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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30多年，接诊10万名患儿的贾立群为了让孩子和家长满意，宁可搭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要把问题搞清楚，一次检查不确定就免费再检，直到明确了才写到诊断报告里，他认为这样才不“跌份”。而为了不收红包，他的兜是缝上的。
挤过人潮，打开B超室的门，一股热气“呼”地扑面而来，这里的人站得比门外还要满。贾立群被家长围得严严实实。透过层层人影，记者只能隐约看见贾立群的头顶。隔着空气和贾医生打了招呼后，人群中传出一声“稍微等一下，等看完这个病人我马上就过来。”
记者侧身退出拥挤的诊室，B超室的门被里面的家长“砰”地一声关上了。
只这一会儿的工夫，记者就被这里拥挤、嘈杂的环境弄得有些发晕。躲到人流较少的楼梯，心中竟升起一个念头，“幸好只是来采访，不是在这里工作。”
十多分钟后，贾立群终于打开诊室大门，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和记者当初想象的有些差距，贾立群虽然是北京儿童医院知名的B超专家，但态度却非常谦逊。
“我不是什么B超神探，我就是一个普通医生。”贾立群这样对记者说。
提起贾立群，在儿科B超界，他早已名声在外，全国各地的家长都慕名而来，别的地方看不清楚、无法确诊的儿童疾病，却难不倒贾立群。所以在家长们中间，流传着“贾立群B超”一说。每天守候在贾立群B超室门口的家长更是络绎不绝。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得到贾立群每天的工作状态竟是如此的紧张忙碌，这才刚到他的诊室外不到五分钟，记者立即被淹没在了如潮水般的患儿和家长当中，吵闹声、哭叫声、人群发出的热气，在不大的楼道里汇成一片。
学医是被组织安排的
从医30多年，接诊10万名患儿的贾立群谈起从医的经历，说这纯属偶然。
当年为了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贾立群和他们那一辈大多数人一样，还不到16岁，就被一列绿皮火车拉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让我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所以在兵团，贾立群很能吃苦，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而这也成了贾立群人生的一次转机。随后，兵团选拔优秀青年上大学，表现优异的贾立群获得了推荐的机会。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父亲是学电工的，母亲是搞微生物的。那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父亲出身不好，我没有被工科录取。”就这样，从小就喜欢买一些二极管组装半导体的贾立群，被上级组织安排到了医学院。
北京第二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贾立群在儿科系进行了3年半的艰苦学习。由于表现很好，贾立群成了班里那1/4能留在儿童医院的学生之一。留院后，贾立群被分配到了放射科。
“当时大家都不认为在放射科工作是一个好活儿。”贾立群说，从医院的角度来说，临床诊断有疑问觉得有不清楚的，才会让病人去放射科做进一步检查。所以那时认为搞放射是服务于临床的，认为放射科是“基础科室”或叫“辅助科室”。而且放射科有辐射，大家心里有顾虑，所以都不爱去。虽然医院把贾立群安排在放射科，贾立群也并没有怨言。于是，1977年12月，贾立群正式成为北京儿童医院的一名正式职工。
初到放射科 胆子很小
初到儿童医院，贾立群自称“胆子很小”，生怕在自己手上出现“漏病”的情况。那时医院有着浓郁的学习气氛，这也让贾立群积累了宝贵的从医经验。
“儿童医院建院很早，医院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是5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贾立群说，老医生们经常在医院看书、学习。有时晚上就算不值班，回家吃完饭后，还是会再回到医院来。
在前辈的影响下，贾立群这一大群刚进院的年轻医生，也拼命学习。“晚上大家都不回家，就在院里看书，或者看别的值班的医生看病，积累经验。有时候太晚了就住在医院，那会儿真有拿医院当家的感觉。” 在贾立群看来，“那段日子，教会了我怎么学习。”
而老一辈儿童医院的专家，更教会了贾立群怎么做人、做事。我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诸福棠是贾立群刚到儿童医院时的院长。虽然身为院士，但是老院长仍然带着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看着老院长认真、仔细地查房，认真询问孩子的病情，贾立群当时暗下决心，要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做一名像诸福棠院长一样的好医生。
贾立群清楚记得，那时放射科有一个叫徐赛英的老主任，已经50多岁了，是科里的业务骨干。那时年轻的贾立群帮助徐赛英搞科研总结病例，在一大组病例中统计分析每一例患儿的X光片。这项工作经常会持续到凌晨，年轻的贾立群都熬不住了，而50多岁的徐赛英还是精神百倍。
B超神探诞生记
渐渐地，贾立群在放射科的技术越来越过硬，获得了医院临床大夫们的信任，有疑难杂症也都喜欢找他来看。
1988年，医院计划成立一个B超室，想找一个科室带头人，把B超室建立起来。于是，有放射背景的贾立群成了不二人选。“当时领导找到我，也不是商量，就是通知。然后我就到B超室了。”贾立群回想起最初的那段日子，还是深有感触。
虽然是放射科出身，但是B超和放射并不是一码事。尤其在当时的中国，儿童B超更是一片空白。刚去B超室的贾立群，只是知道“B超”这个词，连B超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为了学习B超技术，贾立群在解放军301医院进行了为期1年的学习。但是301是综合医院，他们的儿科病人很少，所以贾立群在那里更多的是学一些B超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操作手法。
就这样，学习归来的贾立群回到儿童医院。开始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他开始从头摸索针对儿科的B超检查技术。
“当时的书上很少提儿科的B超，所以我只能自己摸索，把以往在放射科的经验，往B超上套。”刚刚组建的B超室，不管是人员还是技术，都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所以贾立群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没有老师教，没有教科书查，就只能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慢慢摸索。 “但我又必须保持我不漏病的传统。所以每个病人我都查得很细。”直接的结果就是晚上经常很晚还不回家。那时贾立群的爱人曾对他说，“你夜里12点前回家就算早的了。”
为了提高B超技术，贾立群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有一次凌晨两点多，刚躺下不久的贾立群被一通紧急的电话叫回医院。原来是一个严重外伤的孩子，需要他来诊断。检查发现送来的孩子肝破裂，腹腔里全是血。确诊后，孩子马上被送进了手术室，为了积攒经验，本来已经完成了诊断任务可以回家的贾立群，也穿上了手术衣，跟进了手术室。
“我要看看外科医生打开腹腔后，孩子肝脏裂口的尺寸和腹腔内的积血吸出来是多少毫升，我要看这些跟我测量的结果有多少差距。” 通过这样一点点的摸索，一点点的总结，贾立群渐渐把B超室运转了起来，并且慢慢地在这一行里有了名气。
B超神探屡建奇功
2008年深夜，牡丹江一位47岁的父亲乘当日最后一班飞机，抱着肾衰被报“病危”的3岁儿子赶到北京儿童医院。因为孩子数日无尿，先天又只有一个肾，这位父亲近乎绝望。
在当地三家大医院先后诊断“肾实质损害合并肾积水、急性肾衰”后，抱着“来最后一站赌一把，死也死在北京”的念头的父亲把孩子送到了贾立群面前。
对着B超荧光屏，贾立群脑海中不断闪现着有可能相关的种种原因，探头沿着唯一的一根输尿管向下移动，不断排除着一个又一个病因。突然他发现输尿管存在一个堆成柱状的砂砾样结石。
这种结石在婴幼儿中非常少见，近来却突然增多，这个现象使他意识到，这孩子的症状很可能与饮食或饮水相关。贾立群于是告诉那位绝望的父亲：孩子肾脏本身没有病变，只是因为输尿管堵了太多的结石“排不动了”，才使孩子无尿肾衰。听罢，孩子的父亲长跪不起，管贾大夫直叫“救命恩人”。与此同时，泌尿外科医生通过膀胱镜，也成功地疏通了孩子的尿路。孩子的肾积水、肾衰和全身中毒状况迅速改善。
在B超技术的道路上，贾立群还见证了其他各式各样的病例。肠梗阻是小孩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教科书中，有粘连性肠梗阻，粪石性肠梗阻等类型，而“吸铁石肠梗阻”是贾立群在诊断中，硬生生“发明”出来的一种肠梗阻类型。
说起这类肠梗阻，也有一段故事。有一次来了一个孩子做检查。B超检查后，贾立群的徒弟给出的判断是“肠梗阻合并异物”。外科大夫手术后，告诉贾立群，这个孩子的诊断基本是对的，是吃了异物导致的肠梗阻。不过孩子是吃了吸铁石，导致肠子反折后两段被吸铁石吸住，才出现的肠梗阻。
这个和贾立群很熟悉的外科医生打趣地说，“你们的报告还是不准确，应该报‘吸铁石肠梗阻’。”
这个段子，贾立群在给全国各地的医生办培训班时讲起，学员们哄堂大笑。因为通过B超是无法知道异物有否磁力的。但是有心的贾立群却将这个病例记在了心里。
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个孩子，症状和之前这个孩子很像。贾立群在孩子的肠梗阻点发现肠子中有七八个致密的球状物体。根据以往的经验，贾立群高度怀疑又是一例“吸铁石肠梗阻”。随后，贾立群反复询问孩子的家长，孩子有没有误服吸铁石，没想到家长却斩钉截铁地否认了贾立群的怀疑，一口咬定孩子没有吃吸铁石。
经过反复的探查，这个特异的征象用别的都不能解释，贾立群最终还是确定孩子的病为“吸铁石肠梗阻”。
后来孩子手术成功，从肠道中取出8个圆形吸铁石球。孩子的家长认为贾立群“神”了，还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贾立群的检查室。
“我们坚持的诊断最后证明是对的，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极大认可。遇到这种情况，工作再多也不觉得累了。”
诊断报告不明确很“跌份”
在贾立群的诊断报告中，很少出现“某某病不除外”“某某病可能性大”，或者某某病后打一个问号的情况。
如果遇到拿不准的情况，贾立群甚至能把诊断报告延后好几天，通过复查及查阅文献直到把它搞清楚再发。“不能说我们所有的报告都是确诊的，但是我们的报告力求确切，那种拖泥带水的有疑问的报告，我们不愿意发。”贾立群说，有时他们医生之间开玩笑，一个大夫问这是什么瘤，另一个大夫回答说是肿瘤。“这等于没有给临床解决任何问题，这个检查是白做的。”所以贾立群不愿意写不明确的报告。用他的话说，发出这样的报告特别“跌份”，是件丢人现眼的事情。
“如果不能给出明确的诊断，我总觉得特别别扭，回家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总会想着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病。”
为了让孩子和家长满意，少做“跌份”的事，贾立群宁可搭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要把问题搞清楚。有时候孩子来检查，明明症状提示应该有病变存在，但就是在B超上找不到，贾立群就会让孩子先回去，第二天再来，免费再为他检查。如果还是不能确定，贾立群还会为孩子检查第三次。
“比如消化道的疾病，有时候孩子反复哭闹，要探查的部位胃肠道的气体较多，就会影响检查。所以换个时间来，胃肠道的气体少了或气体的位置变化了，就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而且，放射科出身的贾立群，为了有利于诊断，还用上了自己的老本行。遇到一些疑难的病例，贾立群还会结合CT和核磁片子上的病灶，局部用多种B超探头反复探查。“有时候看不清楚，为了能够找到一个显示病变的检查体位，甚至会让家长高举孩子的双脚，倒立位检查。”总之，为了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诊断，贾立群会想尽、用尽各种办法。
“但医学是有局限的，B超也只是一个检查手段，还是有诊断不清的情况存在。”贾立群说，腹部B超只是通过脏器或病变的大小、形态、结构、位置、回声及血流情况等作出诊断。但是它很少能精确判断脏器的功能。比如颅脑B超只能通过形态学和回声改变诊断疾病，但是核磁检查可以利用脑功能成像方法来显示脑功能区，并可以在分子水平显示脑代谢的特点。这是B超天生的局限性，“所以不能将B超神话。”
缝兜拒收红包
采访之前，记者就听说贾立群为了不收红包，兜是缝上的。去了以后亲眼一见，果真如此。白大褂的两个兜都从里面缝得严严实实。“这个兜缝上以后，家长就知道我是真心不要的，这省了好多事。”贾立群说，“最开始想起把兜缝上，是因为一个家长特别热情，拿了两张购物卡，硬要往我兜里塞。”推辞之间，两个口袋都被这个热情的家长撕得像门帘一样耷拉了下来。
还有的时候，贾立群在挡红包时，家长手里的钱撒了一地。为了不收红包，也避免这些尴尬，贾立群索性把口袋缝了起来。即便这样，有些家长仍不死心，有时会把钱裹在其他东西里。一次，贾立群追着一个家长满医院跑，保安还以为他在抓小偷。“但老追着孩子家长也不是个事，有时候我看孩子住院，就索性把红包的钱充到他的住院费里。但不住院的还是得追。”贾立群笑着说。
工作太忙，不敢有爱好
当记者提到平时有何爱好时，贾立群却语塞了起来。“我现在的活动范围都只能在医院附近，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爱好。”
为了工作，贾立群就住在医院附近，而他经常在晚上被叫起来赶往医院为病人做检查。在一个礼拜中，总有那么几天，贾立群是要披星戴月地赶回医院的。
“我爱人总想让我带她去郊区玩一天，但这根本不可能。万一有病人，再快也赶不回来。”所以贾立群的活动范围被牢牢拴在了医院周围，“有时候去家乐福买东西，买到一半接到了医院电话，也能及时赶回来。”
这样的生活贾立群早已习以为常。虽然他已经对别的事情“没有太大的热情”。但是有一件事，却始终让他甘之如饴。
“比如来一个孩子，在别的地方都检查好几次了，就是查不清楚，但是到我这儿一看，就能确诊。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乐趣。”贾立群说道。
挤过人潮，打开B超室的门，一股热气“呼”地扑面而来，这里的人站得比门外还要满。贾立群被家长围得严严实实。透过层层人影，记者只能隐约看见贾立群的头顶。隔着空气和贾医生打了招呼后，人群中传出一声“稍微等一下，等看完这个病人我马上就过来。”
记者侧身退出拥挤的诊室，B超室的门被里面的家长“砰”地一声关上了。
只这一会儿的工夫，记者就被这里拥挤、嘈杂的环境弄得有些发晕。躲到人流较少的楼梯，心中竟升起一个念头，“幸好只是来采访，不是在这里工作。”
十多分钟后，贾立群终于打开诊室大门，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和记者当初想象的有些差距，贾立群虽然是北京儿童医院知名的B超专家，但态度却非常谦逊。
“我不是什么B超神探，我就是一个普通医生。”贾立群这样对记者说。
提起贾立群，在儿科B超界，他早已名声在外，全国各地的家长都慕名而来，别的地方看不清楚、无法确诊的儿童疾病，却难不倒贾立群。所以在家长们中间，流传着“贾立群B超”一说。每天守候在贾立群B超室门口的家长更是络绎不绝。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得到贾立群每天的工作状态竟是如此的紧张忙碌，这才刚到他的诊室外不到五分钟，记者立即被淹没在了如潮水般的患儿和家长当中，吵闹声、哭叫声、人群发出的热气，在不大的楼道里汇成一片。
学医是被组织安排的
从医30多年，接诊10万名患儿的贾立群谈起从医的经历，说这纯属偶然。
当年为了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贾立群和他们那一辈大多数人一样，还不到16岁，就被一列绿皮火车拉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让我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所以在兵团，贾立群很能吃苦，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而这也成了贾立群人生的一次转机。随后，兵团选拔优秀青年上大学，表现优异的贾立群获得了推荐的机会。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父亲是学电工的，母亲是搞微生物的。那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父亲出身不好，我没有被工科录取。”就这样，从小就喜欢买一些二极管组装半导体的贾立群，被上级组织安排到了医学院。
北京第二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贾立群在儿科系进行了3年半的艰苦学习。由于表现很好，贾立群成了班里那1/4能留在儿童医院的学生之一。留院后，贾立群被分配到了放射科。
“当时大家都不认为在放射科工作是一个好活儿。”贾立群说，从医院的角度来说，临床诊断有疑问觉得有不清楚的，才会让病人去放射科做进一步检查。所以那时认为搞放射是服务于临床的，认为放射科是“基础科室”或叫“辅助科室”。而且放射科有辐射，大家心里有顾虑，所以都不爱去。虽然医院把贾立群安排在放射科，贾立群也并没有怨言。于是，1977年12月，贾立群正式成为北京儿童医院的一名正式职工。
初到放射科 胆子很小
初到儿童医院，贾立群自称“胆子很小”，生怕在自己手上出现“漏病”的情况。那时医院有着浓郁的学习气氛，这也让贾立群积累了宝贵的从医经验。
“儿童医院建院很早，医院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是5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贾立群说，老医生们经常在医院看书、学习。有时晚上就算不值班，回家吃完饭后，还是会再回到医院来。
在前辈的影响下，贾立群这一大群刚进院的年轻医生，也拼命学习。“晚上大家都不回家，就在院里看书，或者看别的值班的医生看病，积累经验。有时候太晚了就住在医院，那会儿真有拿医院当家的感觉。” 在贾立群看来，“那段日子，教会了我怎么学习。”
而老一辈儿童医院的专家，更教会了贾立群怎么做人、做事。我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诸福棠是贾立群刚到儿童医院时的院长。虽然身为院士，但是老院长仍然带着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看着老院长认真、仔细地查房，认真询问孩子的病情，贾立群当时暗下决心，要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做一名像诸福棠院长一样的好医生。
贾立群清楚记得，那时放射科有一个叫徐赛英的老主任，已经50多岁了，是科里的业务骨干。那时年轻的贾立群帮助徐赛英搞科研总结病例，在一大组病例中统计分析每一例患儿的X光片。这项工作经常会持续到凌晨，年轻的贾立群都熬不住了，而50多岁的徐赛英还是精神百倍。
B超神探诞生记
渐渐地，贾立群在放射科的技术越来越过硬，获得了医院临床大夫们的信任，有疑难杂症也都喜欢找他来看。
1988年，医院计划成立一个B超室，想找一个科室带头人，把B超室建立起来。于是，有放射背景的贾立群成了不二人选。“当时领导找到我，也不是商量，就是通知。然后我就到B超室了。”贾立群回想起最初的那段日子，还是深有感触。
虽然是放射科出身，但是B超和放射并不是一码事。尤其在当时的中国，儿童B超更是一片空白。刚去B超室的贾立群，只是知道“B超”这个词，连B超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为了学习B超技术，贾立群在解放军301医院进行了为期1年的学习。但是301是综合医院，他们的儿科病人很少，所以贾立群在那里更多的是学一些B超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操作手法。
就这样，学习归来的贾立群回到儿童医院。开始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他开始从头摸索针对儿科的B超检查技术。
“当时的书上很少提儿科的B超，所以我只能自己摸索，把以往在放射科的经验，往B超上套。”刚刚组建的B超室，不管是人员还是技术，都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所以贾立群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没有老师教，没有教科书查，就只能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慢慢摸索。 “但我又必须保持我不漏病的传统。所以每个病人我都查得很细。”直接的结果就是晚上经常很晚还不回家。那时贾立群的爱人曾对他说，“你夜里12点前回家就算早的了。”
为了提高B超技术，贾立群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有一次凌晨两点多，刚躺下不久的贾立群被一通紧急的电话叫回医院。原来是一个严重外伤的孩子，需要他来诊断。检查发现送来的孩子肝破裂，腹腔里全是血。确诊后，孩子马上被送进了手术室，为了积攒经验，本来已经完成了诊断任务可以回家的贾立群，也穿上了手术衣，跟进了手术室。
“我要看看外科医生打开腹腔后，孩子肝脏裂口的尺寸和腹腔内的积血吸出来是多少毫升，我要看这些跟我测量的结果有多少差距。” 通过这样一点点的摸索，一点点的总结，贾立群渐渐把B超室运转了起来，并且慢慢地在这一行里有了名气。
B超神探屡建奇功
2008年深夜，牡丹江一位47岁的父亲乘当日最后一班飞机，抱着肾衰被报“病危”的3岁儿子赶到北京儿童医院。因为孩子数日无尿，先天又只有一个肾，这位父亲近乎绝望。
在当地三家大医院先后诊断“肾实质损害合并肾积水、急性肾衰”后，抱着“来最后一站赌一把，死也死在北京”的念头的父亲把孩子送到了贾立群面前。
对着B超荧光屏，贾立群脑海中不断闪现着有可能相关的种种原因，探头沿着唯一的一根输尿管向下移动，不断排除着一个又一个病因。突然他发现输尿管存在一个堆成柱状的砂砾样结石。
这种结石在婴幼儿中非常少见，近来却突然增多，这个现象使他意识到，这孩子的症状很可能与饮食或饮水相关。贾立群于是告诉那位绝望的父亲：孩子肾脏本身没有病变，只是因为输尿管堵了太多的结石“排不动了”，才使孩子无尿肾衰。听罢，孩子的父亲长跪不起，管贾大夫直叫“救命恩人”。与此同时，泌尿外科医生通过膀胱镜，也成功地疏通了孩子的尿路。孩子的肾积水、肾衰和全身中毒状况迅速改善。
在B超技术的道路上，贾立群还见证了其他各式各样的病例。肠梗阻是小孩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教科书中，有粘连性肠梗阻，粪石性肠梗阻等类型，而“吸铁石肠梗阻”是贾立群在诊断中，硬生生“发明”出来的一种肠梗阻类型。
说起这类肠梗阻，也有一段故事。有一次来了一个孩子做检查。B超检查后，贾立群的徒弟给出的判断是“肠梗阻合并异物”。外科大夫手术后，告诉贾立群，这个孩子的诊断基本是对的，是吃了异物导致的肠梗阻。不过孩子是吃了吸铁石，导致肠子反折后两段被吸铁石吸住，才出现的肠梗阻。
这个和贾立群很熟悉的外科医生打趣地说，“你们的报告还是不准确，应该报‘吸铁石肠梗阻’。”
这个段子，贾立群在给全国各地的医生办培训班时讲起，学员们哄堂大笑。因为通过B超是无法知道异物有否磁力的。但是有心的贾立群却将这个病例记在了心里。
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个孩子，症状和之前这个孩子很像。贾立群在孩子的肠梗阻点发现肠子中有七八个致密的球状物体。根据以往的经验，贾立群高度怀疑又是一例“吸铁石肠梗阻”。随后，贾立群反复询问孩子的家长，孩子有没有误服吸铁石，没想到家长却斩钉截铁地否认了贾立群的怀疑，一口咬定孩子没有吃吸铁石。
经过反复的探查，这个特异的征象用别的都不能解释，贾立群最终还是确定孩子的病为“吸铁石肠梗阻”。
后来孩子手术成功，从肠道中取出8个圆形吸铁石球。孩子的家长认为贾立群“神”了，还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贾立群的检查室。
“我们坚持的诊断最后证明是对的，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极大认可。遇到这种情况，工作再多也不觉得累了。”
诊断报告不明确很“跌份”
在贾立群的诊断报告中，很少出现“某某病不除外”“某某病可能性大”，或者某某病后打一个问号的情况。
如果遇到拿不准的情况，贾立群甚至能把诊断报告延后好几天，通过复查及查阅文献直到把它搞清楚再发。“不能说我们所有的报告都是确诊的，但是我们的报告力求确切，那种拖泥带水的有疑问的报告，我们不愿意发。”贾立群说，有时他们医生之间开玩笑，一个大夫问这是什么瘤，另一个大夫回答说是肿瘤。“这等于没有给临床解决任何问题，这个检查是白做的。”所以贾立群不愿意写不明确的报告。用他的话说，发出这样的报告特别“跌份”，是件丢人现眼的事情。
“如果不能给出明确的诊断，我总觉得特别别扭，回家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总会想着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病。”
为了让孩子和家长满意，少做“跌份”的事，贾立群宁可搭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要把问题搞清楚。有时候孩子来检查，明明症状提示应该有病变存在，但就是在B超上找不到，贾立群就会让孩子先回去，第二天再来，免费再为他检查。如果还是不能确定，贾立群还会为孩子检查第三次。
“比如消化道的疾病，有时候孩子反复哭闹，要探查的部位胃肠道的气体较多，就会影响检查。所以换个时间来，胃肠道的气体少了或气体的位置变化了，就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而且，放射科出身的贾立群，为了有利于诊断，还用上了自己的老本行。遇到一些疑难的病例，贾立群还会结合CT和核磁片子上的病灶，局部用多种B超探头反复探查。“有时候看不清楚，为了能够找到一个显示病变的检查体位，甚至会让家长高举孩子的双脚，倒立位检查。”总之，为了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诊断，贾立群会想尽、用尽各种办法。
“但医学是有局限的，B超也只是一个检查手段，还是有诊断不清的情况存在。”贾立群说，腹部B超只是通过脏器或病变的大小、形态、结构、位置、回声及血流情况等作出诊断。但是它很少能精确判断脏器的功能。比如颅脑B超只能通过形态学和回声改变诊断疾病，但是核磁检查可以利用脑功能成像方法来显示脑功能区，并可以在分子水平显示脑代谢的特点。这是B超天生的局限性，“所以不能将B超神话。”
缝兜拒收红包
采访之前，记者就听说贾立群为了不收红包，兜是缝上的。去了以后亲眼一见，果真如此。白大褂的两个兜都从里面缝得严严实实。“这个兜缝上以后，家长就知道我是真心不要的，这省了好多事。”贾立群说，“最开始想起把兜缝上，是因为一个家长特别热情，拿了两张购物卡，硬要往我兜里塞。”推辞之间，两个口袋都被这个热情的家长撕得像门帘一样耷拉了下来。
还有的时候，贾立群在挡红包时，家长手里的钱撒了一地。为了不收红包，也避免这些尴尬，贾立群索性把口袋缝了起来。即便这样，有些家长仍不死心，有时会把钱裹在其他东西里。一次，贾立群追着一个家长满医院跑，保安还以为他在抓小偷。“但老追着孩子家长也不是个事，有时候我看孩子住院，就索性把红包的钱充到他的住院费里。但不住院的还是得追。”贾立群笑着说。
工作太忙，不敢有爱好
当记者提到平时有何爱好时，贾立群却语塞了起来。“我现在的活动范围都只能在医院附近，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爱好。”
为了工作，贾立群就住在医院附近，而他经常在晚上被叫起来赶往医院为病人做检查。在一个礼拜中，总有那么几天，贾立群是要披星戴月地赶回医院的。
“我爱人总想让我带她去郊区玩一天，但这根本不可能。万一有病人，再快也赶不回来。”所以贾立群的活动范围被牢牢拴在了医院周围，“有时候去家乐福买东西，买到一半接到了医院电话，也能及时赶回来。”
这样的生活贾立群早已习以为常。虽然他已经对别的事情“没有太大的热情”。但是有一件事，却始终让他甘之如饴。
“比如来一个孩子，在别的地方都检查好几次了，就是查不清楚，但是到我这儿一看，就能确诊。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乐趣。”贾立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