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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善；德性；实践；幸福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13-03
一、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逻辑起点：“善”
幸福的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中都有涉及，但对之最系统的探讨则在其著名的伦理学著作《尼克马可伦理学》中。在《尼克马可伦理学》开篇，以“万物都是向善的”假设为逻辑始点，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幸福就是至善。“至善”（幸福）的状态,作为自我的完善和生活的完满的一种最佳状态,包括人的健康、自由和才德潜能的充分实现。［1］由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必然包含：身体的善(如健康、强壮、敏捷等)、外在的善(如财富、好运、友爱等)和灵魂的善(如节制、勇敢、公正、明智等)。这三者的和谐——“至善”，就是人的幸福生活。［2］其中，“灵魂的善是主要的、最高的善”［2］，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思辨的生活能使人获得最高的快乐，因而是高于一切的。他说：“如若能够，人在有幸摆脱了物质需要的纷扰、拥有中等财富之后，应当争取过这样的生活。”［3］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核心之所在——揭示人的幸福的内在价值之真谛：人的幸福生活来源于精神生活的自由、安宁和充实。
“善”的理念并不是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的，早在柏拉图那里就有对善的理念的表述。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最高理念，是宇宙秩序的安排者、谋划人，其他理念和万事万物皆因其而存在，它是世界的目的；也正因此，善的理念同时是最高的善，是“善自身”，是“整体的善”，它决定着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述了“善”，并对“善”进行了划分。他认为“善”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事物自身即善，其二是事物作为达到自身善的手段的善。［4］诸种目的构成了诸多的善，在这个善的体系中，那个最好的、终极的、自足的、最完满的、以自身为目的、最高的善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希冀的幸福。他说道，“作为幸福，我们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永远不是因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而永远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5］现实中，我们往往不会对目的过多的深思，而是需要对达到目的的手段慎思。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幸福才是善的？梯利说，“像这样的一个人在实现至善——他的内心生活很有秩序并理智化了，较高的精神力量支配着较低的力量；他正处在一种心灵健康的状态；他的身体是灵魂的仆人；而且是一个做得最多而要求最少的好仆人；他的利己和利他的冲动和行动都很好地平衡着。一句话，当他是一个有德性的人的时候，他正在实现至善。”［6］即是说，善与德性是不可分离、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二者能够很好地结合时，我们便不仅是个有德的人，同时我们也因此而在善（幸福）之中。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逻辑中介：德性
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德性视作是幸福生活的逻辑中介。所谓德性，是“一种能够做出明智选择的状态，是一种相对于我们的中间，由理性决定，就像一个明智的人所要求的那样。”“它是过度和不及的中间状态。同时这也正是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全部高贵品质——人的生命具有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意义。”“正是由于灵魂的德性，我们才生活得美好。”［7］作为一种品质，德性能够教会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如何合理处理自己的激情、欲望和意志。但他又提出，“一个人可以具有某种善质却不做出好的结果,例如,一个睡着了的人,一个感觉迟钝的人。而现实活动却不能这样,它必然要行动,而且是美好的行动。正如在奥林匹克大赛上,桂冠并不授予貌美的人和健壮的人,而授予参加竞技的人(胜利者就在他们之中)一样,只有那些行为高尚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中的美好和善良。”［2］德性，作为一种优秀的品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既自身就是被看做是目的的那种善，又同时作为实现目的——幸福的前提条件。因此，真正的幸福一定与人的德性活动相关。
德性实践作为幸福的必要部分发挥作用，不同的实践活动养成不同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两类：道德德性（来源于习惯）和理智德性（即实践理性,依赖于教育而产生与增长）。一个充分意义上的人是一个向往有德性，并通过不断做合乎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而实现或完成的。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8］他严肃批评了柏拉图所要寻求的涵盖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理念善”：那种“什么合乎德性的事情都不去做，躲避到道理空谈中，认为这就是哲学思考……这正像病人们，很认真地听医生所说的话，却不做医生吩咐做的事。正如言谈不能改善就医者的身体状况一样，这样的哲学也不能改善灵魂”［9］(P33)。他所要研究的是人的善，并且，这种善（幸福）就意味着德性活动本身。所以，他认为只有“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在各种人的业绩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相比”［10］(P20)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人在德性上变得完善的过程，是对一个人作为人而言的那种善（好的）生活的实现过程。于是，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幸福决不仅仅是情感、欲望的满足，而是德性功能得到发挥的现实活动。一句话，幸福就在于符合德性品质的实践活动。
三、践行德性的本体论前提
亚里士多德从论述生活中的“具体善”出发，寻求他的完满且自足的“至善”。 遵循“德性——实践——幸福”的理路，他明确指出幸福是一种善，并且是一种实践善。所以，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首要的出发点。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主体的人，是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人，人的幸福就在于实现人的善。人的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善就在于人的理性的良好发挥，即德性的实现。幸福就是理性灵魂体现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就是让人的功能得到完善发挥的东西，而人的功能的完善发挥本身就是幸福之所在。作为幸福生活的一种品质，德性不仅将有助于个人因实践而获得利益和欲望的满足，并且必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在追求善（幸福）过程中的各种畏缩与懈怠、焦虑与不安，从而达至自身的完满。由此，我们认为，幸福的践行必然是以人的德性实践为中心环节的。换句话说，德性品质乃是幸福生活的核心部分，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不仅是个体自足与完满的表达，从整体上来看，德性能够增进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善的获取密切相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公民整体利益代表的是“城邦善”。这种城邦的善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的各种“善德”的计量,而必须体现在对城邦集体目标的追求中,是对城邦共同利益的关注,是将城邦的整体幸福作为公民个人追求的最终目标。面对希腊各城邦社会政治斗争不断产生的种种危机，亚里士多德试图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一种至善，一种德性，这就是在社会关系中自然产生的公正原则。“公正就是幸福的给予和维护”［4］，是践行德性的本体论前提。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成功地将幸福理论与城邦善（公正）相联系，并将之架构于“善”的德性秩序上，他指出，在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幸福意义上，公民个人善与城邦善统一于追求公正。“从总体上说，一个人的人生存在问题上所能达到的可能幸福的最高限度，是由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在宏观整体上规定的。”［11］所谓公正，就是共同生活中所应具备的德性，“凡具备这种德性，其他的所有德性就会随之而来。”［12］(P102)亚里士多德把公正看做是城邦生活的首要的德性，是最完满的德性，是所有德性的总汇。因而，他主张在共同的城邦生活中、在城邦幸福的共同目的下，城邦善与个人善统一于公正。由此我们得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正就是共同利益的化身，凡是符合城邦共同利益的就是公正的，就是善的；反之则是不公正的，是恶的。可见，公正与善并非是互相分离的，相反，二者是相互依存、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共同致力于实现城邦的善。
四、“善邦”与“德人”之关系
实现“城邦善”，即幸福城邦的关键是过一种合乎德性的城邦生活。“任何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而一切共同体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善而建立起来的”［13］。能促进共同体生活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公共善，不仅是正当的,而且它折射出公权力必须遵从公共善的目的。人类社会的初创时期，最迫切的问题是建立起有效的生活秩序。它在古希腊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一种“城邦”（polis）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按照其自然本性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尽管从时间上说，城邦起源于个人；但从本性上说，城邦却优先于个人。作为社会的、政治的、理性的动物的个人只有进行德性的实践活动并在正义的城邦环境中才能实现自我幸福。他指出：“人是政治动物，天然地就要与他人一起生活。”［4］相较于哲学家才配有的思辨幸福，城邦生活的幸福，才是大多数人可实践的幸福。但他的德性幸福论“很明显，……听众是有闲的极少数人。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人类生活本身的目的，而是一种生活的目的，这种生活是以对某种等级社会秩序为前提的”［14］。
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德性，意在实现城邦内个体的德性教化，而德性的首要性在于维护城邦秩序。也就是说在个人的发展和城邦的利益之间，促使公民个人的幸福(善)和家庭的幸福(善)是绝对的好事，但是促进国家以及全体国民的善(幸福)的实现却是更为高尚和神圣的，更应该首选的。人们必须把自由限制在公共法律与道德所允许的范围内，必须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内约束自己的行为。“古代社会，德性是与城邦生活紧密相连的，在每一城邦中，德性都是他们认为在该城邦中是德性的东西，没有一般的正义，只有在不同的城邦中被不同城邦所理解的不同的正义。”［15］所以，“幸福”作为一种内在的德性，不仅是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良好表达，而且是涉及城邦秩序和城邦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原则。对古希腊人来说，幸福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体现在具体的城邦生活中。在本质上是某种德性秩序，是某种德性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德性秩序下的生活方式，使得生活于城邦的公民过上完满、自足的幸福生活。
［参考文献］［1］［美］加勒特?汤姆森，马歇尔?米斯纳.亚里士多德［M］.张晓林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6］梯利.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王旭凤，陈晓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9］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颜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3］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4］［美］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Good” and “Virtue” in Aristotle′s Thoughts of Happiness
in Terms of Nicomachean Ethics
LI Mei1, ZHAO Yan-hua2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China;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Karama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ushanzi, 833600, Xinjiang, China)
Abstract:Aristotle′s virtue theory of happines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good”, “virtue”, and “city life”. It is a good state of living considering virtue. On the one hand, Aristotle emphasizes the fist significance of the good virtue for happy. On the other hand, he attaches greater importance to “practice of virtue”.
Keywords:Aristotle; good; virtue; practice; happiness
〔责任编辑：左安嵩〕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善；德性；实践；幸福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13-03
一、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逻辑起点：“善”
幸福的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中都有涉及，但对之最系统的探讨则在其著名的伦理学著作《尼克马可伦理学》中。在《尼克马可伦理学》开篇，以“万物都是向善的”假设为逻辑始点，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幸福就是至善。“至善”（幸福）的状态,作为自我的完善和生活的完满的一种最佳状态,包括人的健康、自由和才德潜能的充分实现。［1］由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必然包含：身体的善(如健康、强壮、敏捷等)、外在的善(如财富、好运、友爱等)和灵魂的善(如节制、勇敢、公正、明智等)。这三者的和谐——“至善”，就是人的幸福生活。［2］其中，“灵魂的善是主要的、最高的善”［2］，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思辨的生活能使人获得最高的快乐，因而是高于一切的。他说：“如若能够，人在有幸摆脱了物质需要的纷扰、拥有中等财富之后，应当争取过这样的生活。”［3］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核心之所在——揭示人的幸福的内在价值之真谛：人的幸福生活来源于精神生活的自由、安宁和充实。
“善”的理念并不是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的，早在柏拉图那里就有对善的理念的表述。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最高理念，是宇宙秩序的安排者、谋划人，其他理念和万事万物皆因其而存在，它是世界的目的；也正因此，善的理念同时是最高的善，是“善自身”，是“整体的善”，它决定着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述了“善”，并对“善”进行了划分。他认为“善”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事物自身即善，其二是事物作为达到自身善的手段的善。［4］诸种目的构成了诸多的善，在这个善的体系中，那个最好的、终极的、自足的、最完满的、以自身为目的、最高的善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希冀的幸福。他说道，“作为幸福，我们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永远不是因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而永远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5］现实中，我们往往不会对目的过多的深思，而是需要对达到目的的手段慎思。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幸福才是善的？梯利说，“像这样的一个人在实现至善——他的内心生活很有秩序并理智化了，较高的精神力量支配着较低的力量；他正处在一种心灵健康的状态；他的身体是灵魂的仆人；而且是一个做得最多而要求最少的好仆人；他的利己和利他的冲动和行动都很好地平衡着。一句话，当他是一个有德性的人的时候，他正在实现至善。”［6］即是说，善与德性是不可分离、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二者能够很好地结合时，我们便不仅是个有德的人，同时我们也因此而在善（幸福）之中。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逻辑中介：德性
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德性视作是幸福生活的逻辑中介。所谓德性，是“一种能够做出明智选择的状态，是一种相对于我们的中间，由理性决定，就像一个明智的人所要求的那样。”“它是过度和不及的中间状态。同时这也正是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全部高贵品质——人的生命具有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意义。”“正是由于灵魂的德性，我们才生活得美好。”［7］作为一种品质，德性能够教会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如何合理处理自己的激情、欲望和意志。但他又提出，“一个人可以具有某种善质却不做出好的结果,例如,一个睡着了的人,一个感觉迟钝的人。而现实活动却不能这样,它必然要行动,而且是美好的行动。正如在奥林匹克大赛上,桂冠并不授予貌美的人和健壮的人,而授予参加竞技的人(胜利者就在他们之中)一样,只有那些行为高尚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中的美好和善良。”［2］德性，作为一种优秀的品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既自身就是被看做是目的的那种善，又同时作为实现目的——幸福的前提条件。因此，真正的幸福一定与人的德性活动相关。
德性实践作为幸福的必要部分发挥作用，不同的实践活动养成不同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两类：道德德性（来源于习惯）和理智德性（即实践理性,依赖于教育而产生与增长）。一个充分意义上的人是一个向往有德性，并通过不断做合乎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而实现或完成的。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8］他严肃批评了柏拉图所要寻求的涵盖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理念善”：那种“什么合乎德性的事情都不去做，躲避到道理空谈中，认为这就是哲学思考……这正像病人们，很认真地听医生所说的话，却不做医生吩咐做的事。正如言谈不能改善就医者的身体状况一样，这样的哲学也不能改善灵魂”［9］(P33)。他所要研究的是人的善，并且，这种善（幸福）就意味着德性活动本身。所以，他认为只有“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在各种人的业绩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相比”［10］(P20)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人在德性上变得完善的过程，是对一个人作为人而言的那种善（好的）生活的实现过程。于是，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幸福决不仅仅是情感、欲望的满足，而是德性功能得到发挥的现实活动。一句话，幸福就在于符合德性品质的实践活动。
三、践行德性的本体论前提
亚里士多德从论述生活中的“具体善”出发，寻求他的完满且自足的“至善”。 遵循“德性——实践——幸福”的理路，他明确指出幸福是一种善，并且是一种实践善。所以，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首要的出发点。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主体的人，是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人，人的幸福就在于实现人的善。人的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善就在于人的理性的良好发挥，即德性的实现。幸福就是理性灵魂体现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就是让人的功能得到完善发挥的东西，而人的功能的完善发挥本身就是幸福之所在。作为幸福生活的一种品质，德性不仅将有助于个人因实践而获得利益和欲望的满足，并且必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在追求善（幸福）过程中的各种畏缩与懈怠、焦虑与不安，从而达至自身的完满。由此，我们认为，幸福的践行必然是以人的德性实践为中心环节的。换句话说，德性品质乃是幸福生活的核心部分，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不仅是个体自足与完满的表达，从整体上来看，德性能够增进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善的获取密切相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公民整体利益代表的是“城邦善”。这种城邦的善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的各种“善德”的计量,而必须体现在对城邦集体目标的追求中,是对城邦共同利益的关注,是将城邦的整体幸福作为公民个人追求的最终目标。面对希腊各城邦社会政治斗争不断产生的种种危机，亚里士多德试图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一种至善，一种德性，这就是在社会关系中自然产生的公正原则。“公正就是幸福的给予和维护”［4］，是践行德性的本体论前提。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成功地将幸福理论与城邦善（公正）相联系，并将之架构于“善”的德性秩序上，他指出，在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幸福意义上，公民个人善与城邦善统一于追求公正。“从总体上说，一个人的人生存在问题上所能达到的可能幸福的最高限度，是由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在宏观整体上规定的。”［11］所谓公正，就是共同生活中所应具备的德性，“凡具备这种德性，其他的所有德性就会随之而来。”［12］(P102)亚里士多德把公正看做是城邦生活的首要的德性，是最完满的德性，是所有德性的总汇。因而，他主张在共同的城邦生活中、在城邦幸福的共同目的下，城邦善与个人善统一于公正。由此我们得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正就是共同利益的化身，凡是符合城邦共同利益的就是公正的，就是善的；反之则是不公正的，是恶的。可见，公正与善并非是互相分离的，相反，二者是相互依存、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共同致力于实现城邦的善。
四、“善邦”与“德人”之关系
实现“城邦善”，即幸福城邦的关键是过一种合乎德性的城邦生活。“任何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而一切共同体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善而建立起来的”［13］。能促进共同体生活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公共善，不仅是正当的,而且它折射出公权力必须遵从公共善的目的。人类社会的初创时期，最迫切的问题是建立起有效的生活秩序。它在古希腊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一种“城邦”（polis）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按照其自然本性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尽管从时间上说，城邦起源于个人；但从本性上说，城邦却优先于个人。作为社会的、政治的、理性的动物的个人只有进行德性的实践活动并在正义的城邦环境中才能实现自我幸福。他指出：“人是政治动物，天然地就要与他人一起生活。”［4］相较于哲学家才配有的思辨幸福，城邦生活的幸福，才是大多数人可实践的幸福。但他的德性幸福论“很明显，……听众是有闲的极少数人。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人类生活本身的目的，而是一种生活的目的，这种生活是以对某种等级社会秩序为前提的”［14］。
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德性，意在实现城邦内个体的德性教化，而德性的首要性在于维护城邦秩序。也就是说在个人的发展和城邦的利益之间，促使公民个人的幸福(善)和家庭的幸福(善)是绝对的好事，但是促进国家以及全体国民的善(幸福)的实现却是更为高尚和神圣的，更应该首选的。人们必须把自由限制在公共法律与道德所允许的范围内，必须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内约束自己的行为。“古代社会，德性是与城邦生活紧密相连的，在每一城邦中，德性都是他们认为在该城邦中是德性的东西，没有一般的正义，只有在不同的城邦中被不同城邦所理解的不同的正义。”［15］所以，“幸福”作为一种内在的德性，不仅是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良好表达，而且是涉及城邦秩序和城邦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原则。对古希腊人来说，幸福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体现在具体的城邦生活中。在本质上是某种德性秩序，是某种德性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德性秩序下的生活方式，使得生活于城邦的公民过上完满、自足的幸福生活。
［参考文献］［1］［美］加勒特?汤姆森，马歇尔?米斯纳.亚里士多德［M］.张晓林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6］梯利.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王旭凤，陈晓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9］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颜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3］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4］［美］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Good” and “Virtue” in Aristotle′s Thoughts of Happiness
in Terms of Nicomachean Ethics
LI Mei1, ZHAO Yan-hua2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China;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Karama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ushanzi, 833600, Xinjiang, China)
Abstract:Aristotle′s virtue theory of happines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good”, “virtue”, and “city life”. It is a good state of living considering virtue. On the one hand, Aristotle emphasizes the fist significance of the good virtue for happy. On the other hand, he attaches greater importance to “practice of virtue”.
Keywords:Aristotle; good; virtue; practice; happiness
〔责任编辑：左安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