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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新闻引起热烈反响。报载，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在未来的3年内，中国将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见《财经日报》2006年6月10日）。笔者留意到，对这则消息，网上评论几乎是一片弹声。有媒体发表《“新农村建设”不需“出国潮”》评论云：这对韩国来说，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最保守计算，单是每人100 ~150美元的培训费，中国政府就需要支付3500 ~5250万美元。另据媒体报道，“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披露，今年为安排中国约1万名公务员“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精明的韩国人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
然而，对此事的探讨似乎不止于经济核算。一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为何相关部门会策划组织3万农业官员赴韩国学习新村建设经验的大动作？
据悉，2005年5月，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一位领导带队，中农办、财政部、建设部、人民银行等部门人员参加的考察小组，专程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并向中央提交一份考察报告。继而，2006年5月29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第十届中韩农业合作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中国新农村建设以及韩国“新村运动”，靠近韩国的沈阳市也传出最晚在今年8月派出100人左右的公务员考察团到韩国学习的消息。这样一来，组织3万农业官员赴韩考察就不能与公费旅游划等号。
平心而论，对外国的先进经验及时学习借鉴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组织若干专家学者官员赴韩考察也无可厚非。但组织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前行，除了加重财政负担之外，似乎也给了人们某种误导，这就是老生常谈的“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圆”。
事实上，韩国的“新村运动”尽管在起初有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韩国媒体就直言不讳：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韩国的“新村运动”不同。“新村运动”是精神运动超过物质运动。对于“精神重过物质”的运动，上了年纪的国人似曾相识。“文革”期间，农村用政治评工分，发展生产之事必先问姓“社”姓“资”以及“穷过渡”等等，给农村生产力带来的严重伤害，至今仍难以抹去。而韩国媒体报道，“新村运动”早期在韩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已经被许多人视作“维新残渣”、“被遗忘的运动”。假若如此，我们还有没有必要斥巨资组织浩浩荡荡的取经队伍赴韩呢？
应该说，中韩两国都注重农村的建设。为着造福本国的农民，两国之间进行交流借鉴、取长补短完全必要。但是，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不能离开本国的实际。中韩两国除了领导体制、意识形态不同外，城乡比例方面的差别也很明显。媒体提供的材料显示：过去30年，韩国城乡的收入差距一直是1比0.8至0.9，2005年韩国农民收入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84%；而中国国内的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同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对比为3.2比1。可见，国情不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思路、着眼点也不该相同。因此，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不能照搬。中国长期的实践证明，凡不顾实际照搬外国经验的事几乎都不成功。
其实，新农村建设在本国一些地方早已涌现出令人瞩目的“奇葩”。比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主流媒体及许多人早已津津乐道。而这类新农村建设的“奇葩”更带有中国特色，更吸引中国农民的眼球。近日有媒体传出，以搞大包干创先河的安徽省小岗村组织村干部赴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学习取经，可见，善于对本国先进典型进行借鉴、对身边经验进行总结提高，从而引导农民群众从实际出发创造新新农村，才是更有生命力的建设模式，为什么要花大钱去看“外国的月亮”呢？
新农村建设与其他工作一样，要牢牢记住的“基本经”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才是办好事情的最好经验，才是亿万农民群众的期盼，才是新农村建设的真经。
然而，对此事的探讨似乎不止于经济核算。一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为何相关部门会策划组织3万农业官员赴韩国学习新村建设经验的大动作？
据悉，2005年5月，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一位领导带队，中农办、财政部、建设部、人民银行等部门人员参加的考察小组，专程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并向中央提交一份考察报告。继而，2006年5月29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第十届中韩农业合作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中国新农村建设以及韩国“新村运动”，靠近韩国的沈阳市也传出最晚在今年8月派出100人左右的公务员考察团到韩国学习的消息。这样一来，组织3万农业官员赴韩考察就不能与公费旅游划等号。
平心而论，对外国的先进经验及时学习借鉴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组织若干专家学者官员赴韩考察也无可厚非。但组织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前行，除了加重财政负担之外，似乎也给了人们某种误导，这就是老生常谈的“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圆”。
事实上，韩国的“新村运动”尽管在起初有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韩国媒体就直言不讳：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韩国的“新村运动”不同。“新村运动”是精神运动超过物质运动。对于“精神重过物质”的运动，上了年纪的国人似曾相识。“文革”期间，农村用政治评工分，发展生产之事必先问姓“社”姓“资”以及“穷过渡”等等，给农村生产力带来的严重伤害，至今仍难以抹去。而韩国媒体报道，“新村运动”早期在韩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已经被许多人视作“维新残渣”、“被遗忘的运动”。假若如此，我们还有没有必要斥巨资组织浩浩荡荡的取经队伍赴韩呢？
应该说，中韩两国都注重农村的建设。为着造福本国的农民，两国之间进行交流借鉴、取长补短完全必要。但是，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不能离开本国的实际。中韩两国除了领导体制、意识形态不同外，城乡比例方面的差别也很明显。媒体提供的材料显示：过去30年，韩国城乡的收入差距一直是1比0.8至0.9，2005年韩国农民收入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84%；而中国国内的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同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对比为3.2比1。可见，国情不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思路、着眼点也不该相同。因此，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不能照搬。中国长期的实践证明，凡不顾实际照搬外国经验的事几乎都不成功。
其实，新农村建设在本国一些地方早已涌现出令人瞩目的“奇葩”。比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主流媒体及许多人早已津津乐道。而这类新农村建设的“奇葩”更带有中国特色，更吸引中国农民的眼球。近日有媒体传出，以搞大包干创先河的安徽省小岗村组织村干部赴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学习取经，可见，善于对本国先进典型进行借鉴、对身边经验进行总结提高，从而引导农民群众从实际出发创造新新农村，才是更有生命力的建设模式，为什么要花大钱去看“外国的月亮”呢？
新农村建设与其他工作一样，要牢牢记住的“基本经”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才是办好事情的最好经验，才是亿万农民群众的期盼，才是新农村建设的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