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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拙文《我国首套区票发行时间揭秘》在《党史文苑》杂志2011年第11期（上半月·纪实版）上发表后，先是以人民网为代表的各大网站争相转载，后是颇有影响的《羊城晚报》稍作改编后配以彩照予以刊登。读者好评如潮，可谓轰动一时。据说《羊城晚报》总编室的电话那几天打爆了。读者称拙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既有实物，还有史料，更有分析，让人耳目一新，希望能开辟一个园地，经常刊登此类文章。这是笔者始料不及的。
笔者作为一位从事可疑文件检验工作30年的物证鉴定专家，虽然对中共党史比较爱好，也比较熟悉，但依然希望听到对拙文的不同意见，尤其是有实物、有史料、言之有理的高质量不同见解。这样或许能帮助笔者提高研究和鉴别能力。
终于在数月后，读到《党史文苑》杂志2012年第4期（上半月·纪实版）上发表的陈洪模、王小玲《井冈山是首套苏区邮票的发行地吗？》的商榷文章(以下简称《商榷》)。笔者先是满怀兴致一口气读完，读完之后则是十分的难过。难过的是，《商榷》一文实在让我太过失望：一是没有一件所谓的“邮票钱币”物证照片；二是引用的史料又不权威；三是知识、资料明显老化；四是作者视野不够开阔；五是商榷的问题比较幼稚而又不符合历史事实。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戴着商业有色眼镜看待我的文章，令人匪夷所思。为了防止《商榷》一文的错误造成泛滥，误导广大读者，笔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通宵达旦赶写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区）是我国首套区票的发行地——对陈洪模、王小玲同志〈商榷〉一文的答疑》，期望能在《党史文苑》杂志最快的一期上与广大读者见面。
本文之所以用“答疑”的形式回答陈洪模、王小玲同志的文章，是因为笔者多年养成的习惯。笔者所在的鉴定中心有数百位鉴定专家。笔者与有鉴定资格的可疑文件检验专家讨论本专业问题一般用“商榷”，与有鉴定资格的法医、指纹、痕迹等专家讨论他们所从事专业的相关问题一般用“请教”，与既无鉴定资格又非物证鉴定专业的人员讨论文检专业问题则用“答疑”。陈、王属于后面一种人物，故用“答疑”。邮票纸币的真伪鉴定及其相对形成时间的鉴定是可疑文件检验专业的重要业务之一，前者属印刷品检验，后者属可疑文件相对形成年代检验。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室的鉴定专家与笔者之间经常商榷有关邮票鉴定的疑难问题，因为两者业务交叉。为了答疑的严肃性，笔者只好大量引用权威专著述评及披露部分内部资料，虽略有文献堆砌之嫌，但毕竟答疑简捷，铿锵有力，请读者理解。
1.答疑《商榷》一文有关井冈山根据地是否“于1927年底建立了赤色邮政”问题。
现引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写的《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04页一段描述：“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革命根据地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建立了赤色邮政，发行了赤色邮政邮票。最早建立赤色邮政机构的，是1927年至1928年建立赤色邮局的湘赣边界地区。……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是人民邮政的诞生地，它为苏区邮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答疑《商榷》一文有关陈毅安1927年10月27日致其妻信之“通信地址”问题。
现引用《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07—008页一段描述：“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中华邮政宁冈县龙头市邮局接收改造为根据地军民服务的邮局。这是苏区赤色邮局的雏形。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珍藏着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陈毅安从这个局寄出的两封家信。其中一封是1927年10月27日（农历十月初三）寄给其妻子的信，信中用铅笔书写‘通信处:江西宁冈县龙头邮局’。”
3.答疑《商榷》一文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东固革命根据地赤色政权及其隶属的赤色邮政孰先孰后的问题。
现引用《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08页一段叙述：“1927年底至1928年上半年，湘赣边界的茶陵、攸县及遂川、永新、莲花等县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相继成立赤色邮局。赣西的吉安东固苏区，亦于1929年2月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赤色邮局。”可见，不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赤色邮政，被陈毅称之为“东井冈”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也同样建立了赤色邮政。
4.答疑《商榷》一文有关红色交通队（站）与赤色邮政的关系。
笔者认为，红色交通队（站）是中共党政军内机要通信组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存在并延续至今，现演变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及各省市各部委的机要通信处。主要负责党政军机关秘密公文信函的传递，尤其在红军未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之前。一般为地下交通，特殊情况为武装押送。例如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1930年前后的党内通信，均不贴赤色邮票，只加盖“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印”或“红军第四军政治部邮件检查”印（见图一）。而赤色邮政则不同，它是赤色政权下属的邮政机构，演变至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邮政总局下属的中国人民邮政各级局、所网点，在战争年代主要负责根据地内的工农群众非机要通信及与白区之间的私信往来。最大的特点是要预付邮资，也就是说是要贴邮票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业务，笔者就不在此描述了。当然，赤色邮政事业伴随着党、军队、根据地的成长壮大而发展壮大，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动态发展过程。实际上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党内有机要通信局（处），政府有苏维埃邮政总局，红军内有军邮性质的总信柜。至于早期红色交通队（站）与赤色邮政到底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还是两块牌子两套人马，笔者不敢妄加评论，有待文献史料的发掘及有力物证的证明。
5.答疑《商榷》一文有关赤白区域不能通邮的问题。
《商榷》一文说“赤白区域不能通邮”，似乎他们对苏区邮政史一无所知。史实说明，赤白区域之间是可以通邮的。因为赤白区域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晰，有一个极富弹性的游击区域，并不是非赤即白，而是非赤非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此，东固革命根据地亦如此。例如井冈山麓的遂川县，是最早建立的县级赤色政权之一，但数次沦落敌手。可以说政权形态是不稳固的。敌军占领即为白区，红军收复即为赤区。而山上的新遂特别区在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前政权形态则是稳定的，就是赤区。游击区的邮政机构一般情况下是赤白并存，朱德、毛泽东于1929年提出“保护邮局”的口号正是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针对广袤的游击区提出来的。
下面，笔者引用数个史实来证明赤白区域之间可以通邮。第一，《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14页一段叙述可作为证言：“8月22日（1930年——笔者注）中华邮政赣州邮局又查到兴国邮局发来的邮件中，有三封信函贴有赤色邮政邮票。一封是寄五华魏汉浩收的平信，另一封是寄九江吴大均收的单挂号信，还有一封寄漳州谢扬名收的双挂号信。挂号信后面还贴有赤色邮局的挂号收据。”第二，上述史著第021—022页一段可作为证言：“闽西苏区发往白区以及白区发往苏区的邮件，其传递工作是赤色邮政所不能完成的。苏区与白区邮件的交换，实际上是由当地的中华邮政邮局来完成的。”在闽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至1930年，红四军、红十二军、红四军四纵队及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所发布的有关文件布告中，都有‘保护邮局’的规定。因此，中华邮政邮局在当地是受苏维埃政府保护的，它和赤色邮政同时存在，是并存关系。……1928年8月，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期间，湖南籍红军指挥员高静山，在漳平县城中华邮政邮局邮寄了一张给宜章老家亲人的名信片，于9月到达。1930年6月，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妻子李芬吉，在龙岩通过中华邮政邮局寄给在湖南宜章白沙老家的弟弟李志刚的一封信，也妥收无误。”
笔者作为一位从事可疑文件检验工作30年的物证鉴定专家，虽然对中共党史比较爱好，也比较熟悉，但依然希望听到对拙文的不同意见，尤其是有实物、有史料、言之有理的高质量不同见解。这样或许能帮助笔者提高研究和鉴别能力。
终于在数月后，读到《党史文苑》杂志2012年第4期（上半月·纪实版）上发表的陈洪模、王小玲《井冈山是首套苏区邮票的发行地吗？》的商榷文章(以下简称《商榷》)。笔者先是满怀兴致一口气读完，读完之后则是十分的难过。难过的是，《商榷》一文实在让我太过失望：一是没有一件所谓的“邮票钱币”物证照片；二是引用的史料又不权威；三是知识、资料明显老化；四是作者视野不够开阔；五是商榷的问题比较幼稚而又不符合历史事实。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戴着商业有色眼镜看待我的文章，令人匪夷所思。为了防止《商榷》一文的错误造成泛滥，误导广大读者，笔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通宵达旦赶写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区）是我国首套区票的发行地——对陈洪模、王小玲同志〈商榷〉一文的答疑》，期望能在《党史文苑》杂志最快的一期上与广大读者见面。
本文之所以用“答疑”的形式回答陈洪模、王小玲同志的文章，是因为笔者多年养成的习惯。笔者所在的鉴定中心有数百位鉴定专家。笔者与有鉴定资格的可疑文件检验专家讨论本专业问题一般用“商榷”，与有鉴定资格的法医、指纹、痕迹等专家讨论他们所从事专业的相关问题一般用“请教”，与既无鉴定资格又非物证鉴定专业的人员讨论文检专业问题则用“答疑”。陈、王属于后面一种人物，故用“答疑”。邮票纸币的真伪鉴定及其相对形成时间的鉴定是可疑文件检验专业的重要业务之一，前者属印刷品检验，后者属可疑文件相对形成年代检验。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室的鉴定专家与笔者之间经常商榷有关邮票鉴定的疑难问题，因为两者业务交叉。为了答疑的严肃性，笔者只好大量引用权威专著述评及披露部分内部资料，虽略有文献堆砌之嫌，但毕竟答疑简捷，铿锵有力，请读者理解。
1.答疑《商榷》一文有关井冈山根据地是否“于1927年底建立了赤色邮政”问题。
现引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写的《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04页一段描述：“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革命根据地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建立了赤色邮政，发行了赤色邮政邮票。最早建立赤色邮政机构的，是1927年至1928年建立赤色邮局的湘赣边界地区。……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是人民邮政的诞生地，它为苏区邮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答疑《商榷》一文有关陈毅安1927年10月27日致其妻信之“通信地址”问题。
现引用《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07—008页一段描述：“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中华邮政宁冈县龙头市邮局接收改造为根据地军民服务的邮局。这是苏区赤色邮局的雏形。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珍藏着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陈毅安从这个局寄出的两封家信。其中一封是1927年10月27日（农历十月初三）寄给其妻子的信，信中用铅笔书写‘通信处:江西宁冈县龙头邮局’。”
3.答疑《商榷》一文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东固革命根据地赤色政权及其隶属的赤色邮政孰先孰后的问题。
现引用《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08页一段叙述：“1927年底至1928年上半年，湘赣边界的茶陵、攸县及遂川、永新、莲花等县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相继成立赤色邮局。赣西的吉安东固苏区，亦于1929年2月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赤色邮局。”可见，不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赤色邮政，被陈毅称之为“东井冈”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也同样建立了赤色邮政。
4.答疑《商榷》一文有关红色交通队（站）与赤色邮政的关系。
笔者认为，红色交通队（站）是中共党政军内机要通信组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存在并延续至今，现演变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及各省市各部委的机要通信处。主要负责党政军机关秘密公文信函的传递，尤其在红军未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之前。一般为地下交通，特殊情况为武装押送。例如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1930年前后的党内通信，均不贴赤色邮票，只加盖“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印”或“红军第四军政治部邮件检查”印（见图一）。而赤色邮政则不同，它是赤色政权下属的邮政机构，演变至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邮政总局下属的中国人民邮政各级局、所网点，在战争年代主要负责根据地内的工农群众非机要通信及与白区之间的私信往来。最大的特点是要预付邮资，也就是说是要贴邮票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业务，笔者就不在此描述了。当然，赤色邮政事业伴随着党、军队、根据地的成长壮大而发展壮大，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动态发展过程。实际上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党内有机要通信局（处），政府有苏维埃邮政总局，红军内有军邮性质的总信柜。至于早期红色交通队（站）与赤色邮政到底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还是两块牌子两套人马，笔者不敢妄加评论，有待文献史料的发掘及有力物证的证明。
5.答疑《商榷》一文有关赤白区域不能通邮的问题。
《商榷》一文说“赤白区域不能通邮”，似乎他们对苏区邮政史一无所知。史实说明，赤白区域之间是可以通邮的。因为赤白区域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晰，有一个极富弹性的游击区域，并不是非赤即白，而是非赤非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此，东固革命根据地亦如此。例如井冈山麓的遂川县，是最早建立的县级赤色政权之一，但数次沦落敌手。可以说政权形态是不稳固的。敌军占领即为白区，红军收复即为赤区。而山上的新遂特别区在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前政权形态则是稳定的，就是赤区。游击区的邮政机构一般情况下是赤白并存，朱德、毛泽东于1929年提出“保护邮局”的口号正是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针对广袤的游击区提出来的。
下面，笔者引用数个史实来证明赤白区域之间可以通邮。第一，《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14页一段叙述可作为证言：“8月22日（1930年——笔者注）中华邮政赣州邮局又查到兴国邮局发来的邮件中，有三封信函贴有赤色邮政邮票。一封是寄五华魏汉浩收的平信，另一封是寄九江吴大均收的单挂号信，还有一封寄漳州谢扬名收的双挂号信。挂号信后面还贴有赤色邮局的挂号收据。”第二，上述史著第021—022页一段可作为证言：“闽西苏区发往白区以及白区发往苏区的邮件，其传递工作是赤色邮政所不能完成的。苏区与白区邮件的交换，实际上是由当地的中华邮政邮局来完成的。”在闽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至1930年，红四军、红十二军、红四军四纵队及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所发布的有关文件布告中，都有‘保护邮局’的规定。因此，中华邮政邮局在当地是受苏维埃政府保护的，它和赤色邮政同时存在，是并存关系。……1928年8月，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期间，湖南籍红军指挥员高静山，在漳平县城中华邮政邮局邮寄了一张给宜章老家亲人的名信片，于9月到达。1930年6月，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妻子李芬吉，在龙岩通过中华邮政邮局寄给在湖南宜章白沙老家的弟弟李志刚的一封信，也妥收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