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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三制”原则，并成功领导了与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为共产党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其中关于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对今天党领导政权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三三制”；政权建设；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02
一、“三三制”政权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民族矛盾激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的必然结果
土地革命时期，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期间，党领导建立了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民主政权，这个政权把除工农以外的其它阶级都排除在外，其阶级基础比较单一。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苏维埃政权已不适应抗战的需要。1935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式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在当前政治形势下，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部分地主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并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决议指出苏维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必然选择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的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建立起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对，不断制造国共摩擦事件。同时，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往来，采取消极抗日的对策。在这种形势下，国内民族统一战线发生了变化：“地主、资产阶级,特别是地主,每当国内形势严重时往往像惊弓之鸟一样,警惕性极高。他们多半不会造成国民党投降,但这不仅仅是因为要抗战到底,而且还为惧怕国民党投降,国共分家打起内战之后,我们又会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内战时的一整套搬出来。因此往往发生很大的恐慌、动摇和震荡。这时,严肃地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因此，完善抗日民主政权和扩大政权基础成为党领导政权建设的紧要任务。这就需要改革和优化原有的政权模式。
二、“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基本特征
（一）体现了鲜明的民主性
邓小平曾经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的确，不论是对人权的保障，还是人员的构成和产生以及政权的运行方式，“三三制”政权都体现了非常鲜明的民主性，与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塑造起了“民主中国”的模型。首先，从法律上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要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如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战争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
（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三三制”原则规定，在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代表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和工人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左派进步势力、及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种规定激发了各个阶层的爱国人士，对扩大政权基础起到了重要保证。 对此，毛泽东认为，“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执行,不能敷衍塞责。”
（三）坚持了党对政权的民主领导
“三三制”政权是几个阶级平等联合的政权，它既要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也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如何通过只占三分之一的党员来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即如何处理党和“三三制”政权的关系便是“三三制”民主建政的关键。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曾明确指出：“‘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
三、从“三三制”政权看当今的政权建设
（一）坚持把民主建设放在首位。“三三制”政权的核心是民主政治，邓小平把它称为“敌后抗战的最好形式……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对民主政治的成功探索也证明了在我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建国后，共产党人吸收了“三三制”政权中民主建设的经验，比如把参议会直接发展成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三三制”政权确立的关于多党联合组政的方针和原则成为建国后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建立政治协商制度，制定了《共同纲领》等，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民主建政的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更加注重民主建政，邓小平曾经指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受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
（二）不断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通过规定人员组成比例，有效地控制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使得各个阶层、党派均有机会参与到政权建设中去，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当然，当前我们的政权建设不应该照搬“三三制”，但是“三三制”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借鉴和思考：如何适当降低当前我们的政权系统中过高的共产党员比例，进一步扩大群众的参与，使得各级人大机构真正成为各级人民群众的民意机关，得到更多群众的拥护；如何有利地调整不同阶层人大代表比例，使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言人”，让人大真正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使我们的政府工作能够更好地兼顾广大群众的利益，不顾此失彼、避重就轻；如何不断加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使各民主党派更加拥护党的执政地位；如何团结海外华侨，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我们的爱国统一战线，构建一个国外爱国人士发表政见和爱国热情的渠道。
（三）坚持党政职能分开，改善党的领导。“三三制”政权是中共政权建设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对党政关系的探索无疑对今天的党政关系处理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在“三三制”政权中，毛泽东强调：“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以一党专政。”邓小平也明确提出反对“以党治国”，强调团结党外人士，实行平等的民主合作。这些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在处理党政关系时需要坚持和发扬的。因为党政关系的实质，“是执政党控制国家政权与国家政权独立运行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制约与反制约之间的关系，就是党的领导制度与国家政权制度之间的互动制约关系。”
（四）以发展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三三制”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政权的民主领导，关键一点得益于党内民主。通过培养党员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以及处理政权问题时采用民主的工作方法，来实现政权组成的 “三三制”原则以及对政权的领导。当时共产党要求“一方面责成在政府工作中的党员，以艰苦奋斗接近民众，保护民众利益的模范作用，改造过去时代腐败的政治机构，实行政府的民选，澄清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民对立的官僚制度，肃清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衙门恶习;一方面责成每个党员以身作则，领导民众遵守政府号召，监督政府工作，选举民众自己相信的代表担负政府工作，克服一切轻视政府，忽视政府的倾向，使边区各级政府真正成为民众自己的政府，真正成为全民族需要的、抗日的、民主的、廉洁的政府。”但后来，由于实行“一元化”领导，在政权建设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权力集中现象，这使得党内民主被削弱，党内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蔓延，这对于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得到发展，形成了比较好的民主氛围。这无疑对党处理与政权的关系是一个有利的方面。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对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党内民主发展了，才能更好地处理党政关系，才能推进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236.
[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1989,(8).
[4]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278-279.
关键词：“三三制”；政权建设；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02
一、“三三制”政权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民族矛盾激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的必然结果
土地革命时期，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期间，党领导建立了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民主政权，这个政权把除工农以外的其它阶级都排除在外，其阶级基础比较单一。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苏维埃政权已不适应抗战的需要。1935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式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在当前政治形势下，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部分地主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并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决议指出苏维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必然选择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的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建立起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对，不断制造国共摩擦事件。同时，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往来，采取消极抗日的对策。在这种形势下，国内民族统一战线发生了变化：“地主、资产阶级,特别是地主,每当国内形势严重时往往像惊弓之鸟一样,警惕性极高。他们多半不会造成国民党投降,但这不仅仅是因为要抗战到底,而且还为惧怕国民党投降,国共分家打起内战之后,我们又会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内战时的一整套搬出来。因此往往发生很大的恐慌、动摇和震荡。这时,严肃地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因此，完善抗日民主政权和扩大政权基础成为党领导政权建设的紧要任务。这就需要改革和优化原有的政权模式。
二、“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基本特征
（一）体现了鲜明的民主性
邓小平曾经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的确，不论是对人权的保障，还是人员的构成和产生以及政权的运行方式，“三三制”政权都体现了非常鲜明的民主性，与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塑造起了“民主中国”的模型。首先，从法律上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要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如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战争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
（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三三制”原则规定，在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代表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和工人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左派进步势力、及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种规定激发了各个阶层的爱国人士，对扩大政权基础起到了重要保证。 对此，毛泽东认为，“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执行,不能敷衍塞责。”
（三）坚持了党对政权的民主领导
“三三制”政权是几个阶级平等联合的政权，它既要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也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如何通过只占三分之一的党员来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即如何处理党和“三三制”政权的关系便是“三三制”民主建政的关键。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曾明确指出：“‘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
三、从“三三制”政权看当今的政权建设
（一）坚持把民主建设放在首位。“三三制”政权的核心是民主政治，邓小平把它称为“敌后抗战的最好形式……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对民主政治的成功探索也证明了在我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建国后，共产党人吸收了“三三制”政权中民主建设的经验，比如把参议会直接发展成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三三制”政权确立的关于多党联合组政的方针和原则成为建国后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建立政治协商制度，制定了《共同纲领》等，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民主建政的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更加注重民主建政，邓小平曾经指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受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
（二）不断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通过规定人员组成比例，有效地控制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使得各个阶层、党派均有机会参与到政权建设中去，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当然，当前我们的政权建设不应该照搬“三三制”，但是“三三制”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借鉴和思考：如何适当降低当前我们的政权系统中过高的共产党员比例，进一步扩大群众的参与，使得各级人大机构真正成为各级人民群众的民意机关，得到更多群众的拥护；如何有利地调整不同阶层人大代表比例，使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言人”，让人大真正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使我们的政府工作能够更好地兼顾广大群众的利益，不顾此失彼、避重就轻；如何不断加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使各民主党派更加拥护党的执政地位；如何团结海外华侨，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我们的爱国统一战线，构建一个国外爱国人士发表政见和爱国热情的渠道。
（三）坚持党政职能分开，改善党的领导。“三三制”政权是中共政权建设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对党政关系的探索无疑对今天的党政关系处理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在“三三制”政权中，毛泽东强调：“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以一党专政。”邓小平也明确提出反对“以党治国”，强调团结党外人士，实行平等的民主合作。这些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在处理党政关系时需要坚持和发扬的。因为党政关系的实质，“是执政党控制国家政权与国家政权独立运行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制约与反制约之间的关系，就是党的领导制度与国家政权制度之间的互动制约关系。”
（四）以发展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三三制”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政权的民主领导，关键一点得益于党内民主。通过培养党员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以及处理政权问题时采用民主的工作方法，来实现政权组成的 “三三制”原则以及对政权的领导。当时共产党要求“一方面责成在政府工作中的党员，以艰苦奋斗接近民众，保护民众利益的模范作用，改造过去时代腐败的政治机构，实行政府的民选，澄清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民对立的官僚制度，肃清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衙门恶习;一方面责成每个党员以身作则，领导民众遵守政府号召，监督政府工作，选举民众自己相信的代表担负政府工作，克服一切轻视政府，忽视政府的倾向，使边区各级政府真正成为民众自己的政府，真正成为全民族需要的、抗日的、民主的、廉洁的政府。”但后来，由于实行“一元化”领导，在政权建设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权力集中现象，这使得党内民主被削弱，党内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蔓延，这对于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得到发展，形成了比较好的民主氛围。这无疑对党处理与政权的关系是一个有利的方面。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对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党内民主发展了，才能更好地处理党政关系，才能推进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236.
[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1989,(8).
[4]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27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