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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在自然保护和经济开发中，命中注定处于弱势的地位。
近日，在西安的一场论坛上，30多家环保组织就当前生态保护面临的危急形势，发出了倡议。与会的NGO、专家、政府官员等，都聚焦在了“如何守住中国保护区的‘生态红线’”上。
保护区越重要，命中注定越弱势
出席论坛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也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她认为，这样一个限度，就是“生态安全底线”。环保部正在做的“生态红线”，就是这样一条底线。
划定“生态红线”，将在重要的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而“生态红线”一旦划定，它就会上升到一定的法律高度，最终将强制执行。
实际上，生物多样性给人类提供了各种资源、服务，它们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人类也依赖于这些生态服务的功能。如果它们的退化继续下去、到一个限度，人类将很难生存。
那么，这条“生态安全底线”到底是什么？
解焱认为，它应该能为全国的人们，提供足够水源、可持续的资源，并能净化排出的废气和污水，让人们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美景，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生态安全底线”必须能保障足够大的地方，实现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工程。
与会的“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说，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越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在自然保护和经济开发中，命中注定处于弱势的地位。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一个项目负责人于璐告诉记者，“一个好的保护区，要清楚自己的家底，应该有具体针对的保护对象，有清晰的保护计划，包括采取哪些行动，并在检测后证实它是有效的。但是真正能做到这些的保护区，是很有限的。”
早在2010年，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就进行了一项评估。研究人员发现，全国2531个保护区中，只有13%的保护区有清晰的边界。事实上，全国的自然保护区，包括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都是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了清晰的边界。这种地理的数据应该共享，让学界和社会监督，但现在做不到。
中国已经建立了大量各类自然保护地，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它们占了国土面积的18%，是中国最后的自然遗产。
“现状是，我们貌似有这些保护区，但由于人力缺乏、资源缺乏、管理的原因等，根本没有保证这18%的区域，听上去挺大的，但它在不断地萎缩。这18%已经是一个底线了。”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宣传交流官员陈圆明说。
“保护区分为3个区，有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如果连边界都不清楚，就很难保证它不受到社区、人为活动的干扰。”于璐说。
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在衰减
长白山保护区，是沈孝辉提及的一个遭到人为破坏的例子。作为国家级的保护区，长白山一开始是生态机构最完整、影响力最大的保护区。但它的生物多样性正在衰减。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它从1986年以来，经历了三场重度人为干扰破坏。被破坏的面积，甚至无法量化统计。
如今，一系列的后果已经产生：在保护区内，道路全部进行了高等级和硬质化的改造，使保护区和周边林区隔绝，这使得大型野生动物种群之间无法进行交流。随着群山旅游大开发，这一保护区也逐渐向商业化迅速转变。
事实上，在包括森林、湿地等在内的陆生生态系统里，河流往往在人类的发展中，第一个被牺牲了。
“黔江小南海”位于重庆的一个自治县内。随着葛洲坝的建立，长江中的中华鲟开始濒危了。于是，在长江流域的泸州、宜宾，一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起来，它就是“小南海”，随后，它又升级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意很简单，是为了保证长江中的鱼类可以不受三峡大坝的影响，完全自己的洄游。
然而，在之后的水电开发中，“小南海”一再缩水，两度进行了边界的调整。就在2009年，第2次提出边界调整之后，许多专家、环保组织发表了公开信、致信环保总局，要求重新考虑自然保护区边界的调整。小南海的意义，不言而喻。每一年，有151万的漂浮性卵经过这一江段。但最终，边界调整的决定还是通过了。
“小南海”所在的保护区，在生态保护人士的眼中，已经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态红线”，到了不能再让的地步了。守住这条“底线”，最核心要保护的是生物多样性。
其实，除了民间的力量，环保部也在开发与保护的博弈中努力着，这让生态保护取得了一些简单的成效。生态司保护区处调研员陶思明在论坛上说，长白山保护区要修一条索道，但一个项目被拦下了；而在经济区规划征求意见时，小南山水电站也在民间力量的反对下，最终从规划中去除。
“生态红线”有望在2013年初划定
解焱认为，在保护地，存在着几个问题——布局问题、管理弱、监督不足、社区参与的力度不够。以布局为例，一个布局上的现实是，受到保护的生态区域，小而割裂。这显现了在总体布局上存在的困难。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有大量的、非常小的保护区，它的保护作用非常有限。
陈圆明告诉记者，西南三地的熊猫保护区，就面临着这样的“碎片化”。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大熊猫的碳汇森林”项目，为的不仅是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也连接了熊猫的栖息通道。
一个将保护地重新分类的主张，由解焱提了出来。她认为，应该根据保护的严格程度和利用方式，将其分成四类。
前两类都是严格保护、没有利用的；第一类基本上不允许任何人类的活动，第二类可以允许人工干预进行保护管理。第三类、第四类都有利用，但利用的方式不一样。这样的分类可以和保护管理更好结合起来。
据悉，环保部“生态红线”划分专家曾公开表示，“生态红线”有望在2013年初划定，内蒙古、江西已被选为试点。
近日，在西安的一场论坛上，30多家环保组织就当前生态保护面临的危急形势，发出了倡议。与会的NGO、专家、政府官员等，都聚焦在了“如何守住中国保护区的‘生态红线’”上。
保护区越重要，命中注定越弱势
出席论坛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也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她认为，这样一个限度，就是“生态安全底线”。环保部正在做的“生态红线”，就是这样一条底线。
划定“生态红线”，将在重要的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而“生态红线”一旦划定，它就会上升到一定的法律高度，最终将强制执行。
实际上，生物多样性给人类提供了各种资源、服务，它们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人类也依赖于这些生态服务的功能。如果它们的退化继续下去、到一个限度，人类将很难生存。
那么，这条“生态安全底线”到底是什么？
解焱认为，它应该能为全国的人们，提供足够水源、可持续的资源，并能净化排出的废气和污水，让人们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美景，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生态安全底线”必须能保障足够大的地方，实现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工程。
与会的“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说，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越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在自然保护和经济开发中，命中注定处于弱势的地位。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一个项目负责人于璐告诉记者，“一个好的保护区，要清楚自己的家底，应该有具体针对的保护对象，有清晰的保护计划，包括采取哪些行动，并在检测后证实它是有效的。但是真正能做到这些的保护区，是很有限的。”
早在2010年，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就进行了一项评估。研究人员发现，全国2531个保护区中，只有13%的保护区有清晰的边界。事实上，全国的自然保护区，包括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都是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了清晰的边界。这种地理的数据应该共享，让学界和社会监督，但现在做不到。
中国已经建立了大量各类自然保护地，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它们占了国土面积的18%，是中国最后的自然遗产。
“现状是，我们貌似有这些保护区，但由于人力缺乏、资源缺乏、管理的原因等，根本没有保证这18%的区域，听上去挺大的，但它在不断地萎缩。这18%已经是一个底线了。”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宣传交流官员陈圆明说。
“保护区分为3个区，有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如果连边界都不清楚，就很难保证它不受到社区、人为活动的干扰。”于璐说。
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在衰减
长白山保护区，是沈孝辉提及的一个遭到人为破坏的例子。作为国家级的保护区，长白山一开始是生态机构最完整、影响力最大的保护区。但它的生物多样性正在衰减。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它从1986年以来，经历了三场重度人为干扰破坏。被破坏的面积，甚至无法量化统计。
如今，一系列的后果已经产生：在保护区内，道路全部进行了高等级和硬质化的改造，使保护区和周边林区隔绝，这使得大型野生动物种群之间无法进行交流。随着群山旅游大开发，这一保护区也逐渐向商业化迅速转变。
事实上，在包括森林、湿地等在内的陆生生态系统里，河流往往在人类的发展中，第一个被牺牲了。
“黔江小南海”位于重庆的一个自治县内。随着葛洲坝的建立，长江中的中华鲟开始濒危了。于是，在长江流域的泸州、宜宾，一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起来，它就是“小南海”，随后，它又升级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意很简单，是为了保证长江中的鱼类可以不受三峡大坝的影响，完全自己的洄游。
然而，在之后的水电开发中，“小南海”一再缩水，两度进行了边界的调整。就在2009年，第2次提出边界调整之后，许多专家、环保组织发表了公开信、致信环保总局，要求重新考虑自然保护区边界的调整。小南海的意义，不言而喻。每一年，有151万的漂浮性卵经过这一江段。但最终，边界调整的决定还是通过了。
“小南海”所在的保护区，在生态保护人士的眼中，已经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态红线”，到了不能再让的地步了。守住这条“底线”，最核心要保护的是生物多样性。
其实，除了民间的力量，环保部也在开发与保护的博弈中努力着，这让生态保护取得了一些简单的成效。生态司保护区处调研员陶思明在论坛上说，长白山保护区要修一条索道，但一个项目被拦下了；而在经济区规划征求意见时，小南山水电站也在民间力量的反对下，最终从规划中去除。
“生态红线”有望在2013年初划定
解焱认为，在保护地，存在着几个问题——布局问题、管理弱、监督不足、社区参与的力度不够。以布局为例，一个布局上的现实是，受到保护的生态区域，小而割裂。这显现了在总体布局上存在的困难。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有大量的、非常小的保护区，它的保护作用非常有限。
陈圆明告诉记者，西南三地的熊猫保护区，就面临着这样的“碎片化”。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大熊猫的碳汇森林”项目，为的不仅是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也连接了熊猫的栖息通道。
一个将保护地重新分类的主张，由解焱提了出来。她认为，应该根据保护的严格程度和利用方式，将其分成四类。
前两类都是严格保护、没有利用的；第一类基本上不允许任何人类的活动，第二类可以允许人工干预进行保护管理。第三类、第四类都有利用，但利用的方式不一样。这样的分类可以和保护管理更好结合起来。
据悉，环保部“生态红线”划分专家曾公开表示，“生态红线”有望在2013年初划定，内蒙古、江西已被选为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