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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切的历史都是在讲述过去的人和事，几千年之前和几千公里之外的人类活动，由于史料的缺失和文化的隔膜，作为后人的我们究竟能理解么？更或者说，究竟又该如何理解？狄尔泰说：“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历史，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历史性而存在着。”而现实之中的历史研究，还存在相当程度的理解缺失现象，我们并没有平等地、谦虚地、善意地与古人进行对话，我们并没有真正站在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下对他们的思考和行事规范进行合理的研究和理解，我们往往主观或者片面地置身事外对他们进行指手画脚，肆意批判，由于不考虑目的性和真实性，沉迷于管中窥豹，所以逐渐掉入历史决定论的陷阱，历史教学也就变得枯燥无味，历史研究也失去了求真这一本质内涵。
关键词：历史;语录分析
一、管中窥豹案例分析
（一）维新变法运动中翁同龢出局事件分析
1898年6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被罢免一切职务，开缺回籍。根据教材以及一种流传比较广泛甚至被长期认同的说法是，这一人事调整预示着以皇太后、荣禄以及军机大臣刚毅为中心的保守势力对皇帝为主导的维新变法运动的一次重大反击，也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转折点，罢免翁同龢意在斩断皇帝的左膀右臂。这一事件也预示着后党与帝党之间的冲突达到水火不容境地。然而事实当真如此么？针对这一事件的评判是否缺失真实性和全面性？
根据国内外研究逐渐表明，我们过往的认识和观点是教条主义的重要表现。罢免翁同龢可能并不是皇太后的意思，更不是所谓后党发动的政变，这一事件的真正主导者是一贯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甚至在这一问题上，皇帝和太后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翁同龢出局是两宫协调一致的政治决定。根据当时国内外人士的观点，没有翁同龢的新政府在皇帝的带领下和太后的协助下，一定会采取许多有意义的变革。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华盛顿报告称，被开缺回籍的翁同龢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根据自己与翁同龢的直接交往经验，表示翁同龢的出局不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他的出局相反为中国的改革力量扫除了一个坚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窦纳乐认为翁同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旧派，他的影响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此反抗革新及进步。与翁同龢有着很多直接交往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翁同龢总体上代表了守旧的方面，他的出局应该有利于改革的进行，它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一种过于守旧政策的放弃。赫德认为应该庆幸于中国放弃了过于守旧的内外政策。而当时国内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翁同龢出局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他们并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后来渲染的那样，对翁同龢的出局感到惋惜和愤慨。更没有觉得是守旧势力对革新势力的遏制。他们普遍地认为翁同龢的出局或许有助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
无独有偶，在翁同龢出局的第二天，康有为就按照既定安排进行了人生之中唯一一次的觐见皇帝，根据现有资料记载，我们逐渐发现康有为并没有为翁同龢罢官事件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却鼓励皇帝为了能够继续推进新政，应该更多的将那些守旧高官剔除出局，正如康有为在觐见皇帝之前跟荣禄所说：“抓一些典型，杀一些二品以上守旧官员”。可见，此时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同情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翁同龢。但是，在康有为流亡的日子里却一再表示对翁同龢的同情，表示对皇太后罢免翁同龢的愤懑。康有为大肆鼓吹将翁同龢开缺回籍，是以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意图斩断皇帝的左膀右臂，是皇太后、荣禄、刚毅等人早在变法之前的一个大阴谋。现如今，针对康有为的研究逐渐增多，所以如果听信康有为一面之词，无疑管中窥豹，实质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背离，也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本真。
（二）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相关语录分析
中学历史课堂中，在阐述洋务运动的动因时，教师时常会摘录李鸿章的两则语录，具体如下：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
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
-李鸿章《朋僚函稿》
教师在引导学生阐述这两句话的时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句话都意在表明李鸿章认为西方军事优胜于中国。进而引导学生产生共同的认识：洋务运动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笔者认为，这一引导和阐述还值得商榷，以此则进入一种以偏概全的误区。因为历史教育应该服务于学生对人的行为的理解。正如赵亚夫先生说：“如果没有人，不能从人的行为过程着眼教学的话，很难做到教学的有效性”。
现如今，关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史料时证观念逐渐深入地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强调论从史出、以史论证、史由证来，但是我们对史料的史料的解读方式，都必须怀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将其置身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认真研读这两则语录，不难发现，第一句话是出自写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作为和格兰特、脾斯麦并称为19世纪三大伟人的李鸿章，他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最高层能够采纳自己变革的主张。但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仍然是夷夏之辨，人们提倡的是“以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变夏”。李鸿章作为纵横晚晴官场的政治老手，他自然深谙其中道理。而这种先站在正确政治立场然后进一步希冀高层改变中国落后的军事面貌的方式，不失为一种当时背景下较为可行的迂回策略。而第二则材料，是摘自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件，在自己的老师或者朋僚面前，李鸿章自然无需顾忌甚多，直截了当，倒也省却了诸多弯弯绕绕。所以仔细研读这两则材料，我们可以得出，李鸿章的形象是狂妄自大;而第二则材料中李鸿章的形象是忍辱负重。
二、以同情之理解为中心的历史教育
李惠军老师一直提倡教师应怀揣“同情之理解”的大历史观，教师首先应强化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孤证不立，对一则史料、一个证据不宜做过多的解释，因为很容易失真，失去史实的本来面目。
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每个史学家所接触的都只是过去的一部分，他们或者研究某个朝代，或者研究某个事件，或者研究某个人物，总而言之，都有专属的研究领域。而整个人类社会的过去无疑是庞然大物，所以具体的真实并不等于整体的真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逐渐摒弃权威式的强行灌输，应尽量避免“睹一云而言非，坐一象而相怼”的人性弱点，正如王加丰先生所言：“对过去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不仅是为了继承传统的需要，而且也是对现在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的延伸，因为对过去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会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并促使我们对现在的事物也采取理解態度。”
关键词：历史;语录分析
一、管中窥豹案例分析
（一）维新变法运动中翁同龢出局事件分析
1898年6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被罢免一切职务，开缺回籍。根据教材以及一种流传比较广泛甚至被长期认同的说法是，这一人事调整预示着以皇太后、荣禄以及军机大臣刚毅为中心的保守势力对皇帝为主导的维新变法运动的一次重大反击，也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转折点，罢免翁同龢意在斩断皇帝的左膀右臂。这一事件也预示着后党与帝党之间的冲突达到水火不容境地。然而事实当真如此么？针对这一事件的评判是否缺失真实性和全面性？
根据国内外研究逐渐表明，我们过往的认识和观点是教条主义的重要表现。罢免翁同龢可能并不是皇太后的意思，更不是所谓后党发动的政变，这一事件的真正主导者是一贯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甚至在这一问题上，皇帝和太后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翁同龢出局是两宫协调一致的政治决定。根据当时国内外人士的观点，没有翁同龢的新政府在皇帝的带领下和太后的协助下，一定会采取许多有意义的变革。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华盛顿报告称，被开缺回籍的翁同龢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根据自己与翁同龢的直接交往经验，表示翁同龢的出局不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他的出局相反为中国的改革力量扫除了一个坚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窦纳乐认为翁同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旧派，他的影响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此反抗革新及进步。与翁同龢有着很多直接交往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翁同龢总体上代表了守旧的方面，他的出局应该有利于改革的进行，它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一种过于守旧政策的放弃。赫德认为应该庆幸于中国放弃了过于守旧的内外政策。而当时国内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翁同龢出局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他们并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后来渲染的那样，对翁同龢的出局感到惋惜和愤慨。更没有觉得是守旧势力对革新势力的遏制。他们普遍地认为翁同龢的出局或许有助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
无独有偶，在翁同龢出局的第二天，康有为就按照既定安排进行了人生之中唯一一次的觐见皇帝，根据现有资料记载，我们逐渐发现康有为并没有为翁同龢罢官事件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却鼓励皇帝为了能够继续推进新政，应该更多的将那些守旧高官剔除出局，正如康有为在觐见皇帝之前跟荣禄所说：“抓一些典型，杀一些二品以上守旧官员”。可见，此时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同情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翁同龢。但是，在康有为流亡的日子里却一再表示对翁同龢的同情，表示对皇太后罢免翁同龢的愤懑。康有为大肆鼓吹将翁同龢开缺回籍，是以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意图斩断皇帝的左膀右臂，是皇太后、荣禄、刚毅等人早在变法之前的一个大阴谋。现如今，针对康有为的研究逐渐增多，所以如果听信康有为一面之词，无疑管中窥豹，实质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背离，也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本真。
（二）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相关语录分析
中学历史课堂中，在阐述洋务运动的动因时，教师时常会摘录李鸿章的两则语录，具体如下：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
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
-李鸿章《朋僚函稿》
教师在引导学生阐述这两句话的时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句话都意在表明李鸿章认为西方军事优胜于中国。进而引导学生产生共同的认识：洋务运动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笔者认为，这一引导和阐述还值得商榷，以此则进入一种以偏概全的误区。因为历史教育应该服务于学生对人的行为的理解。正如赵亚夫先生说：“如果没有人，不能从人的行为过程着眼教学的话，很难做到教学的有效性”。
现如今，关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史料时证观念逐渐深入地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强调论从史出、以史论证、史由证来，但是我们对史料的史料的解读方式，都必须怀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将其置身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认真研读这两则语录，不难发现，第一句话是出自写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作为和格兰特、脾斯麦并称为19世纪三大伟人的李鸿章，他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最高层能够采纳自己变革的主张。但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仍然是夷夏之辨，人们提倡的是“以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变夏”。李鸿章作为纵横晚晴官场的政治老手，他自然深谙其中道理。而这种先站在正确政治立场然后进一步希冀高层改变中国落后的军事面貌的方式，不失为一种当时背景下较为可行的迂回策略。而第二则材料，是摘自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件，在自己的老师或者朋僚面前，李鸿章自然无需顾忌甚多，直截了当，倒也省却了诸多弯弯绕绕。所以仔细研读这两则材料，我们可以得出，李鸿章的形象是狂妄自大;而第二则材料中李鸿章的形象是忍辱负重。
二、以同情之理解为中心的历史教育
李惠军老师一直提倡教师应怀揣“同情之理解”的大历史观，教师首先应强化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孤证不立，对一则史料、一个证据不宜做过多的解释，因为很容易失真，失去史实的本来面目。
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每个史学家所接触的都只是过去的一部分，他们或者研究某个朝代，或者研究某个事件，或者研究某个人物，总而言之，都有专属的研究领域。而整个人类社会的过去无疑是庞然大物，所以具体的真实并不等于整体的真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逐渐摒弃权威式的强行灌输，应尽量避免“睹一云而言非，坐一象而相怼”的人性弱点，正如王加丰先生所言：“对过去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不仅是为了继承传统的需要，而且也是对现在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的延伸，因为对过去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会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并促使我们对现在的事物也采取理解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