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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以阳城为中心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中共晋豫特委（1939年1月改称“地委”），组建了以唐天际为司令员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通称“唐支队”），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
1938年9月至1939年，胡晓琴在阳城担任县委书记。其间，正是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也是对敌斗争极为复杂严酷的时期。作为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与腹心之地，阳城无疑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运筹帷幄，组织领导干部和民众一次次地粉碎了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
1938年，驻阳城国民党中央军与当地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相勾结，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这年10月，阳城县以孟光恒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和以石天麟为首的三青团骨干分子，与驻阳城国民党中央军三十三军团“地工队”相勾结，唆使数百名地痞流氓、恶棍，手执凶器，分路包围砸抄了五区（驻刘村）、四区（驻董封）区公所和牺盟会抗日团体，捆绑、殴打了五区牺盟特派员张春发、抗日区长王永盛和四区牺盟特派员王文明、抗日区长茹玉珍等。同时，“地工队”与三青团骨干分子上官凌云还砸抄了岩山村公所，捆打了抗日村长李春元和自卫队长上官宣奎，并将两人押送到“地工队”看守所。
张春发等四人遭殴打后，在当地人民武装自卫队与群众的掩护下脱离险境，分路回到县城，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书记胡晓琴听取汇报后十分气愤，他一面指示县政府迅速医治受伤人员，一面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两项决定：第一，由县政府、县牺盟会公开出面，向中央军顽军和阳城国民党地方组织提出强烈抗议，揭露其破坏团结抗日的行为，并要求他们惩处肇事之徒；第二，为防止顽军再次砸抄其他各区公所和抗日组织，决定派县委副书记马纪民、县委宣传部长赵明和县牺盟会特派员魏克明及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杨保林等人，分别到一、二、三区与当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共同发动群众，公开揭露“地工队”破坏团结抗战的恶行，并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保护抗日干部的安全。
1939年1月初，当阳城县委事先获悉中央军顽军与地方顽固派准备于1月5日对二、三两区抗日机关下手的消息后，胡晓琴立即派出县牺盟特派员魏永生、郭崴与八路军干部郑哲生等人分别到二、三两区宣传教育群众，揭露顽固派制造反共事件的真相。并指示说：“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把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恶行宣传到群众中，充分发动民众进行防范。”1月4日到5日，被派往二、三区的抗日干部经过充分宣传发动群众，揭露反共顽固派的阴谋，终使反共顽固派未敢对该两区抗日机关干部下毒手。同时，1938年10月遭到破坏的四、五两区机关经县委调整干部，很快恢复了办公。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9年1月21日，上官凌云组织四区三青团骨干、地方土豪劣绅、流氓打手等乌合之众在国民党驻阳城中央军九十三军顽军和“地工队”唆使下，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县城导演了一场反共闹剧，制造了自1938年10月之后第二次反共事件。
这天，上官凌云等组织的反共“游行队伍”，趁大批群众进城交纳田赋之机，手执棍棒，举着反共标语，高呼反共口号，从城西蜂拥入城，气势汹汹地冲向城东牺盟会驻地，进行游行示威。中央军顽军一方面派出荷枪实弹的士兵在街头巷口站岗，为“游行”小丑壮威，另一方面在县城周围山头鸣枪助阵，以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为名威胁群众。在顽军支持下，上官凌云等人直闯县牺盟会办公驻地文昌阁，疯狂砸抄，将牺盟会、《奋斗报》社以及抗日救亡团体文件、书刊、办公和生活用具洗劫一空，并将魏永生、郭崴的衣服撕成碎片，然后点火烧毁。同时，国民党顽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入城，直捣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孔圣庙，以武力强行夺取了自卫队的领导权。自卫队大队长武士瑷、副大队长尹伊、指导员杨保林等人当场与顽军据理抗争，遭到顽军的蛮横驱逐。
就在顽军武装进行所谓军事演习的同时，中共晋豫地委书记聂真和“唐支队”司令员唐天际为了监视顽军对抗日机关动武，派出副司令员方升普率领部队开上城周山头牵制顽军，同时将胡晓琴等人及时转移到支队司令部驻地开福寺，使县委和牺盟会领导干部得到有效保护。
事件发生后，在中共晋豫地委书记聂真、组织部长薛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阳城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胡晓琴主持会议，做出四项对策：第一，牺盟会是坚决抗日的群众组织，是合法的官办团体，领导群众抗日有目共睹。国民党中央军无权干涉牺盟会的工作，砸抄牺盟会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非法行为。因此，牺盟会要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中央军、“地工队”、三青团提出强烈抗议，揭露他们的阴谋，并要求国民党中央军惩处肇事者。第二，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是阳城地方政府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是阎司令长官赋予牺盟会权力组织起的抗日自卫队。顽军强行夺取自卫队领导权，并企图收编，是对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破坏。县牺盟会要通过自身组织的合法渠道，通过合法斗争，夺回自卫队的领导权。第三，鉴于当前反顽斗争的严峻形势，为保护抗日干部，县委决定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迅速调离阳城。第四，基层干部应做适当调整，注意隐蔽斗争，坚决清理抗日队伍中的不纯分子。
会后，魏永生、郭崴迅速返回文昌阁，重新挂起牺盟会的牌子，坚持办公。随后，胡晓琴又指示魏永生以牺盟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发动各区牺盟会大力宣传牺盟会存在的重要性和反顽斗争的坚定性，将反摩擦斗争进行到底！
“一·二一”反共事件被挫败之后，3月17日，国民党第十四军一部顽军与“地工队”密谋，准备于次日在县城二郎庙以召开“民众大会”为名再次制造反共事件，妄图摧垮牺盟会。
县牺盟会于3月17日事先得知顽军的这一图谋之后，立即向胡晓琴做了汇报，胡晓琴很快向中共晋豫地委汇报了情况，并根据地委指示，召集县委委员和牺盟特派员魏永生等人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将计就计，将国民党中央军这次预谋的“民众大会”开成一个宣传动员群众进行抗日反顽斗争的大会；同时，中共晋豫地委派出“唐支队”部分指战员届时参加“民众大会”，借以控制顽军行动。接着，胡晓琴亲自组织县牺盟会、县各救亡团体中的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于3月17日晚上分赴各区、村，连夜通知牺盟会员、救亡团体、自卫队员和群众于第二天上午到县城开会，以造成反顽斗争的强大声势。 3月18日，阳城上下沸腾，潮水般的人群向县城涌来。“唐支队”与国民党中央军先行进入会场后，各区、村牺盟会员和群众依次整队入场。胡晓琴与县委其他领导夹杂在人群中进入会场，作暗中指挥。其间，中共党员、一区牺盟会秘书田爱民带领南关和坪头村的群众队伍在南河口集中，手持红缨枪进入会场。中共党员、县公安局指导员马崇惠带着汉上编村参加大会的群众队伍，身背红绸穗大刀，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进入会场。此时，全县农村前来参加大会的群众越来越多，同时会场外仍有不少群众涌向会场。见此情景，国民党中央军长官惟恐控制不了会场，便下令各城门岗哨阻止群众入城，并向会场增派了岗哨，会场气氛异常紧张。
会上，中央军代表老调重弹：“全国只有一个领袖，那就是蒋委员长；我们只奉行一个主义，那就是三民主义；我们只有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代表发言后，魏永生根据胡晓琴的指示，趁自由发言之机，抢先登台发言。这时，中央军和顽固分子们看到魏永生上台发言后，立即在台下哄乱起来，有的打口哨，有的顿足，以图干扰发言。魏永生为防顽军暗算，突然大喊一声：“立正！首先向领导我们抗战到底的蒋委员长致敬！”这一声果然奏效，顽军官兵顿时整冠肃立，一副崇拜领袖的军人姿态。魏永生再未喊“稍息”的口令，使顽军不敢造次作乱。他乘机慷慨陈词，从牺盟会牺牲救国的历史使命，讲到积极贯彻阎锡山颁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从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讲到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攻击、诬陷并砸抄牺盟会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从牺盟会过去领导群众抗日，讲到今后仍要继续同人民群众一起，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番激情昂扬的演讲，使群众大受鼓舞。会场内，在胡晓琴的秘密指挥下，台下“讲得好！讲得好！”的呼喊声、鼓掌声顿时响了起来。马崇惠带头高呼口号：“拥护牺盟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下群众不约而同地振臂挥手响应，将会议推向高潮，使会议变成了揭露顽固派分裂倒退的大会，变成了宣传教育群众、牺盟救国、抗战到底的动员大会。这使主持会议的顽军气急败坏，但他又抓不住魏永生讲话的把柄。为泄其愤，顽军军官借口以马崇惠扰乱会场秩序为由将其抓了起来，并捆在台前柱子上“示众”。随即匆忙宣布散会。
对于顽军无理抓捕马崇惠，在散会后魏永生根据胡晓琴“必须据理交涉”的指示，找到国民党十四军军部，拍案怒斥中央军破坏团结抗日的行为，迫使顽军不得不释放马崇惠。在中共阳城县委的领导下，牺盟会取得了第三次反顽斗争的胜利。
1939年11月初，阎锡山派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行署主任孙楚，带领以孙利东为头子的政治突击队、以傅海云为头子的宪兵团、以路沛然为团长的“敌工团”和以张紫云为会长的“精建会”等500余人的反动武装进驻阳城县岩山村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共活动。
孙楚进驻岩山后，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共部署。为了扩充实力、收买人心，孙楚采取封官许愿和威胁利诱等手段，滥发“委任状”，以此分裂抗日进步组织；为了与国民党中央军联手摧垮牺盟会，孙楚在其行署设立交际处，“聘请”国民党阳城县党部党务督导专员苏天命为交际处长，与中央军顽军频频合谋。
与此同时，孙楚在阳城全县自上而下建立起“精建会”“敌工团”“政治突击队”等反动组织，使县、区、村的反共打手一时蜂起。以孟光恒、苏天命为首的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和以石天林、上官凌云为头子的三青团骨干与“精建会”“敌工团”“政治突击队”同流合污。孙楚直接指挥这些反共组织进行反共大预演，导演了一幕幕反共事件。
在一片反共喧嚣声中，中共阳城县委在中共晋豫地委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山西反投降、反逆流的一系列指示，组织领导抗日机关干部和广大民众与反共顽固派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英勇无畏，团结带领根据地抗日干部和民众投身于血与火的斗争之中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在晋西以进攻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为起点，全面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孙楚秉承阎锡山旨意，在阳城及晋东南地区制造了血腥大屠杀。
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为避免晋豫边党的指挥机关在突发事变时遭受到破坏，中共晋豫地委决定由“唐支队”邢真率武装掩护地委机关撤离阳城县城，转移至城东郭峪村；同时，“唐支队”在县城开福寺留守处仍留下武装人员，以保护阳城抗日机关和群众团体的行动安全。根据地委指示，胡晓琴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要求大家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随时做好反击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思想准备，坚决与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共晋豫地委在转驻郭峪村之后，很快在该村组织阳城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受地委指派专门负责指导阳城工作的地委组织部长薛迅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山西反逆流、反投降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并对迎击这场斗争做出了部署。
会后，胡晓琴在阳城县城主持召开县政府党团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和地委部署，决定县委领导立即分头深入各区，一面传达地委部署，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反顽斗争。
12月4日，孙楚以捣毁阳城《新生报》社为发端，在晋东南全面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天夜里，上官凌云带领一帮武装暴徒在孙楚授意下，闯进刚刚从城南坡底村迁至南关花园的《新生报》社，声言“李主任（按：指李英樵）有请王良”。同时，暴徒们不由分说，将报社所有机器设备全部抢走，并将衣物用具洗劫一空；主编王良被绑架。在暴乱中，编辑李耕华（肖里）趁机逃出后，迅速跑到县委驻地南关陈屯院，向胡晓琴汇报了事件经过。胡晓琴听取汇报后怒火中烧，他指示李耕华说：“报纸不能停，把报社搬到开福寺继续办报。在印刷机被抢走的情况下，设法采用油印坚持出报，坚决揭露顽固派的暴行，将其公诸于众，使广大民众认清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恶行径。”
为保存党的力量，中共晋豫地委及时召集阳城县委领导和有关负责人于12月5日举行紧急会议，为迎击反革命事变做出了三项决定：①凡是已经公开暴露身份的党员和牺盟会县、区、村干部，立即撤离工作岗位，随“唐支队”转移。②凡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能够隐蔽下来的就化整为零，转入地下。③凡身份已经暴露但又来不及随部队撤离的，可通过其他关系转移。 地委会议后，中共阳城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决定胡晓琴、魏永生等以公开合法身份继续留在县城领导斗争，其余县委委员分赴各区农村，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地委指示，指导反顽斗争，并及时通知并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区、村党员干部转移。接着，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的全体干部于12月6日分赴各区指导反顽斗争。
12月8日，阳城县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地工队”和中央军十师、八十三师、八十五师与孙楚指挥的三青团等地方顽固势力向各区、村牺盟会和抗日政权机关全面进行武装袭击，县、区、村敌工团、突击队等反动组织亦全部出动，大肆抓捕、殴打、暗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这一天，全县所有区、村抗日机关和牺盟会组织几乎都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袭击，许多共产党员、抗日干部被抓、被打，甚至惨遭杀害。国民党中央军第八十三师补充团三营副官刘某，还屡次到县政府闹事，将数十名公安局警士扣押，并将武器收缴。
县政府遭劫后，作为行使政府公文的县印好在被魏永生带人抢出，没有落到顽军手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2月13日下午，为掩护阳城抗日机关及时转移，地委书记聂真派交通员秘密进城，通知胡晓琴立即到郭峪村开会。胡晓琴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为保护抗日干部，便指示崔松林火速通知仍在各区指导工作的县委委员尽快撤离转移。之后，他立即与张懋廷同两名工人游击队员化装成八路军，混出县城赶往郭峪村。聂真、薛迅等在郭峪村连夜召集阳城地方干部开会，决定：凡身份已公开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一律撤离转移；身份未公开的党员干部立即转入地下隐蔽，并要求胡晓琴次日迅速回县城落实行动。
12月14日，在县城街头布满“肃清奸匪，巩固地方”等反动标语的一片反共鼓噪声中，被孙楚封为阳城县长的李英樵率八十三师两个连武装闯入县政府，强行夺取了县政权，扯起“青天白日旗”，做起了阳城县长。
这天上午，动身返城传达地委指示的胡晓琴由聂真送至郭峪村边时，恰遇从县城赶回郭峪村报告情况的地委交通员小宋。小宋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了县城发生的政变情况。为安全起见，聂真认为胡晓琴已不宜再回县城，便指示他派人火速回城通知仍在县城坚持斗争的魏永生、崔松林、胡正六等人，并让他们想方设法通知县、区干部和抗日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转移到郭峪村。随即，胡晓琴派人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回县城，临行前胡晓琴指示说：“一定要千方百计通知到所有在县城的县委领导和抗日机关团体负责人，要他们火速撤离，不可停留！即刻转到郭峪。”
魏永生等接到通知后，立即分头行动，一面马不停蹄地秘密转告县城抗日机关干部迅速撤离转移，一面派人到各区通知干部转移。此时，县城已被封锁，国民党顽军以及武装暴徒仍在四处搜捕抗日干部和牺盟会成员。县抗日机关、团体的党员干部，冒着顽军的喊杀和追捕，夺路冲出县城。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岫云等，也火速转移赶往郭峪。抗日县政府的大印也由李德源交给胡晓琴。
这一天，根据胡晓琴的指示，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以及群众抗日团体机关干部大多通过不同渠道转往郭峪村，继续开展反顽斗争。
在“郭峪兵变”中，舍生忘死，果断指挥抗日机关干部突围转移
中共阳城县委与县抗日机关团体干部转移到郭峪村后，在中共晋豫地委就近领导与“唐支队”直接保护下，继续指挥全县开展反顽斗争。然而，一贯追随阎锡山反共的旧军官张济（仲舟）、靳福忠等，却在这里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兵变，制造了血腥惨案。
1939年12月14日这天，当陈发贵赶往五专署请调部队后，五专署随之派出决死三纵队七团跟随陈发贵开来阳城，聂真指示陈发贵将决七团官兵安排在中庄村驻扎，不要与地委机关同驻于郭峪村。七团团长张济、副团长靳福忠表面上装作抗日的样子，提出要与我抗日机关及干部同驻郭峪村便于保护。聂真、唐天际等领导认识到对张、靳二人的情况不了解，应防其心怀叵测，于是决定将地委机关与“唐支队”转移到距郭峪村15华里的章训村驻扎。
决死三纵队本是我党在山西建立的以统一战线关系为基础的一支抗日武装，同时，三纵队七团绝大多数政工干部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并有近40%的军事干部为我党所掌握。然而，决七团大多军权却掌握在旧军官手中。他们随时都有发动叛乱的可能。因此，聂真指示胡晓琴必须高度警惕，随时准备防止旧军官叛乱。
尽管如此，胡晓琴仍然希望决七团官兵能顾全抗日大局，便怀着真诚的态度欢迎他们。因此，在决七团开来阳城的第二天，即12月16日，胡晓琴会同县政府、县牺盟会在决七团驻地中庄村曹家祠堂宴请全体官兵。宴中，与会干部对决七团官兵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请张济讲话。而张济在讲话中，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支持县政府和牺盟会，但谈及实质性问题时却再三搪塞。胡晓琴将此情况及时向聂真作了汇报。
为了争取决七团大多数官兵，聂真指示胡晓琴“二请七团，摸清态度”。为此，胡晓琴指示县政府不仅将决七团接驻到郭峪村，而且第二次宴请他们。
12月18日，“二请”七团官兵的宴会在郭峪村进行。驻扎于此的阳城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多数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唐支队”司令员唐天际也专程从章训村赶来出席会议，以示重视。会上，县政府第三科科长陈引聚（中共党员）代表县政府首先致欢迎词，再三希望决七团与阳城抗日机关及军民风雨同舟，反击反共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张济随后登台讲话。但他并未放弃反动立场，在讲话中不时流露出对共产党、牺盟会的不满情绪。这使与会干部感到十分不安。
会后，胡晓琴派出人员通过决七团政工干部了解情况得知：张济、靳福忠均系阎锡山的旧军官，很不可靠。同时，二人已得知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由此分析，决七团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胡晓琴感到决七团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于是，他紧急向聂真报告。聂真随即赶往安泽县孔滩，向薄一波作了汇报，并力谏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果断下令解除决七团中阎锡山旧军官军权，并将他们及时扣押，做到先发制人。但董天知却碍于团结抗日之面，迟迟下不了决心。他返回阳城后，立即通知胡晓琴“要密切注视决七团动向，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 12月20日，为策动张济叛乱，孙楚、陈武不时派特务秘密到郭峪村活动。决七团政工干部也不时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便衣到郭峪鬼鬼祟祟，并经常出入张济和靳福忠二人的住处，有时还夜宿郭峪。张济、靳福忠又在其部下和郭峪村内到处散布对阳城抗日机关不满的言论，说他们“吃的不好，如何扛枪打仗”等等。这使郭峪的政治空气日趋紧张。
12月25日上午，聂真又火速通知胡晓琴到章训村，指示他同决七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郭鸿璜及时取得联系，采取果断措施将反动军官扣押，夺回军事领导权，以防他们叛乱。
胡晓琴接到指示后，急速返回郭峪，向魏永生等人紧急传达了地委指示，决定面见郭鸿璜，让他先下手扣捕张济、勒福忠。
胡晓琴回到郭峪的当天下午，决七团正在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并“邀请”阳城地方干部参加。会上，张济在讲话中公开发表对共产党、牺盟会的不满和攻击的言论。参加会议的胡晓琴等阳城干部，已经感到张济在“磨刀霍霍”了。因此，胡晓琴便借故先行退出会场，并即刻召集县级机关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传达地委指示；同时，他针对决七团的危险征兆，强调大家必须火速通知县级机关所有工作人员不准分散，不准单独行动，晚上不准脱衣睡觉，时刻准备行动，严防顽军随时下手。
当晚，胡晓琴、魏永生等亲到决七团政治部找到郭鸿璜，再三要求他将张、靳二人扣押，否则，后患无穷。然而，此时的郭鸿璜却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说：“我与张济既是同乡，又是同窗好友，私交甚好，他不至于翻脸……”
然而，就在胡晓琴、魏永生同郭鸿璜在一起共同商量对策之时，张济、勒福忠已同孙楚派到郭峪的特务张允波共同密谋抢先下手了。
当夜10时左右，张济、勒福忠派出叛军乘夜将政工干部集中驻地郭峪村公所以及转驻于此的浮山县抗日县长武之诚等抗日干部驻地全部包围，随之搜缴了30多名政工干部的枪支。接着，张济将他们全部关押起来。
情况十万火急，来不得丝毫犹豫。胡晓琴他们急忙跑向二大队驻地拉部队。然而，二大队已被张济派兵包围，根本无法联系。当下，胡晓琴果断决定：“组织突围！”于是，他紧急集合所有抗日机关干部向东寨门突围。
这时，决七团三连连长戴铮（中共党员）和政治指导员同梦桢（中共党员），在张济强令该连围剿阳城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地时，二人抗拒张济的命令，随即携枪带领全连100多名战士，掩护阳城抗日机关干部突围，冲向郭峪东寨门。然而，这时东寨门已经关闭，寨门及周围已被墙头瞭望哨上荷枪实弹的顽军岗哨封锁；同时，张济已向岗哨规定了秘密口令，并命令哨兵凡不回答口令或回答不出口令者一律予以开枪射击。因此，当突围人员涌到东寨门时，荷枪实弹的哨兵立即喝问口令，而突围人员回答不出秘密口令，哨兵便端起枪向人群扫射。
当此生死存亡关头，胡晓琴下令说：“同志们！坚决冲出去！冲出去就是胜利！”随即，胡晓琴、魏永生等人操起石块冲向大门，砸毁门上铁锁。大门洞开后，突围人员蜂拥冲了出来。城头上的岗哨发现后立即鸣枪报警，叛军持枪追来。一场血战在东寨门里外展开。
在张济、靳福忠指挥叛军冲向东寨门堵截袭击我党突围干部的生死关头，郭鸿璜与冲出包围的戴铮、同梦桢等官兵为掩护突围，同顽军进行血战。戴铮与同梦桢带领该连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郭峪。为了保存力量，戴铮与同梦桢两人带领余部转战于翼城县一带。
为了掩护阳城抗日机关干部突围，郭鸿璜与其警卫员等人在同叛军作战中壮烈牺牲。而决死三纵队一九七旅政治部主任张凤阁、决七团党总支书记王贵廷、一大队大队长卢正雄、二大队指导员王恩俊却在突围中被捕。
此前，在郭鸿璜、戴铮、同梦桢等掩护下，魏永生等首先冲出东寨门直奔章训。仍在东城门内指挥突围的胡晓琴不顾自己身处险境，高声指挥道：“快跑！快跑！同志们先走，我来断后！”接着，他身带县印，最后冲出后，趁夜色疾步爬向山坡。
此时，魏永生带领所有突围干部到达章训后，才知“唐支队”与地委已转往晋城高会，于是又连夜赶往高会。
冲在最后的胡晓琴在山坡急行之中，仍然牵挂着年龄较大的陈发贵是否赶了上来。于是，他吩咐工作人员一定要照顾好陈县长。说话间，路边的岩土坍塌下来，把胡晓琴等七八个人埋压在土堆里。他从土堆里挣扎着爬起来之后已是翌日五更时分。走，又怕顽军追来；不走，此地不可久停。于是，在五区区委委员杨廷相带领下，胡晓琴等躲进附近一座煤窑内暂避，以寻机再行脱险。而当他们刚刚躲进煤窑之中不久，就听到外边不时传来枪声和追兵的脚步声。躲在煤窑内的胡晓琴预感到他和大家都有被捕的危险，他便告诫避难人员：“如果我们被抓，第一，要装作互不认识；第二，谁也不能承认是牺盟会的人；第三，谁都不许叛变投敌。”
26日黎明时分，一个手提马灯的人走到煤窑口向内大声喊道：“里边的人出来吧，工人上工啦，没事了。”听到喊声后，胡晓琴深恐是叛军设下的圈套，便首先将身带的抗日县政府大印藏于煤窑中的一个壁台上，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出去后要随机应变。如果是顽军设下的圈套把我们抓了，还是那三句话，决不叛变！”他同大家从煤窑中走了出来。果不出他所料，守在煤窑口的一伙叛军，立即将所有人员全部抓捕，并押回郭峪村。审讯中，胡晓琴沉着应对，从而机智脱险。其他同志同样脱离了险境。
胡晓琴逃出虎口后刚走到郭峪村外时，恰巧又碰上了头天他刚刚认识的一个名叫崔随常的孩子。崔很快领着胡晓琴一路相伴到了晋城高会，终于与聂真、唐天际等人见了面。在此，当他得知冲出包围的广大抗日干部大多数已脱险转移到高会时，他满含热泪地说：“我们终于又回到‘娘家了’……”
“十二月事变”后，胡晓琴担任中共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工作委员会委员，继续指导阳城的抗日斗争。之后，胡晓琴奉调太行区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
1938年9月至1939年，胡晓琴在阳城担任县委书记。其间，正是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也是对敌斗争极为复杂严酷的时期。作为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与腹心之地，阳城无疑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运筹帷幄，组织领导干部和民众一次次地粉碎了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
1938年，驻阳城国民党中央军与当地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相勾结，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这年10月，阳城县以孟光恒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和以石天麟为首的三青团骨干分子，与驻阳城国民党中央军三十三军团“地工队”相勾结，唆使数百名地痞流氓、恶棍，手执凶器，分路包围砸抄了五区（驻刘村）、四区（驻董封）区公所和牺盟会抗日团体，捆绑、殴打了五区牺盟特派员张春发、抗日区长王永盛和四区牺盟特派员王文明、抗日区长茹玉珍等。同时，“地工队”与三青团骨干分子上官凌云还砸抄了岩山村公所，捆打了抗日村长李春元和自卫队长上官宣奎，并将两人押送到“地工队”看守所。
张春发等四人遭殴打后，在当地人民武装自卫队与群众的掩护下脱离险境，分路回到县城，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书记胡晓琴听取汇报后十分气愤，他一面指示县政府迅速医治受伤人员，一面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两项决定：第一，由县政府、县牺盟会公开出面，向中央军顽军和阳城国民党地方组织提出强烈抗议，揭露其破坏团结抗日的行为，并要求他们惩处肇事之徒；第二，为防止顽军再次砸抄其他各区公所和抗日组织，决定派县委副书记马纪民、县委宣传部长赵明和县牺盟会特派员魏克明及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杨保林等人，分别到一、二、三区与当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共同发动群众，公开揭露“地工队”破坏团结抗战的恶行，并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保护抗日干部的安全。
1939年1月初，当阳城县委事先获悉中央军顽军与地方顽固派准备于1月5日对二、三两区抗日机关下手的消息后，胡晓琴立即派出县牺盟特派员魏永生、郭崴与八路军干部郑哲生等人分别到二、三两区宣传教育群众，揭露顽固派制造反共事件的真相。并指示说：“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把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恶行宣传到群众中，充分发动民众进行防范。”1月4日到5日，被派往二、三区的抗日干部经过充分宣传发动群众，揭露反共顽固派的阴谋，终使反共顽固派未敢对该两区抗日机关干部下毒手。同时，1938年10月遭到破坏的四、五两区机关经县委调整干部，很快恢复了办公。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9年1月21日，上官凌云组织四区三青团骨干、地方土豪劣绅、流氓打手等乌合之众在国民党驻阳城中央军九十三军顽军和“地工队”唆使下，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县城导演了一场反共闹剧，制造了自1938年10月之后第二次反共事件。
这天，上官凌云等组织的反共“游行队伍”，趁大批群众进城交纳田赋之机，手执棍棒，举着反共标语，高呼反共口号，从城西蜂拥入城，气势汹汹地冲向城东牺盟会驻地，进行游行示威。中央军顽军一方面派出荷枪实弹的士兵在街头巷口站岗，为“游行”小丑壮威，另一方面在县城周围山头鸣枪助阵，以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为名威胁群众。在顽军支持下，上官凌云等人直闯县牺盟会办公驻地文昌阁，疯狂砸抄，将牺盟会、《奋斗报》社以及抗日救亡团体文件、书刊、办公和生活用具洗劫一空，并将魏永生、郭崴的衣服撕成碎片，然后点火烧毁。同时，国民党顽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入城，直捣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孔圣庙，以武力强行夺取了自卫队的领导权。自卫队大队长武士瑷、副大队长尹伊、指导员杨保林等人当场与顽军据理抗争，遭到顽军的蛮横驱逐。
就在顽军武装进行所谓军事演习的同时，中共晋豫地委书记聂真和“唐支队”司令员唐天际为了监视顽军对抗日机关动武，派出副司令员方升普率领部队开上城周山头牵制顽军，同时将胡晓琴等人及时转移到支队司令部驻地开福寺，使县委和牺盟会领导干部得到有效保护。
事件发生后，在中共晋豫地委书记聂真、组织部长薛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阳城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胡晓琴主持会议，做出四项对策：第一，牺盟会是坚决抗日的群众组织，是合法的官办团体，领导群众抗日有目共睹。国民党中央军无权干涉牺盟会的工作，砸抄牺盟会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非法行为。因此，牺盟会要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中央军、“地工队”、三青团提出强烈抗议，揭露他们的阴谋，并要求国民党中央军惩处肇事者。第二，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是阳城地方政府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是阎司令长官赋予牺盟会权力组织起的抗日自卫队。顽军强行夺取自卫队领导权，并企图收编，是对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破坏。县牺盟会要通过自身组织的合法渠道，通过合法斗争，夺回自卫队的领导权。第三，鉴于当前反顽斗争的严峻形势，为保护抗日干部，县委决定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迅速调离阳城。第四，基层干部应做适当调整，注意隐蔽斗争，坚决清理抗日队伍中的不纯分子。
会后，魏永生、郭崴迅速返回文昌阁，重新挂起牺盟会的牌子，坚持办公。随后，胡晓琴又指示魏永生以牺盟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发动各区牺盟会大力宣传牺盟会存在的重要性和反顽斗争的坚定性，将反摩擦斗争进行到底！
“一·二一”反共事件被挫败之后，3月17日，国民党第十四军一部顽军与“地工队”密谋，准备于次日在县城二郎庙以召开“民众大会”为名再次制造反共事件，妄图摧垮牺盟会。
县牺盟会于3月17日事先得知顽军的这一图谋之后，立即向胡晓琴做了汇报，胡晓琴很快向中共晋豫地委汇报了情况，并根据地委指示，召集县委委员和牺盟特派员魏永生等人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将计就计，将国民党中央军这次预谋的“民众大会”开成一个宣传动员群众进行抗日反顽斗争的大会；同时，中共晋豫地委派出“唐支队”部分指战员届时参加“民众大会”，借以控制顽军行动。接着，胡晓琴亲自组织县牺盟会、县各救亡团体中的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于3月17日晚上分赴各区、村，连夜通知牺盟会员、救亡团体、自卫队员和群众于第二天上午到县城开会，以造成反顽斗争的强大声势。 3月18日，阳城上下沸腾，潮水般的人群向县城涌来。“唐支队”与国民党中央军先行进入会场后，各区、村牺盟会员和群众依次整队入场。胡晓琴与县委其他领导夹杂在人群中进入会场，作暗中指挥。其间，中共党员、一区牺盟会秘书田爱民带领南关和坪头村的群众队伍在南河口集中，手持红缨枪进入会场。中共党员、县公安局指导员马崇惠带着汉上编村参加大会的群众队伍，身背红绸穗大刀，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进入会场。此时，全县农村前来参加大会的群众越来越多，同时会场外仍有不少群众涌向会场。见此情景，国民党中央军长官惟恐控制不了会场，便下令各城门岗哨阻止群众入城，并向会场增派了岗哨，会场气氛异常紧张。
会上，中央军代表老调重弹：“全国只有一个领袖，那就是蒋委员长；我们只奉行一个主义，那就是三民主义；我们只有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代表发言后，魏永生根据胡晓琴的指示，趁自由发言之机，抢先登台发言。这时，中央军和顽固分子们看到魏永生上台发言后，立即在台下哄乱起来，有的打口哨，有的顿足，以图干扰发言。魏永生为防顽军暗算，突然大喊一声：“立正！首先向领导我们抗战到底的蒋委员长致敬！”这一声果然奏效，顽军官兵顿时整冠肃立，一副崇拜领袖的军人姿态。魏永生再未喊“稍息”的口令，使顽军不敢造次作乱。他乘机慷慨陈词，从牺盟会牺牲救国的历史使命，讲到积极贯彻阎锡山颁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从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讲到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攻击、诬陷并砸抄牺盟会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从牺盟会过去领导群众抗日，讲到今后仍要继续同人民群众一起，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番激情昂扬的演讲，使群众大受鼓舞。会场内，在胡晓琴的秘密指挥下，台下“讲得好！讲得好！”的呼喊声、鼓掌声顿时响了起来。马崇惠带头高呼口号：“拥护牺盟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下群众不约而同地振臂挥手响应，将会议推向高潮，使会议变成了揭露顽固派分裂倒退的大会，变成了宣传教育群众、牺盟救国、抗战到底的动员大会。这使主持会议的顽军气急败坏，但他又抓不住魏永生讲话的把柄。为泄其愤，顽军军官借口以马崇惠扰乱会场秩序为由将其抓了起来，并捆在台前柱子上“示众”。随即匆忙宣布散会。
对于顽军无理抓捕马崇惠，在散会后魏永生根据胡晓琴“必须据理交涉”的指示，找到国民党十四军军部，拍案怒斥中央军破坏团结抗日的行为，迫使顽军不得不释放马崇惠。在中共阳城县委的领导下，牺盟会取得了第三次反顽斗争的胜利。
1939年11月初，阎锡山派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行署主任孙楚，带领以孙利东为头子的政治突击队、以傅海云为头子的宪兵团、以路沛然为团长的“敌工团”和以张紫云为会长的“精建会”等500余人的反动武装进驻阳城县岩山村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共活动。
孙楚进驻岩山后，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共部署。为了扩充实力、收买人心，孙楚采取封官许愿和威胁利诱等手段，滥发“委任状”，以此分裂抗日进步组织；为了与国民党中央军联手摧垮牺盟会，孙楚在其行署设立交际处，“聘请”国民党阳城县党部党务督导专员苏天命为交际处长，与中央军顽军频频合谋。
与此同时，孙楚在阳城全县自上而下建立起“精建会”“敌工团”“政治突击队”等反动组织，使县、区、村的反共打手一时蜂起。以孟光恒、苏天命为首的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和以石天林、上官凌云为头子的三青团骨干与“精建会”“敌工团”“政治突击队”同流合污。孙楚直接指挥这些反共组织进行反共大预演，导演了一幕幕反共事件。
在一片反共喧嚣声中，中共阳城县委在中共晋豫地委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山西反投降、反逆流的一系列指示，组织领导抗日机关干部和广大民众与反共顽固派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英勇无畏，团结带领根据地抗日干部和民众投身于血与火的斗争之中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在晋西以进攻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为起点，全面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孙楚秉承阎锡山旨意，在阳城及晋东南地区制造了血腥大屠杀。
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为避免晋豫边党的指挥机关在突发事变时遭受到破坏，中共晋豫地委决定由“唐支队”邢真率武装掩护地委机关撤离阳城县城，转移至城东郭峪村；同时，“唐支队”在县城开福寺留守处仍留下武装人员，以保护阳城抗日机关和群众团体的行动安全。根据地委指示，胡晓琴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要求大家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随时做好反击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思想准备，坚决与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共晋豫地委在转驻郭峪村之后，很快在该村组织阳城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受地委指派专门负责指导阳城工作的地委组织部长薛迅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山西反逆流、反投降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并对迎击这场斗争做出了部署。
会后，胡晓琴在阳城县城主持召开县政府党团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和地委部署，决定县委领导立即分头深入各区，一面传达地委部署，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反顽斗争。
12月4日，孙楚以捣毁阳城《新生报》社为发端，在晋东南全面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天夜里，上官凌云带领一帮武装暴徒在孙楚授意下，闯进刚刚从城南坡底村迁至南关花园的《新生报》社，声言“李主任（按：指李英樵）有请王良”。同时，暴徒们不由分说，将报社所有机器设备全部抢走，并将衣物用具洗劫一空；主编王良被绑架。在暴乱中，编辑李耕华（肖里）趁机逃出后，迅速跑到县委驻地南关陈屯院，向胡晓琴汇报了事件经过。胡晓琴听取汇报后怒火中烧，他指示李耕华说：“报纸不能停，把报社搬到开福寺继续办报。在印刷机被抢走的情况下，设法采用油印坚持出报，坚决揭露顽固派的暴行，将其公诸于众，使广大民众认清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恶行径。”
为保存党的力量，中共晋豫地委及时召集阳城县委领导和有关负责人于12月5日举行紧急会议，为迎击反革命事变做出了三项决定：①凡是已经公开暴露身份的党员和牺盟会县、区、村干部，立即撤离工作岗位，随“唐支队”转移。②凡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能够隐蔽下来的就化整为零，转入地下。③凡身份已经暴露但又来不及随部队撤离的，可通过其他关系转移。 地委会议后，中共阳城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决定胡晓琴、魏永生等以公开合法身份继续留在县城领导斗争，其余县委委员分赴各区农村，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地委指示，指导反顽斗争，并及时通知并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区、村党员干部转移。接着，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的全体干部于12月6日分赴各区指导反顽斗争。
12月8日，阳城县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地工队”和中央军十师、八十三师、八十五师与孙楚指挥的三青团等地方顽固势力向各区、村牺盟会和抗日政权机关全面进行武装袭击，县、区、村敌工团、突击队等反动组织亦全部出动，大肆抓捕、殴打、暗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这一天，全县所有区、村抗日机关和牺盟会组织几乎都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袭击，许多共产党员、抗日干部被抓、被打，甚至惨遭杀害。国民党中央军第八十三师补充团三营副官刘某，还屡次到县政府闹事，将数十名公安局警士扣押，并将武器收缴。
县政府遭劫后，作为行使政府公文的县印好在被魏永生带人抢出，没有落到顽军手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2月13日下午，为掩护阳城抗日机关及时转移，地委书记聂真派交通员秘密进城，通知胡晓琴立即到郭峪村开会。胡晓琴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为保护抗日干部，便指示崔松林火速通知仍在各区指导工作的县委委员尽快撤离转移。之后，他立即与张懋廷同两名工人游击队员化装成八路军，混出县城赶往郭峪村。聂真、薛迅等在郭峪村连夜召集阳城地方干部开会，决定：凡身份已公开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一律撤离转移；身份未公开的党员干部立即转入地下隐蔽，并要求胡晓琴次日迅速回县城落实行动。
12月14日，在县城街头布满“肃清奸匪，巩固地方”等反动标语的一片反共鼓噪声中，被孙楚封为阳城县长的李英樵率八十三师两个连武装闯入县政府，强行夺取了县政权，扯起“青天白日旗”，做起了阳城县长。
这天上午，动身返城传达地委指示的胡晓琴由聂真送至郭峪村边时，恰遇从县城赶回郭峪村报告情况的地委交通员小宋。小宋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了县城发生的政变情况。为安全起见，聂真认为胡晓琴已不宜再回县城，便指示他派人火速回城通知仍在县城坚持斗争的魏永生、崔松林、胡正六等人，并让他们想方设法通知县、区干部和抗日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转移到郭峪村。随即，胡晓琴派人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回县城，临行前胡晓琴指示说：“一定要千方百计通知到所有在县城的县委领导和抗日机关团体负责人，要他们火速撤离，不可停留！即刻转到郭峪。”
魏永生等接到通知后，立即分头行动，一面马不停蹄地秘密转告县城抗日机关干部迅速撤离转移，一面派人到各区通知干部转移。此时，县城已被封锁，国民党顽军以及武装暴徒仍在四处搜捕抗日干部和牺盟会成员。县抗日机关、团体的党员干部，冒着顽军的喊杀和追捕，夺路冲出县城。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岫云等，也火速转移赶往郭峪。抗日县政府的大印也由李德源交给胡晓琴。
这一天，根据胡晓琴的指示，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以及群众抗日团体机关干部大多通过不同渠道转往郭峪村，继续开展反顽斗争。
在“郭峪兵变”中，舍生忘死，果断指挥抗日机关干部突围转移
中共阳城县委与县抗日机关团体干部转移到郭峪村后，在中共晋豫地委就近领导与“唐支队”直接保护下，继续指挥全县开展反顽斗争。然而，一贯追随阎锡山反共的旧军官张济（仲舟）、靳福忠等，却在这里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兵变，制造了血腥惨案。
1939年12月14日这天，当陈发贵赶往五专署请调部队后，五专署随之派出决死三纵队七团跟随陈发贵开来阳城，聂真指示陈发贵将决七团官兵安排在中庄村驻扎，不要与地委机关同驻于郭峪村。七团团长张济、副团长靳福忠表面上装作抗日的样子，提出要与我抗日机关及干部同驻郭峪村便于保护。聂真、唐天际等领导认识到对张、靳二人的情况不了解，应防其心怀叵测，于是决定将地委机关与“唐支队”转移到距郭峪村15华里的章训村驻扎。
决死三纵队本是我党在山西建立的以统一战线关系为基础的一支抗日武装，同时，三纵队七团绝大多数政工干部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并有近40%的军事干部为我党所掌握。然而，决七团大多军权却掌握在旧军官手中。他们随时都有发动叛乱的可能。因此，聂真指示胡晓琴必须高度警惕，随时准备防止旧军官叛乱。
尽管如此，胡晓琴仍然希望决七团官兵能顾全抗日大局，便怀着真诚的态度欢迎他们。因此，在决七团开来阳城的第二天，即12月16日，胡晓琴会同县政府、县牺盟会在决七团驻地中庄村曹家祠堂宴请全体官兵。宴中，与会干部对决七团官兵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请张济讲话。而张济在讲话中，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支持县政府和牺盟会，但谈及实质性问题时却再三搪塞。胡晓琴将此情况及时向聂真作了汇报。
为了争取决七团大多数官兵，聂真指示胡晓琴“二请七团，摸清态度”。为此，胡晓琴指示县政府不仅将决七团接驻到郭峪村，而且第二次宴请他们。
12月18日，“二请”七团官兵的宴会在郭峪村进行。驻扎于此的阳城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多数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唐支队”司令员唐天际也专程从章训村赶来出席会议，以示重视。会上，县政府第三科科长陈引聚（中共党员）代表县政府首先致欢迎词，再三希望决七团与阳城抗日机关及军民风雨同舟，反击反共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张济随后登台讲话。但他并未放弃反动立场，在讲话中不时流露出对共产党、牺盟会的不满情绪。这使与会干部感到十分不安。
会后，胡晓琴派出人员通过决七团政工干部了解情况得知：张济、靳福忠均系阎锡山的旧军官，很不可靠。同时，二人已得知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由此分析，决七团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胡晓琴感到决七团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于是，他紧急向聂真报告。聂真随即赶往安泽县孔滩，向薄一波作了汇报，并力谏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果断下令解除决七团中阎锡山旧军官军权，并将他们及时扣押，做到先发制人。但董天知却碍于团结抗日之面，迟迟下不了决心。他返回阳城后，立即通知胡晓琴“要密切注视决七团动向，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 12月20日，为策动张济叛乱，孙楚、陈武不时派特务秘密到郭峪村活动。决七团政工干部也不时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便衣到郭峪鬼鬼祟祟，并经常出入张济和靳福忠二人的住处，有时还夜宿郭峪。张济、靳福忠又在其部下和郭峪村内到处散布对阳城抗日机关不满的言论，说他们“吃的不好，如何扛枪打仗”等等。这使郭峪的政治空气日趋紧张。
12月25日上午，聂真又火速通知胡晓琴到章训村，指示他同决七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郭鸿璜及时取得联系，采取果断措施将反动军官扣押，夺回军事领导权，以防他们叛乱。
胡晓琴接到指示后，急速返回郭峪，向魏永生等人紧急传达了地委指示，决定面见郭鸿璜，让他先下手扣捕张济、勒福忠。
胡晓琴回到郭峪的当天下午，决七团正在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并“邀请”阳城地方干部参加。会上，张济在讲话中公开发表对共产党、牺盟会的不满和攻击的言论。参加会议的胡晓琴等阳城干部，已经感到张济在“磨刀霍霍”了。因此，胡晓琴便借故先行退出会场，并即刻召集县级机关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传达地委指示；同时，他针对决七团的危险征兆，强调大家必须火速通知县级机关所有工作人员不准分散，不准单独行动，晚上不准脱衣睡觉，时刻准备行动，严防顽军随时下手。
当晚，胡晓琴、魏永生等亲到决七团政治部找到郭鸿璜，再三要求他将张、靳二人扣押，否则，后患无穷。然而，此时的郭鸿璜却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说：“我与张济既是同乡，又是同窗好友，私交甚好，他不至于翻脸……”
然而，就在胡晓琴、魏永生同郭鸿璜在一起共同商量对策之时，张济、勒福忠已同孙楚派到郭峪的特务张允波共同密谋抢先下手了。
当夜10时左右，张济、勒福忠派出叛军乘夜将政工干部集中驻地郭峪村公所以及转驻于此的浮山县抗日县长武之诚等抗日干部驻地全部包围，随之搜缴了30多名政工干部的枪支。接着，张济将他们全部关押起来。
情况十万火急，来不得丝毫犹豫。胡晓琴他们急忙跑向二大队驻地拉部队。然而，二大队已被张济派兵包围，根本无法联系。当下，胡晓琴果断决定：“组织突围！”于是，他紧急集合所有抗日机关干部向东寨门突围。
这时，决七团三连连长戴铮（中共党员）和政治指导员同梦桢（中共党员），在张济强令该连围剿阳城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地时，二人抗拒张济的命令，随即携枪带领全连100多名战士，掩护阳城抗日机关干部突围，冲向郭峪东寨门。然而，这时东寨门已经关闭，寨门及周围已被墙头瞭望哨上荷枪实弹的顽军岗哨封锁；同时，张济已向岗哨规定了秘密口令，并命令哨兵凡不回答口令或回答不出口令者一律予以开枪射击。因此，当突围人员涌到东寨门时，荷枪实弹的哨兵立即喝问口令，而突围人员回答不出秘密口令，哨兵便端起枪向人群扫射。
当此生死存亡关头，胡晓琴下令说：“同志们！坚决冲出去！冲出去就是胜利！”随即，胡晓琴、魏永生等人操起石块冲向大门，砸毁门上铁锁。大门洞开后，突围人员蜂拥冲了出来。城头上的岗哨发现后立即鸣枪报警，叛军持枪追来。一场血战在东寨门里外展开。
在张济、靳福忠指挥叛军冲向东寨门堵截袭击我党突围干部的生死关头，郭鸿璜与冲出包围的戴铮、同梦桢等官兵为掩护突围，同顽军进行血战。戴铮与同梦桢带领该连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郭峪。为了保存力量，戴铮与同梦桢两人带领余部转战于翼城县一带。
为了掩护阳城抗日机关干部突围，郭鸿璜与其警卫员等人在同叛军作战中壮烈牺牲。而决死三纵队一九七旅政治部主任张凤阁、决七团党总支书记王贵廷、一大队大队长卢正雄、二大队指导员王恩俊却在突围中被捕。
此前，在郭鸿璜、戴铮、同梦桢等掩护下，魏永生等首先冲出东寨门直奔章训。仍在东城门内指挥突围的胡晓琴不顾自己身处险境，高声指挥道：“快跑！快跑！同志们先走，我来断后！”接着，他身带县印，最后冲出后，趁夜色疾步爬向山坡。
此时，魏永生带领所有突围干部到达章训后，才知“唐支队”与地委已转往晋城高会，于是又连夜赶往高会。
冲在最后的胡晓琴在山坡急行之中，仍然牵挂着年龄较大的陈发贵是否赶了上来。于是，他吩咐工作人员一定要照顾好陈县长。说话间，路边的岩土坍塌下来，把胡晓琴等七八个人埋压在土堆里。他从土堆里挣扎着爬起来之后已是翌日五更时分。走，又怕顽军追来；不走，此地不可久停。于是，在五区区委委员杨廷相带领下，胡晓琴等躲进附近一座煤窑内暂避，以寻机再行脱险。而当他们刚刚躲进煤窑之中不久，就听到外边不时传来枪声和追兵的脚步声。躲在煤窑内的胡晓琴预感到他和大家都有被捕的危险，他便告诫避难人员：“如果我们被抓，第一，要装作互不认识；第二，谁也不能承认是牺盟会的人；第三，谁都不许叛变投敌。”
26日黎明时分，一个手提马灯的人走到煤窑口向内大声喊道：“里边的人出来吧，工人上工啦，没事了。”听到喊声后，胡晓琴深恐是叛军设下的圈套，便首先将身带的抗日县政府大印藏于煤窑中的一个壁台上，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出去后要随机应变。如果是顽军设下的圈套把我们抓了，还是那三句话，决不叛变！”他同大家从煤窑中走了出来。果不出他所料，守在煤窑口的一伙叛军，立即将所有人员全部抓捕，并押回郭峪村。审讯中，胡晓琴沉着应对，从而机智脱险。其他同志同样脱离了险境。
胡晓琴逃出虎口后刚走到郭峪村外时，恰巧又碰上了头天他刚刚认识的一个名叫崔随常的孩子。崔很快领着胡晓琴一路相伴到了晋城高会，终于与聂真、唐天际等人见了面。在此，当他得知冲出包围的广大抗日干部大多数已脱险转移到高会时，他满含热泪地说：“我们终于又回到‘娘家了’……”
“十二月事变”后，胡晓琴担任中共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工作委员会委员，继续指导阳城的抗日斗争。之后，胡晓琴奉调太行区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