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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目标。而儒家的王道思想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伦理底蕴。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充满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切情怀。他提出了“圣王之道”，反对“霸道”，主张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倡导仁义并举，以辟杨墨、正人心为己任，认为人性本善，主张王道正义观并且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本文将着力发掘孟子的王道正义思想，试图论述他以人性善为基础的“内圣外王”之道和他的以道德学说统摄政治学说的王道正义观。
【关键词】：孟子;内圣外王;王道正义
培养具有浩然之气的正义感的人格，建立合乎正义的社会制度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困难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一些人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为最佳，甚至称之为历史的终结，其实不然，因为西方的制度与他们的历史、宗教、哲学等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传统思想，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亲族为基本单位的土壤，特别是向来以“礼仪”即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为基本主题的儒家思想，一直是我们构建正义的社会制度与结构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孟子，被称为“亚圣”，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位集大成者，他一生都在游说诸侯，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进行政治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王道主义思想。他的内圣外王之道、四端之心、浩然之气以及民贵君轻、制民之产等等无不凸显了孟子对于正义及其原则的诉求。
一，孟子王道正义思想的人性基础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思考人的活动及社会秩序、伦理规范的内在依据都要回归到人性问题上。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三字经》）但并未指出他的人性善恶观。孟子则鲜明地指出了他的人性观——性善论。他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孟子：《孟子》东篱子 译注，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183页。（以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人的本性向善就像水会自然地向下流一样，是其本性使然，而人做出不善的行为则像水向上流一样是环境和外力的结果。孟子之所以从道德伦理出发提出人性本善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战国中期，礼崩乐坏，杨朱的“为我论”和墨子的“兼爱论”大行天下。而孔子的“仁学”思想并没有找到仁为何是本心自觉发生的问题，孟子认为这样会导致人们道德标准的模糊、正义感的缺失，长此以往将会有“失天下”之危险。因此，孟子以拒邪说、辟杨墨、正人心为己任，试图为人们找到道德价值、公正仁义的内在标准，以图重塑人们的正义感。而要正人心就是要重建人们的仁义心，发掘扩充人们本已存在却又被丢失的正义良知。因此，孟子从人性本善出发给人们以先验的道德自信来论证他的王道正义思想。
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从他的不忍人之心发轫，他先从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孺子入井说起，深入浅出进行论证。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他说人们看到掉入井里的孩童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同情怜悯，这种自然产生的对于同胞的爱就是恻隐之心，对落井的儿童施以援手并不是因为他是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哗众取宠，而是人们自觉产生的。这种恻隐之心是作为人之根本的仁义之心的一个方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仁义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且是内在于人的，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孟子·离娄下》）从孟子仁宅义路礼门的说法可以看出，他认为“义”是做人的门路，是为人的基本途径、是人之正路。此外，人的本源善性还表现在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的发端，这四端之情是人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之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之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这里，“义”又具体化为对长辈的敬重。孟子把这种善性先验地根植于人性之中，挺立了人的精神主体。即他所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既然人类天性本具仁义，为何生活中依然会有违背道德伦理规范的事情发生呢？孟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一点。从正面来说就是要“尽心”和“求放心”。“尽心”就是要尽量发挥、扩充自己的本心，使他充分发育成长。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端”在此意为萌芽的意思，即人类善的本性就像种子一样是根植于人心中的，因此需要培之育之，扩充善端，努力行仁义，这就像火苗燃烧、泉水开始流动一样，源头虽小，却能聚成大善。为了挺立人们的道德自信心，孟子将人的善良本性抬高到先验的天命范畴，把天作为人性善的形上根据。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由于仁义礼智等善性是人本来具有的，因此人要做的就是在发现自己内心本善之后，努力保持和扩充，积极向善，这样才会以人道证天道，从而做到知天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求放心”就是要把放失的良心再找回来，恢复心中的善性。人们的身外之物（鸡犬）若是丢失便会去找寻，而自己的本心（正义观念）丢失却不去寻找，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求学成人的最基本方法便是“求放心”——找回自己丢失的仁义之心。孟子认为这也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善性虽然是人生来固有的，但有些人会因为后天的原因被遮蔽或是丢失，所以要时常思考、反思即求放心。从反面来说仁义道德缺失的原因就是人们正义观的混乱（如前所述），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诸侯放恣，随意越权越级是因为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这将会导致人类率兽相食，并且害于其政——祸乱政治，所以要闲先圣之道，拒杨墨，放淫词，使邪说者不得作。 二，孟子的王道正义思想及其原则
孟子的开篇《梁惠王上》就针对义利之辨展开，孟子认为治国何必先言利，片面的强调私利，人人都将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样会使国家、天下处于危险的境地。只有先提倡仁义，才能涵盖天下人的共同利益，所以孟子主张以义为先、先义后利。这个观点也表现在他所说的：“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并且，孟子将这种正义感说成是一种形而上的直觉式的体验——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所谓集义就是保养人的浩然之气，这种气需要义与道，而且浩然之气的培养不是强加而为之的，它流行于人的行走坐卧、落实于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需要常常检点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儒家之士一以贯之的理想。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孟子即表现为他的王道正义的仁政思想。
仁政思想的首要原则就是以民为本，爱民利民。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人民在社稷之上，君王再次之。此外，民心向背、人民的意愿是仁政思想的核心方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公孙丑下》）、“民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梁惠王下》） 即是说君王应该尽量按照百姓所希望的来进行管理施政，而不要做人民反对和厌恶的事情以劳民伤财。孟子还从历史的反面教训来说明民心所向对于国君治国的重要性，他认为桀纣之所以失去了天下，是因为百姓的离开，百姓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为政者失去了民心。民本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爱民重民，做到与民同乐，他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即国君不仅要尽力满足百姓的愿望，更要参与其间，体察民情。这样能够对国君的腐朽生活加以限制，从而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此外，孟子还反对暴政和战争，主张减轻刑罚。孟子极力反对暴政，他指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灭;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施行暴政的国君最终都将会被人民的力量推翻，这种暴政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的霸道。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霸道政治是一种暴政，而仁政则是以德行仁的王道政治，也就是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刑罚方面，孟子反对滥用刑罚滥杀无辜，他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侯皆曰可杀，勿听……如此，然后可以为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君王手握生杀大权，左右着百姓的性命，应当谨慎行刑。对于那些已经犯罪的人，孟子认为应该“罪人不孥”，反对连坐，即只惩罚犯罪者本人，不连及妻子儿女，反对滥杀无辜，做到保民爱民。这些也是孟子“仁政”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在战争方面，孟子反对攻城掠地、杀戮万民的侵略战争，倡导与民生息，给人民一个和平、安定的生存环境。如此，天下之民能引领而望，才能使国家物阜民丰从而实现仁政。
孟子的仁政思想还体现在经济方面。孔子也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要施行仁政就要先解决民生问题。第一，制民之产，实行井田制。孟子主张“制民之产”，给小民以“恒产”。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才不会铤而走险、胡作非为，才会接受教化、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因此，贤明的君主首先要制民之产，给予农民“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让“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离娄上》）为此，他主张划分土地的界限，把土地所有权制度化，实行井田制，划分的具体方法为九百亩田地中，中间的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共同治理，其余的八百亩每家分治，这样既保证了公共财产的稳定，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保障，又能使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因此也会拥护国君。第二，使民以时，取民有制，发展农业。孟子主张，为人君者不能过多干预百姓的农作时间，应该“使民以时”，减轻不必要的徭役负担。虽然，赋税徭役是国家运行必不可少的，但是明君要做到“取于民有制”，不能用苛捐杂税压抑人民。主张“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此外，孟子针对农业生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这在当时包括现在都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应该鼓励人民发展多样化农业，保护生产力，达到人类需求与生态发展的平衡。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只有不侵夺民时，保护农业资源的稳定，国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活资料，人民才能遵纪守法，社会秩序才能稳定，做到富民、安民。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庶、富、教”和“富而后教”的思想，认为在百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紧接着就是教育。道德教化能够对百姓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德之言不如为政者的仁德之实对人们的感化作用深入，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对百姓的教化作用大。只要通过教化，百姓自然会从善如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兴办中央和地方、国都与乡遂等各级各类学校，教授各种伦理和道德规范，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百姓自然会遵纪守法，敬师爱长。
综上，通过《孟子》可以看出孟子一生游说诸侯、身体力行自己的王道正义思想，从人内在的良心道德出发，强调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并将这种仁义扩充为君王为政、社会伦理的范围，基于此，他提出了民本、推恩、制民之产等正义相关原则，并且要将这些原则“熟之”、“思之”。孟子的王道正义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日日新的宝贵资源，在今天仍是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养料。
参考文献：
[1]孟子：《孟子》，东篱子译注，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4月。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5月。
[3]孔子：《论语》，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1月。
[4]杨伯俊：《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7月。
[5]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
[6]谢祥皓：《孟子思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
[7]黄玉顺：《孟子正义论新解》，人文杂志，2009年5月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9]郭齐勇：《中国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
【关键词】：孟子;内圣外王;王道正义
培养具有浩然之气的正义感的人格，建立合乎正义的社会制度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困难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一些人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为最佳，甚至称之为历史的终结，其实不然，因为西方的制度与他们的历史、宗教、哲学等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传统思想，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亲族为基本单位的土壤，特别是向来以“礼仪”即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为基本主题的儒家思想，一直是我们构建正义的社会制度与结构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孟子，被称为“亚圣”，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位集大成者，他一生都在游说诸侯，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进行政治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王道主义思想。他的内圣外王之道、四端之心、浩然之气以及民贵君轻、制民之产等等无不凸显了孟子对于正义及其原则的诉求。
一，孟子王道正义思想的人性基础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思考人的活动及社会秩序、伦理规范的内在依据都要回归到人性问题上。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三字经》）但并未指出他的人性善恶观。孟子则鲜明地指出了他的人性观——性善论。他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孟子：《孟子》东篱子 译注，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183页。（以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人的本性向善就像水会自然地向下流一样，是其本性使然，而人做出不善的行为则像水向上流一样是环境和外力的结果。孟子之所以从道德伦理出发提出人性本善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战国中期，礼崩乐坏，杨朱的“为我论”和墨子的“兼爱论”大行天下。而孔子的“仁学”思想并没有找到仁为何是本心自觉发生的问题，孟子认为这样会导致人们道德标准的模糊、正义感的缺失，长此以往将会有“失天下”之危险。因此，孟子以拒邪说、辟杨墨、正人心为己任，试图为人们找到道德价值、公正仁义的内在标准，以图重塑人们的正义感。而要正人心就是要重建人们的仁义心，发掘扩充人们本已存在却又被丢失的正义良知。因此，孟子从人性本善出发给人们以先验的道德自信来论证他的王道正义思想。
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从他的不忍人之心发轫，他先从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孺子入井说起，深入浅出进行论证。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他说人们看到掉入井里的孩童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同情怜悯，这种自然产生的对于同胞的爱就是恻隐之心，对落井的儿童施以援手并不是因为他是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哗众取宠，而是人们自觉产生的。这种恻隐之心是作为人之根本的仁义之心的一个方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仁义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且是内在于人的，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孟子·离娄下》）从孟子仁宅义路礼门的说法可以看出，他认为“义”是做人的门路，是为人的基本途径、是人之正路。此外，人的本源善性还表现在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的发端，这四端之情是人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之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之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这里，“义”又具体化为对长辈的敬重。孟子把这种善性先验地根植于人性之中，挺立了人的精神主体。即他所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既然人类天性本具仁义，为何生活中依然会有违背道德伦理规范的事情发生呢？孟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一点。从正面来说就是要“尽心”和“求放心”。“尽心”就是要尽量发挥、扩充自己的本心，使他充分发育成长。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端”在此意为萌芽的意思，即人类善的本性就像种子一样是根植于人心中的，因此需要培之育之，扩充善端，努力行仁义，这就像火苗燃烧、泉水开始流动一样，源头虽小，却能聚成大善。为了挺立人们的道德自信心，孟子将人的善良本性抬高到先验的天命范畴，把天作为人性善的形上根据。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由于仁义礼智等善性是人本来具有的，因此人要做的就是在发现自己内心本善之后，努力保持和扩充，积极向善，这样才会以人道证天道，从而做到知天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求放心”就是要把放失的良心再找回来，恢复心中的善性。人们的身外之物（鸡犬）若是丢失便会去找寻，而自己的本心（正义观念）丢失却不去寻找，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求学成人的最基本方法便是“求放心”——找回自己丢失的仁义之心。孟子认为这也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善性虽然是人生来固有的，但有些人会因为后天的原因被遮蔽或是丢失，所以要时常思考、反思即求放心。从反面来说仁义道德缺失的原因就是人们正义观的混乱（如前所述），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诸侯放恣，随意越权越级是因为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这将会导致人类率兽相食，并且害于其政——祸乱政治，所以要闲先圣之道，拒杨墨，放淫词，使邪说者不得作。 二，孟子的王道正义思想及其原则
孟子的开篇《梁惠王上》就针对义利之辨展开，孟子认为治国何必先言利，片面的强调私利，人人都将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样会使国家、天下处于危险的境地。只有先提倡仁义，才能涵盖天下人的共同利益，所以孟子主张以义为先、先义后利。这个观点也表现在他所说的：“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并且，孟子将这种正义感说成是一种形而上的直觉式的体验——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所谓集义就是保养人的浩然之气，这种气需要义与道，而且浩然之气的培养不是强加而为之的，它流行于人的行走坐卧、落实于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需要常常检点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儒家之士一以贯之的理想。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孟子即表现为他的王道正义的仁政思想。
仁政思想的首要原则就是以民为本，爱民利民。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人民在社稷之上，君王再次之。此外，民心向背、人民的意愿是仁政思想的核心方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公孙丑下》）、“民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梁惠王下》） 即是说君王应该尽量按照百姓所希望的来进行管理施政，而不要做人民反对和厌恶的事情以劳民伤财。孟子还从历史的反面教训来说明民心所向对于国君治国的重要性，他认为桀纣之所以失去了天下，是因为百姓的离开，百姓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为政者失去了民心。民本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爱民重民，做到与民同乐，他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即国君不仅要尽力满足百姓的愿望，更要参与其间，体察民情。这样能够对国君的腐朽生活加以限制，从而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此外，孟子还反对暴政和战争，主张减轻刑罚。孟子极力反对暴政，他指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灭;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施行暴政的国君最终都将会被人民的力量推翻，这种暴政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的霸道。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霸道政治是一种暴政，而仁政则是以德行仁的王道政治，也就是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刑罚方面，孟子反对滥用刑罚滥杀无辜，他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侯皆曰可杀，勿听……如此，然后可以为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君王手握生杀大权，左右着百姓的性命，应当谨慎行刑。对于那些已经犯罪的人，孟子认为应该“罪人不孥”，反对连坐，即只惩罚犯罪者本人，不连及妻子儿女，反对滥杀无辜，做到保民爱民。这些也是孟子“仁政”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在战争方面，孟子反对攻城掠地、杀戮万民的侵略战争，倡导与民生息，给人民一个和平、安定的生存环境。如此，天下之民能引领而望，才能使国家物阜民丰从而实现仁政。
孟子的仁政思想还体现在经济方面。孔子也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要施行仁政就要先解决民生问题。第一，制民之产，实行井田制。孟子主张“制民之产”，给小民以“恒产”。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才不会铤而走险、胡作非为，才会接受教化、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因此，贤明的君主首先要制民之产，给予农民“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让“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离娄上》）为此，他主张划分土地的界限，把土地所有权制度化，实行井田制，划分的具体方法为九百亩田地中，中间的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共同治理，其余的八百亩每家分治，这样既保证了公共财产的稳定，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保障，又能使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因此也会拥护国君。第二，使民以时，取民有制，发展农业。孟子主张，为人君者不能过多干预百姓的农作时间，应该“使民以时”，减轻不必要的徭役负担。虽然，赋税徭役是国家运行必不可少的，但是明君要做到“取于民有制”，不能用苛捐杂税压抑人民。主张“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此外，孟子针对农业生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这在当时包括现在都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应该鼓励人民发展多样化农业，保护生产力，达到人类需求与生态发展的平衡。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只有不侵夺民时，保护农业资源的稳定，国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活资料，人民才能遵纪守法，社会秩序才能稳定，做到富民、安民。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庶、富、教”和“富而后教”的思想，认为在百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紧接着就是教育。道德教化能够对百姓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德之言不如为政者的仁德之实对人们的感化作用深入，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对百姓的教化作用大。只要通过教化，百姓自然会从善如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兴办中央和地方、国都与乡遂等各级各类学校，教授各种伦理和道德规范，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百姓自然会遵纪守法，敬师爱长。
综上，通过《孟子》可以看出孟子一生游说诸侯、身体力行自己的王道正义思想，从人内在的良心道德出发，强调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并将这种仁义扩充为君王为政、社会伦理的范围，基于此，他提出了民本、推恩、制民之产等正义相关原则，并且要将这些原则“熟之”、“思之”。孟子的王道正义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日日新的宝贵资源，在今天仍是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养料。
参考文献：
[1]孟子：《孟子》，东篱子译注，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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