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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等教育也同社会经济发展一样，同样面临着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尽管面对严重的教育供给不足，扩大招生无疑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选择，但质量永远是数量的前提，尤其对教育而言。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没有质量的数量不是增量而是减量，离开了质量的数量只是数字绝不是实力。因此，当数量的增长以质量的牺牲为代价时，上升的数量不仅是对质量的贬损，也是对数量本身的削减；当扩大招生以培养人才的质量下降为代价时，不仅会出现文凭贬值和“泛文凭化”的现象，还会造成一代人竞争能力下降的社会后果。由于成功的教育的个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所以失败的教育的社会损失将大于个人损失。而一代人竞争能力的下降，将会以人力资本贬值的方式影响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
尽管目前人才培养质量下降是教育供应不足和扩大招生引发的难以避免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扩大招生必然要降低教育质量和标准。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因为政府既是教育这一公共物品的最大供应者，又是教育市场供给规则的制订者。笔者建议：
第一，引入竞争机制。竞争既是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最佳途经，又是提高教育供给质量的最好方法。在教育供给问题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深刻而沉重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不仅涉及教育从传统体制下的完全公共物品，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完全公共物品的转变，而且必然触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作为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这一敏感领域。在教育供给上，政府首先应该学会把属于市场的交给市场来做。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已被实践证明是切实有效的教育供给模式，以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对教育的供给，来保障公民受教育的公平性；以市场对教育的供给，来解决教育的普及性；以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增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
第二，以更加开放的精神和举措允许各高校广纳海内外人才。首先，要像当年打破“八级工资制”一样，真正改变传统体制给高等院校教师带来的“似干非干部”、“似官非官员”的人事管理身份，让高校教师在人事身份上真正“学者”起来。其次，要把目前大多数高校对海外学者工资待遇上的“超国民待遇”转为聘用机制上的“国民待遇”。同时，还要确立更加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如“资本洼地效应”（资本向利润高的行业流动）一样，使海内外学者能够自由地向待遇好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学校流动，使优秀的学者能够无障碍地向名校流动。在知识已被广泛市场化的今天，传授知识的人也应该走向市场。
第三，改变现行的带有不同程度地方本位主义色彩的招生模式和规则，以更加宽容的胸怀对待生源问题。对任何大学来说，只有真正面向全国招生，由市场来决定生源，办学的质量才能真正得以提升。生源上的“本地主义”不仅是对公平原则的破坏（如北京户籍的孩子要比非北京户籍的孩子更容易考取北大、清华等名校），而且从根本上不利于教育供给质量的提升。其实对于任何地方性大学而言，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对待生源问题，不是付出，而是得到，不是牺牲，而是收益。正如剑桥大学不是剑桥镇大学，剑桥镇却永远自豪地拥有剑桥大学一样。因此可以说，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办教育，只会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绩效，绝不会造成市场份额的真正减少。
政府对待教育的态度，反映了政府的文明程度。而教育的昌盛正是社会文明昌盛的基础。
（作者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尽管目前人才培养质量下降是教育供应不足和扩大招生引发的难以避免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扩大招生必然要降低教育质量和标准。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因为政府既是教育这一公共物品的最大供应者，又是教育市场供给规则的制订者。笔者建议：
第一，引入竞争机制。竞争既是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最佳途经，又是提高教育供给质量的最好方法。在教育供给问题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深刻而沉重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不仅涉及教育从传统体制下的完全公共物品，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完全公共物品的转变，而且必然触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作为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这一敏感领域。在教育供给上，政府首先应该学会把属于市场的交给市场来做。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已被实践证明是切实有效的教育供给模式，以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对教育的供给，来保障公民受教育的公平性；以市场对教育的供给，来解决教育的普及性；以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增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
第二，以更加开放的精神和举措允许各高校广纳海内外人才。首先，要像当年打破“八级工资制”一样，真正改变传统体制给高等院校教师带来的“似干非干部”、“似官非官员”的人事管理身份，让高校教师在人事身份上真正“学者”起来。其次，要把目前大多数高校对海外学者工资待遇上的“超国民待遇”转为聘用机制上的“国民待遇”。同时，还要确立更加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如“资本洼地效应”（资本向利润高的行业流动）一样，使海内外学者能够自由地向待遇好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学校流动，使优秀的学者能够无障碍地向名校流动。在知识已被广泛市场化的今天，传授知识的人也应该走向市场。
第三，改变现行的带有不同程度地方本位主义色彩的招生模式和规则，以更加宽容的胸怀对待生源问题。对任何大学来说，只有真正面向全国招生，由市场来决定生源，办学的质量才能真正得以提升。生源上的“本地主义”不仅是对公平原则的破坏（如北京户籍的孩子要比非北京户籍的孩子更容易考取北大、清华等名校），而且从根本上不利于教育供给质量的提升。其实对于任何地方性大学而言，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对待生源问题，不是付出，而是得到，不是牺牲，而是收益。正如剑桥大学不是剑桥镇大学，剑桥镇却永远自豪地拥有剑桥大学一样。因此可以说，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办教育，只会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绩效，绝不会造成市场份额的真正减少。
政府对待教育的态度，反映了政府的文明程度。而教育的昌盛正是社会文明昌盛的基础。
（作者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