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估，每7对夫妇中约有1对夫妇存在生殖障碍。我国2012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国内不孕症者占已婚夫妇人数的10%，比1984年调查的4.8%增加一倍多，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而根据临床统计，不育患者中约20%的夫妇，如果不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就根本无法生儿育女 ，而这些不孕夫妇中，其中又有1%为子宫性不孕。
“对于这样的家庭，如果不通过代孕，他们根本就无法生育自己的孩子。” 在人口学专家、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看来，完全禁止代孕在我国并不可行。
代孕的社会伦理困局
但是代孕所存在的伦理问题，一直这些年国内外很多专家争议的一个焦点，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存在一些代孕的医学伦理问题，让代孕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许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一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代孕这种辅助生殖方式如果不予以规范，将会出现一些复杂的伦理问题。在正规医院，做试管婴儿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需要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三证”齐全。而在代孕机构中，常常只需要相关方的身份证就可以了。在代孕过程中，尽管有的当事人知道代孕出生的孩子和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但是这样的信息因为涉及隐私对外一般都是绝对保密的，通过代孕获得孩子的父母也不会将这样的事情告诉他们的孩子，这就会导致日后出现近亲结婚甚至乱伦行为的风险。
而对“代孕子”的生活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父母离异，撕破脸皮，把一切摊开，从而给“代孕子”带来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
此外，代孕妈妈也容易乘虚而入，成为危害夫妻关系的“第三者”，这会给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造成破坏。
一些国家禁止代孕，一些国家则较为宽容
正是“代孕”存在着一系列法律、伦理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对“代孕”采取了禁止的举措。
例如在法国，1991年颁布了禁止代孕的条例，并在1994年通过了生命伦理法律。在瑞士，所有形式的代孕和借腹生子行为都是法律禁止的。即使在国外签署了代孕协议，瑞士官方也不予认可。在澳大利亚，虽然国家层面并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禁止代孕的硬性规定。但是代孕母亲在法律上被视为孩子的合法母亲，任何将孩子的监护权转给他人的代孕合同都是无效的，这种规定也就阻断了一些人想“代孕”的念头。
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对代孕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其中印度尤为典型，在印度，近年来代孕行业是一项蓬勃发展的产业，大约有1000余家诊所向外国借医疗旅游来到印度的代孕需求者提供代孕服务。现在很多人将印度的代孕产业比喻成“造婴工厂”，通过印度本土女性提供子宫作为“容器”代孕，它们能为富裕的外国夫妻通过他们提供的精子和卵子打造他们自己的孩子，需求者甚至还能选择孩子的肤色和身高。
而美国是目前代孕比较规范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超过3.5万个婴儿是通过代孕生育的，面对巨大的潜在代孕需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诞生了商业代孕。历经近30年的产业化发展， 美国合理合法合规的代孕操作流程以及社会舆论接受程度之高， 令目前所有其他国家只能望其项背，从堂堂的美国参议员到众人瞩目的好莱坞明星，寻求代孕服务的社会名人比比皆是。 例如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 好莱坞一线小生汤姆克鲁兹的现任太太——凯蒂都选择了代孕服务。至今，美国的代孕公司很多都有超过20年的历史。在美国加州等地，代孕业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下，客户的各项权益也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目前在美国，做代孕妈妈也不需要遮遮掩掩。因此也不会出现中国代孕黑市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放开的前提是完善法律
梁中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代孕既可以满足一些无法生育家庭想要孩子的愿望，也间接杜绝了部分贩卖、偷盗婴儿的犯罪行为，因此从社会学和科学的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于代孕这种生殖方式，社会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要完全杜绝这种行为也不可能。”梁中堂告诉记者，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代孕都呈现出了商业化的趋势，并且还出现了赤裸裸的买卖交易，而这样的局面是需要扭转的。
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清岩表示，从法律上看，代孕是几方当事人平等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损害到他人的利益或社会和国家利益。就像一些国家已经允许代孕的出现一样，我国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其规范起来，将其限定在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范围内。
目前，与代孕相冲突的法律主要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婚姻法》，由于代孕不是一夫一妻制的生育，因此代孕中的生育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调整范畴，也与婚姻法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无关，所以在客观上均能够很容易地区分二者之间的不同，因此如果将上述法律视为代孕立法的最大障碍，那么也是由于人们只是从外表形式上关注代孕与上述法律之间的联系，而没有从本质上作出区分，而其实二者之间并无任何关系，制定和实施代孕法律规范完全是现实的、可行的。
“目前有关部门不允许代孕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法律不健全，一些在代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无法解决。”梁中堂对记者表示，长远而言，我国代孕合法化是必然趋势。在未来，人们对代孕这种方式将会越来越持有宽容的态度，代孕这种辅助生殖方式适时放开是一种趋势。
“如果一直不放开，完全禁止‘代孕’，代孕就会越来越走向畸形，它必将造成市场更加隐蔽，法律条文也形同虚设，还会增加其中的交易成本。”梁中堂也表示，在放开以前，必须要跟上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加强有效监管，否则，代孕就会变得更加泛滥而导致最终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于这样的家庭，如果不通过代孕，他们根本就无法生育自己的孩子。” 在人口学专家、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看来，完全禁止代孕在我国并不可行。
代孕的社会伦理困局
但是代孕所存在的伦理问题，一直这些年国内外很多专家争议的一个焦点，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存在一些代孕的医学伦理问题，让代孕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许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一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代孕这种辅助生殖方式如果不予以规范，将会出现一些复杂的伦理问题。在正规医院，做试管婴儿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需要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三证”齐全。而在代孕机构中，常常只需要相关方的身份证就可以了。在代孕过程中，尽管有的当事人知道代孕出生的孩子和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但是这样的信息因为涉及隐私对外一般都是绝对保密的，通过代孕获得孩子的父母也不会将这样的事情告诉他们的孩子，这就会导致日后出现近亲结婚甚至乱伦行为的风险。
而对“代孕子”的生活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父母离异，撕破脸皮，把一切摊开，从而给“代孕子”带来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
此外，代孕妈妈也容易乘虚而入，成为危害夫妻关系的“第三者”，这会给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造成破坏。
一些国家禁止代孕，一些国家则较为宽容
正是“代孕”存在着一系列法律、伦理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对“代孕”采取了禁止的举措。
例如在法国，1991年颁布了禁止代孕的条例，并在1994年通过了生命伦理法律。在瑞士，所有形式的代孕和借腹生子行为都是法律禁止的。即使在国外签署了代孕协议，瑞士官方也不予认可。在澳大利亚，虽然国家层面并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禁止代孕的硬性规定。但是代孕母亲在法律上被视为孩子的合法母亲，任何将孩子的监护权转给他人的代孕合同都是无效的，这种规定也就阻断了一些人想“代孕”的念头。
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对代孕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其中印度尤为典型，在印度，近年来代孕行业是一项蓬勃发展的产业，大约有1000余家诊所向外国借医疗旅游来到印度的代孕需求者提供代孕服务。现在很多人将印度的代孕产业比喻成“造婴工厂”，通过印度本土女性提供子宫作为“容器”代孕，它们能为富裕的外国夫妻通过他们提供的精子和卵子打造他们自己的孩子，需求者甚至还能选择孩子的肤色和身高。
而美国是目前代孕比较规范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超过3.5万个婴儿是通过代孕生育的，面对巨大的潜在代孕需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诞生了商业代孕。历经近30年的产业化发展， 美国合理合法合规的代孕操作流程以及社会舆论接受程度之高， 令目前所有其他国家只能望其项背，从堂堂的美国参议员到众人瞩目的好莱坞明星，寻求代孕服务的社会名人比比皆是。 例如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 好莱坞一线小生汤姆克鲁兹的现任太太——凯蒂都选择了代孕服务。至今，美国的代孕公司很多都有超过20年的历史。在美国加州等地，代孕业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下，客户的各项权益也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目前在美国，做代孕妈妈也不需要遮遮掩掩。因此也不会出现中国代孕黑市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放开的前提是完善法律
梁中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代孕既可以满足一些无法生育家庭想要孩子的愿望，也间接杜绝了部分贩卖、偷盗婴儿的犯罪行为，因此从社会学和科学的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于代孕这种生殖方式，社会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要完全杜绝这种行为也不可能。”梁中堂告诉记者，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代孕都呈现出了商业化的趋势，并且还出现了赤裸裸的买卖交易，而这样的局面是需要扭转的。
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清岩表示，从法律上看，代孕是几方当事人平等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损害到他人的利益或社会和国家利益。就像一些国家已经允许代孕的出现一样，我国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其规范起来，将其限定在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范围内。
目前，与代孕相冲突的法律主要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婚姻法》，由于代孕不是一夫一妻制的生育，因此代孕中的生育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调整范畴，也与婚姻法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无关，所以在客观上均能够很容易地区分二者之间的不同，因此如果将上述法律视为代孕立法的最大障碍，那么也是由于人们只是从外表形式上关注代孕与上述法律之间的联系，而没有从本质上作出区分，而其实二者之间并无任何关系，制定和实施代孕法律规范完全是现实的、可行的。
“目前有关部门不允许代孕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法律不健全，一些在代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无法解决。”梁中堂对记者表示，长远而言，我国代孕合法化是必然趋势。在未来，人们对代孕这种方式将会越来越持有宽容的态度，代孕这种辅助生殖方式适时放开是一种趋势。
“如果一直不放开，完全禁止‘代孕’，代孕就会越来越走向畸形，它必将造成市场更加隐蔽，法律条文也形同虚设，还会增加其中的交易成本。”梁中堂也表示，在放开以前，必须要跟上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加强有效监管，否则，代孕就会变得更加泛滥而导致最终无法收拾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