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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战争年代新闻前辈的崇高敬礼”，钱江同志在《战火染红青春岁月》一书后记中的这句话道出了我读完全书最想说的话。
这本《战火染红青春岁月——人民日报口述历史（第一卷）》共有60位作者，我数了数有一多半是我认识的老熟人。
老邻居刘义庭。我住25号楼时，他住26号楼，有时碰到了，只是点点头但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更不知他2岁时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十几岁时他就跟着父亲上山开荒种地。后来随父走进党报大门，他回忆说：“我一直搞后勤工作，从一些杂活、搞卫生、生土炉子做起，从‘小鬼’成长起来。我的一生都在红色报业中度过。”
老同学曹德贵。1978年在小汤山干校工作时，我管理后勤，他在传达室看大门。他自称是在“印刷路上一路奔跑”的人。对于解放前的印报困难，他回忆说：“1946年，解放战争胜利的喜讯不断传到报社，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在印刷设备陈旧不足、材料短缺等困难很大的情况下，发挥了工人们的聪明才智，大部分标题字是工人们用木条刻的，机器滚筒上用的胶皮布是用九层道林纸加一层白布代替做成的，印报的机器是人力摇动的，照明用的是麻油灯。”
汽车队老队长张喜才。我初到人民日报社时，老张是汽车队领班，每次我外出采访，他总是及时提供方便。读他的回忆文章《我和尊敬的首长张磐石》一文，得知他年轻时因为有一次生炉子惹恼了首长，他不服气顶了几句，惹得领导骂了起来。张喜才受委屈后气呼呼地找郭谓调换工作。谁知张磐石早消了气，他对郭谓说：“你不要叫张喜才走，他跟了我那么多年，工作很好。”解放后，张磐石还特地安排张喜才去汽车学校学习了9个月，回到报社分配在汽车班工作，一边开车，一边管车。老队长张喜才还给老总编邓拓当过司机。
老乡刘振祥、秦翠香夫妇。他俩是河北涉县人，我的老家在左权。两个县山水相连，乡音同源。老刘与我曾回涉县采访，乡土情深。他下太行，进北平，至今已在《人民日报》生活工作了65个春秋。他与妻子风雨同舟。在谈到《人民日报》所起到的舆论作用时，老秦说：“当年在处理群众来信中，印象最深的是蒋爱珍案件。1981年我们收到新疆石河子法院一位法官的来信反映：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女知青蒋爱珍，因遭别人诬陷，开枪打死了陷害她的两个人，被法院判为死刑。该法官认为蒋爱珍系过激报复手段，而不是故意杀人，认为法院量刑过重，要求重新审判。群工部把这封来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调查案件真相，群工部两次派人前往当地核实取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蒋爱珍由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
老同事陈柏生、王金凤。我与这两位老大姐在记者部机动记者组一起工作多年，她俩言传身教的好作风，使我们中青年加强了做好一名人民记者的责任感。她俩是清华大学同学，同是中共地下党员。陈柏生是朱自清的学生，她说：“1947年，我介绍李广田教授入了党，1948年，我正准备介绍朱自清先生入党，突然接到去解放区的通知。离开清华园前一天，我来到北院16号朱先生家告别。”师生情，党的重任记在心。王金凤回忆起当年在清华大学做党的地下工作时说：“组织安排我和两位出身名门的小姐住在一个寝室。一位是历史系著名教授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一位是我的同班同学聂崇厚。聂崇厚的曾祖母是曾国潘的小女儿，曾祖父曾任上海道台和浙江巡抚，外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小聂家和陈寅恪家是亲戚，她喊陈寅恪为表伯。组织上要我做好陈寅恪女儿的工作，从旁影响陈寅恪。”经过内线工作，陈寅恪先生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邀请，坚决留在了大陆。两位老大姐秘密为党工作的故事又一次深深打动了我！
老师何燕凌、宋铮夫妇。这对革命伴侣既是河南同乡，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学，也是我的新闻写作老师。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召开。老何约我到《人民日报》农村部给全体编辑传达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讨论“真学大寨，假学大寨”的问题。拜读老何口述的文章《我们设计了〈人民日报〉板式和报头》一文：“报社请毛泽东重新写了报名。总编辑张磐石交给我设计报头。毛主席写了4个‘人民日报’，其中两个画了圈，嘱咐报社同志再挑选。我不是简单地从两个里选一个，而是在所有的字中挑出4个字，用很薄的纸蒙在上面描下来。在描的过程中略有修饰，字的大小有所调整，排列更协调一些。那时没有毛泽东写的字丝毫不能动的观念，认为大体是原样，笔迹不太顺畅的地方修改得圆满一些更好。当然，完成版样后是由毛泽东本人看过认可了的。这个报头一直用到现在。”宋铮在《人民日报》编辑椅子上坐了几十年，与李克林一样十分关心通讯员的成长。1974年，我参加《人民日报》举办的工农兵通讯员培训班学习时，宋铮老师带我到著名的红旗渠所在地河南林县采访，教我写评述性通讯。她还带我拜见过华山老师。他当时正在林县搞文学创作，是宋铮给我讲述了华山的故事，说他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当战地记者，《鸡毛信》是他的成名作。
老领导安岗。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大寨第一次见到老安，他没有官架子，也不说官话，我领他上山西大寨的虎头山参观，见到雪天里泥手泥脚正在垒坝的大队长贾承让，老贾不好意思地伸过手来，老安却紧走几步上前紧紧握住了老贾的手。后来，老安对我说：“多年没有握过农民的泥手了！”安岗与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心连心，战争年代老百姓保护过他的生命。他离休后念念不忘太行革命老区，先后三次回到太行革命老区采访。他最难忘的是当年与刘少奇在如何办报的问题上有过的一次交流，老安在文章中回忆道：“他跟我谈办报。说报纸要为人民说话，办报最困难的是这一条。我回来以后，反复琢磨这句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反映人民的意见。刘少奇还说与人民意见对着的是反人民的势力，就是国民党。他说：我们慢慢翻身了，成了国家主人，我们要警惕，不要跟人民对立。他还说反映人民利益要到人民中间去。”
老熟人老故事耐人寻味。我还拜读了赵培蓝、姚力文、吴象、郭谓、林洪、林晰、陈瑞卿、左录、刘治平、范守田、韩增玉、姚勤、贾锟、郝菊鲜、周平、苏琴、刘斌、张桂云等老前辈的口述文章，一个人一串故事，有家庭兴衰故事，有快乐童年故事，有苦苦求学故事，有投奔革命故事，有恋爱结婚生子故事，有偶遇改名字故事……真是五湖四海聚英才，他（她）们的经历与感受和新中国的诞生成长融汇在一起。人们常说《人民日报》是“藏龙卧虎”之地，读此书知道“龙”从哪里来，“虎”到哪里去。有的同志只在创建《人民日报》时工作过几十天，就急匆匆听从党的号召赶赴山西、云南等地创办各省省报。一晃60余载，这一大批经历了革命战争的红色报人中，有的结发夫妻已经走过了金婚，健康活到90岁上下，继续携手快乐地向钻石婚走着。他们是幸存者、幸运者、幸福者。红色报史上记录着他们辉煌的一页。
这本《战火染红青春岁月——人民日报口述历史（第一卷）》共有60位作者，我数了数有一多半是我认识的老熟人。
老邻居刘义庭。我住25号楼时，他住26号楼，有时碰到了，只是点点头但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更不知他2岁时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十几岁时他就跟着父亲上山开荒种地。后来随父走进党报大门，他回忆说：“我一直搞后勤工作，从一些杂活、搞卫生、生土炉子做起，从‘小鬼’成长起来。我的一生都在红色报业中度过。”
老同学曹德贵。1978年在小汤山干校工作时，我管理后勤，他在传达室看大门。他自称是在“印刷路上一路奔跑”的人。对于解放前的印报困难，他回忆说：“1946年，解放战争胜利的喜讯不断传到报社，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在印刷设备陈旧不足、材料短缺等困难很大的情况下，发挥了工人们的聪明才智，大部分标题字是工人们用木条刻的，机器滚筒上用的胶皮布是用九层道林纸加一层白布代替做成的，印报的机器是人力摇动的，照明用的是麻油灯。”
汽车队老队长张喜才。我初到人民日报社时，老张是汽车队领班，每次我外出采访，他总是及时提供方便。读他的回忆文章《我和尊敬的首长张磐石》一文，得知他年轻时因为有一次生炉子惹恼了首长，他不服气顶了几句，惹得领导骂了起来。张喜才受委屈后气呼呼地找郭谓调换工作。谁知张磐石早消了气，他对郭谓说：“你不要叫张喜才走，他跟了我那么多年，工作很好。”解放后，张磐石还特地安排张喜才去汽车学校学习了9个月，回到报社分配在汽车班工作，一边开车，一边管车。老队长张喜才还给老总编邓拓当过司机。
老乡刘振祥、秦翠香夫妇。他俩是河北涉县人，我的老家在左权。两个县山水相连，乡音同源。老刘与我曾回涉县采访，乡土情深。他下太行，进北平，至今已在《人民日报》生活工作了65个春秋。他与妻子风雨同舟。在谈到《人民日报》所起到的舆论作用时，老秦说：“当年在处理群众来信中，印象最深的是蒋爱珍案件。1981年我们收到新疆石河子法院一位法官的来信反映：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女知青蒋爱珍，因遭别人诬陷，开枪打死了陷害她的两个人，被法院判为死刑。该法官认为蒋爱珍系过激报复手段，而不是故意杀人，认为法院量刑过重，要求重新审判。群工部把这封来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调查案件真相，群工部两次派人前往当地核实取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蒋爱珍由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
老同事陈柏生、王金凤。我与这两位老大姐在记者部机动记者组一起工作多年，她俩言传身教的好作风，使我们中青年加强了做好一名人民记者的责任感。她俩是清华大学同学，同是中共地下党员。陈柏生是朱自清的学生，她说：“1947年，我介绍李广田教授入了党，1948年，我正准备介绍朱自清先生入党，突然接到去解放区的通知。离开清华园前一天，我来到北院16号朱先生家告别。”师生情，党的重任记在心。王金凤回忆起当年在清华大学做党的地下工作时说：“组织安排我和两位出身名门的小姐住在一个寝室。一位是历史系著名教授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一位是我的同班同学聂崇厚。聂崇厚的曾祖母是曾国潘的小女儿，曾祖父曾任上海道台和浙江巡抚，外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小聂家和陈寅恪家是亲戚，她喊陈寅恪为表伯。组织上要我做好陈寅恪女儿的工作，从旁影响陈寅恪。”经过内线工作，陈寅恪先生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邀请，坚决留在了大陆。两位老大姐秘密为党工作的故事又一次深深打动了我！
老师何燕凌、宋铮夫妇。这对革命伴侣既是河南同乡，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学，也是我的新闻写作老师。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召开。老何约我到《人民日报》农村部给全体编辑传达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讨论“真学大寨，假学大寨”的问题。拜读老何口述的文章《我们设计了〈人民日报〉板式和报头》一文：“报社请毛泽东重新写了报名。总编辑张磐石交给我设计报头。毛主席写了4个‘人民日报’，其中两个画了圈，嘱咐报社同志再挑选。我不是简单地从两个里选一个，而是在所有的字中挑出4个字，用很薄的纸蒙在上面描下来。在描的过程中略有修饰，字的大小有所调整，排列更协调一些。那时没有毛泽东写的字丝毫不能动的观念，认为大体是原样，笔迹不太顺畅的地方修改得圆满一些更好。当然，完成版样后是由毛泽东本人看过认可了的。这个报头一直用到现在。”宋铮在《人民日报》编辑椅子上坐了几十年，与李克林一样十分关心通讯员的成长。1974年，我参加《人民日报》举办的工农兵通讯员培训班学习时，宋铮老师带我到著名的红旗渠所在地河南林县采访，教我写评述性通讯。她还带我拜见过华山老师。他当时正在林县搞文学创作，是宋铮给我讲述了华山的故事，说他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当战地记者，《鸡毛信》是他的成名作。
老领导安岗。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大寨第一次见到老安，他没有官架子，也不说官话，我领他上山西大寨的虎头山参观，见到雪天里泥手泥脚正在垒坝的大队长贾承让，老贾不好意思地伸过手来，老安却紧走几步上前紧紧握住了老贾的手。后来，老安对我说：“多年没有握过农民的泥手了！”安岗与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心连心，战争年代老百姓保护过他的生命。他离休后念念不忘太行革命老区，先后三次回到太行革命老区采访。他最难忘的是当年与刘少奇在如何办报的问题上有过的一次交流，老安在文章中回忆道：“他跟我谈办报。说报纸要为人民说话，办报最困难的是这一条。我回来以后，反复琢磨这句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反映人民的意见。刘少奇还说与人民意见对着的是反人民的势力，就是国民党。他说：我们慢慢翻身了，成了国家主人，我们要警惕，不要跟人民对立。他还说反映人民利益要到人民中间去。”
老熟人老故事耐人寻味。我还拜读了赵培蓝、姚力文、吴象、郭谓、林洪、林晰、陈瑞卿、左录、刘治平、范守田、韩增玉、姚勤、贾锟、郝菊鲜、周平、苏琴、刘斌、张桂云等老前辈的口述文章，一个人一串故事，有家庭兴衰故事，有快乐童年故事，有苦苦求学故事，有投奔革命故事，有恋爱结婚生子故事，有偶遇改名字故事……真是五湖四海聚英才，他（她）们的经历与感受和新中国的诞生成长融汇在一起。人们常说《人民日报》是“藏龙卧虎”之地，读此书知道“龙”从哪里来，“虎”到哪里去。有的同志只在创建《人民日报》时工作过几十天，就急匆匆听从党的号召赶赴山西、云南等地创办各省省报。一晃60余载，这一大批经历了革命战争的红色报人中，有的结发夫妻已经走过了金婚，健康活到90岁上下，继续携手快乐地向钻石婚走着。他们是幸存者、幸运者、幸福者。红色报史上记录着他们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