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因素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危”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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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正是华盛顿樱花烂漫的季节。笔者作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院)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美危机规避与合作”国际研讨会。会议由现代院、复旦大学与美国和平所联合主办,是中美之间重要的一轨半对话机制,迄今已进行了六届。这次会议的研讨议题主要集中在“东海、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与阿富汗问题”,由和平所执行总裁克里斯汀·洛德(Kristin Lord)主持,现代院副院长袁鹏任中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以及来自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学界的众多官员学者与会。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生动阐述,并回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向外界传递了几点重要信息。
  对崔大使演讲的四点解读
  首先,中美关系稳定的关键在于共同“化危为机”。崔大使指出,中文“危机”一词包含了两个字,第一个字“危”意思是危险,第二字“机”意思是机遇,成功避免危机的关键是将“危险”转化为合作的“机遇”,这对当今世界和妥善处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中美两国在历史、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既有结构性矛盾,又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相处的“天然难题”,“关系十分复杂”,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也正经历快速而深刻的变革,中东的动荡尚未结束,乌克兰危机又持续升级,朝核、伊核问题尚未解决,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局势成为各方关注的议题,“中美几乎每天都面临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中美若愿意共同携手应对各种挑战,那么这些挑战就能够成为两国合作的机遇;若缺乏解决问题的愿望与合作的诚意,则来自于双方和外部的问题与风险会不断沉积、升级,最终将中美两国拖入“双输”的深渊。
  其次,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用新观念、新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崔大使提到:“构建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不能紧抱冷战遗产和思维不放,否则就是在制造而非清除障碍。新的形势呼唤新的国家间互动模式,呼唤构建新型关系。”根据笔者理解,美国冷战的遗产就是“一超”的国际地位和“霸权”的行为模式;冷战思维就是带着“制度模式与价值观”的有色眼镜看待其他国家,用“遏制”的手段防范和应对潜在“挑战者”的崛起。当前,在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各类版本仍很有市场,战略界鼓吹用“亚太再平衡”战略牵制中国崛起者亦不在少数,这恰是紧抱冷战遗产与冷战思维的具体体现。若这种声音占主流,难免会把中美关系带入大国对抗的历史窠臼。
  再次,新型大国关系应遵循的重要原则是相互尊重。崔大使指出了相互尊重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一,中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和社会体制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这是千百年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双方应予以尊重和理解。其二,相互尊重也意味着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任何有效合作的重要前提,否则,只能导致冲突对抗。众所周知,中国反复强调的核心利益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而近期美国的一系列动作和言论直接涉及了中国的这一核心利益。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指责“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国防部长哈格尔公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公开指责中国在钓鱼岛“咄咄逼人”等,这些都为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也会给中美合作设置障碍。正如崔大使所言,“相互尊重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赐,而是双向、互惠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极方式将带来积极回应,消极态度只能导致消极后果”。
  最后,“中美应着眼于大局”,不应让任何人抱有利用和操纵中美分歧的幻想。崔大使指出,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双方应本着建设性和务实态度进行坦诚、直接对话,有效管控好分歧。“有的差别为双方提供了互补的机会,有的分歧能逐步缩小,至于长期存在的分歧,应避免其影响中美关系大局。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不断扩大的合作为两国更有效地管控好分歧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前,美国正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核心是分享亚太地区的发展红利,整合盟友体系,平衡中国影响力,在区域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一直理性地看待美国这一战略,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积极寻求与美国在亚太共处之道。但美国的战略方向感存在偏差,更重视“平衡中国”而非“分享红利”,这使得该战略逐渐沦为第三方的“工具”。有的国家“狐假虎威”,有恃无恐,在争议岛礁问题上更加强硬,使矛盾激化,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煽风点火”的同时也“惹火上身”,被盟友的利益绑架。有的国家借助“中国威胁”在对美外交中提高要价,为自己牟利,如日本借机解禁集体自卫权、在歪曲历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美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后果很可能“被利用”,最终“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樱花树下的几点思考
  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的美国和平研究所是美国国会全额资助的一家重要的官方智库,在美国战略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重要的政策宣示平台。两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在这里发表演讲,提出了“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相处”的问题,并表示“老问题要寻找新答案”,积极回应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一年前,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这里发表了《开创中美人文交流新境界》的重要演讲,并介绍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格局与内政外交走向,引起美国国内热烈反响。
  和平所的地理位置优越,毗邻美国国务院,遥望林肯纪念堂,波托马克河在旁边蜿蜒而过,视野之内,成片的樱花树挺立在一望无尽的草坪上,花团锦簇,风景旖旎。在紧张热烈的会议讨论间隙,能够在这般景致中遐想,也是一种难得的放松与享受。102年前,东京市长将6000余棵樱花树赠送给华盛顿和纽约,成为美国樱花的源起,樱花自那以后也成为美日友好的象征。
  在这次会上,中美两国在关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上存在很大差异。美国战略界不少人认为,如今的日本经济发展缓慢、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数量持续减少、持续多年的对外援助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不可能再次走上侵略他国的道路,因而参拜靖国神社之类的活动属于“政治游戏”,不必过分担心。然而,美国没有国家被全面侵略的历史,没有手无寸铁的人民被疯狂屠杀的切肤之痛,没有“百年国耻”的沉重记忆,因而无法理解中、韩等国的担忧与愤怒,无法理解一个时期来安倍政权的所作所为给东亚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危害。今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年,有别有用心的媒体炒作当前钓鱼岛的紧张局势,渲染一战重演论。然而,正如王毅部长所言,“与其拿一战前的德国做文章,不如拿二战后的德国做榜样”,中国并非纠结于历史,而是要求日本政客们正视历史,不要误导民众,为昔日罪行做出反省,还历史一个公正。
  4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亚洲四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其主要目的是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基于去年由于“政府关门”而缺席两大峰会的一次补偿之旅。虽然行程上并无中国,但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牵动和影响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哈格尔、拉塞尔、麦艾文等美国高层官员对华的负面表态与言论似乎是在为奥巴马的访问做铺垫,加深了外界对第三方因素干扰中美关系的担忧。安倍政府急切地期待奥巴马来访,盼望能够得到美国更明确的安全承诺,并借机推动集体自卫权解禁。菲律賓政府也期待美国能够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在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中支持菲律宾的立场。美国“小伙伴们”的这些要求都与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努力相矛盾,一边是与中国日益增多的合作需求,美国需要显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一边是盟友的利益诉求,美国需要显示“亚太再平衡”的决心。如何拿捏分寸、避免第三方因素冲击中美关系大局,奥巴马需要“再平衡”其中的利益与风险,三思而后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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