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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史料分析推断，对“在修水山口会议组建工农革命军”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客观、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过程，并纠正了史学界对秋收若干史实的错误提法。
［关键词］ 工农革命军 安源决定 组建
《党史文苑》（学术版）2011年第10期刊登涂开荣、刘烈根、余仕富所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地考》一文（以下简称“涂刘余文”）宣称：“安源会议并没有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真正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应在修水山口的建军编师大会上”。该文无视历史文件的明确记载，试图把中共党史界经过长期争论、在上世纪80年代作出的科学结论推翻，着实令人大为吃惊。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下简称“秋收起义”）中诞生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究竟是由何人何时主持、在何地组建的？这个问题据笔者所知，江西中共党史界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就开始争论不休。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1927年9月初，毛泽东奉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命令，在安源主持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并由毛泽东从安源到铜鼓领导组建的；另一种意见是余洒度等人在修水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在安源会议也讨论了工农革命军的组建和其他军事问题，秋收起义有两个中心，即修水一个中心，安源一个中心。为了便于表述，本文将这两种意见简称为：“安源会议决定”说、“山口建军编师”说。这一争论从1969年持续到1987年，终于尘埃落定。按照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的要求，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编入该书的历史文献表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毛泽东奉命在安源主持召开会议作出的决定，在安源和铜鼓组建而成的。也就是说，该书确立了“安源会议决定”说。1993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996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传（1893—1949）》、2002年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都采用了这一说法。但是，涂刘余文推翻了“安源会议决定”说，复活了“山口建军编师”说。
一、涂刘余文的要害是无视历史文献，偏信回忆材料，迷信自我感觉
涂刘余诸学者郑重其事地对工农革命军的组建问题进行考证，却没有认真查阅中央相关部门编著的上述权威著作，而对自己看到的、自以为是支持自己观点的文献（主要是余洒度、苏先俊的报告）随意解释。例如，《余洒度报告》明明记载：当时修水和铜鼓的部队“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1］。涂刘余文却说“这则原始材料进一步说明山口会议是存在的，并且在山口会议上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党的师委会，只是‘灰色’起见改用‘省防军’名义。”请问在这段文字中，哪里讲了“山口会议上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完全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又例如，《苏先俊报告》十分清楚地记载：他率领的浏阳农军在“第二期”的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1927年）八月二十日开抵铜鼓休养，平江部队在修水与警卫团合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团，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任团长，先俊所部则改名为第三团……”［2］。这里同样未提及当时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涂刘余文却说“《苏先俊报告》则是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更为有力的证据”。如果山口会议确实组建了工农革命军，余洒度、苏先俊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一定会将修、铜部队对内对外的不同称呼（即对内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对外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直接写出来，因为这是向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报告工作，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否则，只能说明山口会议组建工农革命军的史实不存在。
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对于研究历史当然也很重要，但对回忆材料应当以历史文献记载为标尺来辨别其可信度。涂、刘、余文引用了6个回忆资料作为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依据。
这6个回忆资料中，只有当时担任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师部参谋的何长工回忆直接提到山口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但是，何长工自己承认他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何长工的这个回忆载于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秋收起义在江西》，没有采访时间，而是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一位叫黄兰的同志整理的，是否准确值得怀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何长工和肖克主编的《秋收起义》（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在记述山口会议时，只字未提当时组建或改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而是说“到秋收起义时，就以这个师（指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引者注）为基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如果何长工对山口会议组建工农革命军的史实印象深刻并曾在回忆中谈到，那么由他主编的《秋收起义》一书一定会提到此事。
涂刘余文引用的另外两个比较直接的史料是山口镇居民魏信品、杨祖泳的回忆：当时在山口会议会址前扎了牌坊，写了标语，内容是“工农革命军建军编师大会”“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成立”［3］。当时扎牌坊、写标语有可能是真的，但标语的内容却值得怀疑，到底是庆祝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成立还是庆祝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成立？两位普通百姓在50年后来回忆此事，难免发生混淆和模糊。笔者认为，应该是庆祝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成立。因为《余洒度报告》讲得很清楚，当时驻修水、铜鼓的革命武装是“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4］。如果按照魏信品、杨祖泳的回忆，1927年8月下旬山口会议时就公开打出了“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成立”等标语，岂不是将这支革命武装公开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吗？
涂刘余诸学者由于无视历史文献，偏听偏信回忆材料，迷信自我感觉，便难免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说为了保密，山口会议“躲到偏远的山口老街去举行”，另一方面却又相信当时在山口会议会址前扎牌坊、写标语的回忆。为什么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们思考问题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他们头脑中首先就有“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的结论，然后再围绕这个结论去找材料，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搞出的材料怎么能不背离史实呢？
二、山口会议不可能组建工农革命军
涂刘余文引用1927年9月11日江西省委给寿昌的信中关于“莲永及修铜两部分农军，此间均已派专人前往指导”来证明江西省委参与了修、铜革命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1927年8月下旬山口会议召开时，修、铜革命武装与江西省委的确有过联系，但主要是研究改编省防军的问题。据时任浏阳农军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张启龙回忆：“浏阳农军从高安到铜鼓途中，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要我们到莲花去。但未等部队到莲花，江西省委又派仝仁同志来传达指示。为了保存这支部队，要我们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条件是‘受编不受调’。经过谈判，朱培德同意了，部队被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5］江西省委和修、铜革命武装当时对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不了解，江西省委是8月底9月初才得到八七会议消息的［6］。因此，在山口会议时他们根本不可能组建工农革命军。
涂刘余文引用《余洒度报告》中“不久得刘××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有所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这句话来证明湖北省委参与了修、铜革命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这里提到的刘××，实为鄂南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参谋长刘基宋。他是余洒度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山口会议后不久，刘基宋到修水找余洒度，希望余洒度能给鄂南农军调拨几位军事干部和一批枪支弹药。余洒度在这时才从刘的口中得知八七会议精神，党要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余洒度报告》是这样记载的：“在未得团体消息以前，我们决在少数时日内，向湘南一带移动，以保存实力。不久得刘××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有所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度乃将此意转先俊同志，先俊同志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7］从余洒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刘基宋到修水是来请求援助的。他希望修、铜革命武装能参加鄂中暴动，但当余洒度将此意转达给苏先俊时，苏没有同意，而是主张“南迁”，但余洒度又以“未得中央命令”为由反对“南迁”。由此可见，余洒度、苏先俊当时并未得到党的指示要他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参加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暴动；否则,他俩就不会因为部队去向的问题而发生分歧。既然山口会议后刘基宋到修水时都还没有得到上级指示，难道山口会议时还有可能改为工农革命军吗？
《余洒度报告》记载：“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8］从余洒度报告中可以看出，9月8日，余洒度接到了苏先俊从铜鼓转来的安源会议关于举行秋收暴动的命令，这是党的决定，不能拒绝，必须执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修水的革命武装才开始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因为这支部队第二天就要从修水出发，所以余洒度才命令手下“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9］。试想，如果余洒度的部队在1927年8月下旬山口会议时就改编成了工农革命军，当时为什么不制作军旗？
三、毛泽东奉命在安源确定秋收起义部队的建制和名称，并在安源、铜鼓组建工农革命军
笔者以中共中央、湖南省委1927年的文件和工农革命军师、团领导人余洒度、苏先俊、潘心元等当事人的工作报告为依据，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经过作如下阐述。
（一）毛泽东是共产党内合法的领导者，是湖南省委组织军队的主要责任人和领导人。连省委书记彭公达都不具备这个资格，更不要说余洒度等人了。毛泽东若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便不可能“御令”平、浏农军和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
毛泽东是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并是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委员、常委，“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10］。
（二）中共中央1927年8月23日复湖南省委的信中首次提出：“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11］此信是由列席中央常委会的湖南省委常委何资深23日或24日带回湖南的。
虽然中央明确指示湖南省委组织工农革命军，但由于缺乏兵力，一时无法实施。湖南省委认为，“农民暴动的起来，至少（要）有一千支枪”［12］。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回湖南时，即带有中央的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13］。但是，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参加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早已绕闽赣边南下，一时很难联系上。后来湖南省委又想从程潜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调两个团来湖南做暴动的发火药也没有成功。湖南省委能够直接指挥调动的武装只有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我们党掌握的安源矿警队以及驻扎在安源的萍乡、安福、莲花、醴陵、衡山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省委知道平江、浏阳农军奉命参加南昌起义去了，但不知其下落，更不知道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未赶上南昌起义而驻扎在修水。
（三）潘心元到安源寻找湖南省委，才把修水、铜鼓、安源三处革命武装联系起来。1927年7月下旬，潘心元奉党中央的指示，率浏阳工农义勇队开赴平江，与平江农军一道赶赴南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途中得知南昌起义提前于8月1日发动，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沿闽赣边界南下，并巧遇同样是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于是，平江农军与警卫团开赴修水县城休整，浏阳义勇队则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部队。8月9日，浏阳工农义勇队从奉新到达高安时，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已经走远，无法追上。这样，浏阳工农义勇队便脱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因此，潘心元命令浏阳工农义勇队开赴铜鼓休整待命，他自己则带人去安源找湖南省委，报告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这三支队伍开赴修水、铜鼓的情况，请求指示。安源市委得到潘心元的报告，立即“派（市委委员）宁迪卿同志向（湖南）省委报告”［14］。
（四）湖南省委常委会任命毛泽东为师长、前委书记。1927年8月30日，正在为找不到兵力而犯愁的毛泽东得到宁迪卿送来的安源市委军事报告，喜出望外。他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认为，组织军队的条件已经具备，即于当日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秋收暴动的布置事宜。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东赣西一带举行秋收暴动，并派“（毛）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15］；同时决定党、团组织和工会、农会联合组织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为委员。另外，决定在岳州、安源各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
（五）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湖南省委安源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史称“安源会议”），确定了秋收起义部队的建制和名称。1927年“阴历八月初（阳历应为9月初——引者注），毛泽东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元、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杨骏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16］会议决定将驻修水、铜鼓、安源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毛泽东任师长，下辖一、二、三团。
（六）1927年9月5日，“泽东从安源来一封信（安行伟有封同样的信），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17］湖南省委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后，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再次讨论秋收暴动事宜，决定将起义部队番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仍由毛泽东任师长，除继续保留安源确定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团外，新增加“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18］，并于9月8日发布秋收起义进攻长沙的命令。由于这个命令毛泽东当时没有收到，所以秋收起义部队未能按照省委命令改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仍按安源会议决定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七）1927年9月5日，毛泽东在安源领导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至少有两个史料可为佐证：一是安源会议的参加者、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1929年7月2日给党中央的报告记载：“阴历十日（阳历为1927年9月5日，当天毛泽东还在安源，并给湖南省委写过信——引者注）晚上，下令暴动，由王新亚指挥工人、农军分头捕敌反动长官，改编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于是安源市便归我们了。”［19］二是安源会议的参加者、中共安源市委宣传部长杨骏在1955年的回忆中写到安源的起义部队是“第三团”。杨骏的回忆是这样记述的：1927年，他“奉令随同蔡以忱（现状不明）等改装回湖南转安源，重新将安源矿警编入由武汉王兴（新）亚部，组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王兴（新）亚任团长，蔡以忱任政委，我任秘书长”［20］。
（八）毛泽东赴铜鼓宣布前敌委员会委员名单、组建工农革命军师部和一、三团。长期以来，史学界以苏先俊报告记载“（九月）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21］为据，认定毛泽东是1927年9月10日从安源到达铜鼓后才组织前敌委员会的。其实，这段记载并不准确。据笔者研究，9月10日既不是毛泽东到铜鼓的时间，也不是前敌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前委是在安源会议上成立的。但当时由于对各地军事情况尚不十分清楚，无法确定前委委员名单，只是确定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到铜鼓后，听了苏先俊等人的汇报，才在9月10日召开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前委委员名单。苏先俊因为对安源会议的情况不甚了解，所以误认为9月10日才组织前委。
9月8日，毛泽东从安源抵达铜鼓，听了苏先俊等人的汇报，才知道修水、铜鼓的部队已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下辖第一、三两个团，并配备了师、团干部。根据这个情况，毛泽东经与苏先俊等商议，对安源会议决定加以变通：直接将驻修水、铜鼓的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师部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师部领导成员不变，仍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毛泽东不再担任师长职务，而以前委书记身份指挥部队，正、副师长和各团团长为前委委员；修水、铜鼓的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后仍分别为第一团和第三团，两个团的领导成员亦照旧；将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改为第二团。这一改变说明，毛泽东和苏先俊当时都不知道余洒度已经收编了黔军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二团；如果知道这个情况，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肯定不会改为第二团，而很可能会改成第四团。9月10日，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回到修水，任起义部队总指挥。至此，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组建完成。卢德铭、余洒度、王新亚、苏先俊等参加前委为委员。至此，前委组建完成。黔军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系余洒度所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从始至终不知道，也未被湖南省委和前委列为秋收起义部队的组织序列。
［关键词］ 工农革命军 安源决定 组建
《党史文苑》（学术版）2011年第10期刊登涂开荣、刘烈根、余仕富所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地考》一文（以下简称“涂刘余文”）宣称：“安源会议并没有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真正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应在修水山口的建军编师大会上”。该文无视历史文件的明确记载，试图把中共党史界经过长期争论、在上世纪80年代作出的科学结论推翻，着实令人大为吃惊。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下简称“秋收起义”）中诞生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究竟是由何人何时主持、在何地组建的？这个问题据笔者所知，江西中共党史界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就开始争论不休。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1927年9月初，毛泽东奉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命令，在安源主持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并由毛泽东从安源到铜鼓领导组建的；另一种意见是余洒度等人在修水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在安源会议也讨论了工农革命军的组建和其他军事问题，秋收起义有两个中心，即修水一个中心，安源一个中心。为了便于表述，本文将这两种意见简称为：“安源会议决定”说、“山口建军编师”说。这一争论从1969年持续到1987年，终于尘埃落定。按照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的要求，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编入该书的历史文献表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毛泽东奉命在安源主持召开会议作出的决定，在安源和铜鼓组建而成的。也就是说，该书确立了“安源会议决定”说。1993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996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传（1893—1949）》、2002年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都采用了这一说法。但是，涂刘余文推翻了“安源会议决定”说，复活了“山口建军编师”说。
一、涂刘余文的要害是无视历史文献，偏信回忆材料，迷信自我感觉
涂刘余诸学者郑重其事地对工农革命军的组建问题进行考证，却没有认真查阅中央相关部门编著的上述权威著作，而对自己看到的、自以为是支持自己观点的文献（主要是余洒度、苏先俊的报告）随意解释。例如，《余洒度报告》明明记载：当时修水和铜鼓的部队“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1］。涂刘余文却说“这则原始材料进一步说明山口会议是存在的，并且在山口会议上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党的师委会，只是‘灰色’起见改用‘省防军’名义。”请问在这段文字中，哪里讲了“山口会议上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完全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又例如，《苏先俊报告》十分清楚地记载：他率领的浏阳农军在“第二期”的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1927年）八月二十日开抵铜鼓休养，平江部队在修水与警卫团合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团，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任团长，先俊所部则改名为第三团……”［2］。这里同样未提及当时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涂刘余文却说“《苏先俊报告》则是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更为有力的证据”。如果山口会议确实组建了工农革命军，余洒度、苏先俊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一定会将修、铜部队对内对外的不同称呼（即对内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对外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直接写出来，因为这是向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报告工作，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否则，只能说明山口会议组建工农革命军的史实不存在。
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对于研究历史当然也很重要，但对回忆材料应当以历史文献记载为标尺来辨别其可信度。涂、刘、余文引用了6个回忆资料作为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依据。
这6个回忆资料中，只有当时担任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师部参谋的何长工回忆直接提到山口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但是，何长工自己承认他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何长工的这个回忆载于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秋收起义在江西》，没有采访时间，而是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一位叫黄兰的同志整理的，是否准确值得怀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何长工和肖克主编的《秋收起义》（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在记述山口会议时，只字未提当时组建或改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而是说“到秋收起义时，就以这个师（指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引者注）为基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如果何长工对山口会议组建工农革命军的史实印象深刻并曾在回忆中谈到，那么由他主编的《秋收起义》一书一定会提到此事。
涂刘余文引用的另外两个比较直接的史料是山口镇居民魏信品、杨祖泳的回忆：当时在山口会议会址前扎了牌坊，写了标语，内容是“工农革命军建军编师大会”“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成立”［3］。当时扎牌坊、写标语有可能是真的，但标语的内容却值得怀疑，到底是庆祝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成立还是庆祝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成立？两位普通百姓在50年后来回忆此事，难免发生混淆和模糊。笔者认为，应该是庆祝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成立。因为《余洒度报告》讲得很清楚，当时驻修水、铜鼓的革命武装是“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4］。如果按照魏信品、杨祖泳的回忆，1927年8月下旬山口会议时就公开打出了“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成立”等标语，岂不是将这支革命武装公开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吗？
涂刘余诸学者由于无视历史文献，偏听偏信回忆材料，迷信自我感觉，便难免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说为了保密，山口会议“躲到偏远的山口老街去举行”，另一方面却又相信当时在山口会议会址前扎牌坊、写标语的回忆。为什么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们思考问题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他们头脑中首先就有“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的结论，然后再围绕这个结论去找材料，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搞出的材料怎么能不背离史实呢？
二、山口会议不可能组建工农革命军
涂刘余文引用1927年9月11日江西省委给寿昌的信中关于“莲永及修铜两部分农军，此间均已派专人前往指导”来证明江西省委参与了修、铜革命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1927年8月下旬山口会议召开时，修、铜革命武装与江西省委的确有过联系，但主要是研究改编省防军的问题。据时任浏阳农军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张启龙回忆：“浏阳农军从高安到铜鼓途中，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要我们到莲花去。但未等部队到莲花，江西省委又派仝仁同志来传达指示。为了保存这支部队，要我们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条件是‘受编不受调’。经过谈判，朱培德同意了，部队被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5］江西省委和修、铜革命武装当时对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不了解，江西省委是8月底9月初才得到八七会议消息的［6］。因此，在山口会议时他们根本不可能组建工农革命军。
涂刘余文引用《余洒度报告》中“不久得刘××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有所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这句话来证明湖北省委参与了修、铜革命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这里提到的刘××，实为鄂南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参谋长刘基宋。他是余洒度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山口会议后不久，刘基宋到修水找余洒度，希望余洒度能给鄂南农军调拨几位军事干部和一批枪支弹药。余洒度在这时才从刘的口中得知八七会议精神，党要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余洒度报告》是这样记载的：“在未得团体消息以前，我们决在少数时日内，向湘南一带移动，以保存实力。不久得刘××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有所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度乃将此意转先俊同志，先俊同志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7］从余洒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刘基宋到修水是来请求援助的。他希望修、铜革命武装能参加鄂中暴动，但当余洒度将此意转达给苏先俊时，苏没有同意，而是主张“南迁”，但余洒度又以“未得中央命令”为由反对“南迁”。由此可见，余洒度、苏先俊当时并未得到党的指示要他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参加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暴动；否则,他俩就不会因为部队去向的问题而发生分歧。既然山口会议后刘基宋到修水时都还没有得到上级指示，难道山口会议时还有可能改为工农革命军吗？
《余洒度报告》记载：“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8］从余洒度报告中可以看出，9月8日，余洒度接到了苏先俊从铜鼓转来的安源会议关于举行秋收暴动的命令，这是党的决定，不能拒绝，必须执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修水的革命武装才开始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因为这支部队第二天就要从修水出发，所以余洒度才命令手下“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9］。试想，如果余洒度的部队在1927年8月下旬山口会议时就改编成了工农革命军，当时为什么不制作军旗？
三、毛泽东奉命在安源确定秋收起义部队的建制和名称，并在安源、铜鼓组建工农革命军
笔者以中共中央、湖南省委1927年的文件和工农革命军师、团领导人余洒度、苏先俊、潘心元等当事人的工作报告为依据，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经过作如下阐述。
（一）毛泽东是共产党内合法的领导者，是湖南省委组织军队的主要责任人和领导人。连省委书记彭公达都不具备这个资格，更不要说余洒度等人了。毛泽东若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便不可能“御令”平、浏农军和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
毛泽东是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并是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委员、常委，“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10］。
（二）中共中央1927年8月23日复湖南省委的信中首次提出：“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11］此信是由列席中央常委会的湖南省委常委何资深23日或24日带回湖南的。
虽然中央明确指示湖南省委组织工农革命军，但由于缺乏兵力，一时无法实施。湖南省委认为，“农民暴动的起来，至少（要）有一千支枪”［12］。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回湖南时，即带有中央的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13］。但是，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参加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早已绕闽赣边南下，一时很难联系上。后来湖南省委又想从程潜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调两个团来湖南做暴动的发火药也没有成功。湖南省委能够直接指挥调动的武装只有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我们党掌握的安源矿警队以及驻扎在安源的萍乡、安福、莲花、醴陵、衡山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省委知道平江、浏阳农军奉命参加南昌起义去了，但不知其下落，更不知道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未赶上南昌起义而驻扎在修水。
（三）潘心元到安源寻找湖南省委，才把修水、铜鼓、安源三处革命武装联系起来。1927年7月下旬，潘心元奉党中央的指示，率浏阳工农义勇队开赴平江，与平江农军一道赶赴南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途中得知南昌起义提前于8月1日发动，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沿闽赣边界南下，并巧遇同样是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于是，平江农军与警卫团开赴修水县城休整，浏阳义勇队则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部队。8月9日，浏阳工农义勇队从奉新到达高安时，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已经走远，无法追上。这样，浏阳工农义勇队便脱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因此，潘心元命令浏阳工农义勇队开赴铜鼓休整待命，他自己则带人去安源找湖南省委，报告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这三支队伍开赴修水、铜鼓的情况，请求指示。安源市委得到潘心元的报告，立即“派（市委委员）宁迪卿同志向（湖南）省委报告”［14］。
（四）湖南省委常委会任命毛泽东为师长、前委书记。1927年8月30日，正在为找不到兵力而犯愁的毛泽东得到宁迪卿送来的安源市委军事报告，喜出望外。他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认为，组织军队的条件已经具备，即于当日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秋收暴动的布置事宜。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东赣西一带举行秋收暴动，并派“（毛）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15］；同时决定党、团组织和工会、农会联合组织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为委员。另外，决定在岳州、安源各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
（五）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湖南省委安源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史称“安源会议”），确定了秋收起义部队的建制和名称。1927年“阴历八月初（阳历应为9月初——引者注），毛泽东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元、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杨骏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16］会议决定将驻修水、铜鼓、安源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毛泽东任师长，下辖一、二、三团。
（六）1927年9月5日，“泽东从安源来一封信（安行伟有封同样的信），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17］湖南省委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后，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再次讨论秋收暴动事宜，决定将起义部队番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仍由毛泽东任师长，除继续保留安源确定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团外，新增加“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18］，并于9月8日发布秋收起义进攻长沙的命令。由于这个命令毛泽东当时没有收到，所以秋收起义部队未能按照省委命令改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仍按安源会议决定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七）1927年9月5日，毛泽东在安源领导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至少有两个史料可为佐证：一是安源会议的参加者、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1929年7月2日给党中央的报告记载：“阴历十日（阳历为1927年9月5日，当天毛泽东还在安源，并给湖南省委写过信——引者注）晚上，下令暴动，由王新亚指挥工人、农军分头捕敌反动长官，改编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于是安源市便归我们了。”［19］二是安源会议的参加者、中共安源市委宣传部长杨骏在1955年的回忆中写到安源的起义部队是“第三团”。杨骏的回忆是这样记述的：1927年，他“奉令随同蔡以忱（现状不明）等改装回湖南转安源，重新将安源矿警编入由武汉王兴（新）亚部，组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王兴（新）亚任团长，蔡以忱任政委，我任秘书长”［20］。
（八）毛泽东赴铜鼓宣布前敌委员会委员名单、组建工农革命军师部和一、三团。长期以来，史学界以苏先俊报告记载“（九月）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21］为据，认定毛泽东是1927年9月10日从安源到达铜鼓后才组织前敌委员会的。其实，这段记载并不准确。据笔者研究，9月10日既不是毛泽东到铜鼓的时间，也不是前敌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前委是在安源会议上成立的。但当时由于对各地军事情况尚不十分清楚，无法确定前委委员名单，只是确定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到铜鼓后，听了苏先俊等人的汇报，才在9月10日召开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前委委员名单。苏先俊因为对安源会议的情况不甚了解，所以误认为9月10日才组织前委。
9月8日，毛泽东从安源抵达铜鼓，听了苏先俊等人的汇报，才知道修水、铜鼓的部队已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下辖第一、三两个团，并配备了师、团干部。根据这个情况，毛泽东经与苏先俊等商议，对安源会议决定加以变通：直接将驻修水、铜鼓的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师部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师部领导成员不变，仍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毛泽东不再担任师长职务，而以前委书记身份指挥部队，正、副师长和各团团长为前委委员；修水、铜鼓的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后仍分别为第一团和第三团，两个团的领导成员亦照旧；将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改为第二团。这一改变说明，毛泽东和苏先俊当时都不知道余洒度已经收编了黔军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二团；如果知道这个情况，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肯定不会改为第二团，而很可能会改成第四团。9月10日，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回到修水，任起义部队总指挥。至此，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组建完成。卢德铭、余洒度、王新亚、苏先俊等参加前委为委员。至此，前委组建完成。黔军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系余洒度所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从始至终不知道，也未被湖南省委和前委列为秋收起义部队的组织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