是中国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而言，汉语、汉字体系较为复杂，汉语符号所表达的差异性文化内涵难以为他国人民所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中文外译书籍相较于外文中译书籍较少且传播成果影响有限的原因。近年来，尽管汉语的国际推广计划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国际社会上掀起了“汉语热”的风潮，但“汉语热”却面临着“冷热不均衡”的现象。部分原因归结于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不均衡，布局上仍然存在盲点。截至今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仍有十余个国家尚未成立孔子学院。此外，孔子学院还面临着师资队伍匮乏、素质参差不齐、“本土化”进程缓慢等困境。与此同时，针对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而言，来华留学的吸引力与留学生母国的综合实力匹配度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中国与沿线部分国家以往外交合作、交际贸易来往较少，相互间还未签订相关的贸易保护、著作权保护条例，文学、影音等作品跨国交流中贸易保护问题也亟待解决。
2016年12月，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的实施，文化部推出了《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为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指导方针。但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对象广，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均衡，各国参与的积极性会因对自身利益的不同判断而出现一定的差异性，甚至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呈现不信任和错误理解，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对外扩张计划；一些国家即使口头上表示了支持，实际行动上却过于谨慎，这也对中国跨文化传播造成巨大阻碍。因此，中国需要做出一定的成绩，让各国信服。其次，中国与部分沿线国家存在领海、领土争端，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化解，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播障碍短期内也难以有效解决。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传播新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并进一步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创新发展，面向全世界构建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在各国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首先应该强化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从政府角度科学规划、整体统筹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与方向，推动制定相关的指导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沿线国家间的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保障，各国合作制定文化传播与交流机制，互信互助，在交流方式上达成共识，多开展沿线国家国际艺术节、文化年、电影节、书展、合作翻译、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活动。从国家层面加强对文化产业跨国传播的扶持力度，将文化对外传播政策与“一带一路”整体规划、党的十九大新发展理念相衔接。同时，由于沿线国家历史、文化、制度差异较大，文化交流合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所以政府也要着力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合约，以法律为框架规范文化传播行为，为相关贸易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第二，打造创新型文化合作交流平台，有重点的传播。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好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重要论述为对外宣传工作的奠定了总基调。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应以打造创新型文化合作交流平台，例如世界遗产保护平台、贸易交往平台以及合作研发平台等。这些平台的建立有助于拓宽文化传播路径，开发新的传播形式。除了传统的文学著作、音响影视作品等交流以外，还可以开拓跨文化教育、旅游、公益、技术研发等新的文化交流领域。同时可借助网络等新媒体传播，构建一批传播快、影响力大、语种丰富的国际顶尖媒体，使世界各国能及时、高效的听见中国主流媒体的的声音。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跨度的国家和地区较为广泛，在各国的文化传播难以同时、同程度的进行。因此，应根据各国的文化发展现状，因地制宜的调整传播手段，制定适合当地国情的文化传播路径。找准切入点，便于当地民众更加容易理解和接纳外来文化。当前，为消除部分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持的怀疑态度，应致力于挖掘重点传播对象，在重点对象国的文化推广起到示范作用，使积极成果向周边国家辐射，实现以点带线。例如孔子学院，它们不仅仅是语言文化的传播机构，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交流品牌。当前，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不均匀，部分国家尚未设点。笔者认为，孔子学院的设立需要有长远规划，充分利用创新型文化合作交流平台，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理布局，形成有重点、有先后、多层次、广覆盖的分布格局。
第三，转换传播视角，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正如前文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各不相同，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是从我国本身出发，目标受众缺乏对中国文化背景的了解，因此难以理解文化内涵，跨文化传播效果有限。为了使各国人民更好的解读“中国故事”，一方面需要转换原有的传播视角，应该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转播心理。充分了解目标国群众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在辨识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传播目标、开发新型传播渠道、获取多元化的受众反馈。另一方面，除了对传统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外，还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华上下五千年，有厚重的历史沉淀，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应将传统的中华文化与现代化理念结合起来，使之注入新的活力。
第四，加强民间的交流与合作。“民心相通”是各國间最基础的互联互通，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强调的重点。民间交流的形式应更加多样化，淡化政治色彩，以人民群众为受众，推动各企业、高校、民间组织、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使中国传统文化能“走出去”，优秀的外国文化能“引进来”。与此同时，也要主要培养一批面向“一带一路”跨文化交流的专业人才，在跨国网络信息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学著作翻译等领域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5）.
[2]王文娟.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历史与现状评析[J].新闻世界， 2011（10）：175-176.
[3]刘浩东. 201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4]汪灵灵.“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构建中国文化传播体系[J].人民论坛，2016（28）：136-137.
[5]吴舒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 2017（15）：16-45.
[6]吴莹，杨宜音，赵志裕.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排斥反应[J].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4）：721-730.
[7]数据来源：孔子学院总部发布的《2016年孔子学院发展报告》.
[8]数据来源：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和来华留学人数，https：//www.liuxue86.com/a/3115069.html.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文化传播 文化自信 机遇与挑战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携手世界各国，着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至此以后，“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拉开帷幕，它不仅促进了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同时也为各国间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艺术交流等各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高度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未来的世界，是不同文化和文明并存的世界，我国文化传播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充分推动文化传播、加快文化建设、彰显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是值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文化对外传播现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不断敞开国门，逐渐走上与世界接轨的脚步。“一带一路”倡议更是高度重视文化传播与交流，这不但为各国贸易往来等各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文化背景支持，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第一，影视、音乐、文学传播；第二，体育的跨文化传播；第三，教育的跨文化传播。
影视、音乐、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起源最早，历来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清代末年，由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翻译机构，着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优秀著作，为我国文化传播与交流拉开了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文化传播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开始走向海外（王文娟，2011）。2016年，中国电影海外销售收入高达38.25亿元人民币，实现了连续四年的快速增长（刘浩东，2016）。与此同时，中外合拍的电影数量也有了大量上升。在文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优秀书籍、学术论文被翻译成各国语言走向世界。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标志着中国文学获得世界的承认、认可、欣赏和表扬。这些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能够反映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体育文化传播向来被誉为国际交流的“第一媒介”。近几十年来，中国积极地参加并举办奥运会、残运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作为东道主，更是取得了51枚金牌的好成绩，成为了首次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为中国成功的塑造了朝气蓬勃、健康积极的国家形象。
相比起前两类文化传播形式而言，教育的跨文化传播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跨文化教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本土化”传播，即在不同国家成立孔子学院，面向当地居民传播中华文化。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基础和保障，而孔子学院的设立能较好地实现民间交流，从而达成民心相通（汪灵灵，2016）。截止2016年底，孔子学院已在全球范围内设立513所分院和1073和学堂，注册总人数超过210万人。中方也推出了不同版本的汉语教材，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经过数年发展，孔子学院口碑良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日益加深，孔子学院得到更多的认同。二是面向中国境内的留学生队伍，为他们教授汉语和中华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高校间合作进一步加深，来华留学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来华留学生人数突破44万，较之前有大幅提升，中国已成为最大的亚洲留学国家。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2016年沿线64国在华留学生超过20万人，同比增幅达13.6%，高于各国平均增速。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文化传播带来的新机遇
在过去的五年，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不断深入人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的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要使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党中央对增强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沿线国家间将大力开展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和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等工作，为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为世界各国讲述有深厚历史底蕴而又与时代同步的中国故事。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文化传播开辟了新航线。此前，中国主要的文化贸易输出国是欧洲、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逆差严重。虽说文化传播量与日俱增，但这些发达国家本身文化产业的水平较高，排外性较强，自身文化输出水平较高，这给我国的文化传播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不能构建高效的文化交融体系。“一带一路”倡議贯穿亚欧非大陆，包括东盟、西亚、南亚等范围内的64个国家，沿线国家占全球总面积的38%，占全球总人口的62%，占全球GDP总量的31%（吴舒钰，2017）。这些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西亚国家，之前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较少，因此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的传播有巨大潜力，中国文化贸易面临新的历史契机。
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
文化通常可以反映出各国人民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会养成不同的价值观、文化取向、兴趣爱好等。例如，受儒家思想所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来提倡“以和为贵”的，大家致力于共同维护社会和谐，以集体主义为主导；而在大部分欧美国家，则是强调社会是个体的集合，以个人主义为主导。这些文化差异由来已久，形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无形的屏障。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衍生出文化的跨国交流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了与文化交融相对应的文化排斥反应（吴莹等，2014）。文化排斥反应主要是指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对外来文化表现出的一系列排斥行为，并产生本能的厌恶情绪。同时，人们倾向于用自己所属的文化体系作为评价其他文化体系的参照标准。这种文化排斥反应是跨文化传播中难以突破的制约。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且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异较大，以往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必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果。 除了主观上存在的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之外，不同的语言背景也是中国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而言，汉语、汉字体系较为复杂，汉语符号所表达的差异性文化内涵难以为他国人民所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中文外译书籍相较于外文中译书籍较少且传播成果影响有限的原因。近年来，尽管汉语的国际推广计划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国际社会上掀起了“汉语热”的风潮，但“汉语热”却面临着“冷热不均衡”的现象。部分原因归结于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不均衡，布局上仍然存在盲点。截至今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仍有十余个国家尚未成立孔子学院。此外，孔子学院还面临着师资队伍匮乏、素质参差不齐、“本土化”进程缓慢等困境。与此同时，针对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而言，来华留学的吸引力与留学生母国的综合实力匹配度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中国与沿线部分国家以往外交合作、交际贸易来往较少，相互间还未签订相关的贸易保护、著作权保护条例，文学、影音等作品跨国交流中贸易保护问题也亟待解决。
2016年12月，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的实施，文化部推出了《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为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指导方针。但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对象广，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均衡，各国参与的积极性会因对自身利益的不同判断而出现一定的差异性，甚至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呈现不信任和错误理解，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对外扩张计划；一些国家即使口头上表示了支持，实际行动上却过于谨慎，这也对中国跨文化传播造成巨大阻碍。因此，中国需要做出一定的成绩，让各国信服。其次，中国与部分沿线国家存在领海、领土争端，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化解，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播障碍短期内也难以有效解决。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传播新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并进一步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创新发展，面向全世界构建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在各国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首先应该强化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从政府角度科学规划、整体统筹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与方向，推动制定相关的指导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沿线国家间的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保障，各国合作制定文化传播与交流机制，互信互助，在交流方式上达成共识，多开展沿线国家国际艺术节、文化年、电影节、书展、合作翻译、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活动。从国家层面加强对文化产业跨国传播的扶持力度，将文化对外传播政策与“一带一路”整体规划、党的十九大新发展理念相衔接。同时，由于沿线国家历史、文化、制度差异较大，文化交流合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所以政府也要着力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合约，以法律为框架规范文化传播行为，为相关贸易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第二，打造创新型文化合作交流平台，有重点的传播。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好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重要论述为对外宣传工作的奠定了总基调。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应以打造创新型文化合作交流平台，例如世界遗产保护平台、贸易交往平台以及合作研发平台等。这些平台的建立有助于拓宽文化传播路径，开发新的传播形式。除了传统的文学著作、音响影视作品等交流以外，还可以开拓跨文化教育、旅游、公益、技术研发等新的文化交流领域。同时可借助网络等新媒体传播，构建一批传播快、影响力大、语种丰富的国际顶尖媒体，使世界各国能及时、高效的听见中国主流媒体的的声音。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跨度的国家和地区较为广泛，在各国的文化传播难以同时、同程度的进行。因此，应根据各国的文化发展现状，因地制宜的调整传播手段，制定适合当地国情的文化传播路径。找准切入点，便于当地民众更加容易理解和接纳外来文化。当前，为消除部分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持的怀疑态度，应致力于挖掘重点传播对象，在重点对象国的文化推广起到示范作用，使积极成果向周边国家辐射，实现以点带线。例如孔子学院，它们不仅仅是语言文化的传播机构，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交流品牌。当前，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不均匀，部分国家尚未设点。笔者认为，孔子学院的设立需要有长远规划，充分利用创新型文化合作交流平台，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理布局，形成有重点、有先后、多层次、广覆盖的分布格局。
第三，转换传播视角，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正如前文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各不相同，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是从我国本身出发，目标受众缺乏对中国文化背景的了解，因此难以理解文化内涵，跨文化传播效果有限。为了使各国人民更好的解读“中国故事”，一方面需要转换原有的传播视角，应该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转播心理。充分了解目标国群众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在辨识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传播目标、开发新型传播渠道、获取多元化的受众反馈。另一方面，除了对传统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外，还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华上下五千年，有厚重的历史沉淀，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应将传统的中华文化与现代化理念结合起来，使之注入新的活力。
第四，加强民间的交流与合作。“民心相通”是各國间最基础的互联互通，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强调的重点。民间交流的形式应更加多样化，淡化政治色彩，以人民群众为受众，推动各企业、高校、民间组织、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使中国传统文化能“走出去”，优秀的外国文化能“引进来”。与此同时，也要主要培养一批面向“一带一路”跨文化交流的专业人才，在跨国网络信息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学著作翻译等领域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5）.
[2]王文娟.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历史与现状评析[J].新闻世界， 2011（10）：175-176.
[3]刘浩东. 201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4]汪灵灵.“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构建中国文化传播体系[J].人民论坛，2016（28）：136-137.
[5]吴舒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 2017（15）：16-45.
[6]吴莹，杨宜音，赵志裕.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排斥反应[J].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4）：721-730.
[7]数据来源：孔子学院总部发布的《2016年孔子学院发展报告》.
[8]数据来源：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和来华留学人数，https：//www.liuxue86.com/a/31150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