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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荣：从网络到移动终端掀起新传播革命
新媒体作为新的生产力是当今世界新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这个典型代表反映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新调整，这是非常漫长和复杂的阶段。对我国宏观来说带来了四个方面的改变：
一、新媒体环境考验政府能力
新媒体传播为党和政府带来了全新的执政环境。全新的执政环境考验着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这些都跟我们党和国家能否获得传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话语权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掌控传播的主导权，这将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媒体带给我们执政党和政府的全新执政环境。这不是短期的，而将是常态化的。
二、新媒体带来全新舆论结构
新媒体改变了社会舆论结构。现在新媒体造成的网络舆论，具有了草根性，所以它具有真正的影响力。
三、网络意见领袖改变社会权力结构
现在有了网络，涌现出了一批网络意见领袖。这批意见领袖在网络上呼风唤雨，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但互联网还有一个再中心化，再中心化的核心就是意见领袖。所以，要靠意见领袖来顶你。过去政府的权力是畅通无阻，现在政府的权力面前有了互联网，社会权力结构改变了。一批意见领袖站起来了，他们在公众当中有很高的威信。
四、多元思潮下呼唤主流价值观
为什么主流价值观这么重要？因为主流价值观决定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基本道路和基本方向。如果说我对我们国家有忧虑的话，我觉得我们网络上主流价值观不张扬，主旋律不明，噪音四起，而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主流价值观的宣传非常生硬不容易被老百姓接受，这是令人担忧的。我们不否认这些多元思潮所带来的活力。但是，我们需要在一个主流价值观指导下的多元思想、多元文化。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在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上应该态度鲜明。
（摘自2013年08月《南方都市报》）
沈水荣：出版业转型须深度开发 可尝试建数字图书馆
国家早在“十一五”期间，就提出了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发展战略。但事到如今，绝大多数传统出版在这方面的发展仍严重滞后于其他行业。笔者以为传统出版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就必须从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出发，紧紧抓住深度开发、高效利用知识资源这个本质，走一条不同于其他数字出版商的发展道路。
传统出版社深度开发、高效利用知识资源的产品形式，做好专题数据库（数字图书馆）、以内容为基础的服务平台（服务工具）、新概念电子书，贵在“特色”，贵在“系统”，贵在“适用”。
专题数据库（数字图书馆）、以内容为基础的服务平台（服务工具）、新概念电子书，与传统出版社的特色和优势具有很强的契合度。为什么？一是因为在内容资源上，传统出版社拥有“专门”而不拥有“各门”。也就是说，大多数出版社具有一定专业特色，出版过大量图书，以自己的专业类图书为基础，适当补充性引进版权，做成一个某一专业领域的出版物数据库，并非多难。但传统出版社由于经费有限，一般无法通过大量引进版权取得各门类的内容资源，因而不适合也不可能做成“大而全”图书网站。二是因为在从事业务上，传统出版社熟悉“应用”而不熟悉“技术”。出版社最熟悉自己出版物的内容特点，以及用户的阅读使用需求和习惯，因而适合在外部技术商配合下搞一些应用性技术的研发，使自己的内容资源插上“新型适用服务功能”的翅膀。而出版社对于高新技术是“门外汉”，指望哪一天通过引进某项关键技术来开创出一片新天地，那是不现实的。三是因为在产品销售方式上，传统出版社惯于“批发”而不惯于“零售”。出版社以往出版的纸质书，主要是通过批发给书商进行销售，一直承担的是“内容提供商”的角色，而上述三种产品都可以通过中间商进行销售（当然也可直销），出版社可以不改变在经营链上的角色，在转型中可以减轻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的压力。
（摘自2013年08月《中国新闻出版报》）
于建嵘：不应过度约束媒体官微
传统主流媒体官方微博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面对今天的社会舆论环境，这些官微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它首先是微博，它要适应微博的环境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它更是传统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要服从国家主流媒体的管理。
我们应该对传统主流媒体和其微博进行一个区分，二者不能等同。不应用对传统主流媒体的要求去约束其微博。
人们一开始认为的媒体官微即代表媒体观点的看法在慢慢被打破。媒体官微刚出现时，许多人把官微言论认为是媒体本身的观点，但后来发现事实并不一定如此。这种“分裂”出现的原因是，管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部门往往不同，微博受到的管制更小一些，因此，它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意思，不一定代表媒体本身的说法。
另一方面，由于主流媒体必须保持自身的严肃性。在发布文章和观点时显得四平八稳，在媒体市场化竞争日趋澈烈的形势下，这一情况正在缓慢改变，但不太可能出现急转弯。然而，在互联网新媒体语言环境下，如果再用过去的东西和现在的新情况争斗没有可能。生动、活泼是互联网语言的一大特点，如果依然发表论文一样沉闷的文宇，是不会有人感兴趣的。
但是。主流媒体在微博语言风格上可以活泼、多元化一些，不代表观点上就要迎合大多数网友的观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迎合呢？这大概跟现在主流媒体官微的困境有关。
这种困境一方面来自“粉丝”，在互联网上，粉丝数量即意味着微博影响力，为扩大粉丝数量。官微以及不少个人用户在发布观点时不得不考虑粉丝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还必须满足政府需求，不能越过“红线”。然而，在当前官民之间冲突、对立频频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官微既要考虑政府态度。又要顾及民众观点，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虽然个人微博也存在这个问题，但传统媒体官微的困境显然大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官微需要两个坚持。一是坚持基本价值理念，即不以人多人少作为判断标准。虽然不能迎合网友的观点，但也不能忽视。如果说网友的盲论很多是不理智的，那其中原因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二是坚持基本的事实判断，不信谣不传谣，树立官微的形象。
（摘由2013年08月《环球时报》）
曲哲涵：公共传媒乃社会教师 应传播正能量
暑假到了，翻遍家里100多个电视频道，能给孩子正能量的节目，寥寥无几。或许由于孩子们很难创造广告利润，所以一些电视台连这种“乏味的心意”也省了。
打开电视，多少能闻到一股功利与浮躁的气息。这种功利，体现为一窝蜂地模仿：一档谈话节目收视大涨，广告大增。就有多家跟进。主持人居高临下咄咄提问，参与者丢掉尊严崩溃痛哭，专家团现场分析当众发难……却少有人关注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探讨解决之道。
刚被广电总局“亮黄灯”的选秀节目，也一度占领电视台黄金时段，各方大赚。草根英雄固然需要励志，但如此遍地开花，观众也会觉得“红烧肉天天吃，没了滋味”。
这种功利，还体现为对观众的“煎熬”：多年前，电影佳作均在黄金时段播出，而今，多半将好片子延至夜里10点半以后播出并数次插播广告。熬红观众双眼，只为让“垃圾时段”也赚来利润。
而浮躁之风，体现为制作粗劣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铺天盖地。“雷剧”频现，混淆历史；一些综艺节目以艺人嬉闹互讽和拙劣模仿为主要内容，垢染世风。
公共传媒身负公共文化服务职责，扮演着“社会教师”的角色。应当传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正能量，不应沉湎于迎合某些人口味而带来的利益中。
让电视台切实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百姓提供质优价廉的文化产品。光叫停个别选秀节目还不够。在这个“流通渠道”还不具备放开条件的当下，管理部门应当从百姓利益出发。加强监管。完善制度，如采取适当量化广告时段、时长，限制选秀、谈话节目总量等措施，破除这一行业“产品差、价格高、利润厚”的发展怪圈，让更多的“优质商品”上架。
（摘自2013年08月《人民网一人民日报》）
新媒体作为新的生产力是当今世界新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这个典型代表反映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新调整，这是非常漫长和复杂的阶段。对我国宏观来说带来了四个方面的改变：
一、新媒体环境考验政府能力
新媒体传播为党和政府带来了全新的执政环境。全新的执政环境考验着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这些都跟我们党和国家能否获得传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话语权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掌控传播的主导权，这将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媒体带给我们执政党和政府的全新执政环境。这不是短期的，而将是常态化的。
二、新媒体带来全新舆论结构
新媒体改变了社会舆论结构。现在新媒体造成的网络舆论，具有了草根性，所以它具有真正的影响力。
三、网络意见领袖改变社会权力结构
现在有了网络，涌现出了一批网络意见领袖。这批意见领袖在网络上呼风唤雨，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但互联网还有一个再中心化，再中心化的核心就是意见领袖。所以，要靠意见领袖来顶你。过去政府的权力是畅通无阻，现在政府的权力面前有了互联网，社会权力结构改变了。一批意见领袖站起来了，他们在公众当中有很高的威信。
四、多元思潮下呼唤主流价值观
为什么主流价值观这么重要？因为主流价值观决定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基本道路和基本方向。如果说我对我们国家有忧虑的话，我觉得我们网络上主流价值观不张扬，主旋律不明，噪音四起，而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主流价值观的宣传非常生硬不容易被老百姓接受，这是令人担忧的。我们不否认这些多元思潮所带来的活力。但是，我们需要在一个主流价值观指导下的多元思想、多元文化。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在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上应该态度鲜明。
（摘自2013年08月《南方都市报》）
沈水荣：出版业转型须深度开发 可尝试建数字图书馆
国家早在“十一五”期间，就提出了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发展战略。但事到如今，绝大多数传统出版在这方面的发展仍严重滞后于其他行业。笔者以为传统出版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就必须从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出发，紧紧抓住深度开发、高效利用知识资源这个本质，走一条不同于其他数字出版商的发展道路。
传统出版社深度开发、高效利用知识资源的产品形式，做好专题数据库（数字图书馆）、以内容为基础的服务平台（服务工具）、新概念电子书，贵在“特色”，贵在“系统”，贵在“适用”。
专题数据库（数字图书馆）、以内容为基础的服务平台（服务工具）、新概念电子书，与传统出版社的特色和优势具有很强的契合度。为什么？一是因为在内容资源上，传统出版社拥有“专门”而不拥有“各门”。也就是说，大多数出版社具有一定专业特色，出版过大量图书，以自己的专业类图书为基础，适当补充性引进版权，做成一个某一专业领域的出版物数据库，并非多难。但传统出版社由于经费有限，一般无法通过大量引进版权取得各门类的内容资源，因而不适合也不可能做成“大而全”图书网站。二是因为在从事业务上，传统出版社熟悉“应用”而不熟悉“技术”。出版社最熟悉自己出版物的内容特点，以及用户的阅读使用需求和习惯，因而适合在外部技术商配合下搞一些应用性技术的研发，使自己的内容资源插上“新型适用服务功能”的翅膀。而出版社对于高新技术是“门外汉”，指望哪一天通过引进某项关键技术来开创出一片新天地，那是不现实的。三是因为在产品销售方式上，传统出版社惯于“批发”而不惯于“零售”。出版社以往出版的纸质书，主要是通过批发给书商进行销售，一直承担的是“内容提供商”的角色，而上述三种产品都可以通过中间商进行销售（当然也可直销），出版社可以不改变在经营链上的角色，在转型中可以减轻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的压力。
（摘自2013年08月《中国新闻出版报》）
于建嵘：不应过度约束媒体官微
传统主流媒体官方微博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面对今天的社会舆论环境，这些官微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它首先是微博，它要适应微博的环境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它更是传统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要服从国家主流媒体的管理。
我们应该对传统主流媒体和其微博进行一个区分，二者不能等同。不应用对传统主流媒体的要求去约束其微博。
人们一开始认为的媒体官微即代表媒体观点的看法在慢慢被打破。媒体官微刚出现时，许多人把官微言论认为是媒体本身的观点，但后来发现事实并不一定如此。这种“分裂”出现的原因是，管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部门往往不同，微博受到的管制更小一些，因此，它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意思，不一定代表媒体本身的说法。
另一方面，由于主流媒体必须保持自身的严肃性。在发布文章和观点时显得四平八稳，在媒体市场化竞争日趋澈烈的形势下，这一情况正在缓慢改变，但不太可能出现急转弯。然而，在互联网新媒体语言环境下，如果再用过去的东西和现在的新情况争斗没有可能。生动、活泼是互联网语言的一大特点，如果依然发表论文一样沉闷的文宇，是不会有人感兴趣的。
但是。主流媒体在微博语言风格上可以活泼、多元化一些，不代表观点上就要迎合大多数网友的观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迎合呢？这大概跟现在主流媒体官微的困境有关。
这种困境一方面来自“粉丝”，在互联网上，粉丝数量即意味着微博影响力，为扩大粉丝数量。官微以及不少个人用户在发布观点时不得不考虑粉丝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还必须满足政府需求，不能越过“红线”。然而，在当前官民之间冲突、对立频频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官微既要考虑政府态度。又要顾及民众观点，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虽然个人微博也存在这个问题，但传统媒体官微的困境显然大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官微需要两个坚持。一是坚持基本价值理念，即不以人多人少作为判断标准。虽然不能迎合网友的观点，但也不能忽视。如果说网友的盲论很多是不理智的，那其中原因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二是坚持基本的事实判断，不信谣不传谣，树立官微的形象。
（摘由2013年08月《环球时报》）
曲哲涵：公共传媒乃社会教师 应传播正能量
暑假到了，翻遍家里100多个电视频道，能给孩子正能量的节目，寥寥无几。或许由于孩子们很难创造广告利润，所以一些电视台连这种“乏味的心意”也省了。
打开电视，多少能闻到一股功利与浮躁的气息。这种功利，体现为一窝蜂地模仿：一档谈话节目收视大涨，广告大增。就有多家跟进。主持人居高临下咄咄提问，参与者丢掉尊严崩溃痛哭，专家团现场分析当众发难……却少有人关注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探讨解决之道。
刚被广电总局“亮黄灯”的选秀节目，也一度占领电视台黄金时段，各方大赚。草根英雄固然需要励志，但如此遍地开花，观众也会觉得“红烧肉天天吃，没了滋味”。
这种功利，还体现为对观众的“煎熬”：多年前，电影佳作均在黄金时段播出，而今，多半将好片子延至夜里10点半以后播出并数次插播广告。熬红观众双眼，只为让“垃圾时段”也赚来利润。
而浮躁之风，体现为制作粗劣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铺天盖地。“雷剧”频现，混淆历史；一些综艺节目以艺人嬉闹互讽和拙劣模仿为主要内容，垢染世风。
公共传媒身负公共文化服务职责，扮演着“社会教师”的角色。应当传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正能量，不应沉湎于迎合某些人口味而带来的利益中。
让电视台切实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百姓提供质优价廉的文化产品。光叫停个别选秀节目还不够。在这个“流通渠道”还不具备放开条件的当下，管理部门应当从百姓利益出发。加强监管。完善制度，如采取适当量化广告时段、时长，限制选秀、谈话节目总量等措施，破除这一行业“产品差、价格高、利润厚”的发展怪圈，让更多的“优质商品”上架。
（摘自2013年08月《人民网一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