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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主要调整两端收入，一是调节过高收入，一是改变低收入状况。高收入包括垄断行业收入、不劳而获及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不正当收入。有材料反映，垄断行业职工年均收入是其他行业收入的10多倍，而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并非因为其劳动的特殊贡献（其劳动付出并未创造出这么多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行业垄断特权获得机会，从而形成“劳动力垄断价格”。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工、技术工人等从事的劳动很艰苦、很繁重，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拿到与劳动付出相应的报酬。如果垄断行业一直维持过高收入，而其他行业收入增长缓慢，无疑会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事关和谐的一件大事。
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也是事关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色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方向问题。”朝着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是分配上的方向问题。在分配制度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
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不合理分配问题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之所以未能得到解决，是因为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央决心很大，但实施起来会有较大难度。要打破垄断，就会涉及相当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需要有稳妥的办法、明晰化的制度，采用过硬的手段从法律和制度上加以保障。
■ 邓伟志（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
收入差距过大，会带来文化上的“异质”强化，不利于社会协调有序和稳定发展。人们收入差距大了，观念的差距也会加大，因此，必须适当调整收入。各阶层要有先有后地提高收入水平。从理论上说，这种调整符合“橄榄型”分配结构。如果把人口按收入状况分为五类，每类占20％，现在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9％，而这一比例至少要高于20％才是合理的。10多年前，我们批判“中产阶级”，不利于中等收入人数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这种失误也带来了社会发展的偏差。现在有些学者还是回避“中产阶级”的提法，认为“中等收入”不等于“中产阶级”，但实际上，“中等收入”就是“中产阶级”。
我国GDP总量超过了英国，人均只占世界5％，但奢侈品消费却占世界奢侈品消费总量的24％，主要是少数人暴富而狠进狠出。这些人的钱得来容易，消费得也快，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控制不合法收入，同时严防“ 灰色收入”。我曾到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芬兰做过调查，据当地廉政公署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芬兰公务员的收入是公开的，没有一分钱是“灰色收入”。芬兰民众举报芬兰公务员说“某某对我不尊重”，但从未见有举报“灰色收入”和贪污的。有些国家的议会建筑是玻璃的，以此表明“透明”的决心。这虽然是一种形式，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内容：阳光可以减少霉菌，透明就会减少腐败。
增加低工资者包括农民工的收入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内容。在同样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下，城市户口工人的收入要比农民工约高500元，以农民工数量为一二千万来算，农民工每年收入会减少一万亿。当然，现今条件下，农民工的工资很大程度上由他的老板决定，造成了“资高劳低”的现象，也就是按资分配太高，按劳分配太低。普遍存在的安全问题就凸显了这一点。原本用来购置安全设施的钱进了老板的腰包，应当采取的环保措施没有实施，都相对降低了工人的收入。在工人培训方面也“节省”了老板的支出。发达国家普遍规定，企业每年要拿出2.5％～3％的收入用于工人培训。一个企业在解聘员工的时候，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在一年内培训过工人。如果老板没有把这部分钱用于培训或用的少于2.5％，就要交较高的“培训税”。现在，上海、浙江等地已开始实行“培训税”制度。
■ 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限高”（限制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比较可行。其中，最主要的是“限高”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收入者是指社会保障对象、低工资覆盖对象，这一群体收入增长速度太慢，与高收入增长速度不成比例。高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而低保对象每年只提高10元，有的还达不到这个数字，还有的两三年才提高一次，这样下去，收入只能越拉越大，因此，低收入工资水平提高速度要加快，幅度要加大。除工资收入外，在社会保障方面，医疗待遇、子女教育、住房待遇补偿等政策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我国贫富差距较大，最高收入的1/5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59％，而最低收入的1/5人口只占全部收入的2.75％，相差大约22倍。
按照社会分层理论，上层是指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企业家、高级私营企业主，中层是指一般专业人员、工薪阶层公务员、中小学教师、收入相对较低的私营企业经营者、个体户等，而低收入阶层主要是指普通的一线工人、农民以及失业下岗人员。限制高收入，还有一个内容是打击非法收入。很多高收入是非法的，不正常的，如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黑色收入”，还有一些“灰色收入”也很高，比如领导干部兼职挂职、著名学者与著名演员的“走穴”等，对“灰色收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界定，这部分收入很难监控。国有企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工资过高，主要是由于机制不民主甚至不合法，企业自主权过大。
一个社会中，高收入人群发展速度很快，但人员数量不会很多，而中等收入与低收入人群是此消彼长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扩大，低收入阶层人数就会减少。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把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阶层，可以降低两极分化程度。
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表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社会公平更受关注。高层的一些提法不知不觉做了修正，以往常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原则，现在的提法是“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即不仅关注效率，更应关注社会公平。不仅在经济上缩小差距，同时在社会权利，如教育、就业等方面逐渐向中下阶层倾斜，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导向。
■ 唐 钧（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要解决贫富差距，主要应在政策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更确切地说，是要对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进行调整。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不仅要增加收入，也要使消费更加合理。
通过这次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不足10%的人收入提高了，物价将会随之上升，生活费用也就上去了，收入增长的部分不足于弥补消费增长的部分，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国家统计局早就指出过这种趋势。这样，90%没有加薪的人就等于吃了大亏。
收入分配调整要守住三条底线：一是不能一搞改革就让“我”吃亏。近十年来的改革，总有一部分人更多的时候是老百姓吃亏，这是不合理的。二是不能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时候，“我”穷下去。大家都一天天富起来，“我”富得不如别人快，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一部分人富了，一部分人反而更穷了。三是要使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现在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有点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有经济学家提出先拿垄断企业开刀，但开刀之后，老百姓究竟如何受益仍是一个问题。
从结构上进行调整使我们看到了调整的方向，但政策、结构的调整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调整要把握的一个总原则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要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不要总是花钱修大广场，建大楼，修大马路。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主要调整两端收入，一是调节过高收入，一是改变低收入状况。高收入包括垄断行业收入、不劳而获及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不正当收入。有材料反映，垄断行业职工年均收入是其他行业收入的10多倍，而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并非因为其劳动的特殊贡献（其劳动付出并未创造出这么多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行业垄断特权获得机会，从而形成“劳动力垄断价格”。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工、技术工人等从事的劳动很艰苦、很繁重，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拿到与劳动付出相应的报酬。如果垄断行业一直维持过高收入，而其他行业收入增长缓慢，无疑会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事关和谐的一件大事。
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也是事关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色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方向问题。”朝着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是分配上的方向问题。在分配制度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
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不合理分配问题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之所以未能得到解决，是因为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央决心很大，但实施起来会有较大难度。要打破垄断，就会涉及相当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需要有稳妥的办法、明晰化的制度，采用过硬的手段从法律和制度上加以保障。
■ 邓伟志（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
收入差距过大，会带来文化上的“异质”强化，不利于社会协调有序和稳定发展。人们收入差距大了，观念的差距也会加大，因此，必须适当调整收入。各阶层要有先有后地提高收入水平。从理论上说，这种调整符合“橄榄型”分配结构。如果把人口按收入状况分为五类，每类占20％，现在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9％，而这一比例至少要高于20％才是合理的。10多年前，我们批判“中产阶级”，不利于中等收入人数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这种失误也带来了社会发展的偏差。现在有些学者还是回避“中产阶级”的提法，认为“中等收入”不等于“中产阶级”，但实际上，“中等收入”就是“中产阶级”。
我国GDP总量超过了英国，人均只占世界5％，但奢侈品消费却占世界奢侈品消费总量的24％，主要是少数人暴富而狠进狠出。这些人的钱得来容易，消费得也快，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控制不合法收入，同时严防“ 灰色收入”。我曾到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芬兰做过调查，据当地廉政公署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芬兰公务员的收入是公开的，没有一分钱是“灰色收入”。芬兰民众举报芬兰公务员说“某某对我不尊重”，但从未见有举报“灰色收入”和贪污的。有些国家的议会建筑是玻璃的，以此表明“透明”的决心。这虽然是一种形式，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内容：阳光可以减少霉菌，透明就会减少腐败。
增加低工资者包括农民工的收入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内容。在同样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下，城市户口工人的收入要比农民工约高500元，以农民工数量为一二千万来算，农民工每年收入会减少一万亿。当然，现今条件下，农民工的工资很大程度上由他的老板决定，造成了“资高劳低”的现象，也就是按资分配太高，按劳分配太低。普遍存在的安全问题就凸显了这一点。原本用来购置安全设施的钱进了老板的腰包，应当采取的环保措施没有实施，都相对降低了工人的收入。在工人培训方面也“节省”了老板的支出。发达国家普遍规定，企业每年要拿出2.5％～3％的收入用于工人培训。一个企业在解聘员工的时候，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在一年内培训过工人。如果老板没有把这部分钱用于培训或用的少于2.5％，就要交较高的“培训税”。现在，上海、浙江等地已开始实行“培训税”制度。
■ 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限高”（限制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比较可行。其中，最主要的是“限高”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收入者是指社会保障对象、低工资覆盖对象，这一群体收入增长速度太慢，与高收入增长速度不成比例。高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而低保对象每年只提高10元，有的还达不到这个数字，还有的两三年才提高一次，这样下去，收入只能越拉越大，因此，低收入工资水平提高速度要加快，幅度要加大。除工资收入外，在社会保障方面，医疗待遇、子女教育、住房待遇补偿等政策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我国贫富差距较大，最高收入的1/5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59％，而最低收入的1/5人口只占全部收入的2.75％，相差大约22倍。
按照社会分层理论，上层是指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企业家、高级私营企业主，中层是指一般专业人员、工薪阶层公务员、中小学教师、收入相对较低的私营企业经营者、个体户等，而低收入阶层主要是指普通的一线工人、农民以及失业下岗人员。限制高收入，还有一个内容是打击非法收入。很多高收入是非法的，不正常的，如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黑色收入”，还有一些“灰色收入”也很高，比如领导干部兼职挂职、著名学者与著名演员的“走穴”等，对“灰色收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界定，这部分收入很难监控。国有企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工资过高，主要是由于机制不民主甚至不合法，企业自主权过大。
一个社会中，高收入人群发展速度很快，但人员数量不会很多，而中等收入与低收入人群是此消彼长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扩大，低收入阶层人数就会减少。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把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阶层，可以降低两极分化程度。
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表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社会公平更受关注。高层的一些提法不知不觉做了修正，以往常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原则，现在的提法是“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即不仅关注效率，更应关注社会公平。不仅在经济上缩小差距，同时在社会权利，如教育、就业等方面逐渐向中下阶层倾斜，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导向。
■ 唐 钧（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要解决贫富差距，主要应在政策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更确切地说，是要对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进行调整。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不仅要增加收入，也要使消费更加合理。
通过这次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不足10%的人收入提高了，物价将会随之上升，生活费用也就上去了，收入增长的部分不足于弥补消费增长的部分，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国家统计局早就指出过这种趋势。这样，90%没有加薪的人就等于吃了大亏。
收入分配调整要守住三条底线：一是不能一搞改革就让“我”吃亏。近十年来的改革，总有一部分人更多的时候是老百姓吃亏，这是不合理的。二是不能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时候，“我”穷下去。大家都一天天富起来，“我”富得不如别人快，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一部分人富了，一部分人反而更穷了。三是要使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现在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有点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有经济学家提出先拿垄断企业开刀，但开刀之后，老百姓究竟如何受益仍是一个问题。
从结构上进行调整使我们看到了调整的方向，但政策、结构的调整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调整要把握的一个总原则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要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不要总是花钱修大广场，建大楼，修大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