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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的奥利亚娜·法拉奇，深入好莱坞，用她手术刀般的文字，剖开好莱坞的光鲜表面，让隐藏在聚光灯下的一切暴露无遗。
7月的一天，科滕夫妇举办了一次聚会。那是这一季节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活动，是上流社会的一件大事，从圣诞节开始，整个好莱坞都已经在谈论这一活动。参加的人不会太多，被科滕夫妇邀请的人本身就已经是一大特权。好莱坞这个圈子是全美国最不讲民主的一个圈子，所有的人都根据名望、收入和职业声誉划分为不可逾越的等级。一个人可以很受大众欢迎，富得流油，但不会请他到科滕家来。这就是我极想参加的原因所在。
可是，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原因还在于，人们都说，在好莱坞上流社会的这类聚会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极为权威的人士会醉得穿着衣服摔进游泳池，丈夫会换妻子，妻子会换丈夫，调情大行其道，最后会闹到拉斯维加斯法庭或里诺法庭。我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能看到，就得拿到邀请。为了拿到邀请，必须谨慎小心，同时又必须坚定行事。
科滕的别墅距离好莱坞有45分钟的车程。同米高梅签了合同的意大利演员切萨雷·达诺瓦，开着瓦伦蒂娜的车送我。“如果他们酩酊大醉，你不要生气，”达诺瓦说，“这样的事在这里经常发生。”“如果有人跌进游泳池，你不要大惊小怪，这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有人不断接吻，你就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来到别墅门前时，他刹住车，“但愿上帝保佑你。”他这样说，好像我去的这个地方至少是一座地狱。我走了进去，隐隐约约有些胆怯。
聚会在花园中的一块台地上举行，从台地上可以看到大海。一些标牌上画着箭头指路，道路曲折，穿过迷宫一般的小路和很多台阶。黑人侍者们一身白衣，在没有箭头的地方伸着手臂指路，他们面无表情，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我。别墅的窗子上挂着美国国旗。网球场上安排了一支乐队，国歌的乐曲声从那里传来。好莱坞的要人们对爱国主义非常在意。台地上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台阶顶端，约瑟夫·科滕先生站在那里迎接来宾，他的脸红红的，显得十分激动，眼里却显出不安的声色，肚子挺着，上面是美国国旗的颜色。
“欢迎，欢迎。”他客气地微笑着，尽可能显得不那么太激动。代表49个州的国旗正好印在科滕夫人那贵夫人气概的高胸脯上，她向我伸出手，我觉得，她的手在颤抖。
被选中请来的人，每人都有国旗，或者能令人想起国旗花样的一点东西，他们站在台地上，喝着威士忌。其中有大卫·尼文，尽管身穿一件酒椰纤维上衣，但依然是英国风度。还有葛丽亚·嘉逊，一身天蓝色衣服，使她显得十分瘦弱，红色的头发蓬松得像一把小伞，几乎认不出她来。另外还有导演哈撒韦、希区柯克和一位身穿一身绿色衣服的老太太，轻轻的笑意弥漫在脸上的皱纹之间，光彩动人的样子令人想起了过去的她，这位就是诺曼·希勒。
格利高里·派克很不高兴地靠在栏杆上，脸上带着一股怒意，他的法国夫人挽着他的手臂。廊下的一张柳条椅上坐着科尔·波特，双手扶着两个拐杖，贪婪者的那种不可一世的脸上显出出神的样子。他的旁边是奥森·威尔斯和他的意大利妻子，他是个大高个，一副威严的样子。再远一点的地方是笑嘻嘻的萨米·科尔特，他的脸红红的，显出无忧无虑的样子。当看到我时，他大笑起来，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我的女神！”他结结巴巴地说。这很像是发出了一个信号。
突然之间，嘁嘁喳喳的声音和笑声停止了，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这个不认识的女人。有人急急忙忙地把杯子放下，杯子好像是一个烫手的土豆。萨米向我跑过来，显得痛苦而又尴尬，一边递给我一杯威士忌一边解释说，这是很淡的威士忌，不上头。我解释说，我对上头的饮料毫不担心，以便让他放心。为了说服他，我一口就把那杯威士忌喝了下去。萨米好像放心了。“您也喜欢。”他傻乎乎地笑着，然后转向葛丽亚·嘉逊，后者死死盯着我，好像盯着一只令人恶心的毛毛虫。葛丽亚·嘉逊笑了笑，大卫·尼文也笑了一下，诺曼·希勒也跟着笑了一下。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微笑啊！甚至格利高里·派克也笑了一下。所有的人好像都很高兴，因为我喝了威士忌，这使我成了一场想像的罪恶活动的参与者。唯一一个怀着与此不相干的恶意观看着这一场面的是奥森·威尔斯，他在这里显得很开心。接着，开始介绍来宾。
那天，即使是玛米·艾森豪威尔或者一个税收人员也不可能得到我在科滕夫妇家那个台地上得到的尊敬。所有的人似乎都想方设法让我能高兴起来，都向我表示，他们根本不会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千篇一律地一再问我，是不是要就上流社会的这一活动写一篇“专栏文章”。当我回答说“不”的时候，他们都像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于是，他们又问我要写什么，他们一定要知道，我是说好莱坞的好话还是要说它的坏话，首先是，要说他们的好话还是坏话。我一再让他们放心，但他们就是不放心，我在树木之间寻找正在接吻的背叛伴侣的人，或者一个喝醉后漂在游泳池内的女明星，却一无所获，所有这些都使我愤怒，使我痛心。绝对庄严的气氛笼罩着这次活动，在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外国女人”突然到来之后，这次活动突然变成了一次纯洁的活动，像修道院的一次午茶。总之，唯一一个喝酒的人，唯一一个开玩笑的人，就是我。可是，这也不足以赶走他们的恐惧，他们认定，这是撩拨他们的一种狡猾阴谋。
最后，到了午餐时刻，午餐在另外一个台地举行。被挑选来的客人在一张餐台前排起长队，餐台上摆着芦笋、黄油炒米饭和火鸡肉，人们取好饭后静静地坐到大遮阳伞下的小桌边吃起来。那是夏季的一天，阳光强烈，大海的汹涌涛声传到这里，乐队不再演奏爱国乐曲，反复演奏一些舞曲，科滕别墅的绿树花草使这里显出轻松的气氛。但是，所有的人似乎都很不高兴，似乎落入了梦魇之中。
“不必担心，现在他们会苏醒过来。”奥森·威尔斯这样对我说。但是，他大错特错了。黑人侍者端着盘子在各个小桌前穿梭，盘子上放着法国葡萄酒，客人们口径一致地说不喝，他们反复高声宣布，他们喝水或者加糖的茶。一直说要喝葡萄酒的只有我、帕奥拉和奥森·威尔斯。帕奥拉老打哈欠，反复说，只有葡萄酒能让她感到一点儿欣慰，还说很快就会使人觉得好像回到了意大利。奥森在讲述斗牛是多么开心的活动，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述说。现在，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笑。谈话无精打采，科滕狠狠地盯着我，默默地把罪过归到我身上。
我开始感到羞愧：这次刺探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我的好奇变成了背信弃义，这我知道。但是，与此同时我想喊叫，我想笑，我想从木乃伊们的这个天堂逃跑，在这里，这些木乃伊们连喝点儿法国葡萄酒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们怀疑，我会将此记到我的可怕的笔记本上。
我对奥森·威尔斯说：“是这样，我请求邀请我来，可这里不舒服。我让这些人担惊受怕，这样确实不好。而且，现在一切都变得那么可笑。我要走。”我编了一个借口，站了起来。
“我也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奥森·威尔斯说。
“太好了。”帕奥拉·莫里说着也抓起她的手提包。约瑟夫·科滕看着我，松了一口气。接着，他又显出愤怒的样子，因为我把他的客人给带走了。他极力要挽留这位客人，但并不挽留我。很快，所有的客人都站起来对我说，他们也得走了，因为他们晚上很早上床睡觉，为了工作第二天一早就要起床。接着他们又问我，我是不是喜欢今天的聚会，是不是什么怪事都没有发现，是不是要写文章说我没有发现什么怪事，说好莱坞的人们都是好人，就像我经过亲身体验后确认的那样，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丑闻，他们喝的饮料很少很少。他们很像一群孩子，担心因实际并不存在的过错而受到责备，所以极力祈求怜悯。这样一来，尽管我知道我毁了他们十分在意的一次聚会，但我并不感到有什么罪责，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仅仅一名记者的出现不会把他们吓成这样。要避开局外人，他们的这一需要一点也不反常。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对什么都不信任，对什么都要怀疑。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好莱坞的七宗罪》 作者：[意]法拉奇译者：刘儒庭）
7月的一天，科滕夫妇举办了一次聚会。那是这一季节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活动，是上流社会的一件大事，从圣诞节开始，整个好莱坞都已经在谈论这一活动。参加的人不会太多，被科滕夫妇邀请的人本身就已经是一大特权。好莱坞这个圈子是全美国最不讲民主的一个圈子，所有的人都根据名望、收入和职业声誉划分为不可逾越的等级。一个人可以很受大众欢迎，富得流油，但不会请他到科滕家来。这就是我极想参加的原因所在。
可是，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原因还在于，人们都说，在好莱坞上流社会的这类聚会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极为权威的人士会醉得穿着衣服摔进游泳池，丈夫会换妻子，妻子会换丈夫，调情大行其道，最后会闹到拉斯维加斯法庭或里诺法庭。我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能看到，就得拿到邀请。为了拿到邀请，必须谨慎小心，同时又必须坚定行事。
科滕的别墅距离好莱坞有45分钟的车程。同米高梅签了合同的意大利演员切萨雷·达诺瓦，开着瓦伦蒂娜的车送我。“如果他们酩酊大醉，你不要生气，”达诺瓦说，“这样的事在这里经常发生。”“如果有人跌进游泳池，你不要大惊小怪，这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有人不断接吻，你就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来到别墅门前时，他刹住车，“但愿上帝保佑你。”他这样说，好像我去的这个地方至少是一座地狱。我走了进去，隐隐约约有些胆怯。
聚会在花园中的一块台地上举行，从台地上可以看到大海。一些标牌上画着箭头指路，道路曲折，穿过迷宫一般的小路和很多台阶。黑人侍者们一身白衣，在没有箭头的地方伸着手臂指路，他们面无表情，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我。别墅的窗子上挂着美国国旗。网球场上安排了一支乐队，国歌的乐曲声从那里传来。好莱坞的要人们对爱国主义非常在意。台地上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台阶顶端，约瑟夫·科滕先生站在那里迎接来宾，他的脸红红的，显得十分激动，眼里却显出不安的声色，肚子挺着，上面是美国国旗的颜色。
“欢迎，欢迎。”他客气地微笑着，尽可能显得不那么太激动。代表49个州的国旗正好印在科滕夫人那贵夫人气概的高胸脯上，她向我伸出手，我觉得，她的手在颤抖。
被选中请来的人，每人都有国旗，或者能令人想起国旗花样的一点东西，他们站在台地上，喝着威士忌。其中有大卫·尼文，尽管身穿一件酒椰纤维上衣，但依然是英国风度。还有葛丽亚·嘉逊，一身天蓝色衣服，使她显得十分瘦弱，红色的头发蓬松得像一把小伞，几乎认不出她来。另外还有导演哈撒韦、希区柯克和一位身穿一身绿色衣服的老太太，轻轻的笑意弥漫在脸上的皱纹之间，光彩动人的样子令人想起了过去的她，这位就是诺曼·希勒。
格利高里·派克很不高兴地靠在栏杆上，脸上带着一股怒意，他的法国夫人挽着他的手臂。廊下的一张柳条椅上坐着科尔·波特，双手扶着两个拐杖，贪婪者的那种不可一世的脸上显出出神的样子。他的旁边是奥森·威尔斯和他的意大利妻子，他是个大高个，一副威严的样子。再远一点的地方是笑嘻嘻的萨米·科尔特，他的脸红红的，显出无忧无虑的样子。当看到我时，他大笑起来，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我的女神！”他结结巴巴地说。这很像是发出了一个信号。
突然之间，嘁嘁喳喳的声音和笑声停止了，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这个不认识的女人。有人急急忙忙地把杯子放下，杯子好像是一个烫手的土豆。萨米向我跑过来，显得痛苦而又尴尬，一边递给我一杯威士忌一边解释说，这是很淡的威士忌，不上头。我解释说，我对上头的饮料毫不担心，以便让他放心。为了说服他，我一口就把那杯威士忌喝了下去。萨米好像放心了。“您也喜欢。”他傻乎乎地笑着，然后转向葛丽亚·嘉逊，后者死死盯着我，好像盯着一只令人恶心的毛毛虫。葛丽亚·嘉逊笑了笑，大卫·尼文也笑了一下，诺曼·希勒也跟着笑了一下。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微笑啊！甚至格利高里·派克也笑了一下。所有的人好像都很高兴，因为我喝了威士忌，这使我成了一场想像的罪恶活动的参与者。唯一一个怀着与此不相干的恶意观看着这一场面的是奥森·威尔斯，他在这里显得很开心。接着，开始介绍来宾。
那天，即使是玛米·艾森豪威尔或者一个税收人员也不可能得到我在科滕夫妇家那个台地上得到的尊敬。所有的人似乎都想方设法让我能高兴起来，都向我表示，他们根本不会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千篇一律地一再问我，是不是要就上流社会的这一活动写一篇“专栏文章”。当我回答说“不”的时候，他们都像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于是，他们又问我要写什么，他们一定要知道，我是说好莱坞的好话还是要说它的坏话，首先是，要说他们的好话还是坏话。我一再让他们放心，但他们就是不放心，我在树木之间寻找正在接吻的背叛伴侣的人，或者一个喝醉后漂在游泳池内的女明星，却一无所获，所有这些都使我愤怒，使我痛心。绝对庄严的气氛笼罩着这次活动，在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外国女人”突然到来之后，这次活动突然变成了一次纯洁的活动，像修道院的一次午茶。总之，唯一一个喝酒的人，唯一一个开玩笑的人，就是我。可是，这也不足以赶走他们的恐惧，他们认定，这是撩拨他们的一种狡猾阴谋。
最后，到了午餐时刻，午餐在另外一个台地举行。被挑选来的客人在一张餐台前排起长队，餐台上摆着芦笋、黄油炒米饭和火鸡肉，人们取好饭后静静地坐到大遮阳伞下的小桌边吃起来。那是夏季的一天，阳光强烈，大海的汹涌涛声传到这里，乐队不再演奏爱国乐曲，反复演奏一些舞曲，科滕别墅的绿树花草使这里显出轻松的气氛。但是，所有的人似乎都很不高兴，似乎落入了梦魇之中。
“不必担心，现在他们会苏醒过来。”奥森·威尔斯这样对我说。但是，他大错特错了。黑人侍者端着盘子在各个小桌前穿梭，盘子上放着法国葡萄酒，客人们口径一致地说不喝，他们反复高声宣布，他们喝水或者加糖的茶。一直说要喝葡萄酒的只有我、帕奥拉和奥森·威尔斯。帕奥拉老打哈欠，反复说，只有葡萄酒能让她感到一点儿欣慰，还说很快就会使人觉得好像回到了意大利。奥森在讲述斗牛是多么开心的活动，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述说。现在，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笑。谈话无精打采，科滕狠狠地盯着我，默默地把罪过归到我身上。
我开始感到羞愧：这次刺探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我的好奇变成了背信弃义，这我知道。但是，与此同时我想喊叫，我想笑，我想从木乃伊们的这个天堂逃跑，在这里，这些木乃伊们连喝点儿法国葡萄酒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们怀疑，我会将此记到我的可怕的笔记本上。
我对奥森·威尔斯说：“是这样，我请求邀请我来，可这里不舒服。我让这些人担惊受怕，这样确实不好。而且，现在一切都变得那么可笑。我要走。”我编了一个借口，站了起来。
“我也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奥森·威尔斯说。
“太好了。”帕奥拉·莫里说着也抓起她的手提包。约瑟夫·科滕看着我，松了一口气。接着，他又显出愤怒的样子，因为我把他的客人给带走了。他极力要挽留这位客人，但并不挽留我。很快，所有的客人都站起来对我说，他们也得走了，因为他们晚上很早上床睡觉，为了工作第二天一早就要起床。接着他们又问我，我是不是喜欢今天的聚会，是不是什么怪事都没有发现，是不是要写文章说我没有发现什么怪事，说好莱坞的人们都是好人，就像我经过亲身体验后确认的那样，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丑闻，他们喝的饮料很少很少。他们很像一群孩子，担心因实际并不存在的过错而受到责备，所以极力祈求怜悯。这样一来，尽管我知道我毁了他们十分在意的一次聚会，但我并不感到有什么罪责，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仅仅一名记者的出现不会把他们吓成这样。要避开局外人，他们的这一需要一点也不反常。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对什么都不信任，对什么都要怀疑。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好莱坞的七宗罪》 作者：[意]法拉奇译者：刘儒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