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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邀我上山写材料
笔者：“大跃进”时期妇女及各行各业劳动竞赛留香历史，但“浮夸风”无疑是众矢之的。“浮夸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有人说是“上有所好”影响的。
朱旦华：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反对假大空。但1958年宣传战线报道的粮食亩产量假数字不少。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我说一个具体事例，你们研究者再举一反三吧。
1958年“大跃进”夏季，一些地方虚报现象比较严重，江西省妇联要求下去摸情况的干部“不见兔子不撒鹰”，没有亲眼看见亲自核实的数字不许上报。下去工作的同志都严守这一点，谁违背了，都要受处分。这样妇联干部填报的数字一般都比较准确。譬如，一些基层的干部说丰收了，妇女试验田一亩地产多少粮食，下去的干部非要亲自验收才相信。基层干部想了很多“点子”，一会儿是她要带孩子看病，一会儿是大队会计不在，不能计算，想让下去的妇女干部认可下面填报的试验田粮食数字。妇联干部硬是蹲在那块试验田上不离半步，最后那位基层干部只好重新申报了试验田的真实产量。这样比较真实的基层材料一汇总，公社食堂粮食难以为继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我准备向全国妇联集中反映这个问题。
恰在此时，邓颖超1959年6月28日来到南昌，准备顺便了解一下江西省妇联的工作，再去庐山开会。江西省妇联同志对邓大姐久闻其名，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兴奋得不得了。邓大姐对人没有架子，十分谦和，妇联同志下面摸的情况一点也不隐瞒她，公社食堂问题就捅出来了。我还将收集上来的一首说公社食堂“怪话”的顺口溜，说给邓大姐听：
走进食堂门，稀稀拉拉一大盆，
锅里照见人，碗里照见魂。
走出一条街，裤子被扯坏。
这首顺口溜写的是公社食堂喝稀饭的事，稀饭稀得没有走回家，小便就来个不停，形象、生动、深刻。邓大姐听懂后吃惊地问：“真是这样？”
我沉重地点点头。
“这次庐山开会，要了解这些具体材料。旦华，你帮忙把这些材料整一整，给我好不好？”
“好啊！好久没有为大姐们整材料了。”我想起在中央妇委的日子。
“唉，我是请你一起上庐山整这份材料。”
“我又不是中央委员。”我摇了摇头。
“听说老方已上山了，都是工作需要嘛。不要忘了江西省委这次是东道主哦。”
方志纯（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于1949年6月与朱旦华结婚）早就上山了，这次庐山会议，他和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一样，负责大会保卫工作。这几天已组织力量将庐山上上下下搜寻了多遍，还找出了解放前没有爆炸的一颗手榴弹。见邓大姐诚恳相邀，我于6月29日和她一起上了庐山。
毛主席请曾志、水静和我吃饭②
笔者：这次您在庐山，曾和水静一起下山，接贺子珍与毛主席见面？
朱旦华：很自然的一件事，几十年了。
记得我上山的第二天，邓大姐去大礼堂参加预备会，我就在方志纯房里写材料。我用五六天时间把邓大姐要的材料整理了一遍。大约上山一周后，方志纯过来通知：毛主席下午要请我吃饭。我又惊又喜，忙问老方：“你去不去？”方志纯摇摇头说：“我又不是女同志。”我一下子真是喜糊涂了，没有听出方志纯的“话外音”。
原来是毛主席井冈山的老战友，也是贺子珍的好朋友曾志到南昌探望了贺子珍，上山后对主席讲，贺子珍头脑很清楚。毛主席提出想见一见。
第二天下午，就在180（美庐），毛主席请曾志、水静和我吃了一餐饭，四个菜，记得有一盘青椒炒肉丝、一小碟炸辣椒，江西人嗜辣，毛主席吃的还要辣。看着我无从下筷子，主席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吃一点辣。”接着宽慰道，“江青是怎么也不吃辣。”说完大笑，我们也跟着笑起来。
那天毛主席很高兴，直至饭快吃完了才说：“很想和贺子珍见最后一面，怎么搞好？”
曾志没有说话，她的目光望着我。她了解我和毛泽民的姻缘。我没有说话。水静快人快语笑着说：“那还不简单，我们去把贺大姐悄悄接上山就是了。”
毛主席的目光转向我，他是不是希望我和水静一起去接贺子珍呢？这四人中有一个我和主席共同保守的秘密，1949年6月，贺子珍、贺怡辗转天津，是我和方志纯陪同两姐妹到达上海的。那件事做得比较妥善，多年了各方面都没有大的反响和不安。但我还是没有说话。
我当时想法比水静复杂得多。可能是因为年龄和阅历，也可能是处在毛泽东家族中的一席之地，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毛主席想见贺子珍一面，主观上只是见最后的一面，这一面无论好坏都会在他和贺子珍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十年的患难夫妻啊！”毛泽东又是一个很重旧情的人。
“当事者迷”，我想，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盼望见这一面的。自己只能缄默。
主席单刀直入了，“旦华同志，你看呢？”
我只能表态：“听主席的。”
毛主席点点头。事情就这样安排妥了。曾志没有继续介入此事。
近年从曾志回忆录中知道是陶铸阻止了她。曾志写道：“陶铸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后来怎样进行的我就再没有介入了。近来才知晓，是朱旦华和水静同志陪子珍上山会毛泽东的。”③
我陪贺子珍在山上睡了一晚
朱旦华：在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具体安排下，我和水静7月7日下午两点多钟下山④，前往南昌接贺子珍。庐山到南昌路途倒不远，200里路，当时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一上车，水静就对我说，杨尚奎临行前特别强调，主席交代，不要让贺子珍知道上山是和他见面，恐怕贺子珍过于激动影响身体。我俩商定以“贺子珍是老红军，江西省委请她上山避暑”的理由，将她请上山。这顺利地得到贺子珍的同意。
7月8日下午3点，小车准时来到贺子珍（庐山）的住处，没有一个人发觉接贺子珍上了庐山，进入江西省委安排的庐山牯岭涵洞左侧的一家偏僻的小招待所“二十八号房间”。 当晚，水静离开贺子珍忙乎起来。她要向毛主席和杨尚奎汇报和安排有关事宜。我陪同贺子珍住在招待所同一卧室。
庐山的夜是那样的宁静，贺子珍喃喃自语，“我好悔！”我理解地点点头。
1949年6月认识贺子珍后，我到北京开会，在原中央妇委几位大姐那里了解了贺子珍离开延安的原因。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急性子。毛主席这个人喜欢开玩笑，是一个颇有幽默感的领袖，在延安受到了年轻人的空前爱戴。男青年和毛主席交谈，贺子珍欢迎；女青年跟毛主席说话，时间一长，就会使贺子珍不高兴，有时为此“闹”。毛主席和中央妇委大姐们都劝说过她，贺子珍总听不进去，疑心越来越重。
1937年初夏，有个外国女记者采访毛主席，中央几位同志一起请女记者喝酒。毛主席和那位女记者友好碰杯。贺子珍赶来，一把夺下毛主席的酒杯。主席当即对女记者表示歉意，不安地向对方说了我妻子没有文化，不了解国外一些习俗，请谅解之类的话。贺子珍感到毛泽东伤了她的自尊心，大闹了一场。晚上，毛主席认为贺子珍这样做，在外国记者眼里有损中国共产党形象，要贺子珍向组织做检讨，以免再犯。贺子珍更接受不了，觉得毛主席嫌弃她没有文化，偏不检讨，斗气离开延安，准备先到上海治病再到苏联学习，不让毛主席“小瞧”自己。贺子珍在心底还有一种愿望，希望靠自己的能力为党多做工作，而不是靠毛主席的招牌。
贺子珍离开延安时，毛主席曾真诚地劝她留下来，一段话说得情真意切，大意说自己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见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我现在的情况，同“左”倾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毛主席越这样说，贺子珍越感到自己受的委屈不得了，越要离开不可。在情感上，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走一个怪圈，不珍惜捧在手上的东西，总希冀或追寻得不到的东西。贺子珍就这样走了，离开了延安。
贺子珍到达西安不久，日本在上海开战，上海去不成了。贺子珍打算直接去苏联学习。毛主席再次托人带来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蔡大姐告诉我，李富春当时也在西安八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劝贺子珍，劝不动，贺子珍坚决要去苏联。西安八办只好安排她乘汽车去了兰州。毛主席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和打电报，请她返回延安，不要去苏联。贺子珍没有理会这个召唤。贺子珍有很倔强的一面，她执意去了新疆迪化，又到了苏联。
贺子珍在南昌休养时曾对我说过，毛主席三次挽留她，一是到西安后，毛主席的口信和电报；二是走到兰州，毛主席仍发电报挽留；三是贺子珍刚到苏联不久，毛泽东曾写一信：“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回信：“就此分手。”⑤
我望着贺子珍慢慢洗完脸，仰脸躺在床上，两眼大大地瞪着。
夜深了，贺子珍一声不吭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窗外。我想劝说点什么，又闭上了嘴。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两人，都是一代英杰，哥哥毛泽东更加伟大。与他们兄弟的爱恋和命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遇见了，要珍惜；离开了，要懂得忘却。忘却，有时候是新的理解、新的珍惜。忘却和珍惜，宛如庐山的山峰，又像窗外的风月。魅力，永远在似曾相识又不识之中，有意识的忘却，正体现了这种魅力之深蕴。
笔者：朱老，您说得充满了诗意和哲理。
朱旦华：傻孩子，真正的爱情都是哲理诗啊！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风光如此，人生如此，爱情也如此啊！
那一夜，我和贺子珍都没有睡着。一直到天亮，贺子珍两眼还是静静地望着窗外，轻轻地反复地说着三个字：“我好悔。”
第二天，贺子珍怎样去见毛主席，他们谈了什么，又怎样下山，我没有亲自陪同。贺子珍下山后一周左右，江青上了庐山。1959年在庐山上我和江青，还有她的随身护士、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的妻子李培君一起游山、照相。江青一直不知道贺子珍上山的事。
毛主席没有参加庐山“全体合影”之我见
朱旦华：1959年7月中下旬，庐山“神仙会”渐渐沾染了火药味。江西省委为这次会议准备的晚间休闲舞会，很快没有人光顾，准备的电影也没有什么人观看。参加会议的同志会上会下都在讨论和争论，清晨和傍晚都可见三五成群大声辩论的人。全国主要省份的第一书记大多上山了。各地人民公社的进度不同，各地方浮夸以及“共产风”的程度不同，各位领导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不同，在庐山会议中发生争论是自然的，争论得那么激烈，可能是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少见的。7月23日后，一种紧张的空气开始蔓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场外围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7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推迟了闭幕，接着又召开中央全会。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以后，各个楼前再也没有争论的同志，人人凝眉肃目。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约束不能随便打听。直至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中午闭幕，我才知道彭老总和张闻天犯了“错误”。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没有透露出来。
为期47天的会议终于结束了，江西省委负责会议后勤工作的同志轻轻地松了一口气。1959年庐山会议是解放后中央在庐山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上为期最长的一次中央会议。江西省参加会议、列席会议和为这次会议做各项工作的同志，都盼望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照张相，作个纪念。8月16日下午吃晚饭，大家就开始做邀请合影的准备工作。杨尚奎笑着吩咐我去请毛主席明天下午和江西同志合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朱旦华去请毛主席准行。”
我直摇头，说：“省委第一书记夫妇去最好。我去请周总理邓大姐，省妇联的工作报告正好问邓大姐意见呢。”回想起来，我当时有点怕在山上再见主席。在我与主席多次直接接触中，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主席是一个很念旧情、人情味很重的领导人。他和彭德怀是井冈山的老战友，长期战争岁月血的洗礼，使他们的感情非常人所能想象的那般醇厚深远，他们在庐山上表达的思想认识分歧，也非常人所断言的那般翻旧账、小心眼。我看过几本回忆和研究1959年庐山会议的书籍，感到脱离毛主席和彭老总那一代人的出生入死，脱离他们为党和人民甘洒热血的真理追求，是扭曲了这次庐山会议的。我当时认为，毛主席在庐山上的思索和痛苦，并不亚于彭老总。他不会愿意在照片中留下一种痛苦的表情。他不会来参加江西老表的合影。 笔者（点头）：现在您怎么看1959年庐山会议呢？⑥
朱旦华：彭德怀是我党历史上永远值得骄傲的革命家和铮铮铁汉；毛主席是伟大的开国领袖，是领导我们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奠基人和领导人。不应该一谈1959年庐山会议，就把两个人看成对立面。既要看到他们两人对大跃进的认识差别，又要看到他们对党和国家最高利益无限忠诚的统一，才能正确认识这次会议的冲突。1959年，我们党虽然执政了，但从战争中走出不久，横跨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痕迹，走过战争年代的痕迹都太厚太重！党内接纳不同意见的机制不可能健全，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机制尚没能建立。不能超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来简单要求所有参加和主持庐山会议的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不能倒转历史来评价和点评历史人物，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再往深看，这次庐山会议的后果，使毛主席对党内机制的感悟是很深刻的。1965年9月，毛主席安排彭德怀前往“三线”担任副指挥时曾见过一面，特别讲道“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后来又多次提倡“反潮流精神”，我的理解是可能都与1959年庐山会议有关。⑦
回到1959年8月18日下午，江西省委邀请中央政治局的各位领导几乎都请到了。如我所料，毛主席没有请到，他在8月18日上午提前离开了庐山。我和邵省长等人一起去180别墅⑧送行。在我们的要求下，毛主席和送行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照了一张相，毛主席的面部表情比较忧郁。
下午合影，彭老总没有请。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都来了，都不同意坐在安排好的中间位置，他们非要江西省委几位同志坐在第一排中央。刘少奇拿着烟说：“江西同志辛苦了，请坐中间。”杨尚奎不同意。周总理“一针见血”：“会议工作人员是在江西省委直接领导下工作嘛，江西省委同志不坐中间不对吧？”总理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杨尚奎反被将了一军，“谦虚”不得，只好要求江西领导同志前面就座。我竟被安排到前排显著位置。
“照了，一 —— 二 —— 三，好。”庐山上这张合影，每一张脸上都是笑容。刘少奇、周总理、杨尚奎、邵式平……照相馆特别印上一行字：公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于庐山。
注释：
①2000年9月10日、11日—13日上午，笔者多次访谈朱旦华，地点均在朱旦华家。
②2000年9月10日上午访谈，2002年及2004年8月26日再次访谈此事，地点均在朱旦华家中。（相关内容曾与水静等当事人核实。）
③《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第33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在2000年夏季朱旦华的回忆中，曾讲毛泽东是请她和曾志两人吃饭，后曾志退出。水静一人下山接贺子珍。她在山上等贺子珍，当晚住在一室。2004年后，又提及是和水静的回忆基本一致。作者曾于2000年、2001年、2003年多次采访水静。
⑤朱旦华两次谈此事略有差别。另一次讲，毛泽东寄到苏联信的大意是：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断了？贺子珍回信：是的。
⑥关于这个问题，2000年9月、2003年5月、2006年11月均与朱旦华同志作深入交谈，基本看法一致。
⑦这段是2006年11月就拙著《 庐山档案—— 与名人在庐山 》作访谈时的记录。
⑧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下榻“美庐”，当年编号河东路180号，山上简称“180”别墅。
（责编 王燕萍）
笔者：“大跃进”时期妇女及各行各业劳动竞赛留香历史，但“浮夸风”无疑是众矢之的。“浮夸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有人说是“上有所好”影响的。
朱旦华：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反对假大空。但1958年宣传战线报道的粮食亩产量假数字不少。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我说一个具体事例，你们研究者再举一反三吧。
1958年“大跃进”夏季，一些地方虚报现象比较严重，江西省妇联要求下去摸情况的干部“不见兔子不撒鹰”，没有亲眼看见亲自核实的数字不许上报。下去工作的同志都严守这一点，谁违背了，都要受处分。这样妇联干部填报的数字一般都比较准确。譬如，一些基层的干部说丰收了，妇女试验田一亩地产多少粮食，下去的干部非要亲自验收才相信。基层干部想了很多“点子”，一会儿是她要带孩子看病，一会儿是大队会计不在，不能计算，想让下去的妇女干部认可下面填报的试验田粮食数字。妇联干部硬是蹲在那块试验田上不离半步，最后那位基层干部只好重新申报了试验田的真实产量。这样比较真实的基层材料一汇总，公社食堂粮食难以为继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我准备向全国妇联集中反映这个问题。
恰在此时，邓颖超1959年6月28日来到南昌，准备顺便了解一下江西省妇联的工作，再去庐山开会。江西省妇联同志对邓大姐久闻其名，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兴奋得不得了。邓大姐对人没有架子，十分谦和，妇联同志下面摸的情况一点也不隐瞒她，公社食堂问题就捅出来了。我还将收集上来的一首说公社食堂“怪话”的顺口溜，说给邓大姐听：
走进食堂门，稀稀拉拉一大盆，
锅里照见人，碗里照见魂。
走出一条街，裤子被扯坏。
这首顺口溜写的是公社食堂喝稀饭的事，稀饭稀得没有走回家，小便就来个不停，形象、生动、深刻。邓大姐听懂后吃惊地问：“真是这样？”
我沉重地点点头。
“这次庐山开会，要了解这些具体材料。旦华，你帮忙把这些材料整一整，给我好不好？”
“好啊！好久没有为大姐们整材料了。”我想起在中央妇委的日子。
“唉，我是请你一起上庐山整这份材料。”
“我又不是中央委员。”我摇了摇头。
“听说老方已上山了，都是工作需要嘛。不要忘了江西省委这次是东道主哦。”
方志纯（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于1949年6月与朱旦华结婚）早就上山了，这次庐山会议，他和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一样，负责大会保卫工作。这几天已组织力量将庐山上上下下搜寻了多遍，还找出了解放前没有爆炸的一颗手榴弹。见邓大姐诚恳相邀，我于6月29日和她一起上了庐山。
毛主席请曾志、水静和我吃饭②
笔者：这次您在庐山，曾和水静一起下山，接贺子珍与毛主席见面？
朱旦华：很自然的一件事，几十年了。
记得我上山的第二天，邓大姐去大礼堂参加预备会，我就在方志纯房里写材料。我用五六天时间把邓大姐要的材料整理了一遍。大约上山一周后，方志纯过来通知：毛主席下午要请我吃饭。我又惊又喜，忙问老方：“你去不去？”方志纯摇摇头说：“我又不是女同志。”我一下子真是喜糊涂了，没有听出方志纯的“话外音”。
原来是毛主席井冈山的老战友，也是贺子珍的好朋友曾志到南昌探望了贺子珍，上山后对主席讲，贺子珍头脑很清楚。毛主席提出想见一见。
第二天下午，就在180（美庐），毛主席请曾志、水静和我吃了一餐饭，四个菜，记得有一盘青椒炒肉丝、一小碟炸辣椒，江西人嗜辣，毛主席吃的还要辣。看着我无从下筷子，主席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吃一点辣。”接着宽慰道，“江青是怎么也不吃辣。”说完大笑，我们也跟着笑起来。
那天毛主席很高兴，直至饭快吃完了才说：“很想和贺子珍见最后一面，怎么搞好？”
曾志没有说话，她的目光望着我。她了解我和毛泽民的姻缘。我没有说话。水静快人快语笑着说：“那还不简单，我们去把贺大姐悄悄接上山就是了。”
毛主席的目光转向我，他是不是希望我和水静一起去接贺子珍呢？这四人中有一个我和主席共同保守的秘密，1949年6月，贺子珍、贺怡辗转天津，是我和方志纯陪同两姐妹到达上海的。那件事做得比较妥善，多年了各方面都没有大的反响和不安。但我还是没有说话。
我当时想法比水静复杂得多。可能是因为年龄和阅历，也可能是处在毛泽东家族中的一席之地，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毛主席想见贺子珍一面，主观上只是见最后的一面，这一面无论好坏都会在他和贺子珍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十年的患难夫妻啊！”毛泽东又是一个很重旧情的人。
“当事者迷”，我想，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盼望见这一面的。自己只能缄默。
主席单刀直入了，“旦华同志，你看呢？”
我只能表态：“听主席的。”
毛主席点点头。事情就这样安排妥了。曾志没有继续介入此事。
近年从曾志回忆录中知道是陶铸阻止了她。曾志写道：“陶铸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后来怎样进行的我就再没有介入了。近来才知晓，是朱旦华和水静同志陪子珍上山会毛泽东的。”③
我陪贺子珍在山上睡了一晚
朱旦华：在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具体安排下，我和水静7月7日下午两点多钟下山④，前往南昌接贺子珍。庐山到南昌路途倒不远，200里路，当时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一上车，水静就对我说，杨尚奎临行前特别强调，主席交代，不要让贺子珍知道上山是和他见面，恐怕贺子珍过于激动影响身体。我俩商定以“贺子珍是老红军，江西省委请她上山避暑”的理由，将她请上山。这顺利地得到贺子珍的同意。
7月8日下午3点，小车准时来到贺子珍（庐山）的住处，没有一个人发觉接贺子珍上了庐山，进入江西省委安排的庐山牯岭涵洞左侧的一家偏僻的小招待所“二十八号房间”。 当晚，水静离开贺子珍忙乎起来。她要向毛主席和杨尚奎汇报和安排有关事宜。我陪同贺子珍住在招待所同一卧室。
庐山的夜是那样的宁静，贺子珍喃喃自语，“我好悔！”我理解地点点头。
1949年6月认识贺子珍后，我到北京开会，在原中央妇委几位大姐那里了解了贺子珍离开延安的原因。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急性子。毛主席这个人喜欢开玩笑，是一个颇有幽默感的领袖，在延安受到了年轻人的空前爱戴。男青年和毛主席交谈，贺子珍欢迎；女青年跟毛主席说话，时间一长，就会使贺子珍不高兴，有时为此“闹”。毛主席和中央妇委大姐们都劝说过她，贺子珍总听不进去，疑心越来越重。
1937年初夏，有个外国女记者采访毛主席，中央几位同志一起请女记者喝酒。毛主席和那位女记者友好碰杯。贺子珍赶来，一把夺下毛主席的酒杯。主席当即对女记者表示歉意，不安地向对方说了我妻子没有文化，不了解国外一些习俗，请谅解之类的话。贺子珍感到毛泽东伤了她的自尊心，大闹了一场。晚上，毛主席认为贺子珍这样做，在外国记者眼里有损中国共产党形象，要贺子珍向组织做检讨，以免再犯。贺子珍更接受不了，觉得毛主席嫌弃她没有文化，偏不检讨，斗气离开延安，准备先到上海治病再到苏联学习，不让毛主席“小瞧”自己。贺子珍在心底还有一种愿望，希望靠自己的能力为党多做工作，而不是靠毛主席的招牌。
贺子珍离开延安时，毛主席曾真诚地劝她留下来，一段话说得情真意切，大意说自己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见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我现在的情况，同“左”倾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毛主席越这样说，贺子珍越感到自己受的委屈不得了，越要离开不可。在情感上，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走一个怪圈，不珍惜捧在手上的东西，总希冀或追寻得不到的东西。贺子珍就这样走了，离开了延安。
贺子珍到达西安不久，日本在上海开战，上海去不成了。贺子珍打算直接去苏联学习。毛主席再次托人带来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蔡大姐告诉我，李富春当时也在西安八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劝贺子珍，劝不动，贺子珍坚决要去苏联。西安八办只好安排她乘汽车去了兰州。毛主席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和打电报，请她返回延安，不要去苏联。贺子珍没有理会这个召唤。贺子珍有很倔强的一面，她执意去了新疆迪化，又到了苏联。
贺子珍在南昌休养时曾对我说过，毛主席三次挽留她，一是到西安后，毛主席的口信和电报；二是走到兰州，毛主席仍发电报挽留；三是贺子珍刚到苏联不久，毛泽东曾写一信：“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回信：“就此分手。”⑤
我望着贺子珍慢慢洗完脸，仰脸躺在床上，两眼大大地瞪着。
夜深了，贺子珍一声不吭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窗外。我想劝说点什么，又闭上了嘴。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两人，都是一代英杰，哥哥毛泽东更加伟大。与他们兄弟的爱恋和命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遇见了，要珍惜；离开了，要懂得忘却。忘却，有时候是新的理解、新的珍惜。忘却和珍惜，宛如庐山的山峰，又像窗外的风月。魅力，永远在似曾相识又不识之中，有意识的忘却，正体现了这种魅力之深蕴。
笔者：朱老，您说得充满了诗意和哲理。
朱旦华：傻孩子，真正的爱情都是哲理诗啊！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风光如此，人生如此，爱情也如此啊！
那一夜，我和贺子珍都没有睡着。一直到天亮，贺子珍两眼还是静静地望着窗外，轻轻地反复地说着三个字：“我好悔。”
第二天，贺子珍怎样去见毛主席，他们谈了什么，又怎样下山，我没有亲自陪同。贺子珍下山后一周左右，江青上了庐山。1959年在庐山上我和江青，还有她的随身护士、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的妻子李培君一起游山、照相。江青一直不知道贺子珍上山的事。
毛主席没有参加庐山“全体合影”之我见
朱旦华：1959年7月中下旬，庐山“神仙会”渐渐沾染了火药味。江西省委为这次会议准备的晚间休闲舞会，很快没有人光顾，准备的电影也没有什么人观看。参加会议的同志会上会下都在讨论和争论，清晨和傍晚都可见三五成群大声辩论的人。全国主要省份的第一书记大多上山了。各地人民公社的进度不同，各地方浮夸以及“共产风”的程度不同，各位领导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不同，在庐山会议中发生争论是自然的，争论得那么激烈，可能是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少见的。7月23日后，一种紧张的空气开始蔓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场外围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7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推迟了闭幕，接着又召开中央全会。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以后，各个楼前再也没有争论的同志，人人凝眉肃目。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约束不能随便打听。直至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中午闭幕，我才知道彭老总和张闻天犯了“错误”。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没有透露出来。
为期47天的会议终于结束了，江西省委负责会议后勤工作的同志轻轻地松了一口气。1959年庐山会议是解放后中央在庐山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上为期最长的一次中央会议。江西省参加会议、列席会议和为这次会议做各项工作的同志，都盼望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照张相，作个纪念。8月16日下午吃晚饭，大家就开始做邀请合影的准备工作。杨尚奎笑着吩咐我去请毛主席明天下午和江西同志合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朱旦华去请毛主席准行。”
我直摇头，说：“省委第一书记夫妇去最好。我去请周总理邓大姐，省妇联的工作报告正好问邓大姐意见呢。”回想起来，我当时有点怕在山上再见主席。在我与主席多次直接接触中，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主席是一个很念旧情、人情味很重的领导人。他和彭德怀是井冈山的老战友，长期战争岁月血的洗礼，使他们的感情非常人所能想象的那般醇厚深远，他们在庐山上表达的思想认识分歧，也非常人所断言的那般翻旧账、小心眼。我看过几本回忆和研究1959年庐山会议的书籍，感到脱离毛主席和彭老总那一代人的出生入死，脱离他们为党和人民甘洒热血的真理追求，是扭曲了这次庐山会议的。我当时认为，毛主席在庐山上的思索和痛苦，并不亚于彭老总。他不会愿意在照片中留下一种痛苦的表情。他不会来参加江西老表的合影。 笔者（点头）：现在您怎么看1959年庐山会议呢？⑥
朱旦华：彭德怀是我党历史上永远值得骄傲的革命家和铮铮铁汉；毛主席是伟大的开国领袖，是领导我们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奠基人和领导人。不应该一谈1959年庐山会议，就把两个人看成对立面。既要看到他们两人对大跃进的认识差别，又要看到他们对党和国家最高利益无限忠诚的统一，才能正确认识这次会议的冲突。1959年，我们党虽然执政了，但从战争中走出不久，横跨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痕迹，走过战争年代的痕迹都太厚太重！党内接纳不同意见的机制不可能健全，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机制尚没能建立。不能超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来简单要求所有参加和主持庐山会议的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不能倒转历史来评价和点评历史人物，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再往深看，这次庐山会议的后果，使毛主席对党内机制的感悟是很深刻的。1965年9月，毛主席安排彭德怀前往“三线”担任副指挥时曾见过一面，特别讲道“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后来又多次提倡“反潮流精神”，我的理解是可能都与1959年庐山会议有关。⑦
回到1959年8月18日下午，江西省委邀请中央政治局的各位领导几乎都请到了。如我所料，毛主席没有请到，他在8月18日上午提前离开了庐山。我和邵省长等人一起去180别墅⑧送行。在我们的要求下，毛主席和送行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照了一张相，毛主席的面部表情比较忧郁。
下午合影，彭老总没有请。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都来了，都不同意坐在安排好的中间位置，他们非要江西省委几位同志坐在第一排中央。刘少奇拿着烟说：“江西同志辛苦了，请坐中间。”杨尚奎不同意。周总理“一针见血”：“会议工作人员是在江西省委直接领导下工作嘛，江西省委同志不坐中间不对吧？”总理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杨尚奎反被将了一军，“谦虚”不得，只好要求江西领导同志前面就座。我竟被安排到前排显著位置。
“照了，一 —— 二 —— 三，好。”庐山上这张合影，每一张脸上都是笑容。刘少奇、周总理、杨尚奎、邵式平……照相馆特别印上一行字：公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于庐山。
注释：
①2000年9月10日、11日—13日上午，笔者多次访谈朱旦华，地点均在朱旦华家。
②2000年9月10日上午访谈，2002年及2004年8月26日再次访谈此事，地点均在朱旦华家中。（相关内容曾与水静等当事人核实。）
③《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第33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在2000年夏季朱旦华的回忆中，曾讲毛泽东是请她和曾志两人吃饭，后曾志退出。水静一人下山接贺子珍。她在山上等贺子珍，当晚住在一室。2004年后，又提及是和水静的回忆基本一致。作者曾于2000年、2001年、2003年多次采访水静。
⑤朱旦华两次谈此事略有差别。另一次讲，毛泽东寄到苏联信的大意是：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断了？贺子珍回信：是的。
⑥关于这个问题，2000年9月、2003年5月、2006年11月均与朱旦华同志作深入交谈，基本看法一致。
⑦这段是2006年11月就拙著《 庐山档案—— 与名人在庐山 》作访谈时的记录。
⑧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下榻“美庐”，当年编号河东路180号，山上简称“180”别墅。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