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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90年代的文学名作，在作品广袤度和史诗性上还要胜过《活着》一筹的《白鹿原》，其影视改编之路颇多崎岖。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小说《白鹿原》以惊世骇俗的一句话开场，注定了它的不平凡。果然，在其后的20年里，《白鹿原》为作者陈忠实赢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无数荣誉，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
然而，文本上的汪洋恣肆，落实到影像上就是另一回事了。自从1997年身为陕西人的张艺谋有意将《白鹿原》改编为电影开始，15年间，电影版《白鹿原》像烫手山芋一样在几位导演间传来传去，直到今年才与观众见面。与此同时，话剧版《活着》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余华这部作品已是在电影版、电视剧版后的第三个影像改编版了，为何同为当代小说名作的《白鹿原》如此难以改编呢？
能改编的都改编了
很多人知道《活着》这部作品，不是因为读余华的小说，而是因为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葛优、巩俐主演的电影，这种金字招牌的吸引力，是哪个写字的文人都望尘莫及的。张艺谋在90年代中期正处于巅峰，当时他一眼看中这部12万字的小说。要知道当时的余华还没有后来的声望，而张艺谋早已凭借《红高粱》等片成了国际大导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活着》是很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一部小说。
《活着》从文字到影像的转变速度是惊人的。余华1992年春节后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1993年在国内出版，而1994年的5月份，张艺谋已经带着电影版《活着》去了法国戛纳电影节，并拿下了评委会大奖（相当于第二名），葛优也凭借福贵的角色拿下了影帝的头衔（这也是大陆演员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戛纳影帝）。之后，这本薄薄的小说又被改编成了30多集的电视剧。今年，孟京辉再次把它改编成了话剧，原作者余华再看后也泪洒剧场。《活着》这个故事，被各种影像手段一一呈现，风光一时无两。
张艺谋15年前就想拍《白鹿原》
而同为90年代文学名作，在作品广袤度和史诗性上还要胜过《活着》一筹的《白鹿原》，其影视改编之路颇多崎岖。早在1993年，《白鹿原》小说出版后的第二个月，导演吴天明就找到陈忠实提出要改编这部小说，但却得到了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拍。1997年，《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张艺谋有意把它改编为电影，再度无果。2002年，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发话，项目得以重启，可导演人选又是几经反复。吴天明、张艺谋都想重拾这个题材，甚至陈凯歌、姜文也都曾是导演候选人，但是却都因种种原因放弃。几经周折，最后选择了当时还是“年轻导演”的王全安。2005年，《白鹿原》终于立项，但是知名编剧芦苇的两稿剧本却都被打回，王全安自己动笔，剧本终获通过。
此书长达50万字
上面说到了《白鹿原》改编的种种艰难。下面就逐一分析一下，《白鹿原》为何被称为中国最难上映的电影。小说《白鹿原》与电影之间最大的鸿沟，是它的长度。作为“大”长篇的代表作，《白鹿原》兼具时空的广袤与篇幅的浩繁，洋洋洒洒50万字，这个长度是余华《活着》的4倍，是张爱玲《色·戒》的17倍，而这两部小说都被成功改编为电影了，也就是说，《白鹿原》拿出一个章节或一部分内容来，会是很好的电影原著，但如果全书改编为电影，就显得太长了。如果说这还不够形象，那可以这么想一下：请一个专业播音员，以《新闻联播》的语速来读《白鹿原》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需要不吃不喝不停地读上三天三夜。可是没有三天三夜的电影，连三个小时也不允许。
《白鹿原》电影拍完后，在北京给文化圈的学者和媒体人放了一场，结果大受赞赏。但那场放映的是3小时40分钟的超长版本，文人看看可以，真拿电影院放去，从院线到观众都得吓坏了：投资商第一个不干，电影太长会造成票房大幅流失；院线第二个不干，本来排两个片子的时间只能排一个，压缩其他赚钱片子的空间；观众第三个不干，那些想骗小姑娘的、想带老婆看的、想给上学的孩子增长知识的，看到未删节3个半小时的版本，都会望而却步。所以影片只能一剪再剪，直到预备公映版的156分钟。但即便是这个版本，在上映前两天也被叫停了，原因何在呢？
审查多次关难过
众所周知，广电总局那里有一把剪刀，所有准备在国内上映的电影，都要去那里过审。至于是被剪刀小修小剪一番，还是直接把胶片剪成碎片，那就看片子拍的是否符合总局的规定了。而由于电影的受众比小说要广，再加之没有实行电影分级制，导致电影的审查一向要比文学作品更为严格。所以，在正规出版的小说中常能看到的香艳情色描写，在搬到大银幕上的过程中往往会受阻。
上文提到的《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注定了这不会是个“干净”的电影。作为片中第一女主角，也是唯一能在戏份上与众男性角色平起平坐的，是田小娥这个角色。在书中，她是小老婆出身，而且一出场就是给老爷“泡枣儿”这么重口味的桥段。之后，她一直以尤物形象出现，被所有人玩弄又被所有人嫌弃，与黑娃的一段恋爱也未得善终，最后死于黑娃父亲之手。这个角色是悲剧的，也是香艳的。书中田小娥出现的段落，多半难以转化成影像在国内的大银幕上播放。有这么一位女主角，电影上映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们一般都有这样的经验：电影开场10分钟才进去，面对银幕上出现的一个人，会下意识地问身边的人：“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or坏人，是我们观看所有故事类影像节目时最先想要甄别的，这个习惯来源于儿时的培养。我们都是看着二元论的电影电视成长起来的，电影里都是潘冬子vs胡汉三，小兵张嘎vs胖翻译官，刘慧芳vs王沪生这种搭配，即使到现在，孩子们看的喜羊羊vs灰太狼也是一样。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这种区分人物的方式是留在我们血液里的。
然而，现实世界里黑白分明不常见，而灰色常见。能够传世的文艺作品也多以塑造性格多面、复杂的角色而见长。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喜欢林黛玉or薛宝钗一直是个难有定论的问题。《白鹿原》也是如此，上文提到的“荡妇”田小娥，是个敢爱敢恨有血有肉的形象；她的“相好儿”黑娃当过土匪，也打过日本鬼子；把黑娃枪毙的白孝文是共产党的县长，早年却是个抽大烟差点抽死的纨绔子弟；小说中唯一形象正面的角色白灵，因为人物性格干瘪，在电影版中甚至被彻底删掉了……在我国的电影审查中，人物没有好坏之分是个大忌。姜文的《鬼子来了》因有“农民善待日本鬼子”的情节，至今难以在国内上映，就是人物好坏不分而导致影片被毙的典型例子。 当代名著改编：应被重新重视的“金矿”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现在的电影不如以前好看了。这种“不好看”既有向商业妥协，拍大量“爆米花电影”讨好观众的原因，也有名著改编电影减少的原因。这里的名著包括古典名著和近年来的当代小说名作。我们觉得电影好看的那几年，恰恰是当代小说改编电影井喷的几年。距今20年前，一大批国产导演拍出了他们的生涯最佳作品：张艺谋的《红高粱》（莫言原著）、《活着》（余华原著）、《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原著），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李碧华原著），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原著）。再往前数的话，第五代以前最有成就的导演谢晋，其导演生涯最出色的三部作品《芙蓉镇》（古华原著）、《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也都是由当代名作改编的。可以说，二三十年前的电影之所以“好看”，与电影同小说名家作品紧密贴合有很大的关系。
国产片质量的下降？
如今电影院里商业电影占统治地位。这不是影院的错，任何生意人肯定都要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什么电影会吸引人花钱买票就放什么电影，各种美国大片的轮番轰炸大家已经很熟知。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用了20年时间，从编剧、导演主导型的电影居多，转变为演员主导型的影片居多。2012年才过了9个月，就已经有8部杨幂主演的电影上映，就是演员主导型影片占据市场主流的征兆。如果说导演还能算是一部影片的灵魂人物的话，编剧则彻底沦为了鸡肋。
现在我们看电影，先看有哪些明星，再扫一眼导演是谁，编剧基本是不会登上电影宣传海报的。有扎实的文学基础的剧本越来越少，因为观众不在乎这些，院线更不在乎这些。观众想到影院里看到爽，院线想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在没有分级制的情况下，“商业+明星”战胜“文学+名著”是一定会发生的事。而在成熟的电影市场里，商业片和文艺片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一方面有分级制做保障，文艺片会有地方放映；另一方面，完备的颁奖季会将好的文艺片筛出来供观众挑选。美国的奥斯卡、各影评人奖、法国的凯撒奖、英国的学院奖，乃至日本的电影旬报奖、韩国的青龙奖等都有筛出文艺好片的功用。而哪个中国观众是指着金鸡、百花、华表奖来选择国产文艺片的？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电影越来越不“好看”了，是审查制度、商业大潮、观影习惯、编剧弱势等多重原因造成的。其中，由当代文学名作改编的电影减少，直接降低了国产片的质量。（来源：腾讯网）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小说《白鹿原》以惊世骇俗的一句话开场，注定了它的不平凡。果然，在其后的20年里，《白鹿原》为作者陈忠实赢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无数荣誉，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
然而，文本上的汪洋恣肆，落实到影像上就是另一回事了。自从1997年身为陕西人的张艺谋有意将《白鹿原》改编为电影开始，15年间，电影版《白鹿原》像烫手山芋一样在几位导演间传来传去，直到今年才与观众见面。与此同时，话剧版《活着》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余华这部作品已是在电影版、电视剧版后的第三个影像改编版了，为何同为当代小说名作的《白鹿原》如此难以改编呢？
能改编的都改编了
很多人知道《活着》这部作品，不是因为读余华的小说，而是因为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葛优、巩俐主演的电影，这种金字招牌的吸引力，是哪个写字的文人都望尘莫及的。张艺谋在90年代中期正处于巅峰，当时他一眼看中这部12万字的小说。要知道当时的余华还没有后来的声望，而张艺谋早已凭借《红高粱》等片成了国际大导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活着》是很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一部小说。
《活着》从文字到影像的转变速度是惊人的。余华1992年春节后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1993年在国内出版，而1994年的5月份，张艺谋已经带着电影版《活着》去了法国戛纳电影节，并拿下了评委会大奖（相当于第二名），葛优也凭借福贵的角色拿下了影帝的头衔（这也是大陆演员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戛纳影帝）。之后，这本薄薄的小说又被改编成了30多集的电视剧。今年，孟京辉再次把它改编成了话剧，原作者余华再看后也泪洒剧场。《活着》这个故事，被各种影像手段一一呈现，风光一时无两。
张艺谋15年前就想拍《白鹿原》
而同为90年代文学名作，在作品广袤度和史诗性上还要胜过《活着》一筹的《白鹿原》，其影视改编之路颇多崎岖。早在1993年，《白鹿原》小说出版后的第二个月，导演吴天明就找到陈忠实提出要改编这部小说，但却得到了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拍。1997年，《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张艺谋有意把它改编为电影，再度无果。2002年，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发话，项目得以重启，可导演人选又是几经反复。吴天明、张艺谋都想重拾这个题材，甚至陈凯歌、姜文也都曾是导演候选人，但是却都因种种原因放弃。几经周折，最后选择了当时还是“年轻导演”的王全安。2005年，《白鹿原》终于立项，但是知名编剧芦苇的两稿剧本却都被打回，王全安自己动笔，剧本终获通过。
此书长达50万字
上面说到了《白鹿原》改编的种种艰难。下面就逐一分析一下，《白鹿原》为何被称为中国最难上映的电影。小说《白鹿原》与电影之间最大的鸿沟，是它的长度。作为“大”长篇的代表作，《白鹿原》兼具时空的广袤与篇幅的浩繁，洋洋洒洒50万字，这个长度是余华《活着》的4倍，是张爱玲《色·戒》的17倍，而这两部小说都被成功改编为电影了，也就是说，《白鹿原》拿出一个章节或一部分内容来，会是很好的电影原著，但如果全书改编为电影，就显得太长了。如果说这还不够形象，那可以这么想一下：请一个专业播音员，以《新闻联播》的语速来读《白鹿原》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需要不吃不喝不停地读上三天三夜。可是没有三天三夜的电影，连三个小时也不允许。
《白鹿原》电影拍完后，在北京给文化圈的学者和媒体人放了一场，结果大受赞赏。但那场放映的是3小时40分钟的超长版本，文人看看可以，真拿电影院放去，从院线到观众都得吓坏了：投资商第一个不干，电影太长会造成票房大幅流失；院线第二个不干，本来排两个片子的时间只能排一个，压缩其他赚钱片子的空间；观众第三个不干，那些想骗小姑娘的、想带老婆看的、想给上学的孩子增长知识的，看到未删节3个半小时的版本，都会望而却步。所以影片只能一剪再剪，直到预备公映版的156分钟。但即便是这个版本，在上映前两天也被叫停了，原因何在呢？
审查多次关难过
众所周知，广电总局那里有一把剪刀，所有准备在国内上映的电影，都要去那里过审。至于是被剪刀小修小剪一番，还是直接把胶片剪成碎片，那就看片子拍的是否符合总局的规定了。而由于电影的受众比小说要广，再加之没有实行电影分级制，导致电影的审查一向要比文学作品更为严格。所以，在正规出版的小说中常能看到的香艳情色描写，在搬到大银幕上的过程中往往会受阻。
上文提到的《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注定了这不会是个“干净”的电影。作为片中第一女主角，也是唯一能在戏份上与众男性角色平起平坐的，是田小娥这个角色。在书中，她是小老婆出身，而且一出场就是给老爷“泡枣儿”这么重口味的桥段。之后，她一直以尤物形象出现，被所有人玩弄又被所有人嫌弃，与黑娃的一段恋爱也未得善终，最后死于黑娃父亲之手。这个角色是悲剧的，也是香艳的。书中田小娥出现的段落，多半难以转化成影像在国内的大银幕上播放。有这么一位女主角，电影上映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们一般都有这样的经验：电影开场10分钟才进去，面对银幕上出现的一个人，会下意识地问身边的人：“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or坏人，是我们观看所有故事类影像节目时最先想要甄别的，这个习惯来源于儿时的培养。我们都是看着二元论的电影电视成长起来的，电影里都是潘冬子vs胡汉三，小兵张嘎vs胖翻译官，刘慧芳vs王沪生这种搭配，即使到现在，孩子们看的喜羊羊vs灰太狼也是一样。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这种区分人物的方式是留在我们血液里的。
然而，现实世界里黑白分明不常见，而灰色常见。能够传世的文艺作品也多以塑造性格多面、复杂的角色而见长。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喜欢林黛玉or薛宝钗一直是个难有定论的问题。《白鹿原》也是如此，上文提到的“荡妇”田小娥，是个敢爱敢恨有血有肉的形象；她的“相好儿”黑娃当过土匪，也打过日本鬼子；把黑娃枪毙的白孝文是共产党的县长，早年却是个抽大烟差点抽死的纨绔子弟；小说中唯一形象正面的角色白灵，因为人物性格干瘪，在电影版中甚至被彻底删掉了……在我国的电影审查中，人物没有好坏之分是个大忌。姜文的《鬼子来了》因有“农民善待日本鬼子”的情节，至今难以在国内上映，就是人物好坏不分而导致影片被毙的典型例子。 当代名著改编：应被重新重视的“金矿”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现在的电影不如以前好看了。这种“不好看”既有向商业妥协，拍大量“爆米花电影”讨好观众的原因，也有名著改编电影减少的原因。这里的名著包括古典名著和近年来的当代小说名作。我们觉得电影好看的那几年，恰恰是当代小说改编电影井喷的几年。距今20年前，一大批国产导演拍出了他们的生涯最佳作品：张艺谋的《红高粱》（莫言原著）、《活着》（余华原著）、《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原著），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李碧华原著），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原著）。再往前数的话，第五代以前最有成就的导演谢晋，其导演生涯最出色的三部作品《芙蓉镇》（古华原著）、《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也都是由当代名作改编的。可以说，二三十年前的电影之所以“好看”，与电影同小说名家作品紧密贴合有很大的关系。
国产片质量的下降？
如今电影院里商业电影占统治地位。这不是影院的错，任何生意人肯定都要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什么电影会吸引人花钱买票就放什么电影，各种美国大片的轮番轰炸大家已经很熟知。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用了20年时间，从编剧、导演主导型的电影居多，转变为演员主导型的影片居多。2012年才过了9个月，就已经有8部杨幂主演的电影上映，就是演员主导型影片占据市场主流的征兆。如果说导演还能算是一部影片的灵魂人物的话，编剧则彻底沦为了鸡肋。
现在我们看电影，先看有哪些明星，再扫一眼导演是谁，编剧基本是不会登上电影宣传海报的。有扎实的文学基础的剧本越来越少，因为观众不在乎这些，院线更不在乎这些。观众想到影院里看到爽，院线想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在没有分级制的情况下，“商业+明星”战胜“文学+名著”是一定会发生的事。而在成熟的电影市场里，商业片和文艺片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一方面有分级制做保障，文艺片会有地方放映；另一方面，完备的颁奖季会将好的文艺片筛出来供观众挑选。美国的奥斯卡、各影评人奖、法国的凯撒奖、英国的学院奖，乃至日本的电影旬报奖、韩国的青龙奖等都有筛出文艺好片的功用。而哪个中国观众是指着金鸡、百花、华表奖来选择国产文艺片的？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电影越来越不“好看”了，是审查制度、商业大潮、观影习惯、编剧弱势等多重原因造成的。其中，由当代文学名作改编的电影减少，直接降低了国产片的质量。（来源：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