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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佐良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体学家和英国文学专家。作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王佐良一生翻译了许多知名的诗歌、散文等，同时创建了一套独特的翻译理论。他的翻译理论主要包括译者的文化素养、译文的文体、以诗译诗等。本文将以王佐良的译作为实例具体分析他的翻译理论。
关键词： 文化素养 译文文体 以诗译诗
王佐良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体学家和英国文学专家，一生著作、译作丰富。一方面，他以英国文学研究蜚声文坛，曾支持编写五卷本的《英国文学史》，著有《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英国散文的流变》、《莎士比亚诸论》，并以其在英语语言、比较文学等方面的评论和随笔闻达于学界，著有《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中外文学之间》、《心智的风景线》、《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照澜集》等。另一方面，王佐良利用有限的时间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翻译理论著作有《翻译：思考与试笔》、《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正如李赋宁说言：“他颇似柯尔律治称莎士比亚为‘万脑人’（myriad-minded）那样博学和多才多艺。”以下将从译者的文化素养、译文的文体、以诗译诗三方面分析他的翻译理论。
1.译者的文化素养
翻译与文化是一个大课题，在翻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翻译界重视文化研究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王佐良于1984年接着发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两篇讲翻译与文化的文章，详尽论述了他有关译者的文化素养的观点。
王佐良认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他必须掌握语言。他指出：“不了解语言当中的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5]（p18）译者要掌握的社会文化到底包括哪些呢？“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1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升入，越好”[5]（p18）。王佐良认为译者如果不了解语言所处的文化，就无法理解原文，这是他强调译者必须具备文化素养的原因。
至于文化对翻译的意义，王佐良认为目的语和原语的文化差异给翻译造成了困难，也给翻译带来了希望。翻译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翻译。“这不仅是因为翻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作的文化远比一般人细致、深入。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2.译文的文体
王佐良除在英国文学、英诗翻译上造诣非凡外，在文体学方面也硕果累累。他最早从文体学和文化比较的角度论述翻译问题，给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处还不十分活跃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语言要适应社会场合”[5]（p10）。王佐良提出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人说话有其特定的词汇、语法、语气的特点，由此产生了三个概念。一是语域（register），即某一社会集团（例如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在特定社会场合（例如讨论本行业的技术问题）下所用的词汇、句子结构等；二是语类（varieties），即科学、商业、体育、宗教之类的文体；三是共核（common core），即各语类各问题都必须用，而且在任何一类、一体中都用得最多、最广的基本词汇、基本句型等。王佐良尤其强调最后一点——“共核”，他认为：“从实际运用上讲，没有人能不掌握‘共核’而独独掌握某一语类或文体的；反过来，确实掌握了‘共核’的人略经训练，要掌握某一特殊语类或问题却是不困难的。”（王佐良，1978）王佐良强调在翻译工作中必须注意语言与社会场合的关系。译文必须根据原文的要求，运用不同的语类、文体，以适应原文的社会场合。
“语言的运用常有程度不同的个人变异，而变异的目的在于造成突出，引起注意”。[5]（p12）他认为，文学作家——特别是诗人——所做的变异为最多、最大胆。变异既可以是词汇方面的，又可以是句法、语调和其他方面的。对于译者来说，他有双重任务：一是要有慧眼能在原作里发现变异之处，而这需要他对那个语言的常规很熟悉；二是要有本领在自己的译文里再现这变异造成的效果，而这就需要他对自己语言的各种表达方式有充分的掌握。
3.以诗译诗
王佐良一生翻译过许多著名的诗篇，而且这些诗篇都是经过他严格挑选后才进行翻译的。在选材上，他认为：“一个译者只应该译与他风格相近的作品。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风格。通常一个译者只适宜于译某一类作品。我认为他应该只译那一类，而不要什么都译。”[5]（p73）他谈到，翻译彭斯的诗歌给他最大的感觉是：喜悦。“他一生坎坷，也写了一些颓废的作品，但他活得生龙活虎一般，不向权贵低头，对社会有理想，对爱人和友伴充满着热情，绝大多数的作品所表达的是这样热腾腾的生活感”。[5]（p79-p80）彭斯的人生经历与王佐良的人生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清新隽永的笔法不仅是王佐良深厚的文学功底的流露，更是他乐观豁达性格的表现。虽然他的人生经历多有坎坷，特别是‘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他发表的包括游记、回忆、评论和随感等所有的作品中，却看不到那种怀旧、惆怅的伤感语言，有的都是饱含希望进取的激情文字”[6]（p17）。王佐良与彭斯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相似的个性、相似的创作风格，彭斯的诗由王佐良译再适合不过。
王佐良一生热爱翻译，他这样说：“虽然困难不少，我都仍然喜欢译诗，也许是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它的要求是严格的，而它的慰藉又是甜蜜的。”虽然王佐良著作、译作颇丰，但他曾谦虚地称自己的译作为“试笔”。他在题为“答客问：关于文学翻译”的广播稿中提到，自己对A Red，Red Rose这首诗的译文并不满意。他说：“作为一个译者，我总是感到需要不断锻炼，要使自己的汉语练得纯净而又锐利。”王佐良先生的这种热情满怀、谦虚谨慎、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所有的外语学习者学习。
参考文献：
[1]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王佐良先生纪念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陶思.王佐良诗歌翻译思想述评[J].湘潮，2008（6）（下半月）.
[4]吴丹.论王佐良的翻译观——以A Red，Red Rose译文为例[J].考试周刊，2007（51）.
[5]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6]王佐良.王佐良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7]王佐良.英国诗文选译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关键词： 文化素养 译文文体 以诗译诗
王佐良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体学家和英国文学专家，一生著作、译作丰富。一方面，他以英国文学研究蜚声文坛，曾支持编写五卷本的《英国文学史》，著有《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英国散文的流变》、《莎士比亚诸论》，并以其在英语语言、比较文学等方面的评论和随笔闻达于学界，著有《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中外文学之间》、《心智的风景线》、《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照澜集》等。另一方面，王佐良利用有限的时间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翻译理论著作有《翻译：思考与试笔》、《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正如李赋宁说言：“他颇似柯尔律治称莎士比亚为‘万脑人’（myriad-minded）那样博学和多才多艺。”以下将从译者的文化素养、译文的文体、以诗译诗三方面分析他的翻译理论。
1.译者的文化素养
翻译与文化是一个大课题，在翻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翻译界重视文化研究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王佐良于1984年接着发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两篇讲翻译与文化的文章，详尽论述了他有关译者的文化素养的观点。
王佐良认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他必须掌握语言。他指出：“不了解语言当中的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5]（p18）译者要掌握的社会文化到底包括哪些呢？“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1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升入，越好”[5]（p18）。王佐良认为译者如果不了解语言所处的文化，就无法理解原文，这是他强调译者必须具备文化素养的原因。
至于文化对翻译的意义，王佐良认为目的语和原语的文化差异给翻译造成了困难，也给翻译带来了希望。翻译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翻译。“这不仅是因为翻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作的文化远比一般人细致、深入。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2.译文的文体
王佐良除在英国文学、英诗翻译上造诣非凡外，在文体学方面也硕果累累。他最早从文体学和文化比较的角度论述翻译问题，给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处还不十分活跃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语言要适应社会场合”[5]（p10）。王佐良提出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人说话有其特定的词汇、语法、语气的特点，由此产生了三个概念。一是语域（register），即某一社会集团（例如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在特定社会场合（例如讨论本行业的技术问题）下所用的词汇、句子结构等；二是语类（varieties），即科学、商业、体育、宗教之类的文体；三是共核（common core），即各语类各问题都必须用，而且在任何一类、一体中都用得最多、最广的基本词汇、基本句型等。王佐良尤其强调最后一点——“共核”，他认为：“从实际运用上讲，没有人能不掌握‘共核’而独独掌握某一语类或文体的；反过来，确实掌握了‘共核’的人略经训练，要掌握某一特殊语类或问题却是不困难的。”（王佐良，1978）王佐良强调在翻译工作中必须注意语言与社会场合的关系。译文必须根据原文的要求，运用不同的语类、文体，以适应原文的社会场合。
“语言的运用常有程度不同的个人变异，而变异的目的在于造成突出，引起注意”。[5]（p12）他认为，文学作家——特别是诗人——所做的变异为最多、最大胆。变异既可以是词汇方面的，又可以是句法、语调和其他方面的。对于译者来说，他有双重任务：一是要有慧眼能在原作里发现变异之处，而这需要他对那个语言的常规很熟悉；二是要有本领在自己的译文里再现这变异造成的效果，而这就需要他对自己语言的各种表达方式有充分的掌握。
3.以诗译诗
王佐良一生翻译过许多著名的诗篇，而且这些诗篇都是经过他严格挑选后才进行翻译的。在选材上，他认为：“一个译者只应该译与他风格相近的作品。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风格。通常一个译者只适宜于译某一类作品。我认为他应该只译那一类，而不要什么都译。”[5]（p73）他谈到，翻译彭斯的诗歌给他最大的感觉是：喜悦。“他一生坎坷，也写了一些颓废的作品，但他活得生龙活虎一般，不向权贵低头，对社会有理想，对爱人和友伴充满着热情，绝大多数的作品所表达的是这样热腾腾的生活感”。[5]（p79-p80）彭斯的人生经历与王佐良的人生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清新隽永的笔法不仅是王佐良深厚的文学功底的流露，更是他乐观豁达性格的表现。虽然他的人生经历多有坎坷，特别是‘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他发表的包括游记、回忆、评论和随感等所有的作品中，却看不到那种怀旧、惆怅的伤感语言，有的都是饱含希望进取的激情文字”[6]（p17）。王佐良与彭斯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相似的个性、相似的创作风格，彭斯的诗由王佐良译再适合不过。
王佐良一生热爱翻译，他这样说：“虽然困难不少，我都仍然喜欢译诗，也许是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它的要求是严格的，而它的慰藉又是甜蜜的。”虽然王佐良著作、译作颇丰，但他曾谦虚地称自己的译作为“试笔”。他在题为“答客问：关于文学翻译”的广播稿中提到，自己对A Red，Red Rose这首诗的译文并不满意。他说：“作为一个译者，我总是感到需要不断锻炼，要使自己的汉语练得纯净而又锐利。”王佐良先生的这种热情满怀、谦虚谨慎、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所有的外语学习者学习。
参考文献：
[1]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王佐良先生纪念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陶思.王佐良诗歌翻译思想述评[J].湘潮，2008（6）（下半月）.
[4]吴丹.论王佐良的翻译观——以A Red，Red Rose译文为例[J].考试周刊，2007（51）.
[5]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6]王佐良.王佐良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7]王佐良.英国诗文选译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