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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到4月，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新任国务卿克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副国务卿伯恩斯等联合上演了“访华接力”，密度之高前所未有。4月17日～18日，中美第二届省州长论坛在天津、北京两地举办，新一轮地方交流的热潮方兴未艾。从政治到经济、从外交到军事，一系列共识与协议的达成丰富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内涵，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勾勒出了行动路线。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41年前的中美“握手”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也逐渐改变了对世界大势的认识和判断，加速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恪守和平发展的路线，积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与世界共享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红利”，不仅完成了一次次“不平凡的超越”，也凭借实际行动赢得了世界对自身崛起的认可与尊重。当前，“和平发展”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逐渐深入人心，并被纳入十八大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上升为国家和人民的坚定意志，成为指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战略”。该道路的核心是“保持和平，加强交流，发掘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中美的战略互信将以此为基础而逐渐形成。
41年前，中美“携手”为中国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41年后，中国“坚持将这条道路走下去”又为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中美关系将始终服从于和平发展大局，同时也受益于这一大局，在“寻求利益汇合”的过程中迈向“超越对抗与遏制”、“实现良性互动”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两国“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愿望和诚意经受住了各种危机的考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阻挡”。而“经历了冷战之苦”的世界各国同样不希望中美重蹈冷战的覆辙，挑战现行国际体系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遏制中国造成国际体系动荡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只要双方以互利合作为核心，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解决重大突发事件和管控危机，努力发掘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扩大“利益汇合点”，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中美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大国关系的新路来。
秉承“求同存异”、谋求“共同演进”
中美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诸多差异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同于当前任何一对双边关系，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是无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两国政体互异，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不同，双方依附于不同文明之上的国际关系理念、决策方式、行为方式等存在差异，在台湾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双方立场不一、矛盾固化。但41年来，特别是建交34年来，中美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法宝”就是“求同存异”。它包含两方面涵义：一是遵从“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世界具有多样性，在“共进”的过程中，期待中国逐渐遵从西方价值理念的思想是危险的，正如中国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所言，“单一话语霸权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有害的，中国人需要保持自身的文化自觉，防止多元共存的文化景观走向凋零”，中美彼此需要尊重对方的“个性”。二是在合作的过程中，利益的矛盾和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也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不理解和尊重两国利益的分歧会导致不现实的期待，从而使合作更难进行下去。
在全球化时代里，谋求“遏制”中国是“开历史倒车”，而“接触战略”也无法令美国“心想事成”。因此，包括基辛格、布雷默等在内的一些美国学者已敏锐地认识到，中美关系更合适的标签应当是“共同演进”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这种定位意味着两个国家追求各自内部的目标，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随时调整关系使冲突达到最小化。任何一方都不必认同对方的所有目标或假设利益的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寻求认知并发展彼此互补的利益。“共同演进”这一生物学概念对中美关系具有几点借鉴意义。首先，承认中美是不同类型的国家，但地位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其次，中美是共生共荣，相互之间并不排斥，相互依存大于相互竞争。再次，双方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最后，双方可以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强大的目标。
探寻“战略基础”与挖掘“国家共性”
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双方能够以战略视角审视双边关系，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随着美国淡化反恐、强化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不仅既有的反恐合作出现松动，而且还面临如何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的战略考验； 而双方几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合作突破口，是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当前，有以下三条路径可供借鉴：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二是抓住中美经贸合作出现的新机遇。比如，奥巴马提出实现五年出口翻番计划，而中国“十二五”规划则提出未来五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核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
除了利益基础，国家层面的共性也有助于中美超越大国对抗的历史怪圈。从文化层面上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巨型的“文明国家”。与日、韩等单一的民族国家不同，两国都很难凭借行政命令或是诉诸口号对内部的多元力量实现有效管理，需要依靠价值观或是文明的力量。例如，吸引世界各国移民源源不断涌向美国的是“美国梦”，而支持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力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两个文明大国，二者在思考、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和小国有明显不同，具有某种共性。
从社会层面上看，中美两国的社会文化都比较灵活，具有“实用主义”的特性。美国人讲求效率、讲求实际，注重现实努力，勤劳致富；在处理问题时关注眼前利益，善于利用机会，善于妥协，灵活变通，避免走极端。而中国人与之相类似，一直以来崇尚勤劳、节制；奉行“中庸之道”，思想和行为不会走极端；灵活包容，认为“法无定法”，主张“经世致用”，这种灵活务实的特点为中美两国超越差异、互利互惠发展提供了动力。此外，中美两国世俗力量都很强大，不容易被某种宗教思想所左右，两国世俗力量的社会价值观念趋同，物质需求和生活方式相似，为中美之间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彼此理解提供了动力。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美两国只有把视线从“价值观念分歧”和“具体利益纷争”上移开，才能避免在“战略互疑的阴霾”与“自我实现的预言”中迷失方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中美双方如果能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彼此，就能够挖掘更多的“共性”，找出“共同演进”的必然性与潜在动力。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41年前的中美“握手”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也逐渐改变了对世界大势的认识和判断，加速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恪守和平发展的路线，积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与世界共享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红利”，不仅完成了一次次“不平凡的超越”，也凭借实际行动赢得了世界对自身崛起的认可与尊重。当前，“和平发展”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逐渐深入人心，并被纳入十八大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上升为国家和人民的坚定意志，成为指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战略”。该道路的核心是“保持和平，加强交流，发掘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中美的战略互信将以此为基础而逐渐形成。
41年前，中美“携手”为中国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41年后，中国“坚持将这条道路走下去”又为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中美关系将始终服从于和平发展大局，同时也受益于这一大局，在“寻求利益汇合”的过程中迈向“超越对抗与遏制”、“实现良性互动”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两国“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愿望和诚意经受住了各种危机的考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阻挡”。而“经历了冷战之苦”的世界各国同样不希望中美重蹈冷战的覆辙，挑战现行国际体系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遏制中国造成国际体系动荡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只要双方以互利合作为核心，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解决重大突发事件和管控危机，努力发掘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扩大“利益汇合点”，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中美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大国关系的新路来。
秉承“求同存异”、谋求“共同演进”
中美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诸多差异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同于当前任何一对双边关系，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是无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两国政体互异，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不同，双方依附于不同文明之上的国际关系理念、决策方式、行为方式等存在差异，在台湾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双方立场不一、矛盾固化。但41年来，特别是建交34年来，中美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法宝”就是“求同存异”。它包含两方面涵义：一是遵从“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世界具有多样性，在“共进”的过程中，期待中国逐渐遵从西方价值理念的思想是危险的，正如中国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所言，“单一话语霸权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有害的，中国人需要保持自身的文化自觉，防止多元共存的文化景观走向凋零”，中美彼此需要尊重对方的“个性”。二是在合作的过程中，利益的矛盾和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也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不理解和尊重两国利益的分歧会导致不现实的期待，从而使合作更难进行下去。
在全球化时代里，谋求“遏制”中国是“开历史倒车”，而“接触战略”也无法令美国“心想事成”。因此，包括基辛格、布雷默等在内的一些美国学者已敏锐地认识到，中美关系更合适的标签应当是“共同演进”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这种定位意味着两个国家追求各自内部的目标，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随时调整关系使冲突达到最小化。任何一方都不必认同对方的所有目标或假设利益的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寻求认知并发展彼此互补的利益。“共同演进”这一生物学概念对中美关系具有几点借鉴意义。首先，承认中美是不同类型的国家，但地位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其次，中美是共生共荣，相互之间并不排斥，相互依存大于相互竞争。再次，双方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最后，双方可以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强大的目标。
探寻“战略基础”与挖掘“国家共性”
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双方能够以战略视角审视双边关系，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随着美国淡化反恐、强化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不仅既有的反恐合作出现松动，而且还面临如何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的战略考验； 而双方几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合作突破口，是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当前，有以下三条路径可供借鉴：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二是抓住中美经贸合作出现的新机遇。比如，奥巴马提出实现五年出口翻番计划，而中国“十二五”规划则提出未来五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核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
除了利益基础，国家层面的共性也有助于中美超越大国对抗的历史怪圈。从文化层面上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巨型的“文明国家”。与日、韩等单一的民族国家不同，两国都很难凭借行政命令或是诉诸口号对内部的多元力量实现有效管理，需要依靠价值观或是文明的力量。例如，吸引世界各国移民源源不断涌向美国的是“美国梦”，而支持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力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两个文明大国，二者在思考、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和小国有明显不同，具有某种共性。
从社会层面上看，中美两国的社会文化都比较灵活，具有“实用主义”的特性。美国人讲求效率、讲求实际，注重现实努力，勤劳致富；在处理问题时关注眼前利益，善于利用机会，善于妥协，灵活变通，避免走极端。而中国人与之相类似，一直以来崇尚勤劳、节制；奉行“中庸之道”，思想和行为不会走极端；灵活包容，认为“法无定法”，主张“经世致用”，这种灵活务实的特点为中美两国超越差异、互利互惠发展提供了动力。此外，中美两国世俗力量都很强大，不容易被某种宗教思想所左右，两国世俗力量的社会价值观念趋同，物质需求和生活方式相似，为中美之间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彼此理解提供了动力。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美两国只有把视线从“价值观念分歧”和“具体利益纷争”上移开，才能避免在“战略互疑的阴霾”与“自我实现的预言”中迷失方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中美双方如果能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彼此，就能够挖掘更多的“共性”，找出“共同演进”的必然性与潜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