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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开放型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发展，在“十一五”期间，要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到底有哪些问题需要探讨以及进一步的完善，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发展开放经济，本刊记者借参加“第三届中国财富论坛”之机，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教授。
记者：据有关资料统计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20%多，出口贸易增长30%多，利用外资606亿美元，另外，我国有海外投资按照商务部统计380亿美元，我国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贸易投资大国。开放型经济既然在20多年发展的势头这样好，现在提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发展开放经济有什么针对性，针对的是哪些问题，哪些问题需要用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来引领、完善。请您谈谈个人的看法。
裴长洪：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要统筹国内改革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这是一句很概括的话，也是报纸上经常见到的话，它有什么内容，怎么理解呢?有几方面，过去20多年来，对外开放主要开放商品市场，特别是制造业和工业领域的商品市场。我们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世贸以后有5年过渡期，到“十五”末期已经完成了四年的过渡期，2006年是最后一年。在整个“十一五”期间，我们加入世贸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了，要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时期，开放不仅仅是商品市场和工业制造业领域，要开放服务业，要开放金融、保险、通信等等，还有一些自然垄断，行政垄断的部门，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一些部门。各种市场的开放要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的开放，资金市场的开放，外汇市场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都要陆续的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因此，我们现在提出“十一五”期间面对的是各种市场开放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形势下，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如何用国内改革发展和它相配套这是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和过去形势有很大不同。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建议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自主知识品牌。因为20多年改革开放中，我们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结果。这样当然好，大大缩短了技术进步的过程，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作用，造成我们的技术进步过于对引进的依赖，这样就会造成对这种技术除了依赖以外不注意消化吸收，不注意再创新，为了得到一个新技术要不断再引进，缺乏自己的创造力，这种技术依赖会有相当长的延续性。一旦对这技术产生依赖会延长很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创新的，因此，要解决如何把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扩大内需和开发国外市场的关系，分享开放利益。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广东算起，广东、浙江、上海、福建、加上京津地区集中了我国对外贸易的80%，出口贸易的90%，集中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0%多。现在讲对外开放事实上仅仅是沿海地区的开放。这些地区先发展起来，在对外开放中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符合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是广大中部、西部在对外开放中怎么让自己更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对外开放的扩大，这是我们面临的课题。当然中西部不可能一下子赶上东部地区，但至少这个差距不能继续扩大，所以，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是国内需求和开拓国外市场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要更多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这固然是对的，但是国外的市场也不能放。国外市场对我国来讲，确实遇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不能放弃。但是国内消费市场如何开拓呢?这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里面提出很多新的思想，特别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样一个新思路。如何扩大农村的消费需求，这个任务很漫长，过程很漫长，现在国内消费需求60%在城市，40%在农村。要把消费需求提上来，在城市里主要靠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如购车、购房及教育、医疗等服务。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目前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还要解决温饱问题，在温饱基础上的小康问题。因此，如何把城市的消费和农村消费进一步提高到新水平，我个人认为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有很多的政策含义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扩大消费需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这是什么关系?理论关系是什么?政策含义是什么?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怎么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
第四个问题，如何观察外贸依存度。现在有一些议论，现在对外贸易发展很快，要是把对外贸易总额当作分子，GDP当分母大概80%，有一些人认为这比例是不是太高了，这比例比起美国、日本是高，美国、日本也就是20%多，甚至10%多。有一些议论这太高了，中国经济靠外需不行。第二个看法对外开放程度这么高会不会有问题?我个人看法，这样的认识可能不全面，或者不完全正确，外贸依存度不等于风险度，外贸依存度可以表明这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一种观察指标，但是并不等于风险度，和风险并没有联系。分子和分母的数字不是一个概念，分子对外贸易总额是销售额的概念，分母是增加值的概念，把销售总额和增加值拿来做分子分母进行对比本来就未必很恰当。再加上对外贸易总额里面有将近50%是加工贸易，从国外进口料件，加工以后出去，加工的是人家原材料，究竟怎么解读这个分式呢?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来看这个分子式，我认为用科学发展观的方法来看，应该是分母太小，美国、日本为什么百分比低，因为分母大，分母是增加值。我们工业增加值率很低，按照工业企业年鉴大中型企业增加值率30%～35%。我在浙江挂过职，做过调查，那地方制造业、工业都不错，很多企业增加值率不到20%，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创造的新价值太少，都是加工已有的产品，我们劳动的附加值太低，人家劳动没有用多少，但是附加值高，我们附加值低，所以工地很多，工厂很多，很热闹，产品也是一车一车进，一车一车出，但是新创造价值不多，经济质量差，这才是我们的问题。我认为这问题要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观察。
最后一个是利用国外资源，国内资源和市场要统筹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十五”前半期没有凸显，在“十五”最后一两年才凸显出来。现在万幸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今天才跟世贸组织主要贸易伙伴谈加入世贸那麻烦多了。当年谈加入世贸的时候，人家有一个条件承诺了，当时外国人就预计到将来中国人在国际上大买粮食，当时给我们规定一条，加入世贸以后，国内粮食的消费总量中，从国际市场买的粮食不能超过国内消费的10%。为什么这两年中央政府搞宏观调控，对土地审批卡得这么严，其中有这个因素，为什么对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这么严，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因素在内。当然现在粮食净进口占国内消费5%，回旋余地比较大，但是早先人家看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如果谈加入世贸，人家不光跟你说这个事，可能买石油也得跟你谈谈，买铁矿石也得谈谈，因为现在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40%，我国钢产量已接近4亿吨，我国在国际上买很多铁矿石，2003年全世界可贸易铁矿石我们买了60%。随着我国钢铁生产的发展，还需要进口大量铁矿石。所以现在在国际市场上要购买大量的资源，资源性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市场上资源产品的价格和供给有一定影响。因此，就产生一个新问题，如何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利用、两个市场的开拓。
记者：现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大家谈到很多，而且在媒体上，在学
者的文章里都讲得很多，究竟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是指什么呢?针对是什么?
裴长洪：从出口贸易来讲，有两方面的针对性，一方面针对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现在产品生产绝大多数是低技术，或者中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技术门槛比较低，进入比较容易，靠廉价的劳动力，这样赢得很大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很多产品的份额比较高，但是这样一来，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因为出去的多了以后就挤占别人生产，而且新增生产都挤在低端的产品越来越多，国际市场容量是有限的，于是不断遇到反倾销国际贸易摩擦的问题。生产领域如何在中高技术环节能够有比较优势，能够有一些新的产品和新的卖点，现在的产品多数都是国际化产品。除了传统产品比如说电脑，电脑整机的话，我们可以做硬盘，可以做鼠标，可以有一些别的零部件，但还不能做CPU，不能做芯片，这些都需要从外面进。在不同的技术档次上，各国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我们的比较优势集中在低技术，简单加工的部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提高一步。我们也可以做一点高级的东西，可以生产一些零部件拿到外面去组装，这个事情比较难，不是说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的努力。
从流通环节来讲，也有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首先是价格。是因为产品多，技术档次低，所以各种的厂家、出口商竞相压价，把自己的价格压的非常低，甚至没有利润。出口没有秩序，也容易出现贸易摩擦，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出口机制。从政府来讲，利用了自动配额。配额要招标，自己给自己设配额。当然自律机制还包括很多方面，企业间的，行业协会的等等。这些都是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要做的事情。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问题，“十一五”期间外贸增长方式会有大的进展。
记者：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会遇到贸易摩擦的问题，您能谈谈贸易摩擦问题吗?
裴长洪：我着重讲一个关于建立贸易平衡机制的问题。什么叫建立贸易平衡机制?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面临压力，我国的贸易顺差很大，资本也顺差，结果外汇储备留下来很多，因此人民币升值成为我们和国外主要是发达国家，需要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但是也只能是按照市场供求，按照可控性，自主性这样来调整，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因此，还需要建立贸易平衡机制。这里面有几个认识。一个是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是必然的。我们的劳动无限供给，高储蓄、高投资，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有这么大的产能，让各个地方不搞经济，不加快经济增长行吗?有一个吃饭问题。这样有一个产能需要，产品生产出来，除了国内消费，还要扩大海外市场。所以外贸增长是必然的。所以过去在教科书上说，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这个话也不错。这几年更是如此。不仅外贸增长是必然，而且贸易顺差增长也是必然。我们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不仅高投资、高储蓄，而且储蓄大于投资，现在国内的居民储蓄很多，储蓄额很令人惊讶，到8月底，我们各种金融机构的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28万亿，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手里，但这个数字很惊讶。我们的投资增长率不见得有储蓄增长率高。我们货币增长率很快，信贷很慢。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形成贸易顺差，是另外一种形式资本外汇。所以我国的贸易顺差也是必然。在这样两个必然性的认识下，我们要解决贸易平衡问题，要解决跟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问题，关键是要扩大进口，要多去买人家的东西，主要是金融资产，是一种虚拟的资产。因此我们不仅仅有金融资产的运营，还需要有大量的储备。不仅储备金融资产，要有其他的储备。过去我们有粮食专项储备，今后我们也要有别的储备，比如石油储备，矿产品储备，这都是我国稀缺的资源，要扩大进口。因此我们的出口政策要改善，不能唯一的促进。进口的机制没有人研究解决，现在是企业没有进口的动力，技术引进是缺乏动力，这是什么原因。有体制的原因，有政策的原因。我主张我们通过扩大进口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解决跟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问题，来缓解我们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记者：听了您的谈话，对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的外贸发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郑钊)
记者：据有关资料统计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20%多，出口贸易增长30%多，利用外资606亿美元，另外，我国有海外投资按照商务部统计380亿美元，我国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贸易投资大国。开放型经济既然在20多年发展的势头这样好，现在提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发展开放经济有什么针对性，针对的是哪些问题，哪些问题需要用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来引领、完善。请您谈谈个人的看法。
裴长洪：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要统筹国内改革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这是一句很概括的话，也是报纸上经常见到的话，它有什么内容，怎么理解呢?有几方面，过去20多年来，对外开放主要开放商品市场，特别是制造业和工业领域的商品市场。我们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世贸以后有5年过渡期，到“十五”末期已经完成了四年的过渡期，2006年是最后一年。在整个“十一五”期间，我们加入世贸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了，要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时期，开放不仅仅是商品市场和工业制造业领域，要开放服务业，要开放金融、保险、通信等等，还有一些自然垄断，行政垄断的部门，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一些部门。各种市场的开放要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的开放，资金市场的开放，外汇市场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都要陆续的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因此，我们现在提出“十一五”期间面对的是各种市场开放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形势下，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如何用国内改革发展和它相配套这是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和过去形势有很大不同。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建议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自主知识品牌。因为20多年改革开放中，我们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结果。这样当然好，大大缩短了技术进步的过程，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作用，造成我们的技术进步过于对引进的依赖，这样就会造成对这种技术除了依赖以外不注意消化吸收，不注意再创新，为了得到一个新技术要不断再引进，缺乏自己的创造力，这种技术依赖会有相当长的延续性。一旦对这技术产生依赖会延长很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创新的，因此，要解决如何把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扩大内需和开发国外市场的关系，分享开放利益。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广东算起，广东、浙江、上海、福建、加上京津地区集中了我国对外贸易的80%，出口贸易的90%，集中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0%多。现在讲对外开放事实上仅仅是沿海地区的开放。这些地区先发展起来，在对外开放中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符合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是广大中部、西部在对外开放中怎么让自己更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对外开放的扩大，这是我们面临的课题。当然中西部不可能一下子赶上东部地区，但至少这个差距不能继续扩大，所以，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是国内需求和开拓国外市场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要更多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这固然是对的，但是国外的市场也不能放。国外市场对我国来讲，确实遇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不能放弃。但是国内消费市场如何开拓呢?这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里面提出很多新的思想，特别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样一个新思路。如何扩大农村的消费需求，这个任务很漫长，过程很漫长，现在国内消费需求60%在城市，40%在农村。要把消费需求提上来，在城市里主要靠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如购车、购房及教育、医疗等服务。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目前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还要解决温饱问题，在温饱基础上的小康问题。因此，如何把城市的消费和农村消费进一步提高到新水平，我个人认为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有很多的政策含义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扩大消费需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这是什么关系?理论关系是什么?政策含义是什么?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怎么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
第四个问题，如何观察外贸依存度。现在有一些议论，现在对外贸易发展很快，要是把对外贸易总额当作分子，GDP当分母大概80%，有一些人认为这比例是不是太高了，这比例比起美国、日本是高，美国、日本也就是20%多，甚至10%多。有一些议论这太高了，中国经济靠外需不行。第二个看法对外开放程度这么高会不会有问题?我个人看法，这样的认识可能不全面，或者不完全正确，外贸依存度不等于风险度，外贸依存度可以表明这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一种观察指标，但是并不等于风险度，和风险并没有联系。分子和分母的数字不是一个概念，分子对外贸易总额是销售额的概念，分母是增加值的概念，把销售总额和增加值拿来做分子分母进行对比本来就未必很恰当。再加上对外贸易总额里面有将近50%是加工贸易，从国外进口料件，加工以后出去，加工的是人家原材料，究竟怎么解读这个分式呢?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来看这个分子式，我认为用科学发展观的方法来看，应该是分母太小，美国、日本为什么百分比低，因为分母大，分母是增加值。我们工业增加值率很低，按照工业企业年鉴大中型企业增加值率30%～35%。我在浙江挂过职，做过调查，那地方制造业、工业都不错，很多企业增加值率不到20%，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创造的新价值太少，都是加工已有的产品，我们劳动的附加值太低，人家劳动没有用多少，但是附加值高，我们附加值低，所以工地很多，工厂很多，很热闹，产品也是一车一车进，一车一车出，但是新创造价值不多，经济质量差，这才是我们的问题。我认为这问题要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观察。
最后一个是利用国外资源，国内资源和市场要统筹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十五”前半期没有凸显，在“十五”最后一两年才凸显出来。现在万幸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今天才跟世贸组织主要贸易伙伴谈加入世贸那麻烦多了。当年谈加入世贸的时候，人家有一个条件承诺了，当时外国人就预计到将来中国人在国际上大买粮食，当时给我们规定一条，加入世贸以后，国内粮食的消费总量中，从国际市场买的粮食不能超过国内消费的10%。为什么这两年中央政府搞宏观调控，对土地审批卡得这么严，其中有这个因素，为什么对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这么严，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因素在内。当然现在粮食净进口占国内消费5%，回旋余地比较大，但是早先人家看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如果谈加入世贸，人家不光跟你说这个事，可能买石油也得跟你谈谈，买铁矿石也得谈谈，因为现在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40%，我国钢产量已接近4亿吨，我国在国际上买很多铁矿石，2003年全世界可贸易铁矿石我们买了60%。随着我国钢铁生产的发展，还需要进口大量铁矿石。所以现在在国际市场上要购买大量的资源，资源性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市场上资源产品的价格和供给有一定影响。因此，就产生一个新问题，如何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利用、两个市场的开拓。
记者：现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大家谈到很多，而且在媒体上，在学
者的文章里都讲得很多，究竟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是指什么呢?针对是什么?
裴长洪：从出口贸易来讲，有两方面的针对性，一方面针对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现在产品生产绝大多数是低技术，或者中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技术门槛比较低，进入比较容易，靠廉价的劳动力，这样赢得很大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很多产品的份额比较高，但是这样一来，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因为出去的多了以后就挤占别人生产，而且新增生产都挤在低端的产品越来越多，国际市场容量是有限的，于是不断遇到反倾销国际贸易摩擦的问题。生产领域如何在中高技术环节能够有比较优势，能够有一些新的产品和新的卖点，现在的产品多数都是国际化产品。除了传统产品比如说电脑，电脑整机的话，我们可以做硬盘，可以做鼠标，可以有一些别的零部件，但还不能做CPU，不能做芯片，这些都需要从外面进。在不同的技术档次上，各国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我们的比较优势集中在低技术，简单加工的部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提高一步。我们也可以做一点高级的东西，可以生产一些零部件拿到外面去组装，这个事情比较难，不是说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的努力。
从流通环节来讲，也有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首先是价格。是因为产品多，技术档次低，所以各种的厂家、出口商竞相压价，把自己的价格压的非常低，甚至没有利润。出口没有秩序，也容易出现贸易摩擦，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出口机制。从政府来讲，利用了自动配额。配额要招标，自己给自己设配额。当然自律机制还包括很多方面，企业间的，行业协会的等等。这些都是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要做的事情。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问题，“十一五”期间外贸增长方式会有大的进展。
记者：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会遇到贸易摩擦的问题，您能谈谈贸易摩擦问题吗?
裴长洪：我着重讲一个关于建立贸易平衡机制的问题。什么叫建立贸易平衡机制?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面临压力，我国的贸易顺差很大，资本也顺差，结果外汇储备留下来很多，因此人民币升值成为我们和国外主要是发达国家，需要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但是也只能是按照市场供求，按照可控性，自主性这样来调整，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因此，还需要建立贸易平衡机制。这里面有几个认识。一个是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是必然的。我们的劳动无限供给，高储蓄、高投资，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有这么大的产能，让各个地方不搞经济，不加快经济增长行吗?有一个吃饭问题。这样有一个产能需要，产品生产出来，除了国内消费，还要扩大海外市场。所以外贸增长是必然的。所以过去在教科书上说，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这个话也不错。这几年更是如此。不仅外贸增长是必然，而且贸易顺差增长也是必然。我们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不仅高投资、高储蓄，而且储蓄大于投资，现在国内的居民储蓄很多，储蓄额很令人惊讶，到8月底，我们各种金融机构的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28万亿，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手里，但这个数字很惊讶。我们的投资增长率不见得有储蓄增长率高。我们货币增长率很快，信贷很慢。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形成贸易顺差，是另外一种形式资本外汇。所以我国的贸易顺差也是必然。在这样两个必然性的认识下，我们要解决贸易平衡问题，要解决跟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问题，关键是要扩大进口，要多去买人家的东西，主要是金融资产，是一种虚拟的资产。因此我们不仅仅有金融资产的运营，还需要有大量的储备。不仅储备金融资产，要有其他的储备。过去我们有粮食专项储备，今后我们也要有别的储备，比如石油储备，矿产品储备，这都是我国稀缺的资源，要扩大进口。因此我们的出口政策要改善，不能唯一的促进。进口的机制没有人研究解决，现在是企业没有进口的动力，技术引进是缺乏动力，这是什么原因。有体制的原因，有政策的原因。我主张我们通过扩大进口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解决跟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问题，来缓解我们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记者：听了您的谈话，对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的外贸发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