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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中国画自创生以来，一直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随顺天命之性，遵循天理之道而发育演生。但近百年来中国画的传承是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人物画则更是曾经长期处在接受西学学理“科学”改良的背景下，去寻求着它的生存权利。以中国人物画为例，如何在每一次的绘画革新中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回归传统理念，去传承中国画的文化智慧和中国画的艺术精神，树立正面的价值取向，为我们将来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演进脉络彰显中国画的人文价值。
关键词：中国人物画;传统;理念;精神;传承
前言
近两百年来，西方文明在强大的物质基础的护卫下，以救世主的超强姿态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同化和摧毁了无数的古老文明。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国文化也不能幸免地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百年的世事变迁，已使我们的文艺基础和价值理念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或被动或主动的调整和变化，中国画作为传承中华智慧的“明德之体”，其传统学理在传承中的作用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误读”和“肢解”。
一、回归传统理念
我们相信，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国画，在当代语境下，如果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画自身的建设则刻不容缓。画家群体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当前的浮躁与浅薄，努力在中国画基本画理的探索上追求“致知穷理”;努力在自身学养的修习上把握“意诚心正”;努力在学问传承的次第上做到“知所先后”。果能如此，则中国画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大有作为。
另外，中国画还可以对人类文明有更大的贡献。如果说，近代的中国曾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当时所经历的文化反思曾经是从被动开始的。那么，如今我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反思则是主动的和积极的。是我们面对当前世界各国全面西方化，逐物化的发展现状所作出的思考。我们感到，中国知识界有义务将中国文化的智慧展现于世界面前，提供人类一种全新的东方宇宙观。我们相信，那些穿越了时空的局限，经历了无数“二景晦明”“四时生杀”的陶练，而今仍然闪烁着光芒的中国智慧，将给人类世界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将有助于人类世界理性思维的生发和道德力量的扩充，因而也将有利于世界不同文化的和睦相处和人类文明的均衡发展。
二、中国画学的精神滋养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
中国画自创生以来，一直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随顺天命之性，遵循天理之道而发育演生。无论是形而上的“天理”、还是形而下的“事理”，亦或是礼俗教化“义理”、人情枢机之“情理”，中国画学历经的千年积淀，其理法之思和笔墨之用，都是在中华文化的环境里，享其天道而自生，本其根性而自发，缘其因果而自成，合其礼义而自立的。换句话说，中国画从古自今的传承演化，自有其内在的自足规律。而这些规律对上要求承传“继往圣、开来学”的天理;对下则要求契合“与时俱进”的情理;对内则包含有画什么和怎么画的笔墨事理;对外还兼及有陶养人民心性和培植社会礼俗的义理。
在现存的历代画理画论中，凡是较成系统的论述，无论其作者儒、释、道或各有所宗、抑或诸家兼宗，在他们理法之思的运化里，我们不仅能够赏读到其字里行间的训话之精和讲说之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时时可以感觉到其文论背后豁然通贯的理性智慧。而正是因为有这一承袭了中华母体文化学理的理性智慧贯穿于中国画学的整个体系之中，使得我们中国画学的文艺之树上早已挂满了累累硕果。例如：早在东晋，我们就收获了顾恺之的人物画和他的“迁想妙得”论;在唐代，我们收获了“画圣”吴道子的人物画和他的“吴带当风”法;在元代，我们收获了赵孟顺的山水画和他的“古意”论;在明代，我们收获了董其昌的山水画和他的“南北宗”论;在清代，我们收获了石涛的山水画和他的“一画”论等等。中国画历代涌现的贤杰画圣、大家宗匠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其达到的艺术高度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而正是这些先知先觉的大德们“知行合一”的作品和思想，汇成了中国画学的成学之势、衍成了中国画学的成物之形、蓄成了中国画学的成德之理、生成了中国画学的成道之性。至此，我们以为，了解中国画学回环相生的“生态系统”，正是我们“格物致知”认识中国画本体规律，进而掌握中国画理、法之用辩证规律的必由之路。
三、形而上学的笔墨情趣
笔墨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重要元素和符号，是赖以生命力的质点，是认识自然、表达心境的载体。笔墨从其开始，即享赋了文人的性质，导向了重主观、意象的“归宿”，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视觉图式和系统。笔墨具有动态的特性。笔墨既凝结了笔墨文化和历史的各个阶段的文化经验和审美旨趣，也包含有对笔墨语言和图式的创造。从笔墨的历史看，在某种程度上，魏晋唐宋时期，笔墨基本是处在从属客观表现的位置，是作为媒介和技术手段来介入绘画的，大体与中国画的“客体化”“阶段相同步。因此，笔墨的功能旨在充分传达对象的客观特征和内在精神，如此笔墨才有依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或者说，笔墨是为表现对象和对象的内容服务的，笔墨本身的意义是从属性质的，画家的主观情感、意旨也是借助笔墨在对客观对象的充分表达中得以挥发的。
四、画道传承
如果说，近百年来中国画的传承是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那么人物画则更是曾经长期处在接受西学学理“科学”改良的背景下，寻求着它的生存权利。尽管近年来呼唤中国画传承、回归传统学理的呼声时有出现，对传统人物画“线描”的研究亦渐渐成为了另一种热潮。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一拨研究，其出发点大多依然停留在对所谓“绘画语言”的研究，关注的重点也大都仍然是对“线”的图式和形态的研究。如：其关注点往往免不了仅仅停留于对“十八描”线形语言、“线性语言”、“线艺术语言比较”的研究等等。换句话说，研究的对象大都并没有超越“象”的“形态”，因而也就没能将思考升华为对中国文化精神轨迹的探究。我们并不否认对“象”的研究所具有的“物理”价值和精神启示。我们只是感到，要传承中国画的文化智慧、彰显中国画的人文价值，只有回归到中国画的传统学理里面、去追索中国画的文化轨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画由“法”入“理”、由“理”求“道”的文化脉络，并且在“法’夕、“理”、“道”相生相成的心路历程中，体悟“心”、“意’夕、“境”的生命境界，进而探究中国画的文化真谛和社会价值。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百年的思维惯性和知识断层或许需要用足够的智慧和耐心才能获得真正的超越，但寻求超越与尝试修复的努力本身或许就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另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1]张建伟著.选择转换与融创——写实水墨人物画研究[D]西安美术学院，2009
[2]张强著.中国绘画现代形态[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
[3]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4]谢稚柳著.水墨画[M].上海：上海书报出版社，2002
[5]刘剑虹著.具象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关键词：中国人物画;传统;理念;精神;传承
前言
近两百年来，西方文明在强大的物质基础的护卫下，以救世主的超强姿态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同化和摧毁了无数的古老文明。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国文化也不能幸免地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百年的世事变迁，已使我们的文艺基础和价值理念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或被动或主动的调整和变化，中国画作为传承中华智慧的“明德之体”，其传统学理在传承中的作用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误读”和“肢解”。
一、回归传统理念
我们相信，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国画，在当代语境下，如果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画自身的建设则刻不容缓。画家群体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当前的浮躁与浅薄，努力在中国画基本画理的探索上追求“致知穷理”;努力在自身学养的修习上把握“意诚心正”;努力在学问传承的次第上做到“知所先后”。果能如此，则中国画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大有作为。
另外，中国画还可以对人类文明有更大的贡献。如果说，近代的中国曾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当时所经历的文化反思曾经是从被动开始的。那么，如今我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反思则是主动的和积极的。是我们面对当前世界各国全面西方化，逐物化的发展现状所作出的思考。我们感到，中国知识界有义务将中国文化的智慧展现于世界面前，提供人类一种全新的东方宇宙观。我们相信，那些穿越了时空的局限，经历了无数“二景晦明”“四时生杀”的陶练，而今仍然闪烁着光芒的中国智慧，将给人类世界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将有助于人类世界理性思维的生发和道德力量的扩充，因而也将有利于世界不同文化的和睦相处和人类文明的均衡发展。
二、中国画学的精神滋养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
中国画自创生以来，一直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随顺天命之性，遵循天理之道而发育演生。无论是形而上的“天理”、还是形而下的“事理”，亦或是礼俗教化“义理”、人情枢机之“情理”，中国画学历经的千年积淀，其理法之思和笔墨之用，都是在中华文化的环境里，享其天道而自生，本其根性而自发，缘其因果而自成，合其礼义而自立的。换句话说，中国画从古自今的传承演化，自有其内在的自足规律。而这些规律对上要求承传“继往圣、开来学”的天理;对下则要求契合“与时俱进”的情理;对内则包含有画什么和怎么画的笔墨事理;对外还兼及有陶养人民心性和培植社会礼俗的义理。
在现存的历代画理画论中，凡是较成系统的论述，无论其作者儒、释、道或各有所宗、抑或诸家兼宗，在他们理法之思的运化里，我们不仅能够赏读到其字里行间的训话之精和讲说之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时时可以感觉到其文论背后豁然通贯的理性智慧。而正是因为有这一承袭了中华母体文化学理的理性智慧贯穿于中国画学的整个体系之中，使得我们中国画学的文艺之树上早已挂满了累累硕果。例如：早在东晋，我们就收获了顾恺之的人物画和他的“迁想妙得”论;在唐代，我们收获了“画圣”吴道子的人物画和他的“吴带当风”法;在元代，我们收获了赵孟顺的山水画和他的“古意”论;在明代，我们收获了董其昌的山水画和他的“南北宗”论;在清代，我们收获了石涛的山水画和他的“一画”论等等。中国画历代涌现的贤杰画圣、大家宗匠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其达到的艺术高度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而正是这些先知先觉的大德们“知行合一”的作品和思想，汇成了中国画学的成学之势、衍成了中国画学的成物之形、蓄成了中国画学的成德之理、生成了中国画学的成道之性。至此，我们以为，了解中国画学回环相生的“生态系统”，正是我们“格物致知”认识中国画本体规律，进而掌握中国画理、法之用辩证规律的必由之路。
三、形而上学的笔墨情趣
笔墨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重要元素和符号，是赖以生命力的质点，是认识自然、表达心境的载体。笔墨从其开始，即享赋了文人的性质，导向了重主观、意象的“归宿”，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视觉图式和系统。笔墨具有动态的特性。笔墨既凝结了笔墨文化和历史的各个阶段的文化经验和审美旨趣，也包含有对笔墨语言和图式的创造。从笔墨的历史看，在某种程度上，魏晋唐宋时期，笔墨基本是处在从属客观表现的位置，是作为媒介和技术手段来介入绘画的，大体与中国画的“客体化”“阶段相同步。因此，笔墨的功能旨在充分传达对象的客观特征和内在精神，如此笔墨才有依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或者说，笔墨是为表现对象和对象的内容服务的，笔墨本身的意义是从属性质的，画家的主观情感、意旨也是借助笔墨在对客观对象的充分表达中得以挥发的。
四、画道传承
如果说，近百年来中国画的传承是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那么人物画则更是曾经长期处在接受西学学理“科学”改良的背景下，寻求着它的生存权利。尽管近年来呼唤中国画传承、回归传统学理的呼声时有出现，对传统人物画“线描”的研究亦渐渐成为了另一种热潮。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一拨研究，其出发点大多依然停留在对所谓“绘画语言”的研究，关注的重点也大都仍然是对“线”的图式和形态的研究。如：其关注点往往免不了仅仅停留于对“十八描”线形语言、“线性语言”、“线艺术语言比较”的研究等等。换句话说，研究的对象大都并没有超越“象”的“形态”，因而也就没能将思考升华为对中国文化精神轨迹的探究。我们并不否认对“象”的研究所具有的“物理”价值和精神启示。我们只是感到，要传承中国画的文化智慧、彰显中国画的人文价值，只有回归到中国画的传统学理里面、去追索中国画的文化轨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画由“法”入“理”、由“理”求“道”的文化脉络，并且在“法’夕、“理”、“道”相生相成的心路历程中，体悟“心”、“意’夕、“境”的生命境界，进而探究中国画的文化真谛和社会价值。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百年的思维惯性和知识断层或许需要用足够的智慧和耐心才能获得真正的超越，但寻求超越与尝试修复的努力本身或许就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另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1]张建伟著.选择转换与融创——写实水墨人物画研究[D]西安美术学院，2009
[2]张强著.中国绘画现代形态[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
[3]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4]谢稚柳著.水墨画[M].上海：上海书报出版社，2002
[5]刘剑虹著.具象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