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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唱国歌，鸣放礼炮，在悲壮低回的变奏乐曲声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抗日英烈敬献花篮──这是2014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后的首个纪念日仪式。
悲壮的乐曲正是诞生于山西的《 在太行山上 》。它属于全中国人民，也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们，同时，作为一代战歌，《在太行山上》有着鲜明的时空指向。在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夕，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山西籍的、在山西工作战斗或牺牲的非晋籍英烈共有70多位。仅从这些姓名中，就能读出山西作为抗战圣地，中华民族的一代英豪在这块表里山河的土地上演绎出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三晋儿女在家乡，也在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各个抗日战场上，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多少壮丽史诗。每一个英烈的姓名都是一个跳动的音符，每一个英雄的故事都是一段宣叙的乐章。
一
礼炮14响，寓意着抗日战争经历了14年。即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抗日战火中鲜明地映现出冲锋陷阵在前、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三晋儿女们的光辉身影。山西人惯有的朴素爱国心、正义感再次喷发出来，为国捐躯也在所不辞。 “英烈名录”中共有山西籍英烈7名，他们是魏拯民、王远音、张仁槐、王凤山、马定夫、程仲一、马应元。
魏拯民（1909—1941，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1909年2月出生于太行山麓的屯留县，早年在家乡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往东北工作，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35年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任第二军政治委员。1936年7月，他与杨靖宇等一起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担任副总司令，为拯救民族日夜战斗在松花江上。1941年3月8日为国捐躯于林海雪原，留下了名言：“革命不能光靠勇敢和热情，还要有政治头脑，要有远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量打击敌人，咱们抗联的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做政治宣传员。”魏拯民被认定为吉林省的第一位中共省委书记。
王远音（1915—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山西五台人，1942年6月在河北肃宁县西张庄反“扫荡”斗争中，在身陷重围且重伤的情况下，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定襄张仁槐（1912—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共支部书记的他返回山西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6月23日，牺牲于冀中反“扫荡”战斗中。王凤山（1906—1942，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四军暂编四十五师师长），五台人，1942年率部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壮烈牺牲于晋西南。马定夫（1915—1943，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十旅三十团政治委员），榆社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43年7月23日，日伪军200余人偷袭南山枫子岭，他组织部队抗击敌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程仲一（1916—1944，中共晋绥分局绥南专署专员），五寨人，1944年2月10日晨，他为掩护战友突围而牺牲于战地。马应元（1921—1945，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民兵指导员兼飞行射击爆炸组组长），武乡人，枪法娴熟，曾一枪毙二敌，是闻名全县的民兵射击手，1945年1月，在马家庄突围战斗中，他落入敌手，敌人抓来其母亲和妻子劝其投降，均被拒绝，最终被敌杀害。
他们是山西抗日军民中的英烈代表！
二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山西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兴起。
地处华北屋脊，表里山河、形势完固的山西是北中国的锁钥，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已久。寇深祸亟的形势，守土保境的要求，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红军东渡黄河入晋，有力地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当时，山西在全国最早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毛泽东）“正是由于有了和阎锡山的成功合作，使得山西成了华北抗战的中心。”（薄一波）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山西吸引了全国各种爱国力量、各界精英汇聚，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全民抗战局面。“华北王”阎锡山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亢奋的句子：“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来自大江南北、太行西东，为着保卫我祖国，到这民族革命的中心。我们是民族革命的战士，我们是民族革命的先锋，担当起民族革命的使命，争取解放，促进民族复兴。快齐着脚步，抖起精神，领导民众，向前进攻，打倒侵略的日本，保障我民族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
“英烈名录”中有山西人民熟悉的张友清（1904—1942，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籍贯陕西）、左权（1905—1942，八路军前方总部副参谋长，籍贯湖南）、何云（1905—1942，《 新华日报 》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籍贯浙江）、董天知（1911—1940，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死队三纵队政治委员，籍贯河南）、李林（女，1915—1940，晋绥边区第十一行政公署委员，籍贯福建）、叶成焕（1914—1938，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籍贯河南）、赵崇德（1910—1937，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五八旅七六九团三营营长，籍贯河南）、郭国言（1913—1942，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籍贯湖北）等。张友清，青年时期就在太原参与领导了进步学生运动，曾任秘密的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在反“扫荡”战斗中被俘，英勇就义于太原；左权，协助指挥八路军粉碎日伪军“扫荡”，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的胜利，在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壮烈殉国；何云，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于辽县；董天知，当时是公开的中共山西省工委的主要成员，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总队的领导骨干，牺牲于潞城石平岭；李林，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从上海投笔从戎来到太原，曾在军政训练班学习，牺牲于平鲁县；赵崇德，率领战士炸毁日机24架，牺牲于代县阳明堡。 此外，曾经在山西奋战的英烈有：彭雪枫（1907—1944，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籍贯河南），从1936年红军东征时起即被指定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代表，在太原建立秘密工作站，与阎锡山当局保持着联络，后担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牺牲于河南夏邑；王根英（女，1907—1939，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政治指导员，籍贯上海），牺牲于河北南宫；范子侠（1908—1942，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十旅旅长兼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籍贯江苏），牺牲于河北沙河，等等。
他们正是推动山西抗日“特殊局面”形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与山西人民有着无限的深情厚义。
山西人民同样缅怀着那些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加美援华医疗队医生，牺牲于河北完县）、柯棣华（1910—1942，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牺牲于河北唐县）等国际主义战士，以及朝鲜义勇军、日本在华反战同盟的战友。他们在山西与中国抗日军民并肩抗战，显示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真诚团结和坚定意志。白求恩是晋东北军民爱戴的“白大夫”，他是1938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的，“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白求恩成为全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典范。
三
山西是第一个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结合，国民党正面作战与共产党山地游击战同时展开、相互支撑的抗日主战场。
关山万里，共赴国难，在炮火硝烟的中国第二战区──山西，从前的晋绥军、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桂军、滇军和工农红军，从四面八方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在这里用血肉筑成了新的长城。山西战地上留下了相继化为金星的国军将领背影：郑廷珍（1893—1937，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军独立五旅旅长，籍贯河南，牺牲于忻口战役中）、姜玉贞（1894—1937，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四军一九六旅旅长，籍贯山东，牺牲于原平保卫战中）、郝梦龄（1898—1937，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军军长，籍贯河北，牺牲于忻口战役中）、武士敏（1892—1941，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十八军军长，籍贯河北，牺牲于山西沁水）、王铭章（1893—1938，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籍贯四川，率师在晋抗战伤亡过半，牺牲于台儿庄战役中）、寸性奇（1895—1941，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十二师师长，籍贯云南，牺牲于中条山战役）、李家钰（1890—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籍贯四川，参加了忻口战役，牺牲于河南）等。
国民党军在山西正面战场上，万夫当关，堵截大道，节节抗击着日军的进攻，大同会战、原平保卫战、娘子关保卫战、忻口会战，从北到南，一直到中条山战役。无数将士宁死不屈纵身黄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四
在《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正面战场的意义，“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同时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八路军“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依托山西的太行山、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
三晋大地传遍了抗日的歌声，到处是一派“父送子，妻送郎，母亲叫儿打东洋”的抗日景象。以山西山地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形成西起大河上下、东达渤海之滨、北至长城内外、南到陇海铁路的广阔敌后战场，造成在更大范围内对日军的反“包围”，使敌后方变成了前线，使侵华日军的27个师团一半兵力陷于华北战场不能自拔。
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祥地、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各师部以及第二战区长官部的驻扎地，发挥着华北抗战的策源地和桥头堡的作用。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加入抗日队伍，文化人脱下长衫拿起了刀枪，妇女参加了妇救会，儿童组成了儿童团，连五台山上的僧侣也走出寺院加入了八路军。八年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由入晋时的1.1万余人发展到32万人，第一二师由入晋时的8000余人发展到8.5万余人，第一二九师由入晋时的9000余人发展到30余万人，三大根据地拥有民兵113万人。为了抗战，山西人民“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万众一心支持前线，源源不断地生产和供应着各种战需物资，承担了庞大的战争费用和后勤保障任务。
五
在首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仪式上，放飞了3500羽和平鸽，象征着我们要永远牢记在抗日战争中伤亡的3500万同胞。
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八年间，山西人民的伤亡总数共达2764364人，占抗战爆发前全省总人口的24.09%。据不完全统计，仅部队牺牲的指战员，晋察冀军区8万余人、晋冀鲁豫军区10万余人、晋绥军区4万余人。英烈300名，仅仅是“第一批”，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碧血沃河山，浩气传千古。69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高唱那悲壮的战歌──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责编 孟红）
悲壮的乐曲正是诞生于山西的《 在太行山上 》。它属于全中国人民，也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们，同时，作为一代战歌，《在太行山上》有着鲜明的时空指向。在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夕，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山西籍的、在山西工作战斗或牺牲的非晋籍英烈共有70多位。仅从这些姓名中，就能读出山西作为抗战圣地，中华民族的一代英豪在这块表里山河的土地上演绎出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三晋儿女在家乡，也在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各个抗日战场上，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多少壮丽史诗。每一个英烈的姓名都是一个跳动的音符，每一个英雄的故事都是一段宣叙的乐章。
一
礼炮14响，寓意着抗日战争经历了14年。即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抗日战火中鲜明地映现出冲锋陷阵在前、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三晋儿女们的光辉身影。山西人惯有的朴素爱国心、正义感再次喷发出来，为国捐躯也在所不辞。 “英烈名录”中共有山西籍英烈7名，他们是魏拯民、王远音、张仁槐、王凤山、马定夫、程仲一、马应元。
魏拯民（1909—1941，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1909年2月出生于太行山麓的屯留县，早年在家乡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往东北工作，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35年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任第二军政治委员。1936年7月，他与杨靖宇等一起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担任副总司令，为拯救民族日夜战斗在松花江上。1941年3月8日为国捐躯于林海雪原，留下了名言：“革命不能光靠勇敢和热情，还要有政治头脑，要有远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量打击敌人，咱们抗联的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做政治宣传员。”魏拯民被认定为吉林省的第一位中共省委书记。
王远音（1915—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山西五台人，1942年6月在河北肃宁县西张庄反“扫荡”斗争中，在身陷重围且重伤的情况下，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定襄张仁槐（1912—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共支部书记的他返回山西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6月23日，牺牲于冀中反“扫荡”战斗中。王凤山（1906—1942，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四军暂编四十五师师长），五台人，1942年率部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壮烈牺牲于晋西南。马定夫（1915—1943，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十旅三十团政治委员），榆社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43年7月23日，日伪军200余人偷袭南山枫子岭，他组织部队抗击敌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程仲一（1916—1944，中共晋绥分局绥南专署专员），五寨人，1944年2月10日晨，他为掩护战友突围而牺牲于战地。马应元（1921—1945，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民兵指导员兼飞行射击爆炸组组长），武乡人，枪法娴熟，曾一枪毙二敌，是闻名全县的民兵射击手，1945年1月，在马家庄突围战斗中，他落入敌手，敌人抓来其母亲和妻子劝其投降，均被拒绝，最终被敌杀害。
他们是山西抗日军民中的英烈代表！
二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山西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兴起。
地处华北屋脊，表里山河、形势完固的山西是北中国的锁钥，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已久。寇深祸亟的形势，守土保境的要求，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红军东渡黄河入晋，有力地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当时，山西在全国最早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毛泽东）“正是由于有了和阎锡山的成功合作，使得山西成了华北抗战的中心。”（薄一波）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山西吸引了全国各种爱国力量、各界精英汇聚，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全民抗战局面。“华北王”阎锡山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亢奋的句子：“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来自大江南北、太行西东，为着保卫我祖国，到这民族革命的中心。我们是民族革命的战士，我们是民族革命的先锋，担当起民族革命的使命，争取解放，促进民族复兴。快齐着脚步，抖起精神，领导民众，向前进攻，打倒侵略的日本，保障我民族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
“英烈名录”中有山西人民熟悉的张友清（1904—1942，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籍贯陕西）、左权（1905—1942，八路军前方总部副参谋长，籍贯湖南）、何云（1905—1942，《 新华日报 》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籍贯浙江）、董天知（1911—1940，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死队三纵队政治委员，籍贯河南）、李林（女，1915—1940，晋绥边区第十一行政公署委员，籍贯福建）、叶成焕（1914—1938，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籍贯河南）、赵崇德（1910—1937，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五八旅七六九团三营营长，籍贯河南）、郭国言（1913—1942，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籍贯湖北）等。张友清，青年时期就在太原参与领导了进步学生运动，曾任秘密的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在反“扫荡”战斗中被俘，英勇就义于太原；左权，协助指挥八路军粉碎日伪军“扫荡”，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的胜利，在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壮烈殉国；何云，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于辽县；董天知，当时是公开的中共山西省工委的主要成员，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总队的领导骨干，牺牲于潞城石平岭；李林，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从上海投笔从戎来到太原，曾在军政训练班学习，牺牲于平鲁县；赵崇德，率领战士炸毁日机24架，牺牲于代县阳明堡。 此外，曾经在山西奋战的英烈有：彭雪枫（1907—1944，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籍贯河南），从1936年红军东征时起即被指定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代表，在太原建立秘密工作站，与阎锡山当局保持着联络，后担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牺牲于河南夏邑；王根英（女，1907—1939，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政治指导员，籍贯上海），牺牲于河北南宫；范子侠（1908—1942，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十旅旅长兼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籍贯江苏），牺牲于河北沙河，等等。
他们正是推动山西抗日“特殊局面”形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与山西人民有着无限的深情厚义。
山西人民同样缅怀着那些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加美援华医疗队医生，牺牲于河北完县）、柯棣华（1910—1942，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牺牲于河北唐县）等国际主义战士，以及朝鲜义勇军、日本在华反战同盟的战友。他们在山西与中国抗日军民并肩抗战，显示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真诚团结和坚定意志。白求恩是晋东北军民爱戴的“白大夫”，他是1938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的，“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白求恩成为全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典范。
三
山西是第一个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结合，国民党正面作战与共产党山地游击战同时展开、相互支撑的抗日主战场。
关山万里，共赴国难，在炮火硝烟的中国第二战区──山西，从前的晋绥军、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桂军、滇军和工农红军，从四面八方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在这里用血肉筑成了新的长城。山西战地上留下了相继化为金星的国军将领背影：郑廷珍（1893—1937，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军独立五旅旅长，籍贯河南，牺牲于忻口战役中）、姜玉贞（1894—1937，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四军一九六旅旅长，籍贯山东，牺牲于原平保卫战中）、郝梦龄（1898—1937，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军军长，籍贯河北，牺牲于忻口战役中）、武士敏（1892—1941，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十八军军长，籍贯河北，牺牲于山西沁水）、王铭章（1893—1938，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籍贯四川，率师在晋抗战伤亡过半，牺牲于台儿庄战役中）、寸性奇（1895—1941，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十二师师长，籍贯云南，牺牲于中条山战役）、李家钰（1890—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籍贯四川，参加了忻口战役，牺牲于河南）等。
国民党军在山西正面战场上，万夫当关，堵截大道，节节抗击着日军的进攻，大同会战、原平保卫战、娘子关保卫战、忻口会战，从北到南，一直到中条山战役。无数将士宁死不屈纵身黄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四
在《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正面战场的意义，“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同时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八路军“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依托山西的太行山、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
三晋大地传遍了抗日的歌声，到处是一派“父送子，妻送郎，母亲叫儿打东洋”的抗日景象。以山西山地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形成西起大河上下、东达渤海之滨、北至长城内外、南到陇海铁路的广阔敌后战场，造成在更大范围内对日军的反“包围”，使敌后方变成了前线，使侵华日军的27个师团一半兵力陷于华北战场不能自拔。
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祥地、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各师部以及第二战区长官部的驻扎地，发挥着华北抗战的策源地和桥头堡的作用。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加入抗日队伍，文化人脱下长衫拿起了刀枪，妇女参加了妇救会，儿童组成了儿童团，连五台山上的僧侣也走出寺院加入了八路军。八年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由入晋时的1.1万余人发展到32万人，第一二师由入晋时的8000余人发展到8.5万余人，第一二九师由入晋时的9000余人发展到30余万人，三大根据地拥有民兵113万人。为了抗战，山西人民“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万众一心支持前线，源源不断地生产和供应着各种战需物资，承担了庞大的战争费用和后勤保障任务。
五
在首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仪式上，放飞了3500羽和平鸽，象征着我们要永远牢记在抗日战争中伤亡的3500万同胞。
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八年间，山西人民的伤亡总数共达2764364人，占抗战爆发前全省总人口的24.09%。据不完全统计，仅部队牺牲的指战员，晋察冀军区8万余人、晋冀鲁豫军区10万余人、晋绥军区4万余人。英烈300名，仅仅是“第一批”，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碧血沃河山，浩气传千古。69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高唱那悲壮的战歌──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责编 孟红）